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外交反思录
引言
一边倒和中苏同盟
朝鲜战争和与世隔绝
中苏反目与外交孤立
全力援越与对越自卫反击战
欧洲社会主义明灯的熄灭
睦邻外交与对印度的自卫反击战
对日关系
台湾问题对中国外交的影响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和全国人民对于建国以来，毛主席推行的左的错误路线在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错误决策，比较多的进行了反思，从而确立了以经济建设项目为中心，以改革者开放为动力的正确方针，为中国经济的起飞，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在外交方面，极左路线同样也造成了不少外交上的失误和挫折，给中国人民带来苦难，但是对于外交方面的错误决策，却没有或者很少进行反思。个中原因，我想不外乎有以下几点，执政者是怕对过去外交政策的反思会影响到中国在国际上的伟大形象。 再是有不少中国人认为外交和自己的生活、权利关系不大，而不太关心。
而实际上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会极大地影响国家的安全、尊严、经济发展和国民的生活。外交和内政是密不可分的，是全社会应该关注的大事,在民主国家外交政策是国民关心的头等大事，批评政府的外交政策是很平常的事情。
纵观建国数十年的中国外交，可以发现有以下几个特点：
新中国外交事务的特点，一是政策是由中央少数领导决定的，其中，毛泽东更起了决定性作用，国民对国家的外交政策的制定没有一点知情权，更没有发言权。也没有经过专家学者的论证，虽然中国也有外交学院，有许多专家、教授，但他们的任务只是在政策确定公布之后做一些解释工作。不能做到集思广益，当然容易产生失误。
新中国外交的另一个特点，是对外关系完全服从于领导人的意识形态，为了实现马列主义“解放”全人类的理想，可以不惜牺牲本民族、本国人民的利益。（被称之为暂时利益或局部利益）这与其他独立国家不同，其他独立国家虽然也参加某一集团，但是外交政策的制订,主要是以本国、本民族的当前和长远利益为出发点，其次才考虑集团的利益。即使是前苏联，何尝不是这样。
国家的外交政策，也有一个是以人为本，还是以意识形态为本的问题，理想与现实的位置如何摆放的问题。
新中国外交最后一个特点是，重所谓国家形象、声望，和民族感情，而甚于国家、人民的实际利益。国家的形象、声望当然非常重要，但主要要靠国家的实力来体现，民富自然国强，民富国强，在国际上的威望自然提高。求虚名而不讲实利，结果只能适得其反。
在世界出现新的形势、格局的今天，我认为，反思以往的外交政策，事件，总结经验教训是非常迫切需要的,由此可以使我们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采取比较正确、灵活、适宜的对外政策，以维护国家利益、世界和平和正义，创造中国良好的发展环境，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和地位。
这一工作，当然要由掌握资料的专家学者来做，但是遗憾的是，我发现现在关于毛泽东的外交政策和实践的文章，有不少往往只歌颂伟大成就，讳避历史事实，不根据事实反思其错误和失策，有的虽然披露了事实，但仍戴着有色眼镜来看，文过饰非，这对国家并没有好处。
本人既非专家，亦非学者，所掌握的资料也很少，本文不过是抛砖引玉，谈谈自己的一些不成熟的想法而已，谬误之处想不可免，望识者指正
一。 一边倒和中苏同盟
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国的外交实行一边倒，倒向苏联一边，毛泽东在建国前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正是这样，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年的经验教给我们的，......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当时，他认为世界上只存在着两个阵营，非此即彼。
现在的问题是，第三条道路真的没有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世界要比毛想象的复杂得多，就在当时，信仰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的铁托，就走的就是第三条道路，虽然被苏联和中国骂为叛徒，帝国主义走狗，但仍然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南斯拉夫一个多民族的小国能做到，中国是一个大国为什么不可能做到呢？而且以后独立的亚非拉许多国家如印度、埃及等，都基本上走第三条道路，即不结盟的，独立的道路，中国在和苏联交恶之后不是也走这一道路吗？
再一个问题是一边倒对中国有利，还是中间道路对中国有利？现在看来一边倒对中国利少弊多。
首先，我们一边倒向苏联，但苏联并没有以平等待我，孙中山先生的经验是说要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苏联和斯大林以大国沙文主义（实际是就是老的殖民主义）的态度对待中国，丝毫没有平等待我的观念，一点也没有想实现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时所宣布的放弃一切不平等条约和权利的承诺，反而要攫取更大的利益，名义上是为了社会主义阵营，实则为了本国的私利，在1945年初的雅尔塔会议上，英美要求苏联出兵中国东北， 以加速日本投降，结束战争，苏联趁机要挟，要求在战后重新获得沙俄在中国的利益：取得旅顺军事基地，在东北驻军，得到中长铁路（满州里至大连）的经营权，要中国承认蒙古独立，正式将蒙古从中国分裂出去，成为它的殖民地，此外还要获得在新疆的一些权益。英美两国为了他们本国的利益，减少战争的人员伤亡，早日取得战争胜利，休养生息，而出卖中国的利益。在英美苏三强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被迫与之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在得到这些利益后却迟迟不肯出兵，直到8月6日，美国在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苏联于8月8 日才匆匆忙忙对日本宣战，以夺取胜利果实。
苏联对旧中国的态度是如此，对新中国也好不到那里去，4 9 年末，建国伊始，毛泽东以新中国元首身份访问苏联，想与之签订新的同盟条约，争取援助，开始斯大林非常冷淡，认为是中国有求于它，以为和国民党政府已经签了条约，得到了想得到的一切，不想另签新约，让毛堂堂一国元首，在莫斯科坐了许多天冷板凳，只是后来得到情报，英、法两国准备承认中国，而且了解到中方的一边倒的政策，会全盘接受苏联开出的条件以换取援助，才对毛热情起来。最后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两个中苏同盟条约在屈辱程度上稍有不同，但基本内容是一样的，那就是：承认蒙古“独立”，使用旅顺军港，大连港为自由港苏联有优惠权，有中长铁路的经营权。虽然后一个条约规定，至迟到1952年这些权利都得归还中国，但实际上，根本未按期归还，经过多次交涉，直到1957年，赫鲁晓夫提出搞缓和，才把上述权利归还中国。作为一个战胜国，为反法西斯战争作出巨大牺牲的中国，战后却落得如此下场，这和日俄战争后，日本接收沙俄在东北的权利，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接收德国在山东的权利一样，都是国家的奇耻大辱。后一事件，还引出了影响深远的五。四爱国运动。
国民党被迫签订这一丧权辱国的条约，是因为考虑到战后要和共产党争天下，需要英美的援助，又想通过此条约争取苏联不援助中共，经过反复的争取，最后终于屈服。这是典型的兄弟阋于墙而外侮至。（此后，台湾国民党政府又通过联合国废止了这一条约，至今不承认蒙古独立，但这已经是马后炮了。）
在签后一个条约时，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对中国相当有利，中共已经接近统一大陆，美国政府对蒋介石已经不再援助，从中国撤退，而试探与新中国建立关系，英法等欧洲国家也想承认中国，以维持其在中国大陆的商业利益。确定苏联得到这些权利的雅尔塔协定，根本可以不加考虑，新中国废止了国民党政府与外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当然也可以废止不平等的中苏同盟条约，对于苏联要得到沙俄被日本夺去的在中国的权利，中方更可以列宁的宣言加以反驳。所以如果这时中国提出废止前一同盟条约的出让权利的条款，而代之以比较平等互利的条款，在全国人民的支持和世界各国的声援下，不是不可能的。在后一同盟条约中，苏联要外蒙古独立,占据旅顺、大连，中长路的理由，是防止日本东山再起，而实际上日本在美国占领之下，实行了民主政治，制定了和平宪法，已经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再次侵略扩张。所以这一理由是站不住脚的，明显是一个借口。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做，椐当事人回忆，谈判非常顺利,几乎没有什么争议，痛快地接受了前一条约的所有丧权条款，只是得到了苏联的三亿美元的低息贷款,苏联斯大林为了表示优惠，利息定为1%，比对东欧国家（2%）低，而毛泽东还打电话给斯大林说利息太低了，要求提高利率,连斯大林也觉得好笑。
直到中苏对立，苏联在蒙古大量驻军，从中蒙边境到中国首都北京，坦克只有一、二十小时的路程，对中国构成严重威胁。才认识到到这一条约的危害，但为时已晚。
一边倒，使中国人民并没有真正站起来，而是向苏联一边倒了下去，成了苏联的小弟。（我们一直称苏联为老大哥）
一边倒使我们成为苏联扩张势力的急先锋，被拖入朝鲜战争，越南内战，在生命财产方面付出沉重代价。
一边倒，使我国和西方发达国家严重对立，断绝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一切来往，二战以后西方国家经济繁荣、科技发展的成果，丝毫也享受不到。
一边倒，使我们的教育、科技、以至文学艺术都深受影响，第一外语改成俄语，学术和科学技术，只能接受苏联的一套比较落后的理论与技术。影响了中国科技的进步。
一边倒使我们在工业、国防方面严重依赖苏联，所以当苏联撤退全部专家时必然受到严重影响。
如果我们不是一边倒，而走中间道路，象印度和东南亚国家，美国和苏联就都要竭力拉拢我们，防止我们一边倒，我国的安全就更有保障，就会有更多、条件更优惠的援助，引进更先进的科技，中国的经济会发展得更快，人民的生活会更好，就象八十年代一样。
究其所以没有形成这样的局面，是由于毛的意识形态所决定的。毛没有看到二战后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的变化，联合国的成立，联合国宪章的诞生，说明了资本主义世界已经抛弃老的殖民主义，转向自由主义经济，着力于科技发展和自由贸易。但毛信守马列过时的教条：帝国主义是腐朽没落的，是要发动侵略战争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势不两立、不能和平共处的。他的名言是：“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他天真地以为苏联领导人也会象他一样把意识形态置于国家利益之上，而不知道外交上的一个常识：没有永久的友谊，只有永久的利益。
当然 世界经过了几十年的风云变幻，再讨论这个设想，会有事后诸葛亮之讥，但是 ，要说当时建国之初，毛的一边倒的外交决策是什么开创了中国的独立自主外交路线，是什么伟大贡献，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溢美之词，其中的教训也值得中国人民深思
二。 朝鲜战争与与世隔绝
关于朝鲜战争，过去只知道，是美国和南朝鲜李承晚挑起战争，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中国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派志愿军入朝参战，取得了伟大胜利。
现在由于前苏联外交档案的解密，使我们了解到事实并非如此。据中国学者沈志华对该批档案局的研究，（见：朝鲜战争爆发的历史真相—来自俄国解密档案的新材料一文）实际经过是这样的：
北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在1949年，就积极做苏联斯大林和中国毛泽东的工作，要求武力统一朝鲜半岛。当时斯大林不同意，认为没有准备好，毛也表示不同意，因为中国还未结束内战。
50年1月30日 斯大林同意金日成的统一朝鲜的计划，并由苏联军事部门参与作战计划、方案的制订。进入了准备阶段。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苏联从朝鲜撤出全部顾问。
50年5 月14日，苏联外长维辛斯基转来斯大林给毛泽东的电报，称：：“在与朝鲜同志的会谈中，菲利波夫同志（苏驻朝鲜大使）和他的朋友们提出，鉴于国际形势已经改变，他们同意朝鲜人关于实现统一的建议。同时补充一点，这个问题最终必须由中国和朝鲜同志共同解决，如果中国同志不同意，则应重新讨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会谈详情可由朝鲜同志向您讲述。”以征求意见的方式，把援助朝鲜统一的责任推给了中国。 本来毛是不想冒与美国直接对抗的风险的，但在斯大林的压力下，又出于壮大社会主义阵营的理想，在与朝鲜会谈中同意了他们统一计划，并答应给予援助。将解放军中三个朝鲜族组成的师，（约四万人）和全部装备交给北朝鲜，这三个有战斗经验和战斗力的部队，成为进攻南韩的主力。
金日成开始认为美国不敢出兵，可以轻取南朝鲜，几个星期解决问题。所以也不想让中国多参与，（其心态也耐人寻味）准备工作的情况，发动进攻的日期也未通知中国方面，6月25日，毛泽东是在报纸上看到战争爆发的消息的，对此也十分不满。
以后的情况就是众所周知的了，战争爆发后美国很快参战，开始时北朝鲜果然进展神速，把美军快赶到海里去了。紧接着，美军在仁川登陆，来个包抄，人民军溃不成军，美军趁机跨过三八线，也想趁此机会消灭北朝鲜政权。在此情况下，金日成向中国告急，斯大林也催促中国出兵，毛经过再三考虑后最后决定出兵。
10月19日，百万解放军以志愿军的名义跨过鸭绿江参战，经过志愿军浴血奋战，不怕牺牲，把美军赶回三八线。1953年7 月27日在板门店签订停战协定，结束战争。
三年战争双方均投入巨大兵力，中国有190万志愿军进入朝鲜作战，经常保持130万的军力，联合国军最大兵力60万人，双方均损失惨重，中国志愿军阵亡15万多人，伤数十万，（另有资料说还有十多万民工死亡，未得到官方证实）美军阵亡5万多人。中国战费化了62亿人民币，（当时全国一年的财政支出支出仅一百多亿元）美国则化了200亿美元。南北朝鲜双方的人员伤亡在百万以上，财产损失更大。双方付出了这样巨大代价，最后仍回到战争开始的地方。
在双方对战争的成果评价上，美国认为没有取得胜利，但也没有失败，毕竟保住了南朝鲜。
而中国则认为是取得了了伟大胜利，认为自己打败了美国，逼美国在停战协议上签字。中国把美军从鸭绿江边打回三八线，保住了金日成政权，当然是一个胜利，显示出中国的军事实力，但这是以人力优势对付武器优势，以志愿军的巨大伤亡换来的。付出了这样巨大的代价，也并没有实现“解放”南朝鲜的发动战争的目标，所以也谈不上什么胜利。相反，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国不但没有收获，反而有不可估量的损失。
最明显的是，中国本来准备在50年“解放”台湾，由于朝鲜战争，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保住了蒋介石政权，台湾问题就一直拖到现在，成了中国外交上的沉重包袱。
再是，朝鲜战争使中国和资本主义世界形成完全对立的局面，在战争前英、法等国准备承认中国，建立外交贸易关系，美国也在试探和中国保持正常外交关系的可能，并准备放弃台湾。中国一参战，形势就完全改变，中国和西方国家完全成了敌对关系，美国和西方世界对中国进行封锁和经济制裁，中国只有更加依赖苏联。说是中国的威望提高了，但得到什么实际利益呢？
中国本不想打这一仗，毛泽东私下也多次批评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完全错了。是苏联和北朝鲜硬把中国拖入战争，所以并不象有的文章说的那样 是为了宝贵的独立自主，安全环境，付出这样沉重代价是值得的。而正是在外交上不能独立自主，一边倒，听命于苏联的结果。斯大林非常狡猾，有极端自私的阴谋，他支持金日成统一朝鲜，而让毛表态同意，自己则隔岸观火，如果事情顺利，苏联可以扩大在东亚的势力，在朝鲜获得新的军事基地，一旦美国干涉，就让中国出兵替他当炮灰，把二战后剩余武器卖给中国和美国对抗，同时可以使中美对立，完全听命于他，真是一石二鸟之计。所以朝鲜战争，对苏联来说也是一个大羸家。真正的输家则是朝鲜、中国和美国。中国则是中了苏联的奸计。这也是是外交上一边倒，和美国没有任何沟通渠道的恶劣结果。
经过南北朝鲜战后五十年的历史进程，美国人反而可以自慰，它保护住的韩国成了经济繁荣，政治民主的亚洲四小龙之一。而中国所保护的北朝鲜则成了一个世袭的、独裁专制、民不聊生的国家，并且挥舞核武器，成了东亚的不安定的因素。而且直到今天每年都要中国的大量经济、军事援助，以维持其政权。但在当前国际事务中，又不能配合中国的新的外交政策，一直坚持其强硬路线，以维持其独裁统治，一旦中国停止或减少对其援助，必然会反目成仇，前功尽弃。
即使朝鲜被金日成统一，对中国也没有什么好处，他必然听命于苏联，成为另一个越南，在中国边境制造麻烦。
反过来看，如果当时毛真正有战略眼光，有独立自主精神，能充分珍惜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就会坚决反对这一破坏世界和平，挑起战争的愚蠢行动，因为朝鲜和中国、越南不同，中国共产党是在长期斗争中发展壮大取得政权的，而南北朝鲜是在美、苏分别军事占领下形成的政权，向南朝鲜进军，就是向整个西方世界挑战。如果中国拒绝对这一计划的支持，在斯大林征求意见时坚决反对，不把三个有作战实力的师交给朝鲜，那么很可能不会有朝鲜战争，避免一场浩劫。
三。中苏反目与外交孤立
从中国建国到1957年，中国和苏联的关系处于蜜月期。 一五期间，苏联援助中国建设156项工业项目（其中不少是军工项目）
苏联被宣传为世界上最美好的国家，苏联人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民，“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成了中国上下的口头禅，关于苏联的成就，对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等等的则大力宣传，苏联的文学艺术，文化教育、科学 学术，占领了中国的文艺界、教育界、科学界，而联共（布）党史教材则成了中共的圣经。五七年反右，反苏也是一大罪状。
自1953年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上台后，事情就开始慢慢出现变化。分岐首先出现在斯大林问题上，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了秘密报告，批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专横及对政敌的残酷迫害，毛则认为不该这样做，要维护斯大林原光辉形象，因为它是一把“刀子”。二十大后东欧出现不稳，56年爆发了波、匈事件，毛积极主张苏联出兵镇压，更使他认为自己比赫鲁晓夫高明。1957年11月毛亲自出席莫斯科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工人党大会，这是毛第二次出访苏联，这次和第一次不同，不但没有坐冷板凳，而是大出风头，受到最高礼遇，毛也在大会期间帮助苏联游说，以改善东欧国家共产党和苏共的关系，并提出来，社会主义阵营要有一个头，这就是苏联。在这次大会上上赫鲁晓夫提出要在十五年内赶上美国，毛则提出要在十五年内赶上英国，看来好象中苏之间非常团结，社会主义阵营欣欣向荣。
但实际上，毛对苏联开始不服气，对赫鲁晓夫的一系列改革不满。中国打”羸“了朝鲜战争，经济得到恢复和高速发展，使毛的头脑发热，从莫斯科回来之后，就开始搞大跃进，认为自己发明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认为在农业、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反右之后，人民大众的生产积极性极大地发扬，可以大大提高发展速度 。私下多次与党内领导人谈到，苏联的规章制度死板，不发动群众，发展速度不快，我们可以大大超过他们。他在58年一系列中央会议上批评右倾情绪，经济指标订的太保守，在他的批评下政府经济部门一再提高计划指标，而赶超英国的时间表也一再提前，从十五年到七年、五年，最后只要二年了，还要在七年后超过苏联。这里要指出的是所谓赶超，只是指钢产量，在毛的心目中钢产量就是国家力量的体现。而人民公社则被吹嘘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形式。
在中国大跃进之初，苏联是非常欣赏和支持的，报纸上大力赞扬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苏联各工厂，也积极为中国赶造机器设备，但对中国的高指标能否实现心存怀疑，而对人民公社，则持反对态度，因为苏联在二十年代也搞过，失败了，得出结论是在物质没有极大丰富之前，搞这种公社是不现实的。但最初也没有公开表示反对，但也不表示支持。对此保持沉默，这是为了怕影响中苏关系。但敏感的毛对此很不满意，认为自己的伟大创造没有得到应有的赞扬。一直到59年7月，苏联真理报第一次公开发表赫鲁晓夫在波兰一个合作社发表的演说，公开不点名的批评人民公社这一做法。
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为了防止苏联和东欧受毛极左思想的影响，另一原因是苏联领导人58 、59年访问中国时毛的态度相当傲慢,因而而被激怒。当时，大跃进已经遇到巨大困难，党内有不少人反对，正在庐山开会的毛知道之后大怒，决定进行反击，这就是中苏走向对立的开始。
中共并没有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问题上进行反驳，毕竟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并没有得到成功，这样做会很被动，而是批评苏联对美国帝国主义搞缓和，实行和平竞赛，和平过渡，贬之为三和一少。（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各国反动派要和，对世界革命的支援要少）60年4 月，趁列宁诞辰90周年１９６０年４月２２日，列宁诞辰９０周年。《红旗》杂志了发表《列宁主义万岁》，《人民日报》 发表《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发表《在列宁的革命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三篇文章，不指名地批评苏共领导人的某些观点，由此拉开中苏论战的序幕。以后，这三篇文章编成小册子，印成中、英、俄、法、日等文字公开发行，引起很大的反响。６月，在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苏共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指责，中共也进行了反击， 中苏分歧公开化。 同年７月，苏联政府决定立即召回在华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废除两国经济技术合作的各项协议。
以后中苏进入了全面论战，欧洲大的共产党（法、意等国），东欧除了阿尔巴尼亚，都站在苏共一方，中共孤军作战，高举“列宁主义大旗”， 发表九评，指责苏共和意共等为修正主义，而对方则指责中共是教条主义、冒险主义,反对世界和平共处。63年在苏共建议下举行了短暂的中苏党的谈判，中共提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阵营。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显然 ，这是一个进攻性的路线，充满了火药味，和苏共和平共处和政策针锋相对。随着论战的白热化，中国和苏联、东欧的外交关系也近乎中断，再加上中印战争，中国在外交上完全处于孤立状态，直至1968年中国和苏联发生战争，苏联被称为社会帝国主义成为中国最危险的头号敌人。
从上述中苏论战到最后决裂的过程可以看出，完全是由于毛泽东的极左路线造成的，他没有看到二战后世界的变化，大谈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核武器是纸老虎，不相信世界可以实现永久和平，立足于大打、早打，说打核战争中国即使死三亿人，还有三亿。大谈人民战争，枪杆子里出政权，要实现消灭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世界，在全球建立社会主义。自己国家的老百姓还在饿肚子，却大谈解放全人类，难道中国六亿人饿肚子还不够，要全世界都来饿肚子？说他是教条主义、冒险主义并不过份。
有的人却认为，中苏论战和分裂是由于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要控制中国引起的，毛为了维护国家利益而与之反目，是毛的大无畏精神。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赫鲁晓夫改革内容之一，就是改善和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关系，甚至和过去称之为叛徒的南斯拉夫改善关系，比起斯大林来对中国更加重视与尊敬，在他任上苏联从中国旅顺口撤军，归还了中东铁路的经营权，和其他一些中苏同盟条约中的特权，对中国的经济援助规模也更大。说到58年毛反对苏联在中国建长波电台，联合舰队是为了国家利益，为什么在斯大林时代更大的权益我们都能放弃，很明显，那是因为中苏关系已经恶化的情况下才发生的，只是一个借口，以激怒中国人民。
实际上，与苏联东欧闹翻之后，失去了宝贵的经济技术援助，又被资本主义世界视为反对和平的国家，更加加紧封锁，中国在经济、政治外交上空前孤立无援，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影响，这根本不符合国家利益，但这些都不在毛的考虑范围之内。这也是把自己的意识形态放在国家利益之上的一个例证。
也有学者指出，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批判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本人并不同意这一观点，相反，是毛在意识形态上的教条主义，极左路线，对世界形势和科学技术的无知，导致了大跃进，而大跃进的失败，受到苏共领导人的不满和批评，影响到他在国际共运中的威望，由于毛强烈的领袖欲，国内的个人崇拜又使他自认为是伟大的理论家，继斯大林之后的世界革命的头号领袖，以致使他持比苏联更“革命”的立场，以正统的列宁主义继承者自居，和苏联进行论战，企图获得国际共运领袖的地位。而文化大革命也是毛为了消除大跃进的不利影响，清除对他的极左路线不满的领导人掀起的。也可以说，对苏共的论战是毛为文化大革命作理论和舆论准备
四。 全力援越和对越自卫反击战
远在1950年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斯大林就提出要和中国分分工，要中国多支援一些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斗争，毛也欣然同意。建国之初蒙古、越南、朝鲜等就向中国要求援助。当时中国还相当困难，但都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越南历来与中国关系密切，在历史上，自秦始皇以来一直到明清，有不少时间是中国的附属国，鸦片战争后成为法国殖民地，二战时被日本占领，二战后法国人重新回来，而此时越共已在北部建立根据地，宣告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新中国成立后就开始向越南北方提供援助，除粮食、物资外还派出以韦国清、陈赓为首的军事顾问团，参与指挥抗法战争。
1954年，当越共在奠边府之战大胜之後，宣告独立，并立即得到苏联和中国的支持。为了跟以胡志明为首的越共对抗，法国政府宣布将权力移交给阮朝的末代皇帝保大帝，并成立南越政府和越共的北越政权抗衡。保大帝委任吴庭艳为首相， 吴后来在美国支持下发动政变，成立以他为总统的南越共和国政府和北越相抗衡。
就是在此时，中越两党产生了分岐，越共认为当时 南越政权很不稳固，形势大好，可以一举解放全国，而苏联和中国则认为这会和美国发生对抗，朝鲜战争刚刚结束，中苏不愿再和美国发生大的对抗，所以在54年召开的日内瓦会议上，中苏联手压越南签订停战协定，以十七度线为界，这在越共领导人心目中是对越南革命的出卖，因为要得到中苏的援助，所以隐而不发。当时周恩来对越南 的指示是只准在南越打排以下的游击战争，不支持其打大的解放战争。但对越南的援助一直没有停，而且越来越多。随着北越不断向南方渗透， 南方解放战争不断扩大，美国则认为这是社会主义阵营向外扩张，要保住东南亚的安全，不能姑息，开始投入越来越大的军力，这时毛决定全力援越，苏联也开始大力援越，65年北部湾事件后美国开始轰炸北越， 中国为了帮助越南抗击美国，先后出动了32万军队改穿越南军服进入越南北方，几乎承担了越南战争系统所有工程的运输、供给和保障工作，包括胡志明小道的拓宽和运输，并在中国云南和广西扩建了后勤机构；八年内，中国军人伤4200人，死1100人。
1950-1974年中国援助越南的军事物资计有：枪213.8万支(挺)，炮7万余门，枪弹124440万发，炮弹1807万发，舰艇176艘，中型和水陆坦克552辆，装甲输送车320艘，飞机170余架，汽车1.6万辆，炸药18240吨，有线电机6.5万部，无线电机3.5万部，军服1117万套……可以装备200万人，约合人民币42.6亿元。给的都是中国最先进的装备，甚至连中国军队都没有配备的新装备。
66年我在云南开远市看到，从傍晚到拂晓，通往边境的公路上解放牌汽车一辆接一辆，天天如此。
毛的态度是要什么给什么，要多少给多少，中国是越南的大后方。越南是同志加兄弟。
毛在援越问题上如此卖力，尽管中国人民在60年代受天灾人祸困苦不堪，仍然以全力援越，一方面是为了显示中国的力量，和帝国主义斗争的坚决，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和苏联争夺越南，因为苏联勃列日涅夫上台后，采取更强硬的对外政策，看到越南对美国的打击很大，所以也改变政策，积极援助越南，同时也是为了保持对越南的影响力，与中国抗衡。苏联的武器装备比中国先进，国力也大大强于中国，何况由于历史原因越南对中国固有的积怨和戒心。在中国和苏联两者之中，越南当然倾向于苏联，这也符合中国古代外交上远交近攻的基本原则。但为了得到中国方便、直接的无偿援助以赢得战争，表面上在中苏论战中保持中立，当时的越南画报第一页报道的是越南和苏联的外事活动，第二页才是越南和中国的外事活动，已经可以看出端倪。但中国仍全力援越，而越南对中国援助的要求也越来越大，苛刻。大肆浪费中国援越物资。
1969年1月，當北越和南越革命政權與美國和南越阮文紹政權在巴黎展開談判後，就遭到了中國領導人的公開反對。而中国71年接受尼克松访华，也引起越南的不满。到60年代末，中越关系已经是貌合神离，但援助仍然不断，直到75年越南实现南北统一，越南公开指责中国，投入苏联一方。
中国费尽全力支援越南，却落得如此结果，为自己在南方树了一个敌人，这不能不说是外交上的一个重大失败。这是受毛意识形态的支配与美苏对抗的结果，也是毛在外交上没有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的战略眼光的结果。
全力援越看来对中国十分不利。那么对越自卫反击是不打得有价值呢？发起这一战事的表面原因是越南在中国边境挑衅，实际上当然不是那么简单，发起战争，要教训一下越南，主要是越南与苏联结盟，尤其是越南78年入侵柬埔寨，推翻了红色高棉政权，越南控制了老挝、柬埔寨成为中南半岛地区霸主。中国觉得受到严重威胁，加上对越南“忘恩负义的忿恨，这是中国进行自卫反击的真正原因。
理由似乎可以成立，但效果却不好。中国的军力比越南强这是肯定的，但是越南从中共那里学来了人民战争，全民皆兵，游击战术，加上热带丛林的有利条件，和美国打了十年，富有经验，中国的优势就变得不多了。当代第一军事强国美国，尚且吃尽苦头，何况是中国。
中国是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发明者，过去，用这套方法对付日本人、蒋介石颇为有效，现在，越南 人对付中国军队由于地理上的优势，显得更有效。在这一战争中中国虽然打败了越南正规军，但却被越南人民的游击战搞得狼狈不堪，怒气冲天。为了减少牺牲只能采用日本人、美国人一样的残酷的三光政策，现在有的战士回忆，当时连几岁的小孩也不放过。
1979年2月17日至3月5 日是进攻阶段，击溃了越方部署在边境的主力军，一直打到谅山，对河内形成威胁，反击作战的战略目的已经达到，3月5日军委下达撤军命令，各部队交替掩护撤退，一路实行焦土政策，能拿走的机器设备全部拿走，能破坏的公产全部破坏，是为惩罚，东线部份伤亡惨重的部队撤退时拼命盲目扫射放炮，发泄愤懑。3月16日撤回国境，对越自卫反击作战告一段落。
2月17至3月16日，我军共牺牲6954人，伤14800多人，。而越南的伤亡人数据说在十万以上，其中当然有不少民兵。包括妇女、儿童。对于这一中国有计划、有准备的”闪电式‘的进攻和撤退战役，短短一个月时间，这一伤亡不可谓不重。说是教训一下越南 ，实际上也教训了我们自己。
在人员、武器装备消耗方面是一方面，在政治上的损失更大，中国人民解放军威武之师、仁义之师的名声受到了玷污，以一个大国，公然不宣而战，武力侵入一个小国，而且是过去的同志加兄弟，使中国的和平形象受到损害。况且“教训”并没有什么结果，只有增加中越之间的仇恨，过去为越南做的好事，一笔勾销，况且越南并不惧怕中国，继续占领柬埔寨，只是在柬埔寨人民战争和国际舆论的压力下，一直到1989年，才从柬埔寨撤出军队。
而我们要保护的又是一个什么政权呢？我们所竭力支持的红色高棉波尔波特政府是一个极端野蛮、残酷的政权，实行种族灭绝，杀掉了全部越南裔，二分之一华裔等少数民族，大肆屠杀知识分子、僧侣、旧政权人员，把城市人口全部部赶到农村，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在他统治的短短三年（1975--1978）时间，全国有100万以上人非正常死亡。这样的政权值得我们保护吗？从道义上说这样的政权倒的确需要“教训”，而中国支持这一政权也受到国际舆论的批评。
所以对越自卫反击战，也是中国外交上的一个败笔。反思它的原因，又不得不归结到中国争夺社会主义的领袖地位。是毛的极左反帝反修外交路线的继续。
五。欧洲社会主义明灯的熄灭
阿尔巴尼亚是社会主义阵营中最小最穷的国家，国土面积仅二万多平方公里，人口只有270万，和中国一个专区差不多，经济落后，二战后阿共产党（后改名为劳动党）武装夺取政权宣布独立，47年和苏联结成联盟，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其党的领导人恩维尔。霍查在国内也大搞个人迷信和独裁统治，对与他意见不同或有怀疑的人，进行多次的血腥清洗，相继把历任的二、三把手打成反党、反革命集团加以杀害，并且连家属也不放过，每次清洗株连甚广，五十年代第二次清洗时竟一下子杀了二千多人 。85年他也象毛一样一直执政到死，把政权交给指定的接班人。
苏联赫鲁晓夫上台后实行和美国搞缓和，改善与南斯拉夫的关系，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等改革政策，引起霍查的不满，霍查一直认为南斯拉夫是他国家的最危险的敌人，原因可能与柯索沃问题有关，在南这个地区有占人口比例很大的阿族人，一直想独立，加入阿国。加上阿不满苏联不能满足他们对援助的要求 ，使阿、苏关系恶化。
而苏共则对阿实行斯大林式的残酷清洗和大搞个人迷信，不支持和平共处政策不满。
在1960年布加勒斯特会议和莫斯科会议上阿共和中共站在一起，反对苏共的缓和政策，从此成了亲密无间的兄弟党。
此后阿、苏互相公开地攻击对方，61年苏联与阿断交，停止一切援助。在中苏论战中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党，绝大多数站在苏共一边，朝鲜、越南是为了得到中国大量无偿援助，表面上保持中立，只有阿劳动党坚决和中国站在一起。这在中国空前孤立的当时是十分宝贵的，所以阿被毛称之为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阿也乘机向中方要求经济、军事援助。
中国当时正处于大跃进后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但对阿的援助却从来不打折扣，全力满足其要求。中国为阿尔巴尼亚援建了大量的企业，后来基本处在停产、半停产的状态，设备早成为了废铁。我清楚的是，中国为了满足阿建设先进化肥厂的要求，64年用宝贵的外汇，从意大利进口年产五万吨合成氨装置一套半，这在国内当时是最先进的有计算机的化工装置。一整套给了阿国，自己只留了半套。并给配套化肥装置，设计、施工、开工都派专家主持工作。接着他们的又提出要建规模更大的有色冶金企业，中国也同意了，但是中国当时还有不少技术问题未解决，就作为政治任务组织全国一百多单位攻关，当时是文革期间，进展不快，建设延期，阿方多次派领导来催促，象讨债一样，气势汹汹，弄得周恩来狼狈不堪。
更可叹的是，在中国饥荒年代，中国向加拿大进口粮食救命，可是船在中途接到命令转向，到阿国港口卸货。
当时的对外联络部部长耿飚透露，1964-1970年代末，我们给了阿国90亿元人民币！(有学者根据货币含金量、购买力测算，它相当于现在的上千亿！它还相当于给当时人口规模为200万的阿国人每人发了4000多元的红包！)
可是这样慷慨大方的无偿援助，（或者说可以说是愚蠢的）得到的不是尊敬面是鄙视，指责，好象是欠他们的债。提出来的军事、经济援助要求越来越大，许多都是不切合实际，如向中国要五百辆坦克，中方问要这么多坦克作何用处？他们答称要沿海岸线布防，当活动堡垒使用。
在经济上是这样无理，在政治上竟也摆出一副教师爷的架势，动不动给脸色看。
阿主要领导人很敏感。１９６９年９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赴越南参加胡志明的葬礼，途经北京，周总理和他在首都机场会晤。阿尔巴尼亚表现反感，为此，在出席我们建国２０周年庆典上，他们还特意降低了规格。１９７２年，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也引起了阿领导人的强烈不满，其报刊对此发表了一系列极不友好的文章，攻击我内外政策
自１９７６年１１月阿劳动党七大以来，其主要领导人公开攻击中国内外政策。尤其是一把手霍查，屡次攻击中国领导人是马列主义的“叛徒”。我国如何对待呢？两句话，８个字：骂不还口，置之不理。恐怕是不好进行反驳，因为在不久前中共正是这样骂苏共领导人的， 但是援助并没有停，只是不象过去那样慷慨了，阿方就故意对我国的供货、派专家等问题不断挑剔，接二连三地对中方有意责难和无理挑衅。给人送钱、送东西，还要挨人家骂，而且只能忍受，不反驳，世界上恐怕再也没有这样“大度”的国家了。
直到１９７８年７月７日，邓小平作出决定，中国政府照会阿政府，停止经济、军事援助，接回援建工程的技术人员。１９７８年９月，阿宣布废除中阿轮船股份公司的协定，解散该公司，中断了贸易和科技、文化交往。欧洲社会主义明灯熄灭了。
对阿关系同样 是非常荒唐的，就因为意识形态观点一时相同，就付出 这样大的代价，把当时国民迫切需要的粮食、物资白送给人家，而且在他们开始指手划脚责难我们时还继续援助，这无疑是毛把意识形态置于人民利益之上的一个典型例子，也是中国外交上一个丢脸的失败
六。 睦邻外交与对印自卫反击战
新中国历来声称实行睦邻外交，可是我们打开地图看看，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已经没有几个友好聆邻邦了。
在北方和西北，已经和苏联打过仗，形成严重对立。蒙古则成了是苏联的殖民地，成了苏联的前沿阵地。
东北的北朝鲜表面上和中国友好，但是在中苏对立中明显倾向苏联，只是没有完全闹翻，以维持中立为要挟，向中国索取大量援助，中国也在自己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一直给予大量经济、军事援助 ，实际是面和心不和，这一情况一直维持到现在。
在南方和越南的关系也是如此，虽然仍给予大量无偿的经济军事援助，但已是貌合神离，关系在不断恶化中，直到越南全国统一，翅膀硬了，就公然反华，以致后来79年大打一仗，成为敌国。
老挝受到越南控制，中老关系和越南的情况相似。
和缅甸，本来是相对友好的，缅甸是最早承认中国的国家之一，在六十年代在边界谈判中中国作出了较大的让步，割让了一块中国的飞地，划定了界线，又对其提供援助，所以两国关系良好，两国领导人频繁互访，刘少奇周恩来陈毅都不得多次访问过缅甸，从纪录片中看出受到热烈的欢迎。可是到文革年代，由于中国的极左的外交路线， 积极支持缅甸共产党的武装斗争，中缅关系恶化，缅甸掀起反华排华运动。
在西南方，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国和印度关系不错，由印度、缅甸等五国发起的第一次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邀请中国参加，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后由于领土纠纷，关系紧张，直到六二年爆发中印大规模的战争，也成为敌国。
尼泊尔则是一个小国，受印度的影响较大为了和印度抗衡，在中印之间保持中立，
和中国保持较好的关系。
最后一个邻国巴基斯坦，则不管谁上台，一直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中国历来对巴基斯坦给予大量的经济、军事、技术援助。很明显双方都要相互利用以对付印度。
所以说建国后二十几年，在毛主导下的外交，弄得中国四面受敌，同时又没有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利益，不能不说是一个失败的外交。
中印关系也是一个典型的失败的例证。
中国和印度在领土方面有争议， 是殖民主义造成的，1914年英国和西藏地方政府划定了边界，称之为麦克马洪线，但一直未得到中国中央政府的承认。1947年，当刚独立的印度在南京建立大使馆时，国民政府也对印度代办明确表示了不承认麦线的态度。 由此可见，麦克马洪线从来未经过双方实地勘测，也没有经过中国历届政府承认，完全无法律意义和任何价值。
1949年后，新中国成立后，继续不承认麦线。但是由于政府当时执行的是毛主席的反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外交，一切以反美为重，因此新中国政府不得不慎重对待印度这样的国家，在领土问题上取克制和忍耐的态度。 当时中共的政策是：内部打招呼不承认麦线，但这个态度不公开，尤其不对印度公开，也不向印度提出这一问题。正是这一愚蠢的暧昧态度，使印度胆子大了起来，50年后，不断侵占麦线以南我中国领土，54年就实际控制了麦线以南地区，并进一步向麦线以北挺进。中国政府在此时则不闻不问,没有发表任何抗议和声明进行交涉，在两国领导人多次互访会谈中也绝不提及这一问题，显然这种态度在国际惯例上被认为是一种默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首次对外界表明自己对麦克马洪线的态度，是在周恩来1956年访问缅甸时与缅总理吴巴瑞的会谈中。由于中缅之间也有部分边界线与麦线相关，周恩来因此系统地解释了中国政府的立场：一、要对中国人民解释清楚；二、要说服西藏达赖喇嘛等人接受“麦克马洪线”；三、国民党会骂我们卖国。周恩来说，你们需要时间，我们做这些工作也需要时间。我们为了求得一劳永逸地解决整个边界问题，委曲求全地提出了目前的方案，我们要尽力克服困难实现这一方案。至于解决整个问题的时间，我们可以继续等待。这说明中共早已决定承认麦线，只是怕被中国人骂他卖国贼而已。但是既然已经决定承认，后来为什么又反悔？在印度占领多年之后才提出不承认麦线，还要自卫反击，不是太晚了吗？
59年西藏达赖叛逃，中国军队在平叛过程中才进驻中印边境，中、印军队形成对峙局面，经常发生磨擦。据说是印军屡次向中国军队挑衅，才使中共毛主席决定打这一仗。而我认为还有两个因素，一是印度对西藏达赖集团的保护和支持；再一个因素是印度和前苏联当时的关系非常良好，苏联给印度大量援助，这当然使毛很不满，所以要教训它一下。
中印之战中国获得全胜。但是令世人奇怪的是，在取得全胜之后，却主动撤军到麦线不说，还要再退二十公里，说是脱离接触。毛是自作聪明，以为这样既教训了印度，显示出了中国的军力，使它不敢再侵犯，又单方面撤军，显得中国大度，爱好和平。实际上是两方面都落空，全世界对中国发起大规模战争都表示谴责，因为明显违反了自己一贯提倡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另一方面，在中国撤军之后，印度人马上就回到老地方，并且越过麦线向前，中印又处于对峙局面，而中国则又不闻不问了。几十年来，印度不断向边区移民，该地区人口已达六百万，最近又通过法律，建立了一个邦政府，。印度也受到战争失败的刺激，大力扩军，现在在军事技术方面也有两弹一星，并不落后于中国，再要打恐怕就不象当年那末容易了。这块九万平方公里富饶美丽的国土，恐怕是再也不能收回了。
从中、印事件可以看出，毛对国际关系的规则真是无知到了极点，也表明他对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多么的不在意！毛好作惊人之举，他自称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这在中国大陆可以行得通，可以随意用国家的领土作交易，也随意发动对外战争，没有人敢反对，但在国际上这种随心所欲、自以为是的做法就行不通，结果是既丧失了国家领土，还受到国际上的一致谴责和耻笑
七。 中日关系
日本是中国的近邻，历史上两国的关系就比较密切，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前，基本上是中国国力强于日本，两国的关系有时友好有时敌对，中国有几次想征服日本都没有成功，如汉、唐、元都曾进攻日本，都失败了。除此之外，两国的交往还是相当密切，关系是比较友好的，尤其是在唐朝兴盛时期，日本官方、民间与中国的文化交流更多，全面学习中华先进文化，受中国文化影响颇深。明朝时日本海盗（倭寇）长期骚扰中国南方沿海及朝鲜，最后也被明朝军队消灭。
到十九世纪中叶，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形势发生了逆转，日本日益强盛，到二十世纪初，即明治维新三十多年后，日本已经成为世界强国之一，而中国在腐败的满清政府统治之下日益衰落，当时殖民主义流行，世界各强国积极扩张，在世界范围内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中国地大物博，又腐败、落后，国力孱弱，自然成了列强眼中的一块肥肉，而日本紧靠中国，对中国的文化又较为了解，较西方列强有地理、文化上的优势，对中国的侵略更为贪婪和积极。妄想独吞中国，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或者象满清一样完全灭亡中国。从中、日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建立伪满州国，一直到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苦难。中国人民对日本怀有深重的仇恨是理所当然的事。
但是时代在前进，世界潮流在变化，对于历史上的恩怨也要抱着向前看的态度，要允许别人弃旧图新，否则，只能作茧自缚，并没有一点好处。
我们应当看到二战后世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日本也发生了彻底的变化。首先是世界上出现了社会主义阵营，宣扬殖民地人民的独立和解放。殖民地人民也开始觉悟，纷纷争取独立。其次是二战使资本主义世界受到教训，民主、人权的理念进一步发扬，老式的殖民主义炮舰政策被逐渐抛弃，而代之以发展科技，自由贸易以谋取本国的利益。到六十年代末，除了香港、澳门，全世界所有殖民地几乎都获得独立。而日本正是顺应潮流，改弦更张，在美国的帮助下，制定了和平宪法，宣布永不再战，而是大力发发科技，贸易，经过短期的恢复，就开始实现经济起飞。又经过三、四十年，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日本人民的生活水平极大地提高，国民平均收入位居世界前列。事实使我们不得不佩服，日本民族的确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在二十世纪初，中国的有志之士纷纷东渡日本，寻求救国之路，孙中山先生也以日本的崛起激励中国人，他认为日本的崛起是打破了白种人的优越感，白种人能做到的，日本人也做到了，那末我们中国人也能做到。在那时日本正在一步步侵略中国的时候，孙中山先生还敢说这种话，要是在现在是非被骂得狗血喷头不可的。现在我觉得也应该理直气壮地向日本学习。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一直把日本当作美国的走狗，宣传日本要复活军国主义，再次侵略中国，在政治上是完全对立的，但在经济方面，却早在50年就开始了民间贸易，这对双方都有利。与经济交往同时，日本友好人士也千方百计访华，促进了中国之间的民间友好往来。从中共的立场是要拉拢一部分日本人，倾向大陆，脱离台湾。
70年代初中国为了对付苏联，向西方靠拢，1971年年尼克松访华团之后，日本也主动和中国接触，抢在美国前面和中国建交，但毛对美、日友好是一种策略，仍然把美、日作为敌人，并不是要真正友好，这是中共一贯采用的，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的做法，所以在文革结束前，两国关系没有多大实际进展。
进入80年代，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国关系才有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在经贸方面。中国也结束了毛时代既不欠外债又不欠内债的封闭政策，1980年4月，日本大平正芳首相访华时，双方首次签署了日本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的协议，还款期限是80年。从那时开始，一直到现在，（89年六。四事件之后曾有二年停止援助，实行制裁）总共达30000亿日元的低息、长期的贷款，1994～1998这五年，日元贷款与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之比分别为27.25%、25.67%、24.97%、24.02、14.16%比例相当可观，说明日本贷款对于 中国的经济发展有巨大意义。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许多基础设施都由日本援建。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等的建设资金均来自日元贷款。光是在长江上就有五座大桥出自日本的经济援助。八、九十年代，中国向日本大量引进先进技术和装置，石油、化工、机械、汽车、冶金、电子工业，也有不少是日本贷款的，日本的技术，目前都运行良好，成了中国重工业的骨干企业。此外还有大量无偿援助和技术交流，截至2000年末，达64.8亿人民币，援助项目涉及教育、医疗、农业、环保等领域。可见日本人的援助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或者说崛起，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在政治方面则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初，关系最为良好，开展了大型友好交往活动，文化交流也比较多，也是引进日本电影、电视节目最多的时期，电视剧《血疑》《阿信》《排球女将》等风行一时。两国民间的气氛也是较为融洽、友好的。
进入九十年代，两国政治关系开始冷却，这是和世界总体局势相关联的，本来中日建交的政治工作基础是中国当时 要对付苏联的威胁，九十年代 苏联解体，中俄关系改善，所以中日美三国的准同盟关系到此结束，中国和西方国家关系逐渐密切对日本经济上的依赖减弱，中国和日本固有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进入 二十一世纪更进一步激化，以至于最近数年来两国元首没有互访。政府间的关系恶化，促使中国民间反日情绪空前高涨，近年来出了不少风波，04年的反日示威，是中国政府默许的中国少有的民众示威。以后又有日本人集体嫖娼事件，赵薇穿日本军旗图案服装事件，日本留学生事件，武汉大学樱花事件，等等，还有老的历史问题，教科书问题，劳工、慰安妇索赔等，媒体大量报道，在网络上更是有人对日本人痛骂不已，复仇主义甚嚣尘上。
现在要问的是，中日之间到底利害冲突在那里，现在看来无非是以下四个方面：
1。钓鱼岛领土及东海领海争议；
2。美日同盟和对台湾的保护；
3。贸易磨擦，如农产品出口，日本技术壁垒问题；
4。中国反对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成员。
5。 参拜靖国神社和历史阶段教科书，等对历史阶段的认识问题；
那末中日共同利益又有那些？中日共同利益表现在：
1。两国巨大的贸易额，根据日本方面的统计，2005年日本对华出口为804亿美元，对华进口为1090亿美元；2006年贸易总额将超过2000亿美元，中国出口日本有8000亿人民币，现在中国有些青年不能与时俱进，还要学30年代的抵制日货运动，真是无知到了极点，如果中日贸易中断，不知要造成多少人失业！（当然对日本同样可怕）
2。日本对华的巨大投资 促进了两国的经济；迄今为至，日本对华投资总额约350亿美元；
3。 两国在科技、文化、教育、卫生、环境等领域的合作和交流对两国尤其对发展中的中国有很大帮助。
4。两国都需要在世界和亚洲创造和平的发展环境。
从中日两国的利害可以看出，共同的利益是主要的，不可或缺的，对于两国的利益冲突都是可以通过协商解决的。其中领土争端是最难解决的，但是中国和周边国家都有领土争端，如俄国，印度、越南、缅甸都得到了或正在得到解决，为什么和日本就不能呢？至于台湾问题主要在美国，日本是看美国的态度行事的，二战后日本不发展军事力量，以实现不对作战的和平宪法，在冷战中是依赖美国保护，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深责日本是小题大作。而贸易磨擦是任何国家之间都会发生的，日、美，欧、美间就一直有磨擦，中、美，中、欧也一直有这个问题，所以这他不是什么大问题，大可不必将这一问题政治化，扯到民族历史问题上去。关于反对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可以找很多理由，甚至于没有理由都可以，何必非要扯到过去的历史问题。
最后，谈到对历史认识问题，现在中国政府是把这个问题放在两国关系的首位，实在是不明智的，平心而论，日本大多数政治家和民众，都认识到二战时发动侵略战争是不光彩的历史，绝大多数当代日本人根本没有武力扩张的思想，对政府管得很严，对向海外派兵极其慎重，历届首相都表示了对侵略的歉意，当然有的人反省得深刻，有的则不深刻，更有少数军国主义思想严重的顽固分子，想美化这段历史，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也是可以理解的，日本是民主国家，不可能实现舆论一律，所以有的历史教科书有不正确表达的，毕竟采用的学校只有0，6%，可见大多数学校是以正确的历史教育下一代的，所以，也没有必要大惊小怪。参拜靖国神社也是同样，日本人对此问题有自己的认识，作为政客，要想当选，当然要考虑民众的意愿，如果民众绝大多数强烈反对，他就不可能去参拜，可见持赞同态度的日本人有一定势力，这是思想认识问题，是在外界压力下无法改变的，适得其反，施加的压力越大，对中国的误解更加加深，这届首相小泉纯一郎的情况就是这样，你越是强烈抗议，他越是要去，以表示自己不屈服于中国的压力，以提高人民的支持度，这是很普通的政治常识，如果一个政治家一遇到外国压力就改变立场，那他就会被国人唾弃。
中国政府在这一点上是大大失策了，一种可能是认为这一问题比较好办，小泉只要有所表示，中国算是有了台阶下了，可是，日本民族也是一个争强好胜，要面子的民族，小泉更是强硬派，你越加压，他去的次数越多，硬要做给你看。结果越弄越僵，弄得中国下不了台，现在是骑虎难下。本来这种对历史的不同认识，各国都存在，只能由本国人民自己慢慢去解决，也根本改变不了对目前和今后的发展路线，就象中国现在言论有所开放，对重要历史事件的看法就有各种各样，如对文化大革命，大多数认为是一场浩劫，但也有少数人认为是民主的运动，好得狠。对某人，有的认为是大救星，有的认为罪恶滔天。要强制地统一思想是不可能的。另一种思路可能是故意要把关系搞僵，使中国人有一个斗争的目标，如毛所说的反面教员，过去对外的斗争目标是美帝、苏修，现在都成了战略伙伴关系了，中国人民没有了斗争的目标，是不是想把日本作斗争目标，以提高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呢，也不是完全不可能。但是时代变了，这种做法也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的。
一部分中国人的强烈仇日情绪和中国的官方有很大关系，众所周知，中国的所有媒体和文化部门都是受中共宣传部直接领导的，宣扬什么主旋律，由上面决定，解放以来有关抗日战争年代的文艺题材，一直占很大比例，这当然 也无可厚非，但是对二战后日本的变化、发展，对中日友好的意义和发展前景，却缺少客观、积极的宣传，尤其是八十年代以来二十几年日本对中国的巨大援助，很少报道，很少有人知道详情，中国官方也不表示感谢，直到2000年朱总理访日，才说了二句感谢的话。在这样的宣传气氛下，国民仇恨日本的情绪不但没有随时间的流逝而减少，反而日益高涨是可以理解的。
如上所述，中日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两伤。中日之间现在除了历史问题，其他问题都是邻邦之间常有的问题，完全可以根据有关国际法和事实证据，理性的商谈来获得妥善解决。双方都要各自努力营造一个和平、友好、信任的气氛。
日本政府和民间团体要对有军国主义旧思想的人进行教育，向德国学习。
中国政府也要批评复仇主义思想和嫉妒心理。向法国学习。德、法两国在近100年来是死敌，德国三次占领过法国，也两次成为战败国割地赔款，现在却成为欧盟中关系最密切的国家，中日两国为什么不可能呢？
中国政府要为国家坚定地争合理的、应有的利益，而不要争空洞的声望，对于中华民族的复兴，要有正确的认知，民族的复兴，不是军事力量强大，在世界上说一不二，别国的敬畏，而首先是要让广大民众享有民主自由人权，大多数人生活富足，安居乐业，有良好的道德和教育水准，这样才能得到世界人民的尊敬，才是真正的民族复兴
八。台湾问题对中国外交的影响
台湾问题本来是中国的内政，由于50年中国出兵朝鲜，美国为了遏制中国，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并与台湾订立共同防御条约，保住了蒋介石政权，从此解放台湾成了一句空话，58年炮击金门，不过是是毛为了制造紧张空气，并不是真敢打，中国大陆进入联合国后，美国虽然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并未放弃保护台湾的承诺，1979年中美建交，但同时美国国会通过，卡特总统同年4月10日签署了对台湾关系法，其主要内容，一是为在美国和台湾中断外交关系后继续美国人民同台湾人民之间的商务、文化和其他关系，美国、台湾双方驻外机构改为民间组织，但享受正式外交机构同样的特权。二是认为以非和平方式包括抵制或禁运来决定台湾前途的任何努力，是对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和安全威胁，并为美国严重关切之事；由总统决定向台湾提供必要的防御性武器和服务。 所以台湾关系法是变相的共同防御协定。美国国会将台湾的安全放入国会的第一线议题，规定国务卿每半年要向国会提交一份报告。虽然中美两国在许多方面有共同利益，但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是认真的。
所以如果要武力统一台湾，势必冒和美国发生直接军事对抗的风险，使美国有借口进军台湾，控制台湾，不但在军事上是否能胜是个问题，而且面临在经济、外交上受到制裁的灾难性后果，这条路是相当危险的。
再从道义上讲，武力统一也是讲不通的，武力统一就是继续进行内战，六十年前，抗日战争刚结束，人民亟需休养生息的情况下，国民党自恃武力强大，要统一解放区，进行内战，全国人民一致反对，掀起反内战运动，最后因为国民党不得人心，反而被共产党赶到台湾。要不是中共的失误，出兵朝鲜，早就被“解放”了。现在，当两岸中国人都致力于经济建设，健全社会民主、法治，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情况下，中共再要把六十年前结束的内战打起来，同样 是不得人心的，我们不是提倡爱国主义吗？我们不是承认台湾的居民是中国人吗？中国人打中国人，死的都是中国人，哪里有不爱惜自己同胞生命的爱国主义呢？我们不是提倡八荣八耻吗？其中前二条就是“坚持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打内战，同胞相残，是热爱祖国还是危害祖国，是服务人民还是背离人民，不是很显然的吗？
当今世界是以和平、发展、人权为主要潮流的时代，再发动战争，并且是骨肉相残的战争，必然会遭到全世界人民的耻笑和谴责。
那么现在实现和平统一是否可能呢，在短期内也是几乎不可能，这是因为台湾人民不同意，台湾六十年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已经不是五十年代那时的台湾了，那时说解放台湾，把台湾人民从腐败的国民党统治中解放出来，是合符道理的，现在台湾是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人民真正享有宪法规定的言论、结社、示威、受教育等权利，国家领导人由民众普选产生，台湾人民决不会放弃这些多年斗争得到的权利，而回到专政时代，即使是无产阶级专政也罢。再是台湾现在人民的生活水平远远高于中国大陆，人均GDP达14000美元，是大陆的十倍，台湾人民享有的教育、医疗、养老等福利，远高于大陆，因此不赞成统一的不是少数资本家和政客，而是普通老百姓。
因为统一对他们的生活影响最大。我们虽然说是搞一国两制，象香港一样，实行高度自治，但是，中共历来主张的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思想，不但深入大陆同胞，也深入了台湾同胞心中，要他们放弃武装象香港一样让中共的军队进驻，肯定是不放心的，因为人民解放军是由党指挥的武装。
统一暂时行不通，剩下的一条路是不统不独保持现状，这是美国、日本和俄国等世界列强所欢迎的，但是对于中国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来说却是很不利的。
对台湾来说，为了保持现状，大陆政府在国际上处处打压台湾，许多由各国政府参加的组织都不能参加，如世界卫生组织，这个关系到居民健康的组织也参加不了。除了美国之外在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没有有外交特权的机构，这对于台湾人民和各国人民的经济、文化交流，突发事件处理等方面带来诸多不便。领导人出访、考察都受到很大限制，因为受访国会受到大陆方面的强烈抗议。为了保卫台湾，对付大陆武力统一的威胁，用大量金钱进行备战。作为有着二千多万人口，有自己独立的政府，国会、军队的这一地区的居民，理所当然地感到委屈和不满，要求独立，享有世界公民权利的愿望是必然的，陈水扁就利用台湾民众的这一愿望，登上了总统的宝座。
而在中国大陆方面，同样深受其害，我们要化很大精力去处处防止台湾的独立的思想、言论和小动作，化钱去收买和台湾建交的小国，我们的领导人和各国领导人见面总要说的一句话，就是感谢对方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在这方面有求于别人，无形中势必在其他方面作出让步。在和美国和日本打交道时，台湾问题是它们手中的一张王牌，通过批准向台湾出售武器，接受台湾领导人的访问等动作向中国施压。大陆和台湾的对立状态，明显是美国和日本遏制中国的最理想的状况，正所谓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兄弟阋于墙则外侮至。同时，和台湾政治上的对立，必然影响两岸的经济、文化、科技交流，例如三通问题就迟迟不能解决，还不如和其他国家的关系。
我国政府这样做得到了什么好处呢？只是得到国家没有分裂这一个自欺欺人的概念。实际上自民国以来，中国一直处于分裂状态，从来没有完全统一，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共在陕北搞了个中华苏维埃政府，蒋介石千方百计要除之而后快，实现全国统一，结果日本人入侵，差一点被日本统一到亚洲共荣圈里去，抗日战争结束，中国处于更加分裂状态，有两个政府，各自在武力所及的地区行使国家、政府的管辖职能。只不过内战的结果是中共管辖范围扩大到大陆全境，国民党政府则仅保有台湾而已。台湾在中国加入联合国之前当然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还自称全中国的代表，被赶出联合国后，不能代表全中国了，但是仍然能代表台湾人民，因为领导人是由民众选举产生的，有一整套国家机器治理着二千多万人口，二千多万人口对中国来说是不算什么，还没有一个省的人口多，但是和许多小国相比就不算少。他们的权利与合理愿望也应该得到尊重。
但是，从另一个意义上说，中国又没有分裂，因为无论是大陆和台湾，都是在中国人的治理之下，主权和领土完整地掌握在中国人的手中。不象蒙古，从中国分裂出去后成了前苏联的殖民地，经历了近半个世纪，苏联解体后才真正获得独立。
既然武力统一，和平统一目前都不可行，而保持当前对立、紧张状态，又不利于两岸的中国人民，我国政府何不从现状出发，为了全体包括台湾人民在内中国人的利益，改弦更张，采用新的更有利的政策呢？
我认为下列方案，既可以改善大陆和台湾的关系，不被别有用心者所利用，又可保证台湾不被别国利用来反对中国，而两岸关系得到缓和，必然促进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交流和合作，促进两岸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信任，为将来的和平统一打下良好的基础，我相信将来水到渠成，实现中国真正统一的日子必定不会太远。欧洲各国过去战争不断，打得死去活来，现在则结成了欧盟，使用统一货币，有共同的议会，这是符合人民利益的自然形成的统一。
这一方案是签订两岸和平友好条约，内容是：首先，大陆宣布有条件的放弃武力统一，承认台湾政府是一个合法的政府，在台湾独立行使国家权力。支持其参加包括联合国在内的一切世界组织，与所有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大陆和台湾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条件是，
1。台湾不得与其他国家结成军事同盟，不得驻扎外国军队。
2。台湾不得加入除中国以外其他国家的国藉。
3。台湾不得单独与别国签订有关领土、领海的条约，除非得到中国的许可。
4。台湾政府的名称应称为（中国）台湾政府，或保持现有的中华民国政府。以表示台湾的中国属性。
5。台湾政府的领导人必须由华裔人士担任。
我认为这一方案是和反国家分裂法的宗旨： “为了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势力分裂国家，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维护台湾海峡地区和平稳定，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完全一致的。只是高姿态的，有条件的主动放弃武力统一，给台湾人民以世界公民的权利，以满足他们的这方面愿望。
中国的先贤有言，欲速则不达，台湾的统一由于客观历史原因，决不是可以按某些人或组织的意志决定的，必须有一个缓和、互信的渐进过程。老子也说过，将欲取之，必先与之。为了达到真正、完全的祖国统一，需要让台湾人民暂时获得一定的独立。这就是辩证法、正视现实和灵活性。以僵化的思维，采用强硬、死板的政策，不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而以党派利益和意识形态为出发点，强行进行统一，只会对民族造成极大的灾难
引言
一边倒和中苏同盟
朝鲜战争和与世隔绝
中苏反目与外交孤立
全力援越与对越自卫反击战
欧洲社会主义明灯的熄灭
睦邻外交与对印度的自卫反击战
对日关系
台湾问题对中国外交的影响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和全国人民对于建国以来，毛主席推行的左的错误路线在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错误决策，比较多的进行了反思，从而确立了以经济建设项目为中心，以改革者开放为动力的正确方针，为中国经济的起飞，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在外交方面，极左路线同样也造成了不少外交上的失误和挫折，给中国人民带来苦难，但是对于外交方面的错误决策，却没有或者很少进行反思。个中原因，我想不外乎有以下几点，执政者是怕对过去外交政策的反思会影响到中国在国际上的伟大形象。 再是有不少中国人认为外交和自己的生活、权利关系不大，而不太关心。
而实际上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会极大地影响国家的安全、尊严、经济发展和国民的生活。外交和内政是密不可分的，是全社会应该关注的大事,在民主国家外交政策是国民关心的头等大事，批评政府的外交政策是很平常的事情。
纵观建国数十年的中国外交，可以发现有以下几个特点：
新中国外交事务的特点，一是政策是由中央少数领导决定的，其中，毛泽东更起了决定性作用，国民对国家的外交政策的制定没有一点知情权，更没有发言权。也没有经过专家学者的论证，虽然中国也有外交学院，有许多专家、教授，但他们的任务只是在政策确定公布之后做一些解释工作。不能做到集思广益，当然容易产生失误。
新中国外交的另一个特点，是对外关系完全服从于领导人的意识形态，为了实现马列主义“解放”全人类的理想，可以不惜牺牲本民族、本国人民的利益。（被称之为暂时利益或局部利益）这与其他独立国家不同，其他独立国家虽然也参加某一集团，但是外交政策的制订,主要是以本国、本民族的当前和长远利益为出发点，其次才考虑集团的利益。即使是前苏联，何尝不是这样。
国家的外交政策，也有一个是以人为本，还是以意识形态为本的问题，理想与现实的位置如何摆放的问题。
新中国外交最后一个特点是，重所谓国家形象、声望，和民族感情，而甚于国家、人民的实际利益。国家的形象、声望当然非常重要，但主要要靠国家的实力来体现，民富自然国强，民富国强，在国际上的威望自然提高。求虚名而不讲实利，结果只能适得其反。
在世界出现新的形势、格局的今天，我认为，反思以往的外交政策，事件，总结经验教训是非常迫切需要的,由此可以使我们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采取比较正确、灵活、适宜的对外政策，以维护国家利益、世界和平和正义，创造中国良好的发展环境，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和地位。
这一工作，当然要由掌握资料的专家学者来做，但是遗憾的是，我发现现在关于毛泽东的外交政策和实践的文章，有不少往往只歌颂伟大成就，讳避历史事实，不根据事实反思其错误和失策，有的虽然披露了事实，但仍戴着有色眼镜来看，文过饰非，这对国家并没有好处。
本人既非专家，亦非学者，所掌握的资料也很少，本文不过是抛砖引玉，谈谈自己的一些不成熟的想法而已，谬误之处想不可免，望识者指正
一。 一边倒和中苏同盟
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国的外交实行一边倒，倒向苏联一边，毛泽东在建国前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正是这样，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年的经验教给我们的，......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当时，他认为世界上只存在着两个阵营，非此即彼。
现在的问题是，第三条道路真的没有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世界要比毛想象的复杂得多，就在当时，信仰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的铁托，就走的就是第三条道路，虽然被苏联和中国骂为叛徒，帝国主义走狗，但仍然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南斯拉夫一个多民族的小国能做到，中国是一个大国为什么不可能做到呢？而且以后独立的亚非拉许多国家如印度、埃及等，都基本上走第三条道路，即不结盟的，独立的道路，中国在和苏联交恶之后不是也走这一道路吗？
再一个问题是一边倒对中国有利，还是中间道路对中国有利？现在看来一边倒对中国利少弊多。
首先，我们一边倒向苏联，但苏联并没有以平等待我，孙中山先生的经验是说要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苏联和斯大林以大国沙文主义（实际是就是老的殖民主义）的态度对待中国，丝毫没有平等待我的观念，一点也没有想实现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时所宣布的放弃一切不平等条约和权利的承诺，反而要攫取更大的利益，名义上是为了社会主义阵营，实则为了本国的私利，在1945年初的雅尔塔会议上，英美要求苏联出兵中国东北， 以加速日本投降，结束战争，苏联趁机要挟，要求在战后重新获得沙俄在中国的利益：取得旅顺军事基地，在东北驻军，得到中长铁路（满州里至大连）的经营权，要中国承认蒙古独立，正式将蒙古从中国分裂出去，成为它的殖民地，此外还要获得在新疆的一些权益。英美两国为了他们本国的利益，减少战争的人员伤亡，早日取得战争胜利，休养生息，而出卖中国的利益。在英美苏三强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被迫与之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在得到这些利益后却迟迟不肯出兵，直到8月6日，美国在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苏联于8月8 日才匆匆忙忙对日本宣战，以夺取胜利果实。
苏联对旧中国的态度是如此，对新中国也好不到那里去，4 9 年末，建国伊始，毛泽东以新中国元首身份访问苏联，想与之签订新的同盟条约，争取援助，开始斯大林非常冷淡，认为是中国有求于它，以为和国民党政府已经签了条约，得到了想得到的一切，不想另签新约，让毛堂堂一国元首，在莫斯科坐了许多天冷板凳，只是后来得到情报，英、法两国准备承认中国，而且了解到中方的一边倒的政策，会全盘接受苏联开出的条件以换取援助，才对毛热情起来。最后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两个中苏同盟条约在屈辱程度上稍有不同，但基本内容是一样的，那就是：承认蒙古“独立”，使用旅顺军港，大连港为自由港苏联有优惠权，有中长铁路的经营权。虽然后一个条约规定，至迟到1952年这些权利都得归还中国，但实际上，根本未按期归还，经过多次交涉，直到1957年，赫鲁晓夫提出搞缓和，才把上述权利归还中国。作为一个战胜国，为反法西斯战争作出巨大牺牲的中国，战后却落得如此下场，这和日俄战争后，日本接收沙俄在东北的权利，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接收德国在山东的权利一样，都是国家的奇耻大辱。后一事件，还引出了影响深远的五。四爱国运动。
国民党被迫签订这一丧权辱国的条约，是因为考虑到战后要和共产党争天下，需要英美的援助，又想通过此条约争取苏联不援助中共，经过反复的争取，最后终于屈服。这是典型的兄弟阋于墙而外侮至。（此后，台湾国民党政府又通过联合国废止了这一条约，至今不承认蒙古独立，但这已经是马后炮了。）
在签后一个条约时，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对中国相当有利，中共已经接近统一大陆，美国政府对蒋介石已经不再援助，从中国撤退，而试探与新中国建立关系，英法等欧洲国家也想承认中国，以维持其在中国大陆的商业利益。确定苏联得到这些权利的雅尔塔协定，根本可以不加考虑，新中国废止了国民党政府与外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当然也可以废止不平等的中苏同盟条约，对于苏联要得到沙俄被日本夺去的在中国的权利，中方更可以列宁的宣言加以反驳。所以如果这时中国提出废止前一同盟条约的出让权利的条款，而代之以比较平等互利的条款，在全国人民的支持和世界各国的声援下，不是不可能的。在后一同盟条约中，苏联要外蒙古独立,占据旅顺、大连，中长路的理由，是防止日本东山再起，而实际上日本在美国占领之下，实行了民主政治，制定了和平宪法，已经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再次侵略扩张。所以这一理由是站不住脚的，明显是一个借口。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做，椐当事人回忆，谈判非常顺利,几乎没有什么争议，痛快地接受了前一条约的所有丧权条款，只是得到了苏联的三亿美元的低息贷款,苏联斯大林为了表示优惠，利息定为1%，比对东欧国家（2%）低，而毛泽东还打电话给斯大林说利息太低了，要求提高利率,连斯大林也觉得好笑。
直到中苏对立，苏联在蒙古大量驻军，从中蒙边境到中国首都北京，坦克只有一、二十小时的路程，对中国构成严重威胁。才认识到到这一条约的危害，但为时已晚。
一边倒，使中国人民并没有真正站起来，而是向苏联一边倒了下去，成了苏联的小弟。（我们一直称苏联为老大哥）
一边倒使我们成为苏联扩张势力的急先锋，被拖入朝鲜战争，越南内战，在生命财产方面付出沉重代价。
一边倒，使我国和西方发达国家严重对立，断绝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一切来往，二战以后西方国家经济繁荣、科技发展的成果，丝毫也享受不到。
一边倒，使我们的教育、科技、以至文学艺术都深受影响，第一外语改成俄语，学术和科学技术，只能接受苏联的一套比较落后的理论与技术。影响了中国科技的进步。
一边倒使我们在工业、国防方面严重依赖苏联，所以当苏联撤退全部专家时必然受到严重影响。
如果我们不是一边倒，而走中间道路，象印度和东南亚国家，美国和苏联就都要竭力拉拢我们，防止我们一边倒，我国的安全就更有保障，就会有更多、条件更优惠的援助，引进更先进的科技，中国的经济会发展得更快，人民的生活会更好，就象八十年代一样。
究其所以没有形成这样的局面，是由于毛的意识形态所决定的。毛没有看到二战后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的变化，联合国的成立，联合国宪章的诞生，说明了资本主义世界已经抛弃老的殖民主义，转向自由主义经济，着力于科技发展和自由贸易。但毛信守马列过时的教条：帝国主义是腐朽没落的，是要发动侵略战争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势不两立、不能和平共处的。他的名言是：“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他天真地以为苏联领导人也会象他一样把意识形态置于国家利益之上，而不知道外交上的一个常识：没有永久的友谊，只有永久的利益。
当然 世界经过了几十年的风云变幻，再讨论这个设想，会有事后诸葛亮之讥，但是 ，要说当时建国之初，毛的一边倒的外交决策是什么开创了中国的独立自主外交路线，是什么伟大贡献，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溢美之词，其中的教训也值得中国人民深思
二。 朝鲜战争与与世隔绝
关于朝鲜战争，过去只知道，是美国和南朝鲜李承晚挑起战争，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中国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派志愿军入朝参战，取得了伟大胜利。
现在由于前苏联外交档案的解密，使我们了解到事实并非如此。据中国学者沈志华对该批档案局的研究，（见：朝鲜战争爆发的历史真相—来自俄国解密档案的新材料一文）实际经过是这样的：
北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在1949年，就积极做苏联斯大林和中国毛泽东的工作，要求武力统一朝鲜半岛。当时斯大林不同意，认为没有准备好，毛也表示不同意，因为中国还未结束内战。
50年1月30日 斯大林同意金日成的统一朝鲜的计划，并由苏联军事部门参与作战计划、方案的制订。进入了准备阶段。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苏联从朝鲜撤出全部顾问。
50年5 月14日，苏联外长维辛斯基转来斯大林给毛泽东的电报，称：：“在与朝鲜同志的会谈中，菲利波夫同志（苏驻朝鲜大使）和他的朋友们提出，鉴于国际形势已经改变，他们同意朝鲜人关于实现统一的建议。同时补充一点，这个问题最终必须由中国和朝鲜同志共同解决，如果中国同志不同意，则应重新讨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会谈详情可由朝鲜同志向您讲述。”以征求意见的方式，把援助朝鲜统一的责任推给了中国。 本来毛是不想冒与美国直接对抗的风险的，但在斯大林的压力下，又出于壮大社会主义阵营的理想，在与朝鲜会谈中同意了他们统一计划，并答应给予援助。将解放军中三个朝鲜族组成的师，（约四万人）和全部装备交给北朝鲜，这三个有战斗经验和战斗力的部队，成为进攻南韩的主力。
金日成开始认为美国不敢出兵，可以轻取南朝鲜，几个星期解决问题。所以也不想让中国多参与，（其心态也耐人寻味）准备工作的情况，发动进攻的日期也未通知中国方面，6月25日，毛泽东是在报纸上看到战争爆发的消息的，对此也十分不满。
以后的情况就是众所周知的了，战争爆发后美国很快参战，开始时北朝鲜果然进展神速，把美军快赶到海里去了。紧接着，美军在仁川登陆，来个包抄，人民军溃不成军，美军趁机跨过三八线，也想趁此机会消灭北朝鲜政权。在此情况下，金日成向中国告急，斯大林也催促中国出兵，毛经过再三考虑后最后决定出兵。
10月19日，百万解放军以志愿军的名义跨过鸭绿江参战，经过志愿军浴血奋战，不怕牺牲，把美军赶回三八线。1953年7 月27日在板门店签订停战协定，结束战争。
三年战争双方均投入巨大兵力，中国有190万志愿军进入朝鲜作战，经常保持130万的军力，联合国军最大兵力60万人，双方均损失惨重，中国志愿军阵亡15万多人，伤数十万，（另有资料说还有十多万民工死亡，未得到官方证实）美军阵亡5万多人。中国战费化了62亿人民币，（当时全国一年的财政支出支出仅一百多亿元）美国则化了200亿美元。南北朝鲜双方的人员伤亡在百万以上，财产损失更大。双方付出了这样巨大代价，最后仍回到战争开始的地方。
在双方对战争的成果评价上，美国认为没有取得胜利，但也没有失败，毕竟保住了南朝鲜。
而中国则认为是取得了了伟大胜利，认为自己打败了美国，逼美国在停战协议上签字。中国把美军从鸭绿江边打回三八线，保住了金日成政权，当然是一个胜利，显示出中国的军事实力，但这是以人力优势对付武器优势，以志愿军的巨大伤亡换来的。付出了这样巨大的代价，也并没有实现“解放”南朝鲜的发动战争的目标，所以也谈不上什么胜利。相反，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国不但没有收获，反而有不可估量的损失。
最明显的是，中国本来准备在50年“解放”台湾，由于朝鲜战争，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保住了蒋介石政权，台湾问题就一直拖到现在，成了中国外交上的沉重包袱。
再是，朝鲜战争使中国和资本主义世界形成完全对立的局面，在战争前英、法等国准备承认中国，建立外交贸易关系，美国也在试探和中国保持正常外交关系的可能，并准备放弃台湾。中国一参战，形势就完全改变，中国和西方国家完全成了敌对关系，美国和西方世界对中国进行封锁和经济制裁，中国只有更加依赖苏联。说是中国的威望提高了，但得到什么实际利益呢？
中国本不想打这一仗，毛泽东私下也多次批评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完全错了。是苏联和北朝鲜硬把中国拖入战争，所以并不象有的文章说的那样 是为了宝贵的独立自主，安全环境，付出这样沉重代价是值得的。而正是在外交上不能独立自主，一边倒，听命于苏联的结果。斯大林非常狡猾，有极端自私的阴谋，他支持金日成统一朝鲜，而让毛表态同意，自己则隔岸观火，如果事情顺利，苏联可以扩大在东亚的势力，在朝鲜获得新的军事基地，一旦美国干涉，就让中国出兵替他当炮灰，把二战后剩余武器卖给中国和美国对抗，同时可以使中美对立，完全听命于他，真是一石二鸟之计。所以朝鲜战争，对苏联来说也是一个大羸家。真正的输家则是朝鲜、中国和美国。中国则是中了苏联的奸计。这也是是外交上一边倒，和美国没有任何沟通渠道的恶劣结果。
经过南北朝鲜战后五十年的历史进程，美国人反而可以自慰，它保护住的韩国成了经济繁荣，政治民主的亚洲四小龙之一。而中国所保护的北朝鲜则成了一个世袭的、独裁专制、民不聊生的国家，并且挥舞核武器，成了东亚的不安定的因素。而且直到今天每年都要中国的大量经济、军事援助，以维持其政权。但在当前国际事务中，又不能配合中国的新的外交政策，一直坚持其强硬路线，以维持其独裁统治，一旦中国停止或减少对其援助，必然会反目成仇，前功尽弃。
即使朝鲜被金日成统一，对中国也没有什么好处，他必然听命于苏联，成为另一个越南，在中国边境制造麻烦。
反过来看，如果当时毛真正有战略眼光，有独立自主精神，能充分珍惜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就会坚决反对这一破坏世界和平，挑起战争的愚蠢行动，因为朝鲜和中国、越南不同，中国共产党是在长期斗争中发展壮大取得政权的，而南北朝鲜是在美、苏分别军事占领下形成的政权，向南朝鲜进军，就是向整个西方世界挑战。如果中国拒绝对这一计划的支持，在斯大林征求意见时坚决反对，不把三个有作战实力的师交给朝鲜，那么很可能不会有朝鲜战争，避免一场浩劫。
三。中苏反目与外交孤立
从中国建国到1957年，中国和苏联的关系处于蜜月期。 一五期间，苏联援助中国建设156项工业项目（其中不少是军工项目）
苏联被宣传为世界上最美好的国家，苏联人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民，“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成了中国上下的口头禅，关于苏联的成就，对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等等的则大力宣传，苏联的文学艺术，文化教育、科学 学术，占领了中国的文艺界、教育界、科学界，而联共（布）党史教材则成了中共的圣经。五七年反右，反苏也是一大罪状。
自1953年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上台后，事情就开始慢慢出现变化。分岐首先出现在斯大林问题上，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了秘密报告，批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专横及对政敌的残酷迫害，毛则认为不该这样做，要维护斯大林原光辉形象，因为它是一把“刀子”。二十大后东欧出现不稳，56年爆发了波、匈事件，毛积极主张苏联出兵镇压，更使他认为自己比赫鲁晓夫高明。1957年11月毛亲自出席莫斯科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工人党大会，这是毛第二次出访苏联，这次和第一次不同，不但没有坐冷板凳，而是大出风头，受到最高礼遇，毛也在大会期间帮助苏联游说，以改善东欧国家共产党和苏共的关系，并提出来，社会主义阵营要有一个头，这就是苏联。在这次大会上上赫鲁晓夫提出要在十五年内赶上美国，毛则提出要在十五年内赶上英国，看来好象中苏之间非常团结，社会主义阵营欣欣向荣。
但实际上，毛对苏联开始不服气，对赫鲁晓夫的一系列改革不满。中国打”羸“了朝鲜战争，经济得到恢复和高速发展，使毛的头脑发热，从莫斯科回来之后，就开始搞大跃进，认为自己发明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认为在农业、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反右之后，人民大众的生产积极性极大地发扬，可以大大提高发展速度 。私下多次与党内领导人谈到，苏联的规章制度死板，不发动群众，发展速度不快，我们可以大大超过他们。他在58年一系列中央会议上批评右倾情绪，经济指标订的太保守，在他的批评下政府经济部门一再提高计划指标，而赶超英国的时间表也一再提前，从十五年到七年、五年，最后只要二年了，还要在七年后超过苏联。这里要指出的是所谓赶超，只是指钢产量，在毛的心目中钢产量就是国家力量的体现。而人民公社则被吹嘘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形式。
在中国大跃进之初，苏联是非常欣赏和支持的，报纸上大力赞扬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苏联各工厂，也积极为中国赶造机器设备，但对中国的高指标能否实现心存怀疑，而对人民公社，则持反对态度，因为苏联在二十年代也搞过，失败了，得出结论是在物质没有极大丰富之前，搞这种公社是不现实的。但最初也没有公开表示反对，但也不表示支持。对此保持沉默，这是为了怕影响中苏关系。但敏感的毛对此很不满意，认为自己的伟大创造没有得到应有的赞扬。一直到59年7月，苏联真理报第一次公开发表赫鲁晓夫在波兰一个合作社发表的演说，公开不点名的批评人民公社这一做法。
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为了防止苏联和东欧受毛极左思想的影响，另一原因是苏联领导人58 、59年访问中国时毛的态度相当傲慢,因而而被激怒。当时，大跃进已经遇到巨大困难，党内有不少人反对，正在庐山开会的毛知道之后大怒，决定进行反击，这就是中苏走向对立的开始。
中共并没有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问题上进行反驳，毕竟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并没有得到成功，这样做会很被动，而是批评苏联对美国帝国主义搞缓和，实行和平竞赛，和平过渡，贬之为三和一少。（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各国反动派要和，对世界革命的支援要少）60年4 月，趁列宁诞辰90周年１９６０年４月２２日，列宁诞辰９０周年。《红旗》杂志了发表《列宁主义万岁》，《人民日报》 发表《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发表《在列宁的革命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三篇文章，不指名地批评苏共领导人的某些观点，由此拉开中苏论战的序幕。以后，这三篇文章编成小册子，印成中、英、俄、法、日等文字公开发行，引起很大的反响。６月，在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苏共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指责，中共也进行了反击， 中苏分歧公开化。 同年７月，苏联政府决定立即召回在华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废除两国经济技术合作的各项协议。
以后中苏进入了全面论战，欧洲大的共产党（法、意等国），东欧除了阿尔巴尼亚，都站在苏共一方，中共孤军作战，高举“列宁主义大旗”， 发表九评，指责苏共和意共等为修正主义，而对方则指责中共是教条主义、冒险主义,反对世界和平共处。63年在苏共建议下举行了短暂的中苏党的谈判，中共提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阵营。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显然 ，这是一个进攻性的路线，充满了火药味，和苏共和平共处和政策针锋相对。随着论战的白热化，中国和苏联、东欧的外交关系也近乎中断，再加上中印战争，中国在外交上完全处于孤立状态，直至1968年中国和苏联发生战争，苏联被称为社会帝国主义成为中国最危险的头号敌人。
从上述中苏论战到最后决裂的过程可以看出，完全是由于毛泽东的极左路线造成的，他没有看到二战后世界的变化，大谈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核武器是纸老虎，不相信世界可以实现永久和平，立足于大打、早打，说打核战争中国即使死三亿人，还有三亿。大谈人民战争，枪杆子里出政权，要实现消灭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世界，在全球建立社会主义。自己国家的老百姓还在饿肚子，却大谈解放全人类，难道中国六亿人饿肚子还不够，要全世界都来饿肚子？说他是教条主义、冒险主义并不过份。
有的人却认为，中苏论战和分裂是由于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要控制中国引起的，毛为了维护国家利益而与之反目，是毛的大无畏精神。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赫鲁晓夫改革内容之一，就是改善和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关系，甚至和过去称之为叛徒的南斯拉夫改善关系，比起斯大林来对中国更加重视与尊敬，在他任上苏联从中国旅顺口撤军，归还了中东铁路的经营权，和其他一些中苏同盟条约中的特权，对中国的经济援助规模也更大。说到58年毛反对苏联在中国建长波电台，联合舰队是为了国家利益，为什么在斯大林时代更大的权益我们都能放弃，很明显，那是因为中苏关系已经恶化的情况下才发生的，只是一个借口，以激怒中国人民。
实际上，与苏联东欧闹翻之后，失去了宝贵的经济技术援助，又被资本主义世界视为反对和平的国家，更加加紧封锁，中国在经济、政治外交上空前孤立无援，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影响，这根本不符合国家利益，但这些都不在毛的考虑范围之内。这也是把自己的意识形态放在国家利益之上的一个例证。
也有学者指出，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批判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本人并不同意这一观点，相反，是毛在意识形态上的教条主义，极左路线，对世界形势和科学技术的无知，导致了大跃进，而大跃进的失败，受到苏共领导人的不满和批评，影响到他在国际共运中的威望，由于毛强烈的领袖欲，国内的个人崇拜又使他自认为是伟大的理论家，继斯大林之后的世界革命的头号领袖，以致使他持比苏联更“革命”的立场，以正统的列宁主义继承者自居，和苏联进行论战，企图获得国际共运领袖的地位。而文化大革命也是毛为了消除大跃进的不利影响，清除对他的极左路线不满的领导人掀起的。也可以说，对苏共的论战是毛为文化大革命作理论和舆论准备
四。 全力援越和对越自卫反击战
远在1950年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斯大林就提出要和中国分分工，要中国多支援一些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斗争，毛也欣然同意。建国之初蒙古、越南、朝鲜等就向中国要求援助。当时中国还相当困难，但都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越南历来与中国关系密切，在历史上，自秦始皇以来一直到明清，有不少时间是中国的附属国，鸦片战争后成为法国殖民地，二战时被日本占领，二战后法国人重新回来，而此时越共已在北部建立根据地，宣告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新中国成立后就开始向越南北方提供援助，除粮食、物资外还派出以韦国清、陈赓为首的军事顾问团，参与指挥抗法战争。
1954年，当越共在奠边府之战大胜之後，宣告独立，并立即得到苏联和中国的支持。为了跟以胡志明为首的越共对抗，法国政府宣布将权力移交给阮朝的末代皇帝保大帝，并成立南越政府和越共的北越政权抗衡。保大帝委任吴庭艳为首相， 吴后来在美国支持下发动政变，成立以他为总统的南越共和国政府和北越相抗衡。
就是在此时，中越两党产生了分岐，越共认为当时 南越政权很不稳固，形势大好，可以一举解放全国，而苏联和中国则认为这会和美国发生对抗，朝鲜战争刚刚结束，中苏不愿再和美国发生大的对抗，所以在54年召开的日内瓦会议上，中苏联手压越南签订停战协定，以十七度线为界，这在越共领导人心目中是对越南革命的出卖，因为要得到中苏的援助，所以隐而不发。当时周恩来对越南 的指示是只准在南越打排以下的游击战争，不支持其打大的解放战争。但对越南的援助一直没有停，而且越来越多。随着北越不断向南方渗透， 南方解放战争不断扩大，美国则认为这是社会主义阵营向外扩张，要保住东南亚的安全，不能姑息，开始投入越来越大的军力，这时毛决定全力援越，苏联也开始大力援越，65年北部湾事件后美国开始轰炸北越， 中国为了帮助越南抗击美国，先后出动了32万军队改穿越南军服进入越南北方，几乎承担了越南战争系统所有工程的运输、供给和保障工作，包括胡志明小道的拓宽和运输，并在中国云南和广西扩建了后勤机构；八年内，中国军人伤4200人，死1100人。
1950-1974年中国援助越南的军事物资计有：枪213.8万支(挺)，炮7万余门，枪弹124440万发，炮弹1807万发，舰艇176艘，中型和水陆坦克552辆，装甲输送车320艘，飞机170余架，汽车1.6万辆，炸药18240吨，有线电机6.5万部，无线电机3.5万部，军服1117万套……可以装备200万人，约合人民币42.6亿元。给的都是中国最先进的装备，甚至连中国军队都没有配备的新装备。
66年我在云南开远市看到，从傍晚到拂晓，通往边境的公路上解放牌汽车一辆接一辆，天天如此。
毛的态度是要什么给什么，要多少给多少，中国是越南的大后方。越南是同志加兄弟。
毛在援越问题上如此卖力，尽管中国人民在60年代受天灾人祸困苦不堪，仍然以全力援越，一方面是为了显示中国的力量，和帝国主义斗争的坚决，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和苏联争夺越南，因为苏联勃列日涅夫上台后，采取更强硬的对外政策，看到越南对美国的打击很大，所以也改变政策，积极援助越南，同时也是为了保持对越南的影响力，与中国抗衡。苏联的武器装备比中国先进，国力也大大强于中国，何况由于历史原因越南对中国固有的积怨和戒心。在中国和苏联两者之中，越南当然倾向于苏联，这也符合中国古代外交上远交近攻的基本原则。但为了得到中国方便、直接的无偿援助以赢得战争，表面上在中苏论战中保持中立，当时的越南画报第一页报道的是越南和苏联的外事活动，第二页才是越南和中国的外事活动，已经可以看出端倪。但中国仍全力援越，而越南对中国援助的要求也越来越大，苛刻。大肆浪费中国援越物资。
1969年1月，當北越和南越革命政權與美國和南越阮文紹政權在巴黎展開談判後，就遭到了中國領導人的公開反對。而中国71年接受尼克松访华，也引起越南的不满。到60年代末，中越关系已经是貌合神离，但援助仍然不断，直到75年越南实现南北统一，越南公开指责中国，投入苏联一方。
中国费尽全力支援越南，却落得如此结果，为自己在南方树了一个敌人，这不能不说是外交上的一个重大失败。这是受毛意识形态的支配与美苏对抗的结果，也是毛在外交上没有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的战略眼光的结果。
全力援越看来对中国十分不利。那么对越自卫反击是不打得有价值呢？发起这一战事的表面原因是越南在中国边境挑衅，实际上当然不是那么简单，发起战争，要教训一下越南，主要是越南与苏联结盟，尤其是越南78年入侵柬埔寨，推翻了红色高棉政权，越南控制了老挝、柬埔寨成为中南半岛地区霸主。中国觉得受到严重威胁，加上对越南“忘恩负义的忿恨，这是中国进行自卫反击的真正原因。
理由似乎可以成立，但效果却不好。中国的军力比越南强这是肯定的，但是越南从中共那里学来了人民战争，全民皆兵，游击战术，加上热带丛林的有利条件，和美国打了十年，富有经验，中国的优势就变得不多了。当代第一军事强国美国，尚且吃尽苦头，何况是中国。
中国是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发明者，过去，用这套方法对付日本人、蒋介石颇为有效，现在，越南 人对付中国军队由于地理上的优势，显得更有效。在这一战争中中国虽然打败了越南正规军，但却被越南人民的游击战搞得狼狈不堪，怒气冲天。为了减少牺牲只能采用日本人、美国人一样的残酷的三光政策，现在有的战士回忆，当时连几岁的小孩也不放过。
1979年2月17日至3月5 日是进攻阶段，击溃了越方部署在边境的主力军，一直打到谅山，对河内形成威胁，反击作战的战略目的已经达到，3月5日军委下达撤军命令，各部队交替掩护撤退，一路实行焦土政策，能拿走的机器设备全部拿走，能破坏的公产全部破坏，是为惩罚，东线部份伤亡惨重的部队撤退时拼命盲目扫射放炮，发泄愤懑。3月16日撤回国境，对越自卫反击作战告一段落。
2月17至3月16日，我军共牺牲6954人，伤14800多人，。而越南的伤亡人数据说在十万以上，其中当然有不少民兵。包括妇女、儿童。对于这一中国有计划、有准备的”闪电式‘的进攻和撤退战役，短短一个月时间，这一伤亡不可谓不重。说是教训一下越南 ，实际上也教训了我们自己。
在人员、武器装备消耗方面是一方面，在政治上的损失更大，中国人民解放军威武之师、仁义之师的名声受到了玷污，以一个大国，公然不宣而战，武力侵入一个小国，而且是过去的同志加兄弟，使中国的和平形象受到损害。况且“教训”并没有什么结果，只有增加中越之间的仇恨，过去为越南做的好事，一笔勾销，况且越南并不惧怕中国，继续占领柬埔寨，只是在柬埔寨人民战争和国际舆论的压力下，一直到1989年，才从柬埔寨撤出军队。
而我们要保护的又是一个什么政权呢？我们所竭力支持的红色高棉波尔波特政府是一个极端野蛮、残酷的政权，实行种族灭绝，杀掉了全部越南裔，二分之一华裔等少数民族，大肆屠杀知识分子、僧侣、旧政权人员，把城市人口全部部赶到农村，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在他统治的短短三年（1975--1978）时间，全国有100万以上人非正常死亡。这样的政权值得我们保护吗？从道义上说这样的政权倒的确需要“教训”，而中国支持这一政权也受到国际舆论的批评。
所以对越自卫反击战，也是中国外交上的一个败笔。反思它的原因，又不得不归结到中国争夺社会主义的领袖地位。是毛的极左反帝反修外交路线的继续。
五。欧洲社会主义明灯的熄灭
阿尔巴尼亚是社会主义阵营中最小最穷的国家，国土面积仅二万多平方公里，人口只有270万，和中国一个专区差不多，经济落后，二战后阿共产党（后改名为劳动党）武装夺取政权宣布独立，47年和苏联结成联盟，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其党的领导人恩维尔。霍查在国内也大搞个人迷信和独裁统治，对与他意见不同或有怀疑的人，进行多次的血腥清洗，相继把历任的二、三把手打成反党、反革命集团加以杀害，并且连家属也不放过，每次清洗株连甚广，五十年代第二次清洗时竟一下子杀了二千多人 。85年他也象毛一样一直执政到死，把政权交给指定的接班人。
苏联赫鲁晓夫上台后实行和美国搞缓和，改善与南斯拉夫的关系，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等改革政策，引起霍查的不满，霍查一直认为南斯拉夫是他国家的最危险的敌人，原因可能与柯索沃问题有关，在南这个地区有占人口比例很大的阿族人，一直想独立，加入阿国。加上阿不满苏联不能满足他们对援助的要求 ，使阿、苏关系恶化。
而苏共则对阿实行斯大林式的残酷清洗和大搞个人迷信，不支持和平共处政策不满。
在1960年布加勒斯特会议和莫斯科会议上阿共和中共站在一起，反对苏共的缓和政策，从此成了亲密无间的兄弟党。
此后阿、苏互相公开地攻击对方，61年苏联与阿断交，停止一切援助。在中苏论战中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党，绝大多数站在苏共一边，朝鲜、越南是为了得到中国大量无偿援助，表面上保持中立，只有阿劳动党坚决和中国站在一起。这在中国空前孤立的当时是十分宝贵的，所以阿被毛称之为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阿也乘机向中方要求经济、军事援助。
中国当时正处于大跃进后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但对阿的援助却从来不打折扣，全力满足其要求。中国为阿尔巴尼亚援建了大量的企业，后来基本处在停产、半停产的状态，设备早成为了废铁。我清楚的是，中国为了满足阿建设先进化肥厂的要求，64年用宝贵的外汇，从意大利进口年产五万吨合成氨装置一套半，这在国内当时是最先进的有计算机的化工装置。一整套给了阿国，自己只留了半套。并给配套化肥装置，设计、施工、开工都派专家主持工作。接着他们的又提出要建规模更大的有色冶金企业，中国也同意了，但是中国当时还有不少技术问题未解决，就作为政治任务组织全国一百多单位攻关，当时是文革期间，进展不快，建设延期，阿方多次派领导来催促，象讨债一样，气势汹汹，弄得周恩来狼狈不堪。
更可叹的是，在中国饥荒年代，中国向加拿大进口粮食救命，可是船在中途接到命令转向，到阿国港口卸货。
当时的对外联络部部长耿飚透露，1964-1970年代末，我们给了阿国90亿元人民币！(有学者根据货币含金量、购买力测算，它相当于现在的上千亿！它还相当于给当时人口规模为200万的阿国人每人发了4000多元的红包！)
可是这样慷慨大方的无偿援助，（或者说可以说是愚蠢的）得到的不是尊敬面是鄙视，指责，好象是欠他们的债。提出来的军事、经济援助要求越来越大，许多都是不切合实际，如向中国要五百辆坦克，中方问要这么多坦克作何用处？他们答称要沿海岸线布防，当活动堡垒使用。
在经济上是这样无理，在政治上竟也摆出一副教师爷的架势，动不动给脸色看。
阿主要领导人很敏感。１９６９年９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赴越南参加胡志明的葬礼，途经北京，周总理和他在首都机场会晤。阿尔巴尼亚表现反感，为此，在出席我们建国２０周年庆典上，他们还特意降低了规格。１９７２年，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也引起了阿领导人的强烈不满，其报刊对此发表了一系列极不友好的文章，攻击我内外政策
自１９７６年１１月阿劳动党七大以来，其主要领导人公开攻击中国内外政策。尤其是一把手霍查，屡次攻击中国领导人是马列主义的“叛徒”。我国如何对待呢？两句话，８个字：骂不还口，置之不理。恐怕是不好进行反驳，因为在不久前中共正是这样骂苏共领导人的， 但是援助并没有停，只是不象过去那样慷慨了，阿方就故意对我国的供货、派专家等问题不断挑剔，接二连三地对中方有意责难和无理挑衅。给人送钱、送东西，还要挨人家骂，而且只能忍受，不反驳，世界上恐怕再也没有这样“大度”的国家了。
直到１９７８年７月７日，邓小平作出决定，中国政府照会阿政府，停止经济、军事援助，接回援建工程的技术人员。１９７８年９月，阿宣布废除中阿轮船股份公司的协定，解散该公司，中断了贸易和科技、文化交往。欧洲社会主义明灯熄灭了。
对阿关系同样 是非常荒唐的，就因为意识形态观点一时相同，就付出 这样大的代价，把当时国民迫切需要的粮食、物资白送给人家，而且在他们开始指手划脚责难我们时还继续援助，这无疑是毛把意识形态置于人民利益之上的一个典型例子，也是中国外交上一个丢脸的失败
六。 睦邻外交与对印自卫反击战
新中国历来声称实行睦邻外交，可是我们打开地图看看，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已经没有几个友好聆邻邦了。
在北方和西北，已经和苏联打过仗，形成严重对立。蒙古则成了是苏联的殖民地，成了苏联的前沿阵地。
东北的北朝鲜表面上和中国友好，但是在中苏对立中明显倾向苏联，只是没有完全闹翻，以维持中立为要挟，向中国索取大量援助，中国也在自己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一直给予大量经济、军事援助 ，实际是面和心不和，这一情况一直维持到现在。
在南方和越南的关系也是如此，虽然仍给予大量无偿的经济军事援助，但已是貌合神离，关系在不断恶化中，直到越南全国统一，翅膀硬了，就公然反华，以致后来79年大打一仗，成为敌国。
老挝受到越南控制，中老关系和越南的情况相似。
和缅甸，本来是相对友好的，缅甸是最早承认中国的国家之一，在六十年代在边界谈判中中国作出了较大的让步，割让了一块中国的飞地，划定了界线，又对其提供援助，所以两国关系良好，两国领导人频繁互访，刘少奇周恩来陈毅都不得多次访问过缅甸，从纪录片中看出受到热烈的欢迎。可是到文革年代，由于中国的极左的外交路线， 积极支持缅甸共产党的武装斗争，中缅关系恶化，缅甸掀起反华排华运动。
在西南方，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国和印度关系不错，由印度、缅甸等五国发起的第一次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邀请中国参加，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后由于领土纠纷，关系紧张，直到六二年爆发中印大规模的战争，也成为敌国。
尼泊尔则是一个小国，受印度的影响较大为了和印度抗衡，在中印之间保持中立，
和中国保持较好的关系。
最后一个邻国巴基斯坦，则不管谁上台，一直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中国历来对巴基斯坦给予大量的经济、军事、技术援助。很明显双方都要相互利用以对付印度。
所以说建国后二十几年，在毛主导下的外交，弄得中国四面受敌，同时又没有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利益，不能不说是一个失败的外交。
中印关系也是一个典型的失败的例证。
中国和印度在领土方面有争议， 是殖民主义造成的，1914年英国和西藏地方政府划定了边界，称之为麦克马洪线，但一直未得到中国中央政府的承认。1947年，当刚独立的印度在南京建立大使馆时，国民政府也对印度代办明确表示了不承认麦线的态度。 由此可见，麦克马洪线从来未经过双方实地勘测，也没有经过中国历届政府承认，完全无法律意义和任何价值。
1949年后，新中国成立后，继续不承认麦线。但是由于政府当时执行的是毛主席的反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外交，一切以反美为重，因此新中国政府不得不慎重对待印度这样的国家，在领土问题上取克制和忍耐的态度。 当时中共的政策是：内部打招呼不承认麦线，但这个态度不公开，尤其不对印度公开，也不向印度提出这一问题。正是这一愚蠢的暧昧态度，使印度胆子大了起来，50年后，不断侵占麦线以南我中国领土，54年就实际控制了麦线以南地区，并进一步向麦线以北挺进。中国政府在此时则不闻不问,没有发表任何抗议和声明进行交涉，在两国领导人多次互访会谈中也绝不提及这一问题，显然这种态度在国际惯例上被认为是一种默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首次对外界表明自己对麦克马洪线的态度，是在周恩来1956年访问缅甸时与缅总理吴巴瑞的会谈中。由于中缅之间也有部分边界线与麦线相关，周恩来因此系统地解释了中国政府的立场：一、要对中国人民解释清楚；二、要说服西藏达赖喇嘛等人接受“麦克马洪线”；三、国民党会骂我们卖国。周恩来说，你们需要时间，我们做这些工作也需要时间。我们为了求得一劳永逸地解决整个边界问题，委曲求全地提出了目前的方案，我们要尽力克服困难实现这一方案。至于解决整个问题的时间，我们可以继续等待。这说明中共早已决定承认麦线，只是怕被中国人骂他卖国贼而已。但是既然已经决定承认，后来为什么又反悔？在印度占领多年之后才提出不承认麦线，还要自卫反击，不是太晚了吗？
59年西藏达赖叛逃，中国军队在平叛过程中才进驻中印边境，中、印军队形成对峙局面，经常发生磨擦。据说是印军屡次向中国军队挑衅，才使中共毛主席决定打这一仗。而我认为还有两个因素，一是印度对西藏达赖集团的保护和支持；再一个因素是印度和前苏联当时的关系非常良好，苏联给印度大量援助，这当然使毛很不满，所以要教训它一下。
中印之战中国获得全胜。但是令世人奇怪的是，在取得全胜之后，却主动撤军到麦线不说，还要再退二十公里，说是脱离接触。毛是自作聪明，以为这样既教训了印度，显示出了中国的军力，使它不敢再侵犯，又单方面撤军，显得中国大度，爱好和平。实际上是两方面都落空，全世界对中国发起大规模战争都表示谴责，因为明显违反了自己一贯提倡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另一方面，在中国撤军之后，印度人马上就回到老地方，并且越过麦线向前，中印又处于对峙局面，而中国则又不闻不问了。几十年来，印度不断向边区移民，该地区人口已达六百万，最近又通过法律，建立了一个邦政府，。印度也受到战争失败的刺激，大力扩军，现在在军事技术方面也有两弹一星，并不落后于中国，再要打恐怕就不象当年那末容易了。这块九万平方公里富饶美丽的国土，恐怕是再也不能收回了。
从中、印事件可以看出，毛对国际关系的规则真是无知到了极点，也表明他对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多么的不在意！毛好作惊人之举，他自称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这在中国大陆可以行得通，可以随意用国家的领土作交易，也随意发动对外战争，没有人敢反对，但在国际上这种随心所欲、自以为是的做法就行不通，结果是既丧失了国家领土，还受到国际上的一致谴责和耻笑
七。 中日关系
日本是中国的近邻，历史上两国的关系就比较密切，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前，基本上是中国国力强于日本，两国的关系有时友好有时敌对，中国有几次想征服日本都没有成功，如汉、唐、元都曾进攻日本，都失败了。除此之外，两国的交往还是相当密切，关系是比较友好的，尤其是在唐朝兴盛时期，日本官方、民间与中国的文化交流更多，全面学习中华先进文化，受中国文化影响颇深。明朝时日本海盗（倭寇）长期骚扰中国南方沿海及朝鲜，最后也被明朝军队消灭。
到十九世纪中叶，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形势发生了逆转，日本日益强盛，到二十世纪初，即明治维新三十多年后，日本已经成为世界强国之一，而中国在腐败的满清政府统治之下日益衰落，当时殖民主义流行，世界各强国积极扩张，在世界范围内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中国地大物博，又腐败、落后，国力孱弱，自然成了列强眼中的一块肥肉，而日本紧靠中国，对中国的文化又较为了解，较西方列强有地理、文化上的优势，对中国的侵略更为贪婪和积极。妄想独吞中国，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或者象满清一样完全灭亡中国。从中、日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建立伪满州国，一直到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苦难。中国人民对日本怀有深重的仇恨是理所当然的事。
但是时代在前进，世界潮流在变化，对于历史上的恩怨也要抱着向前看的态度，要允许别人弃旧图新，否则，只能作茧自缚，并没有一点好处。
我们应当看到二战后世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日本也发生了彻底的变化。首先是世界上出现了社会主义阵营，宣扬殖民地人民的独立和解放。殖民地人民也开始觉悟，纷纷争取独立。其次是二战使资本主义世界受到教训，民主、人权的理念进一步发扬，老式的殖民主义炮舰政策被逐渐抛弃，而代之以发展科技，自由贸易以谋取本国的利益。到六十年代末，除了香港、澳门，全世界所有殖民地几乎都获得独立。而日本正是顺应潮流，改弦更张，在美国的帮助下，制定了和平宪法，宣布永不再战，而是大力发发科技，贸易，经过短期的恢复，就开始实现经济起飞。又经过三、四十年，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日本人民的生活水平极大地提高，国民平均收入位居世界前列。事实使我们不得不佩服，日本民族的确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在二十世纪初，中国的有志之士纷纷东渡日本，寻求救国之路，孙中山先生也以日本的崛起激励中国人，他认为日本的崛起是打破了白种人的优越感，白种人能做到的，日本人也做到了，那末我们中国人也能做到。在那时日本正在一步步侵略中国的时候，孙中山先生还敢说这种话，要是在现在是非被骂得狗血喷头不可的。现在我觉得也应该理直气壮地向日本学习。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一直把日本当作美国的走狗，宣传日本要复活军国主义，再次侵略中国，在政治上是完全对立的，但在经济方面，却早在50年就开始了民间贸易，这对双方都有利。与经济交往同时，日本友好人士也千方百计访华，促进了中国之间的民间友好往来。从中共的立场是要拉拢一部分日本人，倾向大陆，脱离台湾。
70年代初中国为了对付苏联，向西方靠拢，1971年年尼克松访华团之后，日本也主动和中国接触，抢在美国前面和中国建交，但毛对美、日友好是一种策略，仍然把美、日作为敌人，并不是要真正友好，这是中共一贯采用的，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的做法，所以在文革结束前，两国关系没有多大实际进展。
进入80年代，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国关系才有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在经贸方面。中国也结束了毛时代既不欠外债又不欠内债的封闭政策，1980年4月，日本大平正芳首相访华时，双方首次签署了日本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的协议，还款期限是80年。从那时开始，一直到现在，（89年六。四事件之后曾有二年停止援助，实行制裁）总共达30000亿日元的低息、长期的贷款，1994～1998这五年，日元贷款与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之比分别为27.25%、25.67%、24.97%、24.02、14.16%比例相当可观，说明日本贷款对于 中国的经济发展有巨大意义。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许多基础设施都由日本援建。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等的建设资金均来自日元贷款。光是在长江上就有五座大桥出自日本的经济援助。八、九十年代，中国向日本大量引进先进技术和装置，石油、化工、机械、汽车、冶金、电子工业，也有不少是日本贷款的，日本的技术，目前都运行良好，成了中国重工业的骨干企业。此外还有大量无偿援助和技术交流，截至2000年末，达64.8亿人民币，援助项目涉及教育、医疗、农业、环保等领域。可见日本人的援助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或者说崛起，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在政治方面则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初，关系最为良好，开展了大型友好交往活动，文化交流也比较多，也是引进日本电影、电视节目最多的时期，电视剧《血疑》《阿信》《排球女将》等风行一时。两国民间的气氛也是较为融洽、友好的。
进入九十年代，两国政治关系开始冷却，这是和世界总体局势相关联的，本来中日建交的政治工作基础是中国当时 要对付苏联的威胁，九十年代 苏联解体，中俄关系改善，所以中日美三国的准同盟关系到此结束，中国和西方国家关系逐渐密切对日本经济上的依赖减弱，中国和日本固有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进入 二十一世纪更进一步激化，以至于最近数年来两国元首没有互访。政府间的关系恶化，促使中国民间反日情绪空前高涨，近年来出了不少风波，04年的反日示威，是中国政府默许的中国少有的民众示威。以后又有日本人集体嫖娼事件，赵薇穿日本军旗图案服装事件，日本留学生事件，武汉大学樱花事件，等等，还有老的历史问题，教科书问题，劳工、慰安妇索赔等，媒体大量报道，在网络上更是有人对日本人痛骂不已，复仇主义甚嚣尘上。
现在要问的是，中日之间到底利害冲突在那里，现在看来无非是以下四个方面：
1。钓鱼岛领土及东海领海争议；
2。美日同盟和对台湾的保护；
3。贸易磨擦，如农产品出口，日本技术壁垒问题；
4。中国反对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成员。
5。 参拜靖国神社和历史阶段教科书，等对历史阶段的认识问题；
那末中日共同利益又有那些？中日共同利益表现在：
1。两国巨大的贸易额，根据日本方面的统计，2005年日本对华出口为804亿美元，对华进口为1090亿美元；2006年贸易总额将超过2000亿美元，中国出口日本有8000亿人民币，现在中国有些青年不能与时俱进，还要学30年代的抵制日货运动，真是无知到了极点，如果中日贸易中断，不知要造成多少人失业！（当然对日本同样可怕）
2。日本对华的巨大投资 促进了两国的经济；迄今为至，日本对华投资总额约350亿美元；
3。 两国在科技、文化、教育、卫生、环境等领域的合作和交流对两国尤其对发展中的中国有很大帮助。
4。两国都需要在世界和亚洲创造和平的发展环境。
从中日两国的利害可以看出，共同的利益是主要的，不可或缺的，对于两国的利益冲突都是可以通过协商解决的。其中领土争端是最难解决的，但是中国和周边国家都有领土争端，如俄国，印度、越南、缅甸都得到了或正在得到解决，为什么和日本就不能呢？至于台湾问题主要在美国，日本是看美国的态度行事的，二战后日本不发展军事力量，以实现不对作战的和平宪法，在冷战中是依赖美国保护，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深责日本是小题大作。而贸易磨擦是任何国家之间都会发生的，日、美，欧、美间就一直有磨擦，中、美，中、欧也一直有这个问题，所以这他不是什么大问题，大可不必将这一问题政治化，扯到民族历史问题上去。关于反对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可以找很多理由，甚至于没有理由都可以，何必非要扯到过去的历史问题。
最后，谈到对历史认识问题，现在中国政府是把这个问题放在两国关系的首位，实在是不明智的，平心而论，日本大多数政治家和民众，都认识到二战时发动侵略战争是不光彩的历史，绝大多数当代日本人根本没有武力扩张的思想，对政府管得很严，对向海外派兵极其慎重，历届首相都表示了对侵略的歉意，当然有的人反省得深刻，有的则不深刻，更有少数军国主义思想严重的顽固分子，想美化这段历史，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也是可以理解的，日本是民主国家，不可能实现舆论一律，所以有的历史教科书有不正确表达的，毕竟采用的学校只有0，6%，可见大多数学校是以正确的历史教育下一代的，所以，也没有必要大惊小怪。参拜靖国神社也是同样，日本人对此问题有自己的认识，作为政客，要想当选，当然要考虑民众的意愿，如果民众绝大多数强烈反对，他就不可能去参拜，可见持赞同态度的日本人有一定势力，这是思想认识问题，是在外界压力下无法改变的，适得其反，施加的压力越大，对中国的误解更加加深，这届首相小泉纯一郎的情况就是这样，你越是强烈抗议，他越是要去，以表示自己不屈服于中国的压力，以提高人民的支持度，这是很普通的政治常识，如果一个政治家一遇到外国压力就改变立场，那他就会被国人唾弃。
中国政府在这一点上是大大失策了，一种可能是认为这一问题比较好办，小泉只要有所表示，中国算是有了台阶下了，可是，日本民族也是一个争强好胜，要面子的民族，小泉更是强硬派，你越加压，他去的次数越多，硬要做给你看。结果越弄越僵，弄得中国下不了台，现在是骑虎难下。本来这种对历史的不同认识，各国都存在，只能由本国人民自己慢慢去解决，也根本改变不了对目前和今后的发展路线，就象中国现在言论有所开放，对重要历史事件的看法就有各种各样，如对文化大革命，大多数认为是一场浩劫，但也有少数人认为是民主的运动，好得狠。对某人，有的认为是大救星，有的认为罪恶滔天。要强制地统一思想是不可能的。另一种思路可能是故意要把关系搞僵，使中国人有一个斗争的目标，如毛所说的反面教员，过去对外的斗争目标是美帝、苏修，现在都成了战略伙伴关系了，中国人民没有了斗争的目标，是不是想把日本作斗争目标，以提高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呢，也不是完全不可能。但是时代变了，这种做法也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的。
一部分中国人的强烈仇日情绪和中国的官方有很大关系，众所周知，中国的所有媒体和文化部门都是受中共宣传部直接领导的，宣扬什么主旋律，由上面决定，解放以来有关抗日战争年代的文艺题材，一直占很大比例，这当然 也无可厚非，但是对二战后日本的变化、发展，对中日友好的意义和发展前景，却缺少客观、积极的宣传，尤其是八十年代以来二十几年日本对中国的巨大援助，很少报道，很少有人知道详情，中国官方也不表示感谢，直到2000年朱总理访日，才说了二句感谢的话。在这样的宣传气氛下，国民仇恨日本的情绪不但没有随时间的流逝而减少，反而日益高涨是可以理解的。
如上所述，中日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两伤。中日之间现在除了历史问题，其他问题都是邻邦之间常有的问题，完全可以根据有关国际法和事实证据，理性的商谈来获得妥善解决。双方都要各自努力营造一个和平、友好、信任的气氛。
日本政府和民间团体要对有军国主义旧思想的人进行教育，向德国学习。
中国政府也要批评复仇主义思想和嫉妒心理。向法国学习。德、法两国在近100年来是死敌，德国三次占领过法国，也两次成为战败国割地赔款，现在却成为欧盟中关系最密切的国家，中日两国为什么不可能呢？
中国政府要为国家坚定地争合理的、应有的利益，而不要争空洞的声望，对于中华民族的复兴，要有正确的认知，民族的复兴，不是军事力量强大，在世界上说一不二，别国的敬畏，而首先是要让广大民众享有民主自由人权，大多数人生活富足，安居乐业，有良好的道德和教育水准，这样才能得到世界人民的尊敬，才是真正的民族复兴
八。台湾问题对中国外交的影响
台湾问题本来是中国的内政，由于50年中国出兵朝鲜，美国为了遏制中国，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并与台湾订立共同防御条约，保住了蒋介石政权，从此解放台湾成了一句空话，58年炮击金门，不过是是毛为了制造紧张空气，并不是真敢打，中国大陆进入联合国后，美国虽然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并未放弃保护台湾的承诺，1979年中美建交，但同时美国国会通过，卡特总统同年4月10日签署了对台湾关系法，其主要内容，一是为在美国和台湾中断外交关系后继续美国人民同台湾人民之间的商务、文化和其他关系，美国、台湾双方驻外机构改为民间组织，但享受正式外交机构同样的特权。二是认为以非和平方式包括抵制或禁运来决定台湾前途的任何努力，是对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和安全威胁，并为美国严重关切之事；由总统决定向台湾提供必要的防御性武器和服务。 所以台湾关系法是变相的共同防御协定。美国国会将台湾的安全放入国会的第一线议题，规定国务卿每半年要向国会提交一份报告。虽然中美两国在许多方面有共同利益，但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是认真的。
所以如果要武力统一台湾，势必冒和美国发生直接军事对抗的风险，使美国有借口进军台湾，控制台湾，不但在军事上是否能胜是个问题，而且面临在经济、外交上受到制裁的灾难性后果，这条路是相当危险的。
再从道义上讲，武力统一也是讲不通的，武力统一就是继续进行内战，六十年前，抗日战争刚结束，人民亟需休养生息的情况下，国民党自恃武力强大，要统一解放区，进行内战，全国人民一致反对，掀起反内战运动，最后因为国民党不得人心，反而被共产党赶到台湾。要不是中共的失误，出兵朝鲜，早就被“解放”了。现在，当两岸中国人都致力于经济建设，健全社会民主、法治，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情况下，中共再要把六十年前结束的内战打起来，同样 是不得人心的，我们不是提倡爱国主义吗？我们不是承认台湾的居民是中国人吗？中国人打中国人，死的都是中国人，哪里有不爱惜自己同胞生命的爱国主义呢？我们不是提倡八荣八耻吗？其中前二条就是“坚持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打内战，同胞相残，是热爱祖国还是危害祖国，是服务人民还是背离人民，不是很显然的吗？
当今世界是以和平、发展、人权为主要潮流的时代，再发动战争，并且是骨肉相残的战争，必然会遭到全世界人民的耻笑和谴责。
那么现在实现和平统一是否可能呢，在短期内也是几乎不可能，这是因为台湾人民不同意，台湾六十年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已经不是五十年代那时的台湾了，那时说解放台湾，把台湾人民从腐败的国民党统治中解放出来，是合符道理的，现在台湾是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人民真正享有宪法规定的言论、结社、示威、受教育等权利，国家领导人由民众普选产生，台湾人民决不会放弃这些多年斗争得到的权利，而回到专政时代，即使是无产阶级专政也罢。再是台湾现在人民的生活水平远远高于中国大陆，人均GDP达14000美元，是大陆的十倍，台湾人民享有的教育、医疗、养老等福利，远高于大陆，因此不赞成统一的不是少数资本家和政客，而是普通老百姓。
因为统一对他们的生活影响最大。我们虽然说是搞一国两制，象香港一样，实行高度自治，但是，中共历来主张的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思想，不但深入大陆同胞，也深入了台湾同胞心中，要他们放弃武装象香港一样让中共的军队进驻，肯定是不放心的，因为人民解放军是由党指挥的武装。
统一暂时行不通，剩下的一条路是不统不独保持现状，这是美国、日本和俄国等世界列强所欢迎的，但是对于中国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来说却是很不利的。
对台湾来说，为了保持现状，大陆政府在国际上处处打压台湾，许多由各国政府参加的组织都不能参加，如世界卫生组织，这个关系到居民健康的组织也参加不了。除了美国之外在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没有有外交特权的机构，这对于台湾人民和各国人民的经济、文化交流，突发事件处理等方面带来诸多不便。领导人出访、考察都受到很大限制，因为受访国会受到大陆方面的强烈抗议。为了保卫台湾，对付大陆武力统一的威胁，用大量金钱进行备战。作为有着二千多万人口，有自己独立的政府，国会、军队的这一地区的居民，理所当然地感到委屈和不满，要求独立，享有世界公民权利的愿望是必然的，陈水扁就利用台湾民众的这一愿望，登上了总统的宝座。
而在中国大陆方面，同样深受其害，我们要化很大精力去处处防止台湾的独立的思想、言论和小动作，化钱去收买和台湾建交的小国，我们的领导人和各国领导人见面总要说的一句话，就是感谢对方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在这方面有求于别人，无形中势必在其他方面作出让步。在和美国和日本打交道时，台湾问题是它们手中的一张王牌，通过批准向台湾出售武器，接受台湾领导人的访问等动作向中国施压。大陆和台湾的对立状态，明显是美国和日本遏制中国的最理想的状况，正所谓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兄弟阋于墙则外侮至。同时，和台湾政治上的对立，必然影响两岸的经济、文化、科技交流，例如三通问题就迟迟不能解决，还不如和其他国家的关系。
我国政府这样做得到了什么好处呢？只是得到国家没有分裂这一个自欺欺人的概念。实际上自民国以来，中国一直处于分裂状态，从来没有完全统一，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共在陕北搞了个中华苏维埃政府，蒋介石千方百计要除之而后快，实现全国统一，结果日本人入侵，差一点被日本统一到亚洲共荣圈里去，抗日战争结束，中国处于更加分裂状态，有两个政府，各自在武力所及的地区行使国家、政府的管辖职能。只不过内战的结果是中共管辖范围扩大到大陆全境，国民党政府则仅保有台湾而已。台湾在中国加入联合国之前当然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还自称全中国的代表，被赶出联合国后，不能代表全中国了，但是仍然能代表台湾人民，因为领导人是由民众选举产生的，有一整套国家机器治理着二千多万人口，二千多万人口对中国来说是不算什么，还没有一个省的人口多，但是和许多小国相比就不算少。他们的权利与合理愿望也应该得到尊重。
但是，从另一个意义上说，中国又没有分裂，因为无论是大陆和台湾，都是在中国人的治理之下，主权和领土完整地掌握在中国人的手中。不象蒙古，从中国分裂出去后成了前苏联的殖民地，经历了近半个世纪，苏联解体后才真正获得独立。
既然武力统一，和平统一目前都不可行，而保持当前对立、紧张状态，又不利于两岸的中国人民，我国政府何不从现状出发，为了全体包括台湾人民在内中国人的利益，改弦更张，采用新的更有利的政策呢？
我认为下列方案，既可以改善大陆和台湾的关系，不被别有用心者所利用，又可保证台湾不被别国利用来反对中国，而两岸关系得到缓和，必然促进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交流和合作，促进两岸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信任，为将来的和平统一打下良好的基础，我相信将来水到渠成，实现中国真正统一的日子必定不会太远。欧洲各国过去战争不断，打得死去活来，现在则结成了欧盟，使用统一货币，有共同的议会，这是符合人民利益的自然形成的统一。
这一方案是签订两岸和平友好条约，内容是：首先，大陆宣布有条件的放弃武力统一，承认台湾政府是一个合法的政府，在台湾独立行使国家权力。支持其参加包括联合国在内的一切世界组织，与所有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大陆和台湾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条件是，
1。台湾不得与其他国家结成军事同盟，不得驻扎外国军队。
2。台湾不得加入除中国以外其他国家的国藉。
3。台湾不得单独与别国签订有关领土、领海的条约，除非得到中国的许可。
4。台湾政府的名称应称为（中国）台湾政府，或保持现有的中华民国政府。以表示台湾的中国属性。
5。台湾政府的领导人必须由华裔人士担任。
我认为这一方案是和反国家分裂法的宗旨： “为了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势力分裂国家，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维护台湾海峡地区和平稳定，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完全一致的。只是高姿态的，有条件的主动放弃武力统一，给台湾人民以世界公民的权利，以满足他们的这方面愿望。
中国的先贤有言，欲速则不达，台湾的统一由于客观历史原因，决不是可以按某些人或组织的意志决定的，必须有一个缓和、互信的渐进过程。老子也说过，将欲取之，必先与之。为了达到真正、完全的祖国统一，需要让台湾人民暂时获得一定的独立。这就是辩证法、正视现实和灵活性。以僵化的思维，采用强硬、死板的政策，不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而以党派利益和意识形态为出发点，强行进行统一，只会对民族造成极大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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