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本是一个地道的官二代和富二代，是一个地道的纨绔子弟、花花公子，不仅喜欢声色犬马，还曾是一个瘾君子。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别人是吃喝嫖赌，他则是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这样的人往往不了解民间疾苦，缺乏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早期的张学良也的确是这样的人。虽然他生性豪爽，耿直倔强，但却缺乏雄才大略，对国家和民族的前程没有独到的见解和责任感。
然而，时势造英雄，涂炭生灵的军阀混战和日军对东北的野蛮占领，教育了张学良。
有一次在河南打仗，张学良看见一个老人趴伏在地上，饿的不行，给钱他都不要，只要吃的。张学良随从扔给老人一个馒头，老人抓起来连土都不管，就那么狼吞虎咽地吃了。这一幕，让张学良动了恻隐之心，眼泪都流了出来。张学良问这个老人，为啥这样？家里人都哪去了？老人说：连年打仗，都给抓取当兵了，没被抓的也都跑了，剩下老的跑不动，就弄得没饭吃了。
听了老人的话后，张学良反躬自责：“谁做的孽，我们军人做的孽！”良心发现后的张学良对内战开始抱有抵触情绪，并多次劝说父亲不要再打毫无意义的内战了。按张学良的说法，内战打死的都是中国人中的佼佼者，剩下的平庸之辈却来请功领赏。能人好人都打没了，这个国家还能好吗？
张学良不仅不愿意与军阀打内战，也不愿意与中共打内战。这源于他对中共的了解。中央红军初到陕北就与东北军打了一仗，结果是红军完胜。这让张学良对这支衣衫褴褛的军队刮目相看。他万没想到，这样一支要吃没吃、要穿没穿，装备极差，弹药奇缺的军队，一路上被蒋介石围追堵截，竟然没垮，而且立足未稳就打了胜仗。张学良崇尚英雄的个性和英雄相惜的心理，促使他想了解红军，了解中共。因为这支神奇的军队让他好奇，让他钦佩。他九十岁的时候对采访他的唐德刚吐出了当时的心声：：“我是带兵的人我知道，我们谁能把部队带成那样，那样困难的情况（指长征）都打不散？”
正是由于对这支军队的钦佩和为中国保存抗战精英的心结，促使张学良暗中与中共来往，多次给予中共物质援助，并促使张学良最后发动了西安事变。
在张学良看来，红军都是中国人中的精英。如果中国的精英之间杀来杀去，最后受损的还是中国。那是日本人最高兴看到的。加之，张学良本对不战而丢失东北深感愧疚，无颜见东北父老，抗日之心一直没泯。所以中共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正中他的心怀。
张学良虽然知道中共很厉害，红军很厉害，但他一直没搞懂这支军队为啥如此厉害。
他不明白一个靠个人感情和个人恩惠和利益凝结起来的军队（如军阀和国民党军队），是无法和一个靠共同信仰凝聚在一起的新型军队相比的。
张学良的良心萌发，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虽然后人对他的毁誉很多都掺杂着各自的立场和观念，但对张学良自己来说，他做决定的那一刻是无私的，是完全顺从自己的良心做的决定。他放弃了与蒋介石的私情，而选择了对中国利益最大的选项。因此，张学良至死都是问心无愧的。所以，张学良后来说，即使知道国民党最后的结局是那样，如果历史重演，他仍然会做那样的抉择。历史的演绎也许并不完全遵循良心的轨道，但个人在利害难以两全之时，能守住自己的良心，却是难得的高尚。
张学良后来能够皈依基督，安享晚年，也是内心的那点良知所成就的。
张学良的事告诉我们，不管一个多么不靠谱的人，只要放下私心，在关键的时候按照良心的指示行事，都会做出对得起历史，对得起国家民族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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