时间进入1972年，从总的形势来讲，国家仍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之中。但在林彪九一三事件后，全国开展了“批林整风”运动，揭发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中央开始在一定限度内调整某些政策，恢复一些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老同志的名誉，并把一大批下放劳动或“靠边站”的党政军负责干部重新安置到领导岗位。部分行业的调整整顿工作开始着手，国家经济建设逐步恢复正常秩序并开始显露生机。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为了适应北京对外交往对外语的需求，也为了满足在大学停止招生、学校停课后广大干部群众和学生学习外语、学习文化知识的渴求，从1972年6月起，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着手筹办业余外语广播讲座。
台里研究、起草了开办业余外语广播讲座的专题报告，报告经中央广播事业局报到中央之后，7月18日，周恩来总理亲自作出了重要批示：“北京广播外语讲座，一经出现，影响极大。请于7月下旬先将第一月教材稿、教师播讲录音，送外交部由浦寿昌、章含之、唐闻生三同志组织审查，肯定可用后，再在8月中旬于北京开课。”
周总理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开办外语广播讲座作出的这一重要批示，高屋建瓴，对推动群众学习外语，培养外语人才，适应对外工作的需要，特别是体现中国同国际社会加强联系和友好交往的姿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周总理的关心重视，也给了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领导和干部职工以极大的鼓励和鞭策。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在接到周总理的重要批示后，对如何落实总理批示，搞好外语广播讲座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台里决定把筹备外语广播讲座的工作交给编辑部的专题组负责，徐宏是组长，我当时也在这个组工作，具体联络这个节目筹备工作的是张大祯。台领导把这项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除了协调必要的人力参与组织工作外，还打报告向中央广播事业局申请一套频率，用1480千赫专门播出北京电台第4套节目《英语广播讲座》。
教材的编写和教师的播讲都由北京外国语学院承担，学校按照广播讲座教学的要求，编写了专用的教材。前期参加讲课的是张冠林和屠蓓两位老师。他们按照学校编写并经外交部审定的教材进行备课，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接他们定时到电台录音室录音。教材编写适合大众学英语的需要，两位老师也是学校精心挑选出来的，英语讲得非常标准且十分动听。录制出第一批教学磁带后，送外交部审查很快便得到通过。
1972年10月2日，《业余外语广播讲座（英语初级班）》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正式开始播出，立即受到社会的热烈欢迎。英语初级班开课时，60万册教材在新华书店很快被抢购一空，连续加印了3次才满足需求；市场上收音机的销售量也因此而猛增。这充分反映出在经过“文化大革命”动乱后人民群众对学习的迫切需要。节目开播后，在天津也产生很大影响。天津人民广播电台为满足听众的需要，提出让北京电台提供教材及老师的讲课录音，在天津广播电台播出，天津电台几乎与北京同步播出了这一节目。随后全国几十家广播电台采用北京电台的录音磁带和教材，陆续开办了英语广播讲座。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这一举动，果然如周总理批示所预料的那样，“影响极大”。世界上四大通讯社美联社、合众社、路透社、法新社迅速发了消息。他们似乎从这一现象中预感到了中国社会生活将发生的变化。
北京和各地的广大听众也非常欢迎这个讲座，非常喜爱讲课的老师。1973年4月的一天，台里要我陪张冠林、屠蓓两位老师去北京维尼纶厂开座谈会，听取对英语广播讲座的意见。我和两位老师从广播电台坐公共汽车到北京站，从北京站坐火车到顺义牛栏山车站，下车后步行半个小时来到了北京维尼纶厂。厂里知道英语广播讲座的张冠林、屠蓓两位老师要来，就像过节一样热闹。收听过英语广播讲座的工人和干部把两位老师团团围住，问长问短，用刚学到的简单的英语同老师对话。在座谈会上，大家对北京电台开办英语讲座节目给予高度评价，赞扬两位老师的课讲得好。厂里的领导和工人们都向我反映，希望北京电台把外语广播讲座节目继续办下去。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继开办英语初级班之后，遵循“从生活语言入手，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普及为主，兼顾提高；为现代化建设服务，为普及外语服务”的节目方针，根据听众要求和社会需要，先后开办了从少年儿童到成年人，从初级班到高级班，从基础课到听说课，从英语到日语、法语、俄语等多层次、多语种的外语广播讲座。1985年底，开办了具有中级英语水平的《出国人员实用英语会话》讲座，由外籍教师播讲，受到热烈欢迎。1988年10月，北京电台和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联合举办的《每日英语》又引起了强烈反响，开办这一讲座的消息一公布，两天内8万册教材就销售一空。
在中国广播宣传史上，1972年10月2日开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业余外语广播讲座（英语初级班），是全国第一个开办的学外语广播讲座节目，由此拉开了群众学外语活动的序幕。广播电台的外语广播讲座，使不少有志于学习外语的人受益。
台里研究、起草了开办业余外语广播讲座的专题报告，报告经中央广播事业局报到中央之后，7月18日，周恩来总理亲自作出了重要批示：“北京广播外语讲座，一经出现，影响极大。请于7月下旬先将第一月教材稿、教师播讲录音，送外交部由浦寿昌、章含之、唐闻生三同志组织审查，肯定可用后，再在8月中旬于北京开课。”
周总理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开办外语广播讲座作出的这一重要批示，高屋建瓴，对推动群众学习外语，培养外语人才，适应对外工作的需要，特别是体现中国同国际社会加强联系和友好交往的姿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周总理的关心重视，也给了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领导和干部职工以极大的鼓励和鞭策。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在接到周总理的重要批示后，对如何落实总理批示，搞好外语广播讲座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台里决定把筹备外语广播讲座的工作交给编辑部的专题组负责，徐宏是组长，我当时也在这个组工作，具体联络这个节目筹备工作的是张大祯。台领导把这项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除了协调必要的人力参与组织工作外，还打报告向中央广播事业局申请一套频率，用1480千赫专门播出北京电台第4套节目《英语广播讲座》。
教材的编写和教师的播讲都由北京外国语学院承担，学校按照广播讲座教学的要求，编写了专用的教材。前期参加讲课的是张冠林和屠蓓两位老师。他们按照学校编写并经外交部审定的教材进行备课，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接他们定时到电台录音室录音。教材编写适合大众学英语的需要，两位老师也是学校精心挑选出来的，英语讲得非常标准且十分动听。录制出第一批教学磁带后，送外交部审查很快便得到通过。
1972年10月2日，《业余外语广播讲座（英语初级班）》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正式开始播出，立即受到社会的热烈欢迎。英语初级班开课时，60万册教材在新华书店很快被抢购一空，连续加印了3次才满足需求；市场上收音机的销售量也因此而猛增。这充分反映出在经过“文化大革命”动乱后人民群众对学习的迫切需要。节目开播后，在天津也产生很大影响。天津人民广播电台为满足听众的需要，提出让北京电台提供教材及老师的讲课录音，在天津广播电台播出，天津电台几乎与北京同步播出了这一节目。随后全国几十家广播电台采用北京电台的录音磁带和教材，陆续开办了英语广播讲座。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这一举动，果然如周总理批示所预料的那样，“影响极大”。世界上四大通讯社美联社、合众社、路透社、法新社迅速发了消息。他们似乎从这一现象中预感到了中国社会生活将发生的变化。
北京和各地的广大听众也非常欢迎这个讲座，非常喜爱讲课的老师。1973年4月的一天，台里要我陪张冠林、屠蓓两位老师去北京维尼纶厂开座谈会，听取对英语广播讲座的意见。我和两位老师从广播电台坐公共汽车到北京站，从北京站坐火车到顺义牛栏山车站，下车后步行半个小时来到了北京维尼纶厂。厂里知道英语广播讲座的张冠林、屠蓓两位老师要来，就像过节一样热闹。收听过英语广播讲座的工人和干部把两位老师团团围住，问长问短，用刚学到的简单的英语同老师对话。在座谈会上，大家对北京电台开办英语讲座节目给予高度评价，赞扬两位老师的课讲得好。厂里的领导和工人们都向我反映，希望北京电台把外语广播讲座节目继续办下去。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继开办英语初级班之后，遵循“从生活语言入手，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普及为主，兼顾提高；为现代化建设服务，为普及外语服务”的节目方针，根据听众要求和社会需要，先后开办了从少年儿童到成年人，从初级班到高级班，从基础课到听说课，从英语到日语、法语、俄语等多层次、多语种的外语广播讲座。1985年底，开办了具有中级英语水平的《出国人员实用英语会话》讲座，由外籍教师播讲，受到热烈欢迎。1988年10月，北京电台和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联合举办的《每日英语》又引起了强烈反响，开办这一讲座的消息一公布，两天内8万册教材就销售一空。
在中国广播宣传史上，1972年10月2日开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业余外语广播讲座（英语初级班），是全国第一个开办的学外语广播讲座节目，由此拉开了群众学外语活动的序幕。广播电台的外语广播讲座，使不少有志于学习外语的人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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