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东流去》------ 献给我的祖辈，献给那些淹没的城市和故事 （六）

爷爷去世十几年后，我诞生在重庆。我前后回过三次万县，在它消失以前。第一次是三岁半的时候随父亲去上海出差，顺路经过，印象里只剩黑夜的街道和几点晃动的灯火，别无他物。

第二次，其实也是唯一完整的回乡，发生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夜晚从江渝轮上下来，寒风中缩着头，随大人穿过二马路，进入吉祥街黑黝黝的长巷。推开路灯下几重深重的大门，我眼前看见的是一个破旧不堪的四合院。后来在我题名为《回乡》的作文里写到“阳光下，院子里，奶奶养的一只老母鸡带着它的一群小鸡，慢吞吞地走过……”被老师表扬说感情细腻，字里行间蕴藏了慈母深情，那篇作文因此还得了奖。可那些都是我编出来的，真实的祖宅在那晚月光下渗透着一种令小孩害怕的凄凉，两厢悄然无声，天井中央有一口废井填成的花坛，上面用水泥砌了一个四方池子，茂密的水草和青苔之间，金鱼一闪而过的红色，是冷月清辉下唯一的鲜活。张爱玲说，凄凉的感觉是“探头往大门里瞧一眼，却见月光下一座幽深的老宅院”，我印象中的祖宅便是如此。

在这冰冷的小院里，住着我同样冰冷的奶奶。我跟她从不亲昵，我甚至在与她短暂的相处中，尝试以小孩的刻薄回报她的冷漠。即使是在她其它的孙子孙女绕膝乞欢的时刻，我也只是安静地观察着这个神秘的老太婆。而如今，当她在我的笔墨中，在云阳客栈的柜台前翩然复活，她只有我现在一半的年纪，那么年轻，又那么传奇，我对她充满了好奇，却再也无从靠近。

那次万县寻根之后，情怀浪漫的小学生回到重庆就悄悄给自己取了一个新的名字，跟从着老太太的姓氏，用了家谱中属于我的字辈——“于家亨”，这就是我给自己设计的名字，当这渗透着浓重旧社会腐朽气息的名字被我父母发现于所有的课本和字典封面上时，理工作风的他们强烈地批判了我这一矫揉造作，且不合伦理规范的行为。

第三次回万县，我十九岁，已经是在大学暑假当导游打工的时期，和一帮嘻嘻哈哈的同龄女孩，带着一个台湾记者团去报道即将淹没的三峡。第一天晚上游轮停靠万县港，一位万县本地的领导在城中酒楼设宴款待了我们。席间因得知我是重返故里，又提及我那比较稀罕的姓氏，该领导便随口问我会不会与从前的成康家有什么渊源。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领导兴奋不已，赞美之词中用了不少类似历史，骄傲，光荣的字眼。那是我第一次从外人的口中听到这样的话，心里不免得意。吃好喝好，我便随着旅行团匆匆离开了万县，我没有时间去探望我已近灯枯的奶奶 。当然，即便有时间，我也未必会去。

在我离开中国后的十个年头里，三峡大坝开始分期蓄水，直至一百七十五米水位。在“舍小家为国家”的旗号下，二十六万万县人，揣着他们微薄的安置费，怀抱着年幼的子女，牵着老泪纵横的双亲，举着烟熏火燎过的祖宗牌位，绝别了他们世世代代血脉相连的原籍，迁往未知的他乡。到二零零六年的十月，传统意义上的整个万县老城，包括杨家街口，二马路，武显庙，吉祥街……这些记载了成康整部历史的街道，已经全部淹没于水下几十米深处的地方。在我爷爷和奶奶经历了恩怨情仇，成败兴衰，生离死别的那座城市的上方，长江水正以它千载不变，无可阻挡的姿势，滚滚东流而去。

大批的万县人移民走了，剩下的人沿山势往上修建起新的街道和房屋。我爷爷葬在半山腰上的遗骨被一根根收拾起来，和我奶奶的骨灰合墓，葬在了万县城外高峰场，一处青翠的农田之间。这块自留地的主人，他们当年收养的那个瘌痢头的丫头桃春，最终反过来收留了他们，并终生守护在旁。

这就是万县成康家的故事，万言以记，遥祭我不曾见面的爷爷，不曾亲近的奶奶，和不曾好好告别的原乡故土。

多年以后，我也许还会想象十九岁的自己，站在万县老城那长长的天梯上，身边旅人归客，无不行色匆匆，眼前长江洪流无声，两岸苍烟四合。不知是哪艘轮船离了港，“嘟——”地一声拉响汽笛，笛声沉闷却悠长，天地间回荡不绝，象一声依依不舍的道别……余音中，我分明看到，那对新婚燕尔的年青夫妇，正携手登岸，背负着他们的包裹和梦想，沿着码头一望无尽的长阶，说着，笑着，走进城来。（完）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 唐.崔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