卸甲一书生
2013-07-22
一
毛泽东搞农村调查，多年来为人津津乐道。
他撰写过多篇有关调查研究的文章。如《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1931年4月2日发出的《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也提出“我们的口号是：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
1920-1930年代，他进行了一系列调查实践活动，特别是在农村的调查实践。他于1927年初以湖南农民运动视察员身份对湖南农村的湘潭、醴陵、衡山、湘乡、长沙等县农民运动进行了32天的实地考察，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据他说，在乡下，在县城，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调查会，仔细听他们的报告，所得材料不少。许多农民运动的道理，和在汉口、长沙从绅士阶级那里听得的道理，完全相反。许多奇事，则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1930年，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说，江西寻乌县地主的人口占农村人口总数的3.445%，占有30%的土地；富农人口占4%；公田占40%，为地主、富农所实际把持。换言之地主、富农共占人口的7.445%，占有土地的70%；中农、贫农、雇农等共占人口的92.555%，占有土地的30%。
同年10月，毛泽东对兴国县第十区作调查。他在《兴国调查》一文中说，这里地主占人口的1%（加上邻区及县城在这里占有土地的地主，人口约占2%到3%），占有土地的40%；富农占人口的5%，占有土地的30%；另有公堂土地10%，实际为地主、富农所把持；中农占人口的20%，占有土地的15%；贫农占人口的60%，占有土地的5%；雇农、手工工人、小商人、游民共占人口的13%，没有土地。
这些调查的真实性如何，笔者没有研究。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被他所称赞的湖南农民给地主戴高帽子、游街等种种行为，不仅引起了许克祥等军官发动事变，抓捕和枪杀农会领袖和共产党人的严重后果，几十年后也在“文革”成为许多共产党领导干部的“必修课”。有学者对毛泽东在江西寻乌、兴国的调查重新进行了研究，结论是：“据中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1950年编印的《土地改革重要文献与资料》统计，江西在1949年以前的原白区地主、富农共占人口的11.3%，占有土地的44.6%；湖南1949年以前的丘陵地区，地主、富农占人口的9.2%，占有土地的64.1%；在山区则只占人口的7.6%，占有土地的54.5%。从这个统计可以看出，在1949年以前江西的原白区，湖南的丘陵地区和山区（湘赣边区主要是山区），地主、富农的人口在7.6%至11.3%之间，占有的土地（包括公田5.7%至14%）在44.6%至64.1%之间，即10%左右的人口占有土地的半数左右或稍多一点，并没有达到70%到80%。从二三十年代到1949年以前，经过战乱和分化，虽然地权一般来说有所分散，但变化不会这么大，相差不会这么悬殊。出现这个差别的原因，恐怕主要是二三十年代还没有对农村各阶级做出科学的划分，将一些不属于地主、富农的人划入了地主、富农之列，从而使地主、富农占有土地的比例显得高了。”（郭德宏《对毛泽东二三十年代农村各阶级土地占有状况的调查分析的重新研究》，《党的文献》1989年第5期）
笔者感兴趣的是毛泽东1959年6月回故乡韶山这次农村调查。
此前一年，他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热潮中，也曾到过河北、安徽等地农村视察，那是一个从毛泽东到普通农民全国绝大多数人都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时代。请看当时的报道：
新华社天津10电 毛主席在8月上旬视察了河北省徐水、安国和定县。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解学恭、河北省副省长张明河等随同毛主席进行视察。
毛主席在徐水县南梨园乡大寺各农业社视察了农业社的粮食加工厂和供销部、医院、猪厂，缝纫工厂，接着又在社干部的陪同下参现了这个农业社的幼儿园和供养失去劳动力的老年人的“幸福院”。在“幸福院”里，毛主席同老人们亲切地握手致意。毛主席还视察了这个农业社的食堂，并且到田间视察了农作物的生长情况。回到县里，毛主席又看了县办的细菌肥料厂和铁工厂。毛主席对徐水县人民的干劲表示满意。中共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向毛主席汇报说，徐水县秋季要收十一亿斤粮食。毛主席听了很高兴，问张国忠说：“你们全县三十一万多人口，怎么吃得完那么多的粮食？粮食多了怎么办？”张国忠表示还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他说，“我们只是光在考虑怎么多打粮食哩！”
毛主席指示说，还应考虑到生产了这么多粮食怎么办的问题。毛主席又指示徐水县委要早抓明年的粮食规划，要多种小麦、多种油料作物，种菜也要多品种，这样来满足人民的需要。
毛主席在定县和安国县农村视察了农作物的生长情况，对农业社社员们生产大跃进的成就表示高兴．在安国县流村红星农业社的丰产田里，毛主席和正在那里劳动的农业社党支部书记王长锁亲切握手．毛主席还到一块高粱地里观看了高粱的生长情况，并且和围拢上来的社员们握手谈话。社员们向毛主席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在徐水、安国等地视察的时候，毛主席都关切地询问了当地人民生活和生产情况，并且仝群众作了亲切的交谈。
毛主席在徐水等地的视察和对群众的关怀，大大鼓舞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千劲。徐水县委在当天夜里召开了全县电话会议，乡乡社社都在电话会议上向党和毛主席保证一定要使今年粮食和工业等各个战綫上都获得了大丰收。全县十一万多名农民经过两天一夜苦战，就积肥三十一万四千六百多车，大秋作物追肥六万六千六百多亩，除草八万多亩。中共定县县委在毛主席离开当天晚上也召开了三百多负责干部参加了紧急会议，全县在两天时间内除大搞积肥追肥外，并新建化肥厂两千三百二十座。安国县决定全县今年核食产量力争达到亩产四千五百斤，为保证实现明年亩产小麦两千斥的计划，决定每亩施底肥十五万斤，全县乡乡社社都召开了跃进大会，形成了一个新的生产高潮（《人民日报》1958年8月11日第1版)。
(9月16日)毛主席视察（安徽）舒城县舒茶人民公社时，称赞了这个社的除四害和讲卫生工作，他说：“这个社很干净。”毛主席参观了这个公社的展览室和制茶厂。在展览室里，毛主席看了这个社远景规划的模型和各种新式农具。毛主席走出制茶厂远望后山苍翠的丛林，乡党委书记杨忠应告诉主席说：“有些茶园就在这山坡”。毛主席说：“以後山坡上要多多开辟茶园。”舒茶人民公社今年的农业和茶叶生产都有很大发展，今年的粮食总产量预计可达到七千二百万斤，平均亩产一千六百斤，此去年增加8%，每人平均有粮一千九百斤，比去年增加136%。这个公社办公共食堂以后，已经实行了吃饭不要钱。毛主席说：“吃饭不要钱，既然一个社能办到，其他有条件的社也能办到，既然吃饭可以不要钱，将来穿衣服也就可以不要钱了。”曾希圣同志告诉毛主席说，舒茶人民公社八千六百多户现已养猪三万二千头，现在这个公社的食堂每星期每人可以吃到半斤猪肉，将来全社计划养猪六万头，如果吃一半，卖一半，这样每人每天平均可吃到四两猪肉。曾希圣仝志说，这个公社的食堂日前还不供给蔬菜，由社员自带蔬菜吃，将来也是要供给蔬菜的。毛主席听了很高兴，指示说：“人民公社将来要集中种蔬菜，种蔬菜也要专业化。”（《共产主义教育课程必读文件：毛主席和其他中央负责同志在各地视察》，山西农学院政治课教研组翻印，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太谷）
毛主席在参现安徽省博物馆时，看了陈列在馆内的巢县复兴乡的棉花，这株棉花的棉杆有一人高，主常用手摸摸棉秆和棉桃，笑着说：“这株棉花的挑子不少！”毛主席看看挂在棉秆上的卡片，卡片上说明，这是复兴乡约两亩棉花丰产田的标本，品种是岱字棉十五号，每亩密度是六千二百三十三株，平均每株已有成桃六十五个，计亩产籽棉一万零一百八十斤。毛主席又看了从凤阳县烟草试验站试验田里采集来的两株烟叶，每株足有一丈多高，叶子就像水芭焦-样。毛主席说：“这两株烟叶很好。”讲解员告诉毛主席：“据当前生长情况预计，每可收三万三千多斤。毛主席接着又在馆内看了小麦、水稻等作物的大面积丰产情现。毛主席看到郎溪县幸福乡水稻大面积丰产的说明，这个乡一万六千四百五十亩早稻共收稻谷四千九百四十八万斤，平均亩产三千零八斤，较1956年提高十倍以上，仅一季早稻平均每人有五千一百零四斤，完成征购任务以後，平均每人达到稻谷三千九百九十七斤。毛主席了解了这个情况后，笑着点点头(《人民日报》，1958年10月4日第2 版）。
一般来说，调查分成直接调查和间接调查两类。毛泽东在徐水县南梨园乡大寺各农业社亲眼看到了田间农作物的生长情况，在安国县流村红星农业社还走进了高粱地。”眼见为实“，可算是直接调查了吧？
问题是此时”调查“已变成”视察“。不仅是用语不同，更是对调查方式的颠覆--一种是一个或几个人风尘仆仆，走乡串户，花几天仍至更多的时间亲自向农民了解情况，记下过程、留下纪录，经过分析，得出结论。另一种是在一大帮当地各级干部的前呼后拥之下，在事先指定的农田参观一会儿，听听各级干部的汇报，有时也让一位或几位事先安排的农民说上几句，从而将看似正常的直接调查限制在一个可控制的范围之内。
在”放卫星“、”搞浮夸“的疯狂年代里，无论是河北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安国县流村红星农业社党支部书记王长锁，还是（安徽）舒城县舒茶人民公社乡党委书记杨忠应、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都属于小品演员赵本山所扮演的那种”大忽悠“的角色，千方百计地展示当地各种成绩。毛本人虽为农家子弟出身，只是在十四五岁时休学在家干过两年农活，缺乏长年从事农业生产的实际经验，更缺少一套现代的科学的农作物产量检验方法。所以张国忠说徐水县秋季要收11亿斤粮食；杨忠应说舒茶人民公社今年平均亩产1600斤；安徽省博物馆陈列的巢县复兴乡棉花亩产籽棉10180斤；讲解员说凤阳县烟草试验站试验田的烟叶每亩可收33000斤；曾希圣说舒茶人民公社8600多户将来计划养猪6万头，如果吃一半，卖一半，这样每人每天平均可以吃到4两猪肉。他没有表示怀疑。
后来的历史证明，一切都是假的。
1949年以后，毛泽东多以间接调查的方式了解农村情况。就目前所见到资料看，除了看报告，参观展览外，他重视的间接调查方式还有两种，一是挑选身边卫士时，嘱咐在全国每个地区挑一名，利用卫士等回乡探亲的机会了解当地的实情；二是外出巡视时，找当地领导干部谈话，听汇报。卫士长李银桥曾讲过两个卫士探亲返队，给毛泽东捎来窝头的故事：1957 年的12 月，卫士马维同志回家，带回一个窝头，又黑又硬，掺杂大量粗糙的糠皮。马维说：“乡亲们就是吃这个东西，我讲的是实话。”“1959 年底，几名休探亲假的警卫战士，奉命调查和汇报农村实情。他们带回来农民吃的糠菜窝头。一路上窝头已经捂馊。”（《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第五章）两次捎来的窝头毛泽东都吃了。卫士们对农村实情调查的质量如何，似乎不必估计过高。他们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理论和政策水平更谈不上，只能把返乡时从亲属乡邻那里见到或听到的零碎情形汇报一下，这与一个具有周密调查计划、熟悉各种调查方法的调查小组是无法相比的。至于跟各级领导干部谈话，如果对方都是些善于揣摩上意之辈，必然假话盛行。1951年春，毛泽东乘专列视察时途经许昌，时任许昌地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的纪登奎上车汇报工作。工作汇报完毕后，毛泽东突然发问：“你挨过整吗？”纪登奎老实承认自己“整过人”、“整错过人”；还承认“杀过人”、“也杀错过”。像纪登奎这样肯老老实实承认犯过错误的干部毕竟很少。据卫士长李银桥回忆，有一次毛泽东在河南开调查会，“反复问：‘大食堂究竟怎么样？好还是不好？你们要说实话。我希望你们讲真话。’大家异口同声说好。不但列举出许多优越性，还拿出许多面包来，说是大食堂烤的就是吃这种面包”。大家都尝了面包，确实不错。毛泽东也很满意，说“要是全国农民都能吃到这种面包，大食堂还是可以的”（《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第五章）。办大食堂，是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在大跃进时期的主要“政绩”。它浪费了粮食、柴火以及青壮年劳动力，是引起1959年大批农民饥饿浮肿而死的重要原因之一。时任中央粮食部副部长的赵发生说，“在河南，1958年全省的粮食产量只有281亿斤，省委却吹估为702亿斤，结果导致了全省性的高征购，‘反瞒产’。一些干部严重违法乱纪，哪个基层干部完不成征购任务，就被扣上‘小彭德怀’的帽子，进行‘反瞒产’。因向农民逼粮食而实行捆、绑、吊、打、捕等现象，屡见不鲜。农民处境异常困难，一些地区逃难的、乞讨的、浮肿病泛滥，几致十室九空。”（赵发生《我为共和国经管粮仓24年》，《炎黄春秋》2003年第3期）。可见报喜不报忧、避重就轻已经成了当时一些地方干部欺下瞒上的痼疾。调查研究如果搞得好，可以打破这种浮夸与瞒报共生状态下的信息传播方式，让中央决策者听到更多的真实信息。惟前面提到的视察、看展览、开调查会、听汇报等多属于间接调查或有限制的直接调查，仍无法解决信息的“去伪存真”问题。因此不受限制（或少受限制）的直接调查愈显得重要。
毛泽东1959年回故乡堪称一次不受限制（或少受限制）的直接调查。
一是毛泽东回韶山是临时突然决定的。6月24日，他在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的陪同下抵达长沙。下午在湘江游泳，上岸后突然与秘书高智说要回韶山看看，第二天午后6时在罗瑞卿、周小舟、王任重陪同下抵达韶山冲。毛泽东以往巡视各地，多是按照当地领导事先拟定的路线行动，当地早就对此做了周密安排，视察哪里，看什么东西，谁来汇报，口径如何，都有充分准备。这次因临时决定，又明确说要回故乡，当地领导无法在调研对象的选择上另做安排，即使想事先在韶山搞一些弄虚作假的事儿，时间上也来不及。二是韶山的许多亲友乡邻，毛泽东从小就熟识，他们说起话来也没有那么多顾忌，可以讲真话、实话，不必担心被簇拥在身边的各级领导干部所包围，或者听某个刻意挑选出来的农民“代表”说假话。有了这些条件，借韶山之行搞一次真实的农村调查应当没有问题了吧？
事实并非如此。
二
毛泽东的调查是从25日在韶山吃过晚饭以后开始的。据《毛泽东与韶山》一书介绍，当年接待过毛泽东的马保荣等人说，“主席一个晚上几乎没有睡觉，开始与湘潭、韶山等地的干部谈粮食、水利的情况”（第133页）。这个说法显然不靠谱。《毛泽东十二次南巡》一书则说韶山当时还没有架设照明线路，是用柴油发电机发电，半夜柴油机坏了，迫使毛泽东不得不早睡（第73页）。1959年中国广大农村供电状况普遍落后，韶山恐怕也不例外。特别是他第二天一大早就起来为父母扫墓，下午又去韶山水库游泳，都很消耗体力，如果一夜未眠，已经66岁的毛泽东身体吃得消吗？
《毛泽东十二次南巡》有关当晚情况的描述也有不可信的地方。如说毛泽东在湖南省委专门为他回乡盖的房子--松山一号安顿下来以后，马上叫人去找当地干部。不一会儿，1954年到北京开会时，曾专程去北戴河看望毛泽东，并住了3天的韶山公社书记毛继生，还有韶山大队党总支书记毛华松以及其他几位乡亲（韶山基层干部）都赶来了。大家寒喧过后，毛泽东与他们讨论了准备请客的名单，接着“又询问韶山的生产生活情况，包括工农业生产、水利工程、集体生活福利等，一一涉及到了。毛继生、毛华初逐一做了回答”，直到天黑下来（第72-第73页）。客人刚到，征尘未洗，又是在该吃饭的当口儿，不顾及人家是不是肚子饿了，该不该先吃了饭再说，谈起个没完，绝非中华民族的待客之道。
王任重“日记”对这段时间的描述是，“晚饭以前，主席坐在住地的院子里，与罗瑞卿、周小舟和我谈起了中央苏区和遵义会议前后的事情。晚饭后，还在主席住的院子里，谈了当时组织军队和建立井冈山根据地的一些情况”（《毛泽东在湖北》，第12-14页）。
王任重的记述是对的，当年写下的“日记”，显然比多少年后的回忆更可信。从情理上说，如果毛泽东一到韶山，就与毛继生等人见面谈话，只会谈韶山的生产、生活，不会是党的历史。因为没有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连身为省委书记的王任重都承认有些地方听不懂，毛继生、毛华初恐怕更是如同听天书一般。
概言之，当晚的基本情况应当是：毛泽东抵达“松山一号”以后，安顿下来，然后吃晚饭。菜品是典型的湘菜风味--辣子鸡、炒腊肉、炖羊肉、烧水鱼、蒸青鱼、炒空心菜、烧豆腐、煎苦瓜和炒辣椒（《毛泽东健康饮食生活》，第134页）。饭前、饭后曾与罗瑞卿、周小舟、王任重等人闲谈，话题涉及井冈山根据地、中央苏区以及遵义会议。随后毛继生、毛华初等韶山当地干部来访，主要是谈次日请客对象，韶山的工农业生产、水利工程及农民生活等。毛继生等人离开后，他在灯下翻阅在长沙借的线装本《袖珍诗韵》，因柴油发电机出了故障，不得不改变晚上办公的习惯，“早早”上床休息。
第二天拂晓，毛泽东打破了一向白天（主要是指上午）睡觉的习惯，出门祭扫父母之墓。王任重“日记”说，他们是早晨5点多钟，被喊起来陪毛一起去的。祭扫后下山，毛泽东等人走到土地冲李文贵家的坪里。李文贵慌忙拖出几条条凳让毛泽东等人坐。毛、李之间随后说了些什么，诸材料说法不同。《毛泽东生活档案》说，毛只问了李的名字，听李“介绍农民的生产生活等情况”（第838-第840页），没有具体内容。《毛泽东与韶山》说毛看见前面的一片田都没有种稻子，就问田里种的是什么？乡亲答道：“田里种的是杉树、漆树的苗子。”毛泽东严肃地批评说：“山里的树砍了不少，田里却绿化起来了。”毛泽东反过脸来问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小舟，湖南提的什么口号？”周小舟答：“苦战三年，改变湖南面貌。”毛泽东严厉批评道：“像这样子，你30年也改变不了！”（第135页）
《毛泽东十二次南巡》除了上述内容，还披露了更多的相关细节：
“你们每天吃多少粮食？”毛泽东见李家横屋的门框上贴着“食堂”二字，便问道。
“每人每天一斤半老秤。”李文贵答。实际上只老秤12两。他见公社干部在场，便多讲一点。
“咯一点粮食！你们看，难怪不饿得刮瘦？”毛泽东指着一个前来看热闹的面黄肌瘦的社员说。
公社干部和旁人默默不语。
毛泽东转身对周小舟说：“小舟，现在粮食到户，要闲时少吃，忙时多吃；年老的吃稀点，壮年的吃硬点。”
周小舟回答说：“这个要求，社员是能做到的。”
“你们每亩田能拌多少谷？”主席问。
“每亩田四百斤呢。”其实是三百多斤，李文贵又多讲了一些。
“怎么只有这么多？我过去也作过田，每亩田可拌半桶四担。”毛泽东说完叫随行人员算一下有多重。随行人员告诉他是480斤。
毛泽东叹了口气说：“现在水平还不比不了过去！”（第77-78页）
随后，毛泽东等人来到谢家屋场，屋主毛霞生是韶山生产队的队长，当属重要的调查对象。但二人间的谈话内容，不同材料所说却有很大差别。
据《毛泽东与韶山》介绍，在谢家屋场坐了半个钟头的毛泽东并没有询问韶山的农业生产，只问他是谁的儿子，并与听到消息不断涌来的乡亲们握手、寒喧，用“外号”问起当年一些老人的情况（第135-137页）。
《毛泽东十二次南巡》的记述不同。
正在坪里踱步的毛泽东指着谢家屋场的堂屋问：“那里是在搞什么？”
“食堂。”毛继生答。
“走，到食堂看看。”毛泽东边说边走进堂屋，看到贴在墙壁上的标语，便念了起来：“公共食堂好，饭菜样样香，男女老少喜洋洋……”并问：“你们食堂的饭到底香不香？群众吃了满不满意？”
“托福党和主席，生活过的好，群众都满意。”毛继生回答。
“生活过的好？”毛泽东半信半疑。“少数人满意不行，要使大多数人都满意。”毛泽东强调说（第80页）。
社员邹长卫是毛泽东过去的同学、朋友邹普勋的儿子，在土地冲已见过毛泽东一面，因为“食堂”伙食吃不饱，此时端了个饭钵来谢家屋场向主席告“御状”。
毛泽东见他手里拿个饭钵，便问：“你每餐吃多少饭？”邹答：“每餐吃四两米。”
毛泽东说：“现在餐餐还有三、四两，总比过去吃百家饭（指讨米）好。”
邹长卫不作声了。
“吃饭是要抓紧的事情。我们要节约粮食，富日子当穷日子过啊！”毛泽东加重语气说：“闲时少吃，忙时多吃，很好节约，计划用粮。”（第81页）
毛霞生的父亲叫毛福村，外号“神六花”，是毛泽东少年时的朋友，大革命时期参加过“雪耻会”。
“你在队里担任什么职务？”毛泽东问毛霞生。
“担任生产队长，食堂管理员。”毛霞生答。
“那好，你讲真话，亩产多少斤？”见毛霞生不敢讲，毛泽东劝慰道：“不要怕。”“亩产800斤。”毛霞生终于憋足勇气答道。
“是一稻800斤，还是两稻800斤？”
毛霞生迟疑地道：“一稻。”
“要讲真话啊！两稻才800斤哩。”
毛霞生脸红了。“主席，一稻只有400斤。”
“那怎么讲800斤呢？”
毛霞生指着在场公社、大队干部说：“是他们要我这样讲的，我要是讲真话，你走了，他们会批评我的。”
毛泽东脸上的神情严肃起来：“你们这些干部要实事求是，才能受到人们的尊重。讲假话，不仅欺骗了国家，欺骗了人民，也欺骗了自己，人民会埋怨我们的，也会埋怨你们的。”
“你们现在每人每天吃多少粮食呢？”毛泽东问道。
“十六两秤，全劳力每餐半斤，中劳力每餐四两，妇女、小孩每餐三两。”
“你当队长，干活要带头。你说，每天到底要吃多少粮食呀？”
“主席，说实话，我每天的粮食一餐吃了还不够啊！”
“我们韶山原来是一身一口，七担一斗，就是说一个人一年要7担2斗稻谷。每担谷折合125斤谷，一人一年要吃925斤粮，才勉强满足口粮要求。现在这点粮食，当然不能满足人们的要求啰。”毛继生插话道。
“为什么不多种杂粮？”他转身和周小舟问道：“你们湖南的粮食是怎么管的？”
“管15%--管那些不会管家的。”周小舟答道。
毛泽东又问毛继生：“你们公社是怎么管的？”
“集体管粮，分月发粮，每人定量，节约归己。”毛继生把上面提出的办法讲了一遍。
“像你们这样管粮，农民没有一点权，就跟瓜瓢一样，‘把’全被你们抓了。”毛泽东严肃地说：“一个人从娘肚子里出来就要吃饭，吃饭是要抓紧的大事，没有饭吃人不要饿死了！”停了停，他又说：“世上只有10%的人不会料理家务，帮他们管管就行了”（第82-83页）。
毛泽东还问身边的韶山公社女干部胡金培：“办食堂，社员是不是自愿？”
“自愿。”
“自愿？”毛泽东有些不相信她的话，严厉地说：“总是你们强迫的！” （第83-84页）
毛泽东再一次问起农业生产的事儿，是当天下午3时以后乘车去韶山水库游泳的路上。他先后看了毛氏宗祠，又看了韶山第一任党支部书记毛福轩的妻子五阿婆，随后在邹家冲看水稻。以下是《毛泽东生活档案》关于毛泽东与毛继生的对话：
毛泽东问：“这是种的什么品种？”
“今年种了南特号。”毛继生回答。
“估计产量会怎么样？”“可能比去年低点。”毛继生声音不大。
“什么原因？”
“一是群众对密植还未完全接受，二是肥料不足，三是水还冒过关。”毛泽东听罢，用手拨开禾苗，观看密植情况。他见种的很密，问毛继生：“你们今年插的是几几寸？”
“插的是板板寸，只进得脚，踩不得田。”一农民抢着回答。
“板板寸是多少寸？”毛泽东追问。
“是三六寸，也有的四六寸。”
毛泽东取下草帽，顶着烈日又看了一些田，他用商量的口气对毛继生说：“三六寸”恐怕太密了。“他又说：“田里要增产，要和老农商量。老农积累了几十年的经验，你们干部、老农、青年三者来一个三结合，共同研究，做到合理密植。”(第841页)。《毛泽东与韶山》、《毛泽东十二次南巡》的记叙内容详略不同，意思则差不多。
当天晚上，毛泽东设宴8桌（《毛泽东十二次南巡》说是10桌）请乡亲们吃饭。对此，《毛泽东生活档案》只有一句话：“晚上，毛泽东邀请家乡的老地下党员、自卫队员、烈士家属、亲属、老贫农及乡村干部代表一起开座谈会，并宴请他们。”(第841-842页)《毛泽东与韶山》一书则多是在描述毛泽东如何尊崇老师毛宇居，向客人敬酒敬肉。其中有这么两段话：“人都到齐了，毛泽东站起来非常温和地说：‘离开韶山几十年了，今天请大家吃顿便饭，各位都不必客气！’”“毛泽东的宴席很简单，四菜一汤，外加一瓶白酒，费用由他自己支付”（第148-第149页）。
毛泽东在晚宴开始时说请“吃顿便饭”，当然是谦虚之词。事实上，晚宴十分丰盛。
据当时参与做菜的毛家“小灶”厨师程汝明说：“在长沙（应为韶山）的八桌饭，是湖南省委主办的。八桌饭中，大部分是湖南省委、长沙市招待所、宾馆的厨师们做。我们去了就是靠他们给我们搭配。长沙最好的厨师协助我们，因为他们不了解主席的饮食习惯。不知道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毛泽东健康饮食生活》，第5页）其菜品：凉菜有香肠、咸蛋、卤味；热菜有杂烩、木耳炒鸡、回锅肉、炒鸡杂、烧鲜鱼、烧丝瓜、炒豆角、排骨等（《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第136页）。从书中第137页所附的模糊不清的菜谱复印件来看，凉菜、热菜、饮料、主食当不少于50项。远非“四菜一汤，外加一瓶白酒”的“便饭”那样简单。
更重要的是毛泽东第二天就要离开韶山。这顿“便饭”恰好给那些老地下党员、自卫队员、烈士家属、亲属、老贫农及乡村干部代表提供一个畅所欲言的机会。
《毛泽东生活档案》一书说，饭前，毛泽东与他们一起开了座谈会。此说不确。毛泽东当天下午5时抵达位于今滴水洞别墅附近的韶山水库游泳，游了一个多小时，天已经黑了，“山村里亮起了隐隐约约的灯光”(《毛泽东与韶山》，第148页)，步行1里路到停放汽车的毛震公祠，再上车返回“松山一号”住所，怎么也将近晚上7时了吧？按普通人的生活规律，这时候还不开饭，让请来的客人饿着肚子开会，天下没有这个道理。还是《毛泽东十二次南巡》的说法更可信些：晚上请乡亲们吃饭，饭后留下部分老人开座谈会。
在座谈会（其实就是调查会）上，大家都说了些什么，目前所见到的两个“版本”差异颇大。
“版本”一
毛泽东说：“我离开韶山30多年了，今日请大家来，想听听列位的意见，想请你们对我，也对政府提些意见，尽量提，放心讲。
一听这话，乡亲们面面相觑：给”皇帝老子“提意见？叩头喊万岁还来不及呢！难堪的沉默。终于有人说：“搭帮你老人家翻了身，我们没有什么意见……食堂也办的蛮好，每餐三菜一汤……。”这夸赞的话似乎说的很勉强。
毛泽东忽然收起了他的笑容，变得很严肃：“我不回，你们望我回；回哒，又不跟我讲真话！”
众人一听，毛泽东确确实实是来听逆耳之言的了。于是，你一言，我一语，如春水冲开了闸门。毛泽东则似宽阔的湖海，尽纳心胸。他的心情变得很沉重，他看到了农村干劲冲天背后的隐忧。老百姓们一旦放下恐惧与胆怯，便无所顾忌，用词也不加修饰而显出尖锐，比如一个老人竟质问道：“现在吃食堂，搞集中，男男女女要分开住。历来是各家各户、夫妻一起住，互相照顾，现在男女分开住，像个什么世道？请问到底是主席搞的还是谁搞的？”
毛泽东说：“办食堂是不符合实际的，将来要停办，要让夫妻住在一起。要使群众满意。”
他又说：“你们的意见提的好。像这样的话，只有在家乡，在韶山才能听到，在中央，在其他地方是听不到的。
毛泽东为了表示对”逆耳忠言“的鼓励，还特地让摄影师为他和几位敢于”直谏“的老人单独合了影。最后，毛泽东作总结道：
“乡亲们，你们提意见是对党的热爱，对政府的支持，希望你们今后还多提，大胆讲。回到北京以后，中央要开会，好好研究，向全国下个文，统一解决食堂问题。我们搞社会主义，是才搞，没得经验，出了问题，中央要负责，特别是我要负责。”（《毛泽东健康饮食生活》，第135-第136页）
这段文字有真有假。
说真，是指毛泽东与亲友们在26日晚宴后确实进行了交流。亲友们关心的不仅是水稻密植，更关心直接与身家性命连在一起的吃饭问题。有机会见到从韶山冲走出去的中国共产党最高领袖，无不想借此机会“告御状”。情理上可信。
说假，是指书中毛泽东对公共食堂的表态与其前后言行不符。
6月22日至23日凌晨，毛泽东乘专列到湖北广水车站，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上车汇报工作。王谈到最近自己到“麻城、新洲参加劳动，看到农民面有菜色。去年大丰收，为什么农民反到挨了饿呢？说明我们工作上出了问题，我心里很难过。主席说：‘你们估产估高了，用粮用的太多了，提倡敞开肚皮吃饭，不妥当。富日子要当穷日子过。’”“提倡敞开肚皮吃饭，不妥当”这句话，指的就是公共食堂。在韶山期间，除了《毛泽东健康饮食生活》所述这句“办食堂是不符合实际的，将来要停办”的话，未见在其他场合否定过公共食堂。《毛泽东十二次南巡》甚至根本就没有这句话。
再看毛泽东后来的态度。
在乘火车返回武汉的路上，毛泽东与罗瑞卿、王任重说，办公共食堂不要强求一律，要允许群众自愿参加，有的可以办“农忙”食堂。
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支持大办公共食堂，严厉批评了主张解散公共食堂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董谦带领的昌黎调查组的报告--《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几个问题》。
至于所谓“回到北京后，中央要开会，好好研究，向全国下个文，统一解决食堂问题”的承诺，后来再也没有提及。
毛泽东最终否定公共食堂是在两年之后。1961年5月他在北京主持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规定：办不办公共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社员口粮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实际上同意了广大农民解散公共食堂的要求（参见程中原《毛泽东纳谏：同意解散农村公共食堂》，《纵横》2004年第12期）。
“版本”二
心直口快的毛顺清终于开了腔：“意见是有，如今讲不得，讲了要挨批评，挨斗争。”
“我保险，哪个敢？”毛泽东为他壮胆。
有了“尚方宝剑”，加之喝了几杯酒，毛顺清的胆子大了，话也多了：“原先犁田要过铁板，踩田要过脚板，你老人家在家作田的时候，咯大一兜禾。”说到这里，他站起来打了个手势，接着说：“有句老话，一脚踩到底，石谷八斗米。如今插板板寸，脚都进不得，产量降低了。听说是您老人家要搞的，我们没得办法，您到底是怎么讲的？”
“我没有要这样搞。今天下午在田边，我还同大家商量如何合理密植的问题。我问大家，插六七寸，六八寸，四九寸是不是更好些。”
“密植密植，越插越密，没有个边。”毛顺清插了一句话。
……
有人说：“韶山过去粮食比较足，山上种玉米、红薯，种经济作物，可现在不种了，为什么不种呀？让农民饿肚子！”又有人说：“田里产量不高，干部硬要插板板寸；过去一直是稀植，产量比现在高一些。”还有人说：“农民粮食不够吃，还要交各种各样的粮，什么征粮，购粮，爱国粮……剩下的就不多了，好些人连饭都吃不上！基层干部瞎指挥，横招蛮，不交粮或交不起，就打人骂人。主席，要是您不回来，我们都快饿死了呀！”
毛泽东收敛了笑容，但很快脸上平静下来，并示意乡亲们继续讲下去。
“现在吃食堂，搞集中，男男女女要分开住。历来是各家各户，夫妻一起居住，互相照顾。现在男女要分开，像个什么世道。请问到底是主席要搞的还是谁要搞的？”又是毛顺清发言。
“要让夫妻住在一起，使群众满意。”毛泽东答道。
“我还想讲一点，”毛顺清继续说：“毛泽东呀！食堂粮食硬是少了一点，要吃两斤米一天才行！”
“你们不能多种点蔬菜吗？蔬菜半年粮嘛。”
“集体出工，都吃食堂，蔬菜种得不多……”
毛顺清还想讲下去，被另一位老人毛裕初打断了：“你歇歇气，让我也讲几句。”他吸了口旱烟，一边往凳脚上敲去烟灰，一边慢条斯理地说：“去年以来，浮夸风很严重，说亩产几万斤，十几万斤，深耕要翻几尺。我们不同意，就说我们是老保守，如今对老人太不尊重了。有‘保守’倾向就要挨批评，挨斗争。韶山还好一点，听说外地更厉害！”（《毛泽东十二次南巡》，第101-103页）
与第一个版本相比，第二个版本增加了基层干部瞎指挥和打人骂人的恶劣作风、对农民征收“过头粮”、搞浮夸风和压制不同意见等内容，更切近当时中国农村的现实。可见韶山乡亲是敢于反映意见的，毛泽东选取自己的故乡作为农村调查的对象并没有错。
他对这些意见的态度则是另外一码事。
王任重“日记”说，晚“饭后，毛主席又和我们三人（指罗瑞卿、周小舟、王任重）谈了很久，谈了关于读书的问题，他说要读马列主义，还要读点历史，读些古诗词。谈到经济工作，他强调计划经济必须搞综合平衡，经济建设必须鼓足干劲，管理国家和管理家庭一样，要精打细算。”（《毛泽东在湖北》，第15页）。
毛与罗、周、王谈话是什么时候？笔者认为当在与乡亲们座谈之后。毛泽东请来的都是韶山的老人，吃饭后再顺便聊一聊，合情合理。但毛泽东如果只顾先与罗瑞卿等人谈话，让老人们坐在那里干等“很久”，肯定不礼貌。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座谈会结束后，毛与3位部长、书记交谈，为何没有一句涉及到会上的话题？
合理的解释是：毛泽东对乡亲们“告御状”的内容并不陌生。这些现象在当时各地农村十分普遍，随时都有人写报告、写信反映。不过，他此时关注的并不是这些问题。
是夜，毛泽东浮想连翩，感慨万端，挥笔写下了《七律·到韶山》，其中有“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之句。
据《毛泽东十二次南巡》说，27日上午，毛泽东召开座谈会，接见当地干部群众，听取对韶山生产、生活情况的汇报及群众的意见（第106页）。具体内容不详。
27日（王在“日记”中错记成28日）下午，毛泽东等人从韶山经宁乡返回长沙。一路上不断停车下来与农民谈话，“看稻谷生长情况，和群众商量关于合理密植问题。当地群众主张‘七八寸’，毛主席主张‘六六寸’。毛主席还问到群众的生活情况，群众说，一日三餐都吃干饭，不吃‘瓜菜代’。”
坐火车回武汉时，毛泽东与罗瑞卿和王任重谈话，着重强调“要学会把富日子当成穷日子过”；关于食堂问题，“不要强求一律，要允许群众自愿参加，有的可以办‘农忙’食堂”（《毛泽东在湖北》，第16页）。
三
毛泽东于6月25日晚上6时回到阔别30多年的家乡韶山，27日午后返回长沙。从归乡扫墓的角度来看，或许达到了目的。但作为一次农村调查却并不成功。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其调查方向与当时农村实际情况不一致。乡亲们的倾诉，根本就不是毛泽东希望得到的内容。
更严重的是，当时韶山周边农民吃不饱饭甚至浮肿而死的现象已经开始出现并且日益蔓延。
1961年4月14日，奉命到毛泽东家乡搞农村调查的胡乔木在给毛泽东写信说：“昨天我和王力同志、毛华初同志、省农业办公室贺炳贤同志等人去了一趟湘乡县委。我们原听说邻近韶山的原东郊公社现龙洞公社死人情况严重(从一九五八年十月到一九六一年三月，三个大队死七百零七人，占现有人口百分之十三点五)，拟去该处调查。结果因为道路不便，临时到原东郊公社现陈赓公社的楠香大队、七星大队、水底大队、石匠大队的几个生产队看了一下，发现这几个大队的情况也很严重，楠香和石匠两大队三年来死亡率都达百分之二十左右。据县委说，全县三年约死三万人，去年约死二万人，而以去年年底最为严重。全县病人在去年年底达七万人，现已减至一万余，但我们去的地方，有些生产队病情尚未停止。”
毛泽东返回长沙时路过宁乡并向沿途农民做调查。该县是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家乡。1961年刘少奇回乡调查时，炭子冲大队干部王升平告诉他：“拓木冲食堂刚办时有一百一二十人，现在不到八十人，死了一二十个，跑了十几个，还有患水肿病住进大队临时医院的好几个。”刘主席问：“这些社员是怎么死的？”王升平直率地说：“冒饭吃，吃树皮，啃稻草，屙屎不出，有的肚胀腹痛死了！您哭不相信，外面那几只梧桐树的皮都剥光了。上级怕中央来的人看了出丑，就叫人除了一层黄泥，用草绳缠住包扎了。”刘主席又问：“食堂喂了猪吗？”王升平回答：“过去按户计算每户平均有两头猪，三只鸡，现在全队仅只一条母猪，毛有五寸长，皮有三分厚，只见骨头不见肉。鸡嘛，因为人都没有吃的，哪有东两喂鸡？！全队连一只报晓鸡都没有了。”(刘)少奇到赵家冲看望姐姐时，外甥女鲁新秀也说：“舅舅，想起父亲就难过，吃糠粑粑，屙尿不出，他是活活闭死的。”刘少奇问她：“你们食堂死了几个人？”新秀说：“仅这两个月就死了十一个。”少奇姐姐也说：“老弟呀，你在中央做事，要给人家饭吃呀？”少奇问她：“你现在吃多少呀？”“每餐二两老秤米。一天至少要吃十三两才够，一餐不饱餐餐不饱呀！”（周德民《湖南宁乡大跃进“五风”回忆片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长沙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长沙文史资料》第七辑）
1959年夏天，毛泽东在韶山亲眼见到农民吃不饱饭（武昌会议以后到过韶山的彭德怀说过，这个大队是吃了“偏饭”的，情况好一些），为什么没有重视起来，作为调查的重点？笔者认为原因很多，主要是：
（一）1959年6月下旬，毛泽东认为“春荒”差不多过去了，农民吃饭不再是当时中国农村“矛盾的主导方面”。
1949年以后的几年间，青黄不接之际，一些家中缺少余粮储备的农民因缺粮而逃荒甚至饿病的现象时有发生。各地干部多将其归结为不同程度的自然灾害以及春荒或夏荒等原因，也有的认为跟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有关。实际上，中国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后，农民口粮长期被严格控制在较低的水平上，农村的食物保障体系极为脆弱，一些小范围、短暂的自然灾害都足以导致饥馑的来临。大跃进期间，各地大刮“浮夸风”及由此带来的“高征购”，进一步加剧了农村粮食问题的危机。1958年8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北戴河会议）公报称，1958年粮食产量将达到6000～7000亿斤，比1957年增产60%～70%。当年底，有关部门根据各省、市、自治区的汇报，把预计产量夸大到8500亿斤。据《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记载，经过核实，1958年的粮食产量是4000亿斤，仅比1957年增产2.5%。1959年到1961年的粮食产量一路下滑，三年的平均产量为3073亿斤，比1957年减产21.2%；平均每人占有粮食433斤，比1957年减少了170斤。但各地上报到中央的信息却隐瞒了这一实情，导致对农民征购粮食数量过多，1959到1961年平均征购数占粮食总产量的34.4%，而正常年景是20%多。大量征购过头粮，夺去了农民的部分口粮，甚至征购了来年的种子和饲料粮，农民每人每天口粮不足1斤，有的地方甚至只有几两，已经出现大量饿死人的现象（参见林蕴晖《李先念“杞人忧天”？》，《同舟共进》2012年第6期）。
1959年初，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国家领导人已陆续得知农民因为没饭吃而饿死的消息。
1月中下旬，有14个省向中央报告因水旱灾害，有些地方减产，甚至绝收。山东省委的报告称，馆陶、金乡两地从中秋节到这时一直没有粮食吃，“吃地瓜、吃红薯渣，有的连地瓜、红薯渣都吃不到。”副总理谭震林派人去查，证实2万人逃荒，已经饿死了23人。
1月20日，谭震林在中央电话会议上通报说，全国浮肿、干瘦发病人数490多万人。还有两个省没有报上来，实际人数应该超过500万了。他得到的数字，已经死了7万人。他报告给周总理，总理说他的消息是12万人。
1月20日，署名为“刘堤圈车站南北”的人写信给“敬爱的毛主席、周恩来、全体中央领导人”，反映河南虞城县、夏邑农民近半年来“每天吃粮由12两（老称16两1斤）变为半斤，又变为5两，将所能吃的野菜都吃完了。即在春节那天，在地里挖野菜的遍地是人，借口外流户各村都有。人因吃的不足生病，浮肿，在虞、夏交界处各村都有人死亡”。2月下旬，总理周恩来、副总理李富春对来信做了批示，3月初，中央派人赴豫东调查属实，并予以处理（参见余习广《大跃进 苦日子上书集》）。
毛泽东对这一现象觉得不好理解。既然1958年农业获得了大丰收，为什么全国几百万农民又得了水肿病？为此多方找原因，或者认为地方上有粮食产量有虚报、浮夸的情况；或者认为是浮肿病主要是蔬菜、油吃少了；或者认为农民根本不缺粮，而是惧怕家中粮食都被公社统一分配。2月28日，他对根据安徽省委工作组在桐城县的调查而发表的文章做出批示，认为大多数或全部农民都对“公社成立以后一切要归公”表示担心，因而同意工作组的结论：目前农村的所谓粮食问题，不是缺粮问题，也不是国家征购任务过重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尤其是基层干部的思想问题。可以通过政策宣传，做思想工作来解决（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80-第81页）。恰好此前，广东省委转发该省委书记处书记赵紫阳关于雷南县干部大会解决粮食问题的报告，说“雷南县去年晚造生产有很大跃进，年底却出现了粮食紧张的不正常现象。为此全县召开了一系列干部会议，结果查出瞒产私分的粮食七千万斤。雷南县的经验证明，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不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私分造成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54页）。广东省委对该报告的批语说，“必须坚决领导和进行好反瞒产和反本位主义的斗争，才能完成粮食外调和安排好群众生活”（同上，55页）。毛泽东把“农民缺粮”现象定义为“瞒产私分”的信心更坚定了，甚至“瞒产私分”“影响广大基层干部的共产主义品德，影响春耕和一九五九年大跃进的积极性，影响人民公社的巩固”，这“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要求各地“举行一个坚决的教育运动，才能解决问题”（同上，第52页）。
当时主管农村工作的谭震林也知道各地死人很多，粮食困难的形势从全国看还没有转变过来，但认为等夏粮全部打下来，粮食局面可能转为主动。毛泽东更相信这次春荒差不多过去了，形势已经好转了，于是决定6月底召集中央及各地领导人上庐山，开一个“神仙会”，大家优哉游哉，轻轻松松地一起来总结研究一下前面大跃进的经验与问题（杨奎松《毛泽东是怎样发现大饥荒的？》）。
毛泽东搞调查历来提倡“抓住要点或特点(矛盾的主导方面) “，不赞成”丢掉主要矛盾，而去研究细微末节“（《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25-26页）。他虽然也知道解决农民吃饭问题是件大事，说”一个人从娘肚子里出来就要吃饭，吃饭是要抓紧的大事，没有饭吃人不要饿死了！“却事先认定当时农村粮食问题已不太严重，不是农村的主要矛盾。带着主观”框框“去搞调查，必然导致重大误判。
（二）毛泽东为了维护国家压缩农民口粮，增加收购粮食数量的既定政策，有意回避提高农民口粮标准这类敏感问题。
韶山之行，他通常只问农民每天可以吃多少米，邹长卫、毛霞生、毛顺清都反映米太少，吃不饱。他的解决办法：一是强调用粮要精打细算，”富日子要当穷日子过“，”闲时少吃，忙时多吃，年老的吃稀点，壮年的吃硬点。“二是要求改善粮食管理，省里管粮食涉及面少一点，公社管粮食方法灵活些。三是提倡多种杂粮、蔬菜，”蔬菜半年粮“。这些举措都避开了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提高农民口粮标准。在谢家场屋，前来告”御状“的邹长卫受到毛泽东的呛白，说现在每顿还有三、四两米，比过去要饭强。这种态度是由早已定下来的国策--利用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从广大农村获取原始积累，优先发展重工业决定的。国家需要农民勒紧裤带支持出口粮食换回机器、偿还外债、对外援助，这个底线不能”碰“。1959年9月17日，中央正式批转甘肃省委关于粮食工作的报告给各地，同意”农村一般每人全年平均留原粮400斤上下，最低不少于365斤“。这就意味着，农民即使能够按照官定的口粮标准拿到全部口粮，每天也只能吃到7两－8两粮食。不要说农民所得的这七八两粮食相当部分是杂粮，不仅包括豆子在内，还有不少地瓜干（杨奎松《毛泽东是怎样发现大饥荒的？》）。这一标准比邹长卫所埋怨的”每餐四两米“还要少。农民每年究竟有多少口粮才够吃？韶山公社书记毛继生的说法是”一人一年要吃925斤粮，才勉强满足口粮要求“他指的显然是粮食统购统销之前的情形。但1959年国家规定的农民口粮标准（指原粮）与之相比已经减少了一半还要多。所以，晚上乡亲们座谈时说”农民粮食不够吃，还要交各种各样的粮，什么征粮，购粮，爱国粮……剩下的就不多了“，毛泽东并不回应。
对于这种在调查中有意回避某些问题的做法，曾任《人民日报》主编的李庄进行了反思。1962年，他参加了对北京郊区房山县羊头岗生产大队公共食堂的调查。他说：“我们调查组以解剖羊头岗这个‘麻雀’为主，也到附近几个生产大队看看。哪块地的小麦长得好，不必问，准是农民的自留地。当时自留地不多，每户合计半亩上下，一般能收三百斤小麦，换成玉米，就是一家人几个月的口粮。看看集体的大田，能收自留地的一半就不错了。这种现象已经接触到个人与集体关系这个问题，当时这就是人民公社的核心问题。村干部和农民主张适当扩大自留地，认为这是克服当前经济困难的有效办法；领导的意见却是进一步缩小自留地，认为这样才能巩固集体经济。怎样解决这个问题？怎样把集体的地种得和自留地一样好？这是问题的关键。但是，这个问题太敏感，我们没有进一步调查研究。当然有借口：这不是我们的任务；实际是怕担责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当时我已入党多年，职位不低，以这种精神状态进行调查研究，怎能起党中央‘耳目’的作用？中央有预案的就调查，也可以提出明确的意见；党中央主要领导人反对的就回避，不管对人民有多么重要。党的实事求是传统，当时从上而下被严重破坏了。”（李庄《一次否定公共食堂的“幸运”调查》）
李庄回避的是党中央主要领导人反对的问题，毛泽东回避的是自己不愿意触及的问题。
（三）毛泽东亲身体验到地方干部说假话并阻碍受调查者讲真话的情形，却没有迅速改变这情况的迫切要求，也没有建立起破除消息封锁的有效机制。
从宣扬政绩，减少负面信息的角度看，地方干部阻断真实信息传播是利益驱使下的本能表现。对于他们弄虚作假，阻止真相曝光，打击迫害讲真话的人的行为，大家都心知肚明。住在中南海里的毛泽东，确实感受到对下面情况不了解的痛苦。6月24日，在去长沙的火车上，毛泽东与王任重曾谈到关于封锁消息的问题。据王任重“日记”记载，“主席说：‘有的部门、有的部长不向我反映情况。’我说，大概他们怕主席太累。他说，不向我反映情况，我才最累，你把湖北的真实情况告诉了我，我就不累了。”（《毛泽东在湖北》，第13页）
在韶山，他真切体会到农民在基层干部的高压下不敢讲真话的窘境。李文贵因为看到公社干部在场，把每天能吃到嘴的粮食提高了一倍，但毛泽东已从身边看热闹的面黄肌瘦的男子身上看出了问题。毛霞生曾道破玄机--现在说真话，过后干部就要批评我。
毛泽东也不全信干部们的话。他曾问“你们食堂的饭到底香不香？群众吃了满不满意？”韶山公社书记毛继生回答：“托福党和主席，生活过的好，群众都满意。”他不信。他问韶山公社女干部胡金培：“办食堂，社员是不是自愿？”胡答“自愿。”他严厉地说：“总是你们强迫的！”（《毛泽东十二次南巡》，第83-84页）他在开座谈会时还批评了一位与他一起听农民提意见的地方领导，说：“你们向党中央汇假报，欺骗党，对人民不负责任，这是告你们的状！”(同上书，第103页)
但毛泽东从来没有抛开社队干部单独去听农民倾诉，在老实巴交的农民因社队干部在场不敢说真话时，也从未挥手让他们离开。他宴请乡亲，开座谈会，都有社队干部相陪。即使对他斥之为“向党中央汇假报”的地方领导，也没有丝毫处罚的意思。
毛泽东在宁乡停车与农民谈话，有人告诉他，一日三餐都吃干饭，不吃“瓜菜代”。刚刚在韶山搞过调查的毛泽东当然知道是在撒谎，却并未予以驳斥。
宁乡的干部如何对毛泽东造假，现已无从查证。有资料介绍“三年困难时期”宁乡干部如何对付敢于讲真话的人，可以作为参照。“刘少奇主席为了了解农村实际情况，特地聘请他的亲戚贫农成敬常和炭子冲大队支部书记玉升平做他的农民通讯员。嘱咐他俩随时把农村情况如实地直接写信告诉他。他1961年回到故乡看到‘五风’如此严重，便责备成敬常、王升平如何不及早向他写信。他们回答说，写了几次信不见回信，反听到县里和公社的干部说：‘花明楼有人向中央告状，反对三面红旗，要彻底查出写信人。’好汉不吃眼前亏，就再不敢写了。”
“泉塘湾发现一张反对吹牛皮放假卫星的白帖。公社和县里就派出几十名侦察人员逐队逐组清查嫌疑分子，几乎十里内外能写字的人都受到一次至几次审查。黄材水库工程指挥部有人不赞成打人罚饭和强迫民工打赤膊出工，此人便被戴上漏网右派帽子。一个靠整人得到领导信任的‘积极分子’又异想天开地诬蔑这位同志是特务，是钻进来破坏社会主义水库建设的。弄得人心惶惶，从此，谁也不敢多嘴。杨林桥齐××因说了‘不办食堂也可以进入社会主义’，便被视为阶级异己分于，毒打之后送进了牢房；贫农周明生说：‘如今生产不自由，出工不自由，走亲戚不自由，说话不自由。’这些话一经传出便被视为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大批大斗之外，还勒令他交出后台。”（周德民《湖南宁乡大跃进“五风”回忆片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长沙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长沙文史资料》第七辑）
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农村培养起一大批基层干部。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毛泽东也了解到这支干部队伍中普遍存在说假话，打人骂人的工作作风问题，甚至有人还有一定程度上的贪污腐败，同时又不得不依靠其推动各项工作。这种无奈的两难境地，在韶山之行中也反映出来。毛泽东对社队干部的话并不全信，有时甚至给予严厉批评，但所有工作（包括调查工作）都要紧紧依靠他们，否则寸步难行。
毛泽东也想突破地方对中央的消息封锁，要求毛继生：“今后，你们每年向中央汇报两次韶山情况。不仅如此，你们还要了解周围的情况，并及时向中央反映。”（《毛泽东十二次南巡》，第104页）这条“信息直通路”后来建立了吗？看来没有。因为接下来两年间，韶山周边几个公社的农民因缺粮大批饿死的情况十分严重。这些情况是1961年胡乔木去搞调查时才写信告诉毛泽东的。1960年9月下旬， 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荣、堂表弟文东仙眼看到处在闹饥荒，担心敢于直言的彭德怀被打倒后，干部群众都不敢讲话，于是在“告御状”情结的支配下，决定直接向主席三哥报告。但进了北京城，一时半会儿却见不到毛泽东。直到国庆节后他俩才被接见（参见丁东《亲戚告御状与书记吐真言》）。而那时中央已经做出了“纠左”，改变原有农村政策的决策了。
（四）毛泽东在韶山期间 “访贫问苦”式的短暂调查，在方法上也不无缺陷。
对照他的秘书田家英、胡乔木分别于1959年和1961年进行的农村调查，可以看出与毛泽东在方法上有明显不同。
1959年1月，田家英带领戚本禹、逄先知、李学谦到他的出生地--新繁县崇义公社蹲点调查农村人民公社情况。他来崇义不到4个月，跑遍了全公社15个大队和99个生产队。由于“上面”感觉这位“钦差大臣”此次来崇义大有来头，于是逐级向下“打招呼”，迫使干部群众筑起一道“高墙”，不敢主动接触工作组，更不敢向工作组反映情况。没隔多久，有几位老农民大胆向田家英吐露了实情。他们说，眼下每个农民每天的口粮只有4两多黄谷，碾成大米不足3两，连“四周起波浪，中间淹死人”的吹汤稀饭都吃不饱。现在公社卫生院已住满“水肿”病人，有些壮劳力已经饿死。在一个生产队，他问队长队里屯积了多少粮食，队长说还有3万斤，叫他打开仓储，果然出现了一座“粮山”。田家英拿起竹竿从上到下使劲一戳，只见“粮山”哗哗下沉。原来稻谷下面铺的是厚厚的稻草。队长看见当面“露馅”，顿时脸色吓得刷白（李永晖《田家英在四川大丰》，《世纪》2010年第1期）。
1961年4月14日，胡乔木到韶山做关于公共食堂的调查， 深入到生产队管理委员会的具体管理过程之中，真正是做到了“下马观花”。据他送到毛泽东手中的《关于韶西大队杨家生产队食堂解散后的情况简报》说：“《农业六十条》与干部、群众见面后，杨家生产队召开了管理委员会，一致同意马上散食堂。接着又开了社员会，经过讨论，从第二天起就正式分伙做饭。据干部和部分社员向我们反映，解散食堂以后出现了如下情况：第一，节省了很多福利工。第二，提高了劳动积极性。第三，增加了肥料。第四，节省了烧草。第五，社员用粮更加灵活，更加精打细算，能节约用粮。第六，为吃粮、吃菜而互相怀疑、‘扯皮’的人和事少了。由此看来，真正是群众要求散的食堂不如早散为好。”
毛泽东在韶山调查，多采取“访贫问苦”式的与农民谈话的办法，虽然听到了他们的心里话，却没有深入到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具体管理环节当中，通过“实打实”的调查，算账的办法，真正了解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运作的利弊得失。以公共食堂为例，毛泽东并未与韶山的干部、农民一起层层剥笋式地分析它到底是节省了劳动力，还是浪费了劳动力；是节约了物资，还是浪费了物资？他没有在韶山公共食堂吃过一餐饭，但在庐山会议上旗帜鲜明地支持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这两位公共食堂的“促进派”。7月23日，毛泽东讲话，谈到公共食堂时严厉批评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董谦带领的昌黎调查组的报告--《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几个问题》。因为该报告列举了公共食堂存在的问题，主张将其解散。毛泽东说：食堂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粮食到户，节约归己。如果在全国能保持三分之一，我就满意了。……食堂并不是我们发明的。是群众创造的。……曾希圣说，食堂节省劳力，我看还节省物资。如果没有后面这条，就不能持久。可否办到？可以办到。……现在散掉一半左右有好处。总司令，我赞成你的说法，但又跟你有区别。不可不散，不可多散，我是个中间派。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个右派出来了：科学院昌黎调查组，说食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庐山会议实录》，第172-173页）。
调查通常需要长期、反复进行。调查者与调查对象接触的时间要充分，长期的蹲点调查，能够消除人们之间的隔阂，加深个人感情，从而可以了解到更多真实的看法。毛泽东在韶山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与故乡亲友的血脉之缘和乡邻情谊，人们愿意向他说真话。毛泽东1959年在韶山满打满算呆了一天半多一点的时间，确实不算长。但从理论上说，一次调查时间较短的遗憾可以通过多次调查予以弥补。他本人工作繁忙，可以委托其他人继续调查。
可惜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把彭德怀等人如实反映情况，说真话视为“右倾机会主义”，在全国迅速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倾”运动。此后再对韶山进行重复调查已如同“鸡肋”。直到1960年9、10月间，毛泽东发现各地农民因缺粮大批饿死的饥馑形势日益恶化，决定修正农业和粮食政策，并于次年初派胡乔木再去湖南韶山。这是一年半之后的事了。
1961年1月底，胡乔木为中央工作会议起草《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信中说：
“最近发现的毛泽东同志1930年春所写的《关于调查工作》一文，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现在中央决定将这篇文章发给全党高级及中级干部学习……中央认为，最近几年的建设成就是伟大的，证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在农业、工业等方面的具体工作中，也发生了一些缺点错误，造成了一些损失。这些缺点错误之所以发生，根本上是由于许多领导人员放松了在抗日战争期间和解放战争期间进行得很有效的调查研究工作，满足于看纸上的报告，听口头的汇报……”。
1961年3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会议期间颁发了《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常委的一封信》，该信连同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一文，下发到县团级党委。会后，中央主要领导人到各地农村进行典型调查，刘少奇去湖南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和宁乡县花明楼公社炭子冲大队，周恩来到河北武安县伯延公社，朱德到四川、河南等省农村，陈云到上海市青浦县小蒸公社，邓小平、彭真直接组织5个调查组到北京顺义、怀柔县调查；此外又组织了一批新的调查组分赴全国各地。毛泽东把1961年定为“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237页）。
毛泽东本人则又重新回到与各级干部谈话的间接调查模式之中。
1966年6月18日，毛泽东又一次返回故乡，入住湖南省委专门为他修的滴水洞别墅。汽车路过东茅塘时，一个姓毛的细妹子从车窗外看见了毛泽东，她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父亲毛继生。但几个公安人员随后来到家中，严肃地警告：“你们不要乱讲！”
第二天下午散步时，毛泽东想走出滴水洞别墅，到老师毛居宇家里去看看，被卫士拦了回来。在那个“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年代，有关部门制定的“三落实”、“三过硬”、“十不准”措施，彻底隔绝了与乡亲们的一切联系。就连去韶山水库游泳时，周围也只有孤零零地几名卫士和水手。1966年回乡住的时间比1959年要长，可直到28日离开滴水洞，他也没能与近在咫尺的乡亲们见上一面，说上句话。
看来，即使毛泽东本人想按照自己的理论搞一次真实的农村调查，也不是件容易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