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说，去年五六月份中央发的一些东西中，是有消极东西的（指59年党内通讯等文件），要检查一下

 

【饥荒档案】毛泽东对饿死人的态度演变 2013-10-16 10:13:11

（一）大跃进初期：“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查一下毛泽东1958年的历次讲话可以看得很清楚，一直到这一年11月底，他都是抱着“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革命逻辑思考问题的。

3月9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就讲到过死人问题。在有领导人汇报到劳动中工伤事故增加较多时，他插话说：“花这一点代价赶上英国也是要付的。各省准备死500人，1年1万多人，10年10万人，无时不死人，要有准备。”

5月17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到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毛泽东更是明确讲：“打起来也要不大惊小怪，打起仗来无非就是死人。打仗死人我们见过，人口消灭一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次。原子仗现在没经验，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二十几亿人剩几亿，几个五年计划就发展起来了。换来一个资本主义全部灭亡，取得永久和平，这不是坏事。”

8月19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又讲：“打了那么多年仗，死了那么多人，没有谁能赔偿损失；现在搞建设，也是一场恶战，拼几年命，以后还要拼，这总比打仗死人少。”

11月1日，毛泽东在河南新乡与几个县委书记谈到土法炼钢容易发生死伤时还是在这样讲。他说：“这比打日本好，比打蒋介石好，打仗要死人，这也可能死一个两个的。”

分 析毛泽东上面的这些说法可知，他并不是完全不在乎死人。他的看法很清楚，战争死人多，但躲不过，该打就要打，死人多，胜利了就不是坏事；搞建设死些人也是 必然的，要高速发展不可能不付一点代价，不能因为死几个人就不去跃进了。然而，他认定一点，搞建设死人要少得多，一个工地“一个两个”，全国至多“1年1 万多”，不会大规模死人。

（二）58年底到庐山会议：“要注意劳逸结合”

1958年，云南省的第一书记是谢富治。云南省几个月死了将近4万人，远比一年前广西陈漫远在任时造成的损失要大得多。但是，谢富治却安然无恙。毛泽东不仅没有处分谢富治，而且还表扬谢富治的检查报告写得好。

谢富治的检查报告是怎么讲的呢？报告中说：

在 今年（1958年）春夏之间，云南曾发生严重死亡的情况。肿病至6月下旬和7月上旬发病率猛增，遍及全省70多个县市，并兼有痢疾等流行。我们虽曾采取了 一些措施，先后4次派遣医疗队伍进行检查和帮助，并调拨专粮、专款，但制止无力。至10月10日止，全省累计发病38.8万多人，死亡39721人，其中 因肿病而死的占半数。

云南全省死人以曲靖专区最为严重，共死亡19072人，占全省死亡人数的48％。而该专区又集中在陆良、泸西、曲靖等县。仅陆良县即死亡12917人，占该区死亡人数的67％，占全县总人口的5.6％，因肿病死亡者5205人，占死亡人数的40％。

经 解剖尸体及临床治疗断定，这种病属于混合性营养不良型水肿，病因主要是过度疲劳和营养不良。据查，每个农民在正常劳动情况下，每天需要热量2500卡，劳 动最紧张时需3000卡至5000卡。但今年六、七月间，青黄不接，口粮较紧，特别是去年歉收地区，有的农民每天只能吃到四五两粮食，而劳动强度很大，因 而造成死亡。

报告承认发生问题的关键，是领导作风不深入，干部强迫命令，并举例说明陆良县死亡多与地方干部组织“督战队”，鞭打威逼农民，对群众生活不注意，留给农民口粮太少，农民劳动强度成倍增加有直接关系。

报告以省委名义请求中央给予处分，谢富治并特别写信给毛泽东表示要承担主要责任。

毛泽东在谢的报告上批示道：

“云 南省委犯了一个错误，如他们在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没有及时觉察一部分地方发生肿病问题。报告对问题作了恰当的分析，处理也是正确的。云南工作可能因为肿病 这件事，取得教训，得到免疫力，他们再也不犯同类错误了。坏事变好事，祸兮福所倚。别的省分，则可能有一些地方要犯云南那样的错误，因为他们还没有犯过云 南所犯的那样一种错误，没有取得深刻的教训，没有取得免疫力。在我们对于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这在现时几乎是普遍存 在）的时候，不能专门责怪别人，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被叫做‘右 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解决办法：（一）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二） 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

之后纠偏的举措有59年3月的郑州会议，59年4月底的《党内通讯》，5，6月份还发了一些文件。

但是，以上的纠偏举措在庐山会议后就完全抛弃了。1960年初，正是饿死人最多的时候，2月14日晚，李井泉召集涪陵、内江、泸州、温江、绵阳、南充地委书记座谈会上说：

主席说，去年五六月份中央发的一些东西中，是有消极东西的（指59年的纠偏的党内通讯等文件），要检查一下，然后对农村工作还要发一个指示。

（三）庐山会议到7000人大会: 饿死人是右派拿鸡毛蒜皮进攻党

庐山会议的事无需多说。在1959年8 月30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向全国转发《贵州省委关于粮食和市场情况的简报》，毛泽东作了长篇批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及反党分子完全看不见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主流是什么，他们抓起几片鸡毛蒜皮作为旗帜，就向伟大的党和伟大的人民事业猖狂进攻，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近日我们收到很多省、市、区的报告，都是邪气下降，正气上升，捷报飞传，声势大振，如同贵州一样。” 这个鸡毛蒜皮，无非就是饿死人。

60年春报到毛泽东处有几件大事：

饿死100万人的信阳事件，饿死三分之一人口的甘肃通渭问题，一个县饿死12万人的贵州湄潭事件，都是发生在庐山会议后的59年冬60年春。

以下为邓力群的回忆：

到1960年春天，河南“信阳事件”暴露出来了。群众来信，人民来访，越来越多，反映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中南海秘书室应接不暇。于是便派人下去调查。我的一个老朋友彭大章，是秘书室的负责人之一。他去信阳调查、考察了，回来后跟我讲：老邓，问题真是严重啊！说的时候，神色惨然，声音都变了。后来，李先念同志也去了。

这些情况反映到毛主席那里，简直不可思议啊！我们的党员，我们的农村干部，怎么会干出这样的事情来呢？不可能！主席说：这些事实证明民主革命不彻底。只能是那里的地主、富农和反动势力进行阶级报复，对我们的基本群众实行阶级报复。我记得当时甘肃陇东有一个什么大案，贵州什么地方也有一个什么大案， 都是作为阶级敌人进行阶级报复的典型来查处的。少奇同志要一位老大姐去信阳调查，回来也说信阳那里问题严重，其性质属于阶级敌人报复。在这样的认识 下，1961年元旦中央发了一个文件，批转河南信阳地委关于“信阳事件”的报告，把农村出现大量饿、病、死人现象，一概归之于坏人当权和地主封建势力的破 坏。

事 情都有个认识过程。没过多少时间，经过进一步调查说明，事实上不是那么回事，主席最初的判断站不住。事情确实是我们的干部干的。这时，中南局的第一书记是 陶铸同志。他亲自到信阳考察，结果发现，派民兵把守、不准群众外出逃荒，干这些事的统统是贫雇农出身的干部。这些农村干部作风不好，上下造势，互相促进， 就形成了那么严重的局面。（《党的文献》2012年第1期，作者：邓力群）

 

（四）7000人大会与西楼会议：憋了一口气

按照党章，1961年要召开九大。可是毛泽东迟迟不开，只是开了一个不涉及选举的7000人大会。

[7000人大会] 毛泽东说：9个指头，一个指头。刘少奇根据中央监委(饿死3500万)的报告，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1962 年7月，毛泽东从炎热的南方回到北京。陈云立即拜见毛泽东，系统地谈了各位常委都赞成的意见。毛泽东当时只问了几个问题，未置可否。陈云感觉毛不反对这些 意见，只是在考虑。毛很快通知刘少奇见面。毛正在游泳。刘少奇赶到游泳池，毛泽东游兴正浓。刘少奇走到池畔。见刘来了，毛就在池子里发出质问：“你急什 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

刘少奇等毛泽东上岸，坐到跟前才说：“陈云、田家英是在党内谈的意见，不违反组织原则，他们有想法跟你讲，没有错。”

毛泽东说：“不在组织原则，而在内容！他们都找了你，邓子恢吵了那么久，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

毛倾泄而出，刘也要一吐为快：“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毛泽东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刘少奇陈述了自己的想法：三面红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高指标不搞，公共食堂不办，等。毛泽东也平静下来，同意经济调整继续搞下去。刘少奇回来感到压力很大，但经济调整能够坚持，总算松下来，以为雷霆已过。

由此埋下了文革的种子。江青说：7000人大会，（毛泽东）憋了一口气，文革才出了这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