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上海党羽人生浮沉录之七:
叶昌明
上 世纪70年代的上海人，都熟悉叶昌明这个名字。他曾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上海市总工会常务副主席。列席上海市委常委会议。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年代， 特别是在上海这个工人集中的地方，叶昌明可是一个显赫人物。但是。曾几何时。他又从云端跌了下来，摔得鼻青脸肿。他到底有有怎样的人生呢?
上海全成纤维研究所的化验工
叶 昌明原籍上海嘉定县，他的父亲靠做丁维持家庭生活。叶昌明1944年出生时，正值抗日战争后期，上海虽然仍然在日本人手里，但上海周边地区的人民抗日斗争 已经广泛发展起来，特别是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在抗战中以灵活机动的方式予日军以沉重打击，起到了中流砥柱的重要作用，在人民群众中威信非常高。共产党在 上海市的地下党组织也十分活跃。叶昌明的父亲是受到共产党影响的劳动者，他仇恨日本人的统治，思想上是进步的。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由国民党统治，但人民 群众没有享受到抗日战争胜利的果实，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国民党接收大员大肆贪污受贿，物价不断上涨。特别是在1947年后，国民党军事失败，经济崩 溃，上海的物价上涨更快，上海市人民掀起了反内战、反饥饿、反压迫的斗争。叶昌明的父亲与当时绝大多数上海工人一样，走在了游行队伍中。1949年上海解 放，叶昌明的父亲又走在上海工人欢迎解放军的队伍中，他由衷拥护共产党，拥护解放军。新中国建立后，他一家过上了能够吃饱穿暖的日子。共产党特别重视依靠 工人阶级。当年，在上海当一名工人，十分受到尊重，他们的社会地位很高。政治上翻了身的叶昌明的父亲以努力工作来报答共产党的恩情。环境和家庭不能不对叶 昌明产生影响。他从小就知道共产党是人民的大救星，从心里来说，他是热爱共产党、热爱新中国的。上世纪50年代初，叶昌明上了小学，小学毕业后又上了中 学。60年代初期，叶昌明被分配到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当化验工。就他的工作性质来说，介于工人与非工人之问。说他是工人，他也不是在生产第一线劳动的产业 工人，说他是知识分子，他也不算。后来，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年代，叶昌明把自己划入了工人队伍。这也是张春桥、王洪文让他担任上海市总工会常务副主 席、分管全上海市工会工作的重要原因。
在 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有一批研究人员、工程师。这些人是研究所的骨干。他们知识丰富，在本专业领域有很高造诣，叶昌明在研究所只是一个化验工，但却总是高 看自己，工作中总是爱提出自己的一套。现在看，这也没有什么，只要提的对，也是应该受到欢迎的。但叶昌明毕竟学识有限，提的意见不被采纳，这使叶昌明感到 失落。叶昌明工作后，还是比较努力的。但他有一个特点：平时对自己要求不算严格，却总是爱盯着别人的缺点，也爱给领导提意见。这样一来，他在领导和同事 中，威信都不算高。由于这个原因，叶昌明长期心情不舒畅，他认为自己根红茁正，工作也行，总是得不到重用。
当 年的叶昌明，还是一个20岁左右的小伙子，总体上看，他还是好好工作的。当年，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建立了一些小组。叶昌明所在的小组是上海市委树立的先进 典型。平心而论，叶昌明作为这个小组的成员之一，也为该小组做出了他的一份贡献。他有一些思想问题也可以理解。但是，“文化大革命”却把他的这些思想问题 推上了埘外一个方向，成为他走一另外一条蹄的重要因素。
“工总司”发起人之一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长期不满自己处境的叶昌明开始造反。
这 一年，叶昌明刚刚22岁，正是敢问敢干的年龄。他率先给厂领导贴出大字报，并且在研究所内部进行串连，硬拉起造反队伍。很快就有一些人参加剑叶昌明的造反 队伍中来。有这么多人参加一个22岁的小伙子组纵的造反队伍，是有一定原因的。首先，别看叶昌明年纪小，却能说会道，又打着革命的旗号，讲起来一套一套 的，很能迷惑人，因此，他能够说服一些人跟自己造反。第二，叶昌明敢干。他的“勇气”，使一些人愿意跟他干，因为如果出了事，有叶昌明顶着，他们不过是随 从。第三，叶昌明有一定组织能力。他能够按照参加自己造反队伍的人的特点，安排他们做适当的事，这使一些人愿意跟他走。第四，当时的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 内，大多数人是知识分子，而在“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不被信任，而工人家庭出身、地位不高的叶吕明则属于“红五类”。该研究所的职工们在“文化大革 命”初期是愿意推举一个“红五类”打头阵的。
但是，叶昌明在拉起造反队伍时，也受到了抵制。不仅研究所领导批评他，进驻该研究所的工作组也批评他，使叶昌明感到了压力。但叶昌明没有放弃，仍然在工人中搞串连。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展，叶昌明的造反队伍也逐步扩大。
在 叶昌明拉起的造反队伍不断扩大时，上海各工厂兴起了跨单位、跨行业串连之风。当时，上海市委是不准许各工厂人组织跨单位、跨行业串连的。市委向各工厂派出 的工作组也把禁止跨单位、跨行业串连当作一项重要任务。但是，这一禁令很快就被各工厂工人造反组织突破了。当年，王洪文到北京串连回到上海后，即着手跨单 位、跨行业串连。与此同时，叶昌明也开始了在上海搞跨单位、跨行业串连。即使如此，叶昌明与王洪仍然互不认识。但历史的机缘决定，他们两个人必然走到一 起。根据是：他们两个人都在寻找支持自己的其他造反组织。
叶 昌明结识王洪文，还要从“首都红三司”在上海的活动说起。“首都红三司”是有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造反组织，他们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指使，到全国各地串连， 试图把造反行动引到全国。该组织到上海后，曾经要搞倒上海市委，结果没有搞倒。他们想到，要串连上海市工人造反组织和他们一起搞，才会有力量。于是，他们 到各工厂、单位去，专门串连那些在造反初期受到上海市委工作组批评的人，期望能和他们联手造市委的反。而在当时，叶昌明正足受到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领导和 市委工作组批评的人，他便顺理成章地被“首都红三司”选为串连对象。11月5日，“首都红三司”在被他们占领的上海愚园路一所老式房子里召集一些工人造反 组织头目开会，叶昌明就是被召来开会的人之一。在这次会议上，叶昌明和其他一些工人造反组织头目一起，和“首都红三司”驻沪联络站的人共同商量了串连上海 工人造反组织的方式。在这次会议上，有人提到，一定要找上海国棉十七厂的王洪文来开会。提议者还提到了王洪文的造反经历和去北京串连的经历。22岁的叶昌 明听到这些后，对王洪文就很有敬佩之心。1966年11月6日，叶昌明再次来到上海愚园路“首都红三司”驻沪联络站，此次他是来参加“上海工人串连经验交 流会”的。王洪文也应邀参加了这次会议。在此次会上，叶昌明和王洪文一见如故。在会上，王洪文讲了建立全上海市工人造反组织的设想，他用略带东北口音的标 准普通话沉稳表达自己的意见，叶昌明对王洪文很是佩服。在这次会上，叶昌明极力推举王洪文当他们刚刚酝酿成立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 司”)的“总司令”。在这次会议上，叶昌明也被推举为“工总司”的常委。由于他来自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与会造反派们认为叶昌明是科技方面的代表，便在会 上让这个22岁的常委分管科技。其实，叶昌明根本不懂科技。不久，他就把管科技这件事让给了戴立清。
在当年被推举为“工总司”的常委中，叶昌明的年龄最小，只有22岁。22岁，就有着“不寻常”的造反经历，有着一定组织能力和号召力，这也使王洪文对叶昌明高看一眼，在此后的许多重大行动中，王洪文都重用叶昌明，表现出对他的充分信任。
从这次会议的过程和叶昌明在会上所起的作用，以及他被选为“工总司”常委来看，叶昌明是“工总司”的发起人之一，是没有错的。后来，叶昌明也在“工总司”中起着重要领导作用。
1966 年11月9日，在上海举行的“工总司”成立大会上，叶昌明上台发言。他在发言中控诉上海市委的“罪行”时，把他所在的曾被树立了先进典型的合成纤维研究所 工作小组，说成是上海市委树立的“假典型”、“黑标兵”。这次发言，是叶昌明在几万人参加的大会上的第一次露面。他的发言也给人以深刻印象。有人说他敢于 造反，有人则说他没有良心。
几件大事的参与者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工总司”干了几件大事。这几件大事，叶昌明都参与了，并且在其中起着重要的组织作用。
一 件事是制造安亭事件。1966年11月，在上海市委不同意“工总司”关于承认“工总司”为合法组织等无理要求时，王洪文和叶昌明等“工总司”的头目一起商 量后，决定去北京告状。当他们的行动受到上海铁路方面的阻止时，他们在华东地区和内地的交通枢纽——安亭火车站卧轨拦车。在卧轨拦车时，叶昌明和王洪文 “并肩作战”，他们率先躺在冰冷的铁轨上，前边就是冒着黑烟的火车头，如果火车一开动就会把他们压得粉身碎骨。在此情况下，二十多岁的叶昌明却没有任何胆 怯。他的行动，带动了其他人，许多“工总司”队员见“总司令”王洪文、常委叶昌明都不怕死，便纷纷效仿，一起躺在铁轨上。这样一来，安亭车站被堵，交通中 断，直接影响到华东地区，进而影响到全国。中央震动，不得不派人解决。在解决过程中，张春桥耍弄两面三刀手法，与“工总司”签订了“五条协议”，承认“工 总司”为合法组织，安亭事件由市委负责。从此以后，“工总司”横行上海，队伍和影响也扩大了。在安亭事件中，叶吕明敢于打头阵，立了功，王洪文对他十分赏 识。
一 件事是夺《解放日报》的权。1966年12月1日，王洪文率一部分“工总司”队员来到《解放日报》社，以支持“红革会”为名，联合《解放日报》内部的造反 派，夺了《解放日报》的权。在夺权时，叶昌明紧跟在王洪文左右，是“火线指挥部”指挥之一，向《解放日报》领导人发出勒令的是他，联络《解放日报》内部造 反派的也是他。夺《解放日报》的权，像一个导火索，引爆了上海其他造反组织。当时支持上海市委正常办报的“赤卫队”联合其他造反组织，把已经占领《解放日 报》“工总司”队员包围在《解放日报》社内。在此情况下，叶昌明在《解放日报》社内不断给“工总司”队员打气，要他们坚持到底。为了反击“赤卫队”关于支 持市委正常办报、要让市民看到《解放日报》的“四点意见”，叶昌明于12月1日参与起草了与赤卫队针锋相对的“四项要求”：一、《红卫战报》第九期与《解 放日报》同时发行，发到每个订户：二、责成《解放日报》社党委交出文化大革命中的黑材料：三、责成《解放日报》社党委公开检查和交代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的严重错误；四、《解放日报》事件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由上海市委负责。叶昌明参与起草的这“四项要求”，得到王洪文批准后，作为传单在全上海散发，后来 成了“工总司”向上海市委施压的基本条件。
《解 放日报》事件震动全上海，也惊动了中央，最后，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下，王洪文得手了。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代表在上下两方面压力下被迫接受了“工总司”的 “四项要求”。12月10日，主持上海市委常务工作的曹荻秋签署了中共上海市委沪委(66)第12号文件，承认“解放日报事件”是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 动路线的严重事件，造成群众之间的对立和分化，承认参加“解放日报事件”的造反工人的行动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等等。“工总司”借此次事件，又进一步夺了 《文汇报》的权，从此在上海称霸。在此次事件中，叶昌明在实际行动中步步紧跟王洪文，既“展现”了他的文字工夫(参与起草“四项要求”)，又表现出他的勇 敢(率人占领《解放口报》大楼)，并且与包围《解放日报》的“赤卫队”对垒。王洪文对叶昌明更商看一眼了。正是通过此次事件，“工总司”“副司令”潘国平 被叶吕明“比”了下去。虽然潘国平仍然是“副司令”，叶吕明仍然是常委，但叶昌明在“工总司”中的实际地位，已经是实际的“副司令”了。
一 件事是总攻“赤卫队”。“赤卫队”是上海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产生的群众组织，规模与“工总司”不相上下。该组织在许多重要问题上与“工总司”对立。 1966年12月27日，一万多名“赤卫队”队员聚集在上海市委办公地点康平路，要求市委取消对“工总司”的承认，而承认他们是革命组织。28日，集中在 康平路的“赤卫队”队员人数增至三万。在张春桥的挑动、造谣F，“工总司”决定在康平路对“赤卫队”主力发起总攻，消灭其主力。叶昌明摩拳擦掌，主动请 缨，担任了攻击“赤卫队”主力打头阵的任务。28日当天，叶昌明在几个小时内即调动十多万“工总司”队员，将在康平路的“赤卫队”三万多名队员团团包围于 康平路，断粮断水。一直将这三万多人困了三天。到30日凌晨，王洪文下令对被困在康平路的赤卫队员发起总攻击。叶昌明一马当先，率领几十个身强力壮的汉子 冲杀在前，一个个赤卫队员在他们的棍棒打击下倒地，旋即被捆。叶昌明率人一直冲进“赤卫队”阵地的核心，将“赤卫队”的头脑人物捆起来。这一下，“赤卫 队”失去了指挥者，顿时乱作‘团。叶昌明指挥“工总司”队员把康平路的“赤卫队”队员分割包围，全部缴械。除一万多人跑掉外，所剩近两万人全部被俘。到 此，“赤卫队”主力全部被歼。
叶昌明在康平路消灭“赤卫队”主力中立了头功，更加受到王洪文的器重。
在揪陈丕显，游斗陈丕显和曹荻秋的过程中，叶昌明也是组织者之一，从安排游斗车辆，到撰写游斗口号，都有叶昌明的心血。
在 “一月夺权”中，叶昌明起了王洪文左膀右臂的作用。特别是在串连38家造反组织过程中，叶吕明每天在各造反组织头日中穿梭，用三寸不烂之任，说服他们与 “工总司”共周行动。1967年1月，上海38家造反组织共同建立了“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组织政治联络总站”。这个总站的建立，如同姚文元当年在写给中央的 报告中说的：“联络总站成立，日前已实际行使着政权的作用。”在张春桥的操纵上，在这个联络总站的基础上，建立了“上海人民公社。1967年2月5日，在 上海人民广场举行了“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庆祝大会，宣告：宣判旧上海市委、市人委死刑，剥夺它的一切职权。一切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上海人民公社”的 建立，饱含着叶昌明的“心血”，在组建“公社”班子时，自然有他的份。叶昌明被推举为“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常委”。不久，“卜海人民公社”改称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叶昌明成为革命委员会常委。
“刁德一”外号的由来
叶 昌明有一个外号一“刁德一”。刁德一本是现代京剧《沙家浜》中伪军胡传魁部的参谋长。剧中人物以阴险狡诈的面目留给观众很深的印象。而上海老百姓送给叶昌 明“刁德一”的外号，是有来历的。别看叶吕明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年龄不大，却很有城府，政治手腕很不一般。在与其他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建立的造反组织 头目的谈判中，叶昌明总是先敲山震虎，摸清对方的“底牌”，然后软硬兼施，压迫对方妥协，与“工总司”“联合”。叶昌明靠这一套手工法，给“工总司”拉进 了许多工人造反组织，使“工总司”不断扩大。这是王洪文最高兴的。
叶 昌明对与“工总司”对立的工人造反组织则采取另一套手法。他先是派人摸清该造反组织的基本情况，特别是对其头目的情况，要了解得十分清楚。他在与这些造反 组织头闷的谈判中，用他掌握的他们的某些缺点，威胁他们用服。如果他们不屈服，他就采用造舆论的方式，将他们搞臭。这样，这个工人造反组织也就土崩瓦解 了。
叶 昌明平时的行为，也是他获得“刁德一”外号的重要因素。叶昌明心眼活络，脑子一动，就能恕出一个点子，他平时眼睛乱转，在众多人在场的情况下，他能在短时 间内将一些重要人物的脸色、表情掌握清楚。这给人一个印象——叶昌明狡猾、阴险。而叶昌明在对待对手时，心狠手辣。他采取将剥手关押、诋毁其名誉、对其动 刑等多种于段整治对手，直到将其整服。小服的人，也被其搞得名声扫地，再也立不起“山头”了。
叶昌明既阴险狡诈，又手段狠毒，是他获得“刁德一”外号的根本原因。
“文革”中上海工会的“管家”
叶昌明与王洪文的关系，真的可以用“铁哥们”来称呼。王洪文对叶昌明十分赏识，对他十分信任。时人称叶禺明和陈阿大、戴立清、黄金海、马振龙一起，为王洪文手下的“五虎将”。
王 洪文本人当过工人，“文化大革命”初期在上海国棉上七厂靠造反起家。在“文革”初期，他领导的工人造反组织“工总司”左右上海局势，王洪文也自称是工人代 表。当党的九大之后全国各地重新建立党委，造反组织逐渐淡出时，“工总司”即隐减于上海市总工会中，实际上，上海市总工会成了“工总司”的翻版。当时的上 海人都知道：“工总司”即总工会，总工会即“工总司” 。上海市总工会的大小权力全部由“工总司”大小头目掌握。因此，王洪文十分重视上海市总工会的工作，他说过这样的话：“工会在上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王 洪文经过考虑，决定派叶昌明担任上海市总工会常务副主席，主持上海市总工会的工作。当时，上海市总工会主席由王洪文兼任，副主席有王秀珍、陈阿大、金祖敏 等掌握上海市实权的市党政重要领导人(王秀珍是上海市委副书记、金祖敏是上海市组织和人事全权主管、陈阿大管上海的工业和交通)，而叶昌明则是上海市总工 会常务副主席。可见他的地位有多么重要。实际上他是上海工会系统的“管家”。当时，叶昌明还不是共产党员。但是，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却给了他三个职 务：一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二是上海市总工会常务副主席；三是在上海市委建立后当上海市委“列席常委”。这样，叶昌明就有了两个正式职务和一个特殊职 务。两个正式职务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上海市总工会常务副主席，特殊职务是：上海市委“列席常委”。这三个职务，非同小可，这决定了叶昌明不仅是上 海市政府领导人之一、参与上海市委日常工作的领导人之一，而且是上海总工会的真正“一把手”，主持上海市总工会的日常工作，手中有很大权力。
叶昌明当上海市总工会常务副主席时，市总工会的干部要由他任命，他还充分利用自己的权力，在全上海市的干部任命方面施加相当大的影响。
在 张春桥、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支持下，当时，叶昌明在上海一言九鼎。1974年，叶昌明在上海市委的组织工作会议上提出，党组织发展共产党员和 提拔干部，要征求工会的意见。身兼上海市委组织部负责人和上海市总工会副主任的金祖敏与叶昌明一唱一和，立即提出，要力争在二三年内使工人造反派在上海 区、县、局的第一把手(即主要负责干部)中占50％。在叶昌明的安排下，上海市总工会从1970年起，派出100多人担任上海各局、区、县以上机关党政领 导职务。更有甚者，上海市几次向党中央和国务院输送担任领导干部的工人干部候选人，也都是由市总工会首先提名的。
叶 昌明担任上海市委“列席常委”一职，非同一般。叶昌明不是通常只是在常委会上听一听、提一些参考意见那种“列席”，而是在市委常委会上说话极有分量甚至带 有决定意义的“列席”，市委凡是作出重大决定，叶昌明的意见都带有重要决定作用。他这个“列席常委”，在市委常委会上，地位比正式常委还重要。因此，在叶 昌明领导下的上海总工会，实际上是上海市第二权力机构。当时就有人说：别看叶昌明不是市委副书记，权力却比市委副书记还要大。
热衷政治舆论
叶 昌明不同于其他“四人帮”上海党羽的特点之一，是他特别注重政治宣传，热衷于抓舆论工作。“文化大革命”初期，“工总司”即办《工人造反报》，发行量最高 时达105万份，超过当时上海党报《解放日报》的发行量。《工人造反报》上发表的许多文章，不仅被当时上海各单位视为政治学习文件，有的还经张春桥、姚文 元推荐，在《人民日报》或《红旗》杂志上转载。当时全国各地造反组织特别是工人造反组织都重视阅读《工人造反报》上的文章，借此了解中央文革的意图。党的 九大后，中央不再允许各造反组织自己办报刊。全国各地造反组织也烟消云散，没有人再办报刊了。唯一的例外是：原来上海“工总司”办的《工人造反报》仍然继 续出版发行，只不过改由上海市总工会办了，但仍然有“造反”字样。
从 中央到地方都对此有看法。张春桥怕因此引火烧身，让王洪文停办。王洪文向叶昌明转达张春桥指示，叶昌明却找各种借口拖着，直到1971年4月，在下有反 映、上有批示的情况下，才不得不停办。但他马上又以上海市总工会的名义办起了《简报增刊》、《批林批孔动态》、《内参》等等。虽然叶昌明将它们称为“内部 刊物”，但他尽量扩大发行面，至少发到各省市区领导干部。叶昌明试图用这种方式影响全国的高级干部，影响全国政治。1975年，已经不受毛泽东信任的王洪 文回上海，要求上海市总工会办刊物。叶昌明手中办刊物的力量是现成的，立即采用上海工人政治学校与市总工会宣教组合办的名义布置办两个刊物《『工人理 论》、《上海工人文艺作品汇编》，两个刊物均以上海工人政治学校的名义出版。
《上海工人文艺作品汇编》第1期以最快的速度出版发行。不料，被中央看到后要求停办。这样，《上海工人文艺作品汇编》没有再出第2期。《工人理论》也没能办起来。对此，叶昌明心中十分窝火，找王洪文提意见，又给张春桥写信提意见。
尽管如此，叶昌明在当上海市总工会常务副主席期间毕竟办了许多年刊物，先是宣传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精神，后来是宣传“四人帮”的极“左”观点，在全国造成了很坏影响。
曲折的入党起历
叶 昌明在“文化大革命”前根本不够入党条件，他自己也认为入党是一个奢望。现在，他当官了，成了上海市的“大员”，如果还是“党外人士”，无论从对外观感方 面考虑，还是从他行使权力考虑，都很不自然，叶昌明也就有了入党的“迫切愿望”。其实，王洪文早就考虑到自己小兄弟的前途问题了，早就为叶昌明入党问题 “操心”了。张春桥在叶昌明入党问题上也十分积极，他还说着这样的官话：我们党要吸收一大批优秀工人进来，特别是对在“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工人先 进分子”，一定要尽快吸收他们入党。
在 叶昌明入党问题上，王洪文具体操作的最多。本来，王洪文是想在中共九大召开之前，把他手下的“五虎将”和其他一些跟他造反的造反派头目都拉进党内来的，他 趁毛泽东发表“吐故纳新”指示的“东风”，在那前后迅速把陈阿大、戴立清、马振龙、黄金海等拉入党内，但在拉叶昌明入党时，却遇到了麻烦。
原 来，叶昌明与一桩人命案子有关。虽然这桩人命案子已经时间很长了，一直没有搞清楚，但在查案子的过程中，有人提出，叶昌明也是这桩人命案子的参与者之一。 “文化大革命”中，此事也就压下不提了。但当王洪文拉叶昌明入党时，此事又有人提了出来。并且说：这毕竟是一桩人命案子，一定要查清。如果和叶昌明没有关 系，他当然可以入党：如果一旦查出叶昌明和这桩人命案子有关，那么，发展他入党，不就成了大错误?
王洪文一听，也没有话说了。这样，叶昌明入党的事就拖了下来。九大之前，王洪文手下的“五虎将”中，四个人都已经解决了入党问题，陈阿大还当上了九大代表，出席了九大，而唯有叶昌明没有解决入党问题，还是“党外人士”，叶昌明心中很急，王洪文、张春桥的心中也很急。
1971 年9月，发生了林彪事件。“四人帮”在中央的地位上升，而中央也在筹备召开党的十大。此时，张春桥想到了要进一步巩固他们在上海的“基地”问题。而巩固上 海“基地”，很重要的内容是巩固他们在上海的党羽的地位，扩大他们的权力。为此，他们首先想到的是，要立即解决叶昌明的入党问题。张春桥找王洪文专门谈这 件事。王洪文提到：就是有人拿什么人命案做文章，不好办。张春桥说：不好办也要办，你去办。
为 解决叶昌明入党的问题，王洪文冥思苦想，他忽然想到了马天水。马天水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就已经投靠了张春桥，与王洪文成为一伙。成立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时，马天水是作为老干部代表参加市革命委员会的，任副主任，后来地位在王洪文之上，又有能干、能抓经济之名，在上海颇能迷惑一些老干部。九大后成立上海市 委时，马天水是市委副书记，地位上十分 重要，上海许多党组织中的老干部，还听他的话。王洪文想到此，立即找到马天水，把叶昌明入党遇到难题的事说了。马天水说，这件事我来办吧。于是，马天水直 接给叶昌明所在单位党组织打电话，询问叶昌明入党的事。当叶昌明所在单位党组织负责人说有人命案子时，马天水火了，带着怒气说：人命案归人命案，入党归入 党。这桩人命案子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查清楚了，现在也很难说能够查清楚。难道说这桩人命案子永远奁不清，叶吕明就永远不能入党吗?接着，马天水用命令的口气 说：我不听你们的解释，你们一定要限期解决叶昌明的入党问题。你们要知道，解决不解决叶昌明入党的问题，不是小问题，是个路线问题。你们想想吧。叶昌明所在单位党组织受到了来自王洪文的压力，又受到了上海市老干部代表的压力，不得不勉强解决叶昌明入党问题。但他们在叶昌明的入党志愿书中“党委审批意见”一栏中写道：“根据上级电话通知，叶昌明可以入党。”
这样，叶昌明入党的问题，在拖了几年之后，终于在1973年解决了。此后，他的“列席常委”分量就更重了。更重要的是，他赶上了在党召开十大之前解决了入党问题，能够进入新轮班子组成和权力分配了。
垂死挣扎那几天
1976年10月，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粉碎了“四人帮”。当时，叶昌明虽然对北京的情况不太清楚，但在内心有一点“第六感觉”。
早 在毛泽东主席逝世不久的1976年9月21日，王洪文出现在上海。他暗中会见了他的小兄弟们，其中包括叶昌明。王洪文此行的实际目的，是组织上海民兵，突 击给上海民兵发武器，并且对民兵布防进行安排。叶昌明忠实地执行着王洪文的指示。由于上海民兵是以工人为主的，而工会则是当时组织上海工人的一个主要手 段，因此，叶昌明在他管辖的上海工会系统进行安排，是组织上海民兵“备战”的重要环节。那几天，叶昌明可忙坏了，他到各单位检查工人民兵武器发放问题，检 查民兵布防情况。特别是对关系上海交通要道、重要设施、重要单位的民兵布防，他检查得十分仔细。敏感的叶昌明隐约感到，中央可能要出大事。可以说，他对于 中央出事，是有一定思想准备的。
当有人从北京暗示王、张、江、姚在北京被控制时，叶昌明的神经还是受到了刺激。他又是惊恐，又是焦虑，又是愤怒。
10月9日，王秀珍在上海民兵指挥部二号指挥点召开会议，策划搞武装叛乱时，叶昌明显得非常激动。他眼睛里喷着火，说了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在上海发动大罢工，上海一罢工，就会产生国际影响。
但 是，华国锋等中央领导人是很有政治智慧的。中央要求已经被控制在北京的马天水给在上海的王秀珍打电话，说他在北京一切都好，“四位首长”(指“四人帮”) 也都很好，身体很好，工作很忙。王秀珍立即将这一情况转告叶昌明等王洪文的小兄弟。叶昌明信以为真，松了一口气说：虚惊场。
但 叶昌明毕竟是心眼很多的人。他对于马天水从中央传来的消息还是有一点疑惑。当马天水从北京传来消息，让徐景贤和王秀珍去北京开会时，叶昌明专门找徐、王二 人说：你们一到北京，就给我们打电话。意思是说：如果中央真的发生了把王、张、江、姚抓起来的事，他们立即在上海起事。
当 叶昌明等人从特殊渠道得知“四人帮”已经被抓的确切消息时，他又开始积极行动起来。10月12日晚间，叶昌明等十几个人在康平路开会，策划叛乱问题。当 夜，他们策划了“捍”和“方二”武装叛乱计划。之后，叶昌明和这些人一起乘轿车驶往位于上海外滩的上海市总工会大楼400室，研究了停水、停电、罢工等 “起事”方案。之后，叶昌明还决定，由工会系统向下“吹风”，策动当年和王洪文一起造反的“工总司”队员们起来，搞第二次造反。叶昌明还决定，如果徐景 贤、马天水、王秀珍13日不回上海，他们就要在13日晚上“起义”。
在叶昌明的调动下，13日凌晨1点，原“工总司”的各造反队的头日都集中到上海市总工会大楼。叶昌明向他们宣布，现在召开紧急会议。接下来，他讲了这样的话：
现在我们和去北京开会的马老失去了联系。据外地传来的消息，还有外国电台的广播，都说中央高级领导中出了事情。王副主席处境危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来的一些同志，都被打下去了。对这件事我们要独立思考，经受考验。上海正面临着大考验。我们正在面临着大考验……
叶昌明讲完，开始对“起义”进行具体布置。就在此时，从北京传来消息，徐景贤、马天水、王秀珍将于13日上午飞回上海。有人主张，再等几个小时，看他们三人回来后带来什么消息。
叶 昌明等人等待的这几个小时，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共中央已经对上海“四人帮”党羽的动静了如指掌，并且在军事上作了部署。同时，中央向上海派出了以苏振 华为首的工作组。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回到上海后，也不得不向“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们传达中共中央关于解决“四人帮”问题和华国锋住中共中央主席的文 件一不久，中共中央解决“四人帮”的消息在全国公开，上海市广大人民群众热烈拥护中央决定，“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被孤立。他们策划武装叛乱的计划彻底破 产。
不 久，叶昌明被隔离审查。被隔离审查时，刚刚三十多岁的叶昌明抵触情绪很大。后来，叶昌明对一些问题还是有所认识，曾在被隔离审查期间的1977年写出了 《交待关于利用总工会结帮的问题》等材料。但是他作为“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毕竟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下了许多罪行，1982年8月21日，上海市高级 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分别对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重要案犯徐景贤、王秀珍、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戴立清、马振龙、朱永嘉进行公开审理，作出判决。 其中，叶昌明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