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上海党羽人生浮沉录之一:
马天水
早年投身革命
马 天水原名马登年，原籍并不是上海市，而是在河北省唐县农村。唐县地处冀中，属于华北大平原，土地肥沃，历来是中国的重要产粮地区，当地农民如无大灾之年， 仍可维持基本生活。马家世代务农，由于勤劳节俭，日子还过得去。1911年，马天水就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里。他小时候也帮助父亲干农活，由于劳动的磨练，马 天水从小就有一副好身板。他的父亲颇有正义感和爱国心，这一点对马天水是有一定影响的。马天水的父亲有感于农民没有文化会受欺负，加上家里有一点经济力 量，就把从小就十分聪明的马天水送到学校读书。
马天水进学校读书时，中国已经兴办新式教育。因此，马天水一开始读的就是新式学校。他从小学读到中学，不仅有了一定文化基础，思想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来，他在学校里读了一些进步书刊，接触到了进步学生，思想便倾向于革命了。
1931 年12月，有感于日寇侵占东北并进一步向关内扩张，中华民族危机四伏，20岁的马天水参加了共产党。由于工作积极，表现出色，他受到了党组织的重用。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马天水也投身到抗日战争中去。他当过当地游击队领导人，曾率领我抗日武装伏击日军，炸鬼子的炮楼，曾深入乡村，发动群众，扩大 武装。总之，他在抗日战争中不管从事哪一项工作，都干得很出色。他也受到党组织的信任，曾经担任过我党领导的唐县县政府财政科科长，唐县三区区长，中共山 西省繁峙县委书记，冀晋五分区地委书记。1949年在新中国成立前夕，马天水受组织委派，南下任中共皖南地委副书记。
马 天水投身革命后，受到革命队伍中优良作风的影响，有一些好的品格。例如，他干工作有一种拼命精神，为了解决好某个问题，他有时到了茶饭不进的地步。他做事 认真，对于某些人不愿意记的数字，他都下功夫去记。他经常深入到群众中去，深入到工作第一线，现场解决问题。他个人生活十分朴素，平日总是穿旧衣服，脚穿 布鞋。他穿的衬衣有的还是打着补丁的。他有一套新一点的中山装，只是在接见外宾或者到北京参加重要会议时才穿上。他不讲究吃，到下边检查工作，从不在被检 查单位吃饭，而是回到市委机关食堂和机关干部一起吃饭。他的这些好的方面，使他很受组织重用，提拔很快。
抓工业的一把好手
1949 年上海解放时，马天水已经在中共中央华东局从事领导工业方面的工作了。后来，成立了华东军政委员会，他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负责人。华东军政委员会领导 上海市，而上海市又是华东最重要的工业城市，因此，那时，马天水把主要精力放在抓上海的工业生产之上。1952年1月，组织上任命他为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 (相当于现在的上海市委副书记)、副市长，主管上海工业，他抓上海工业方面的工作，就更直接了。可以说，马天水在建国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是从事工业工作的。
马 天水抓工业，也确实是一把好手。本来，他也不懂工业方面的事情，但他爱学习，肯动脑筋，平时总是手拿一本工业生产管理或者技术方面的书在读。不懂就去请教 专家，很快就掌握了工业生产方面的知识。“文化大革命”前，在上海市委里，不论是什么人提到哪一方面的工业生产知识，都难不倒他，他都能说得头头是道，并 且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不光是上海市委的干部们对马天水十分佩服，连上海许多工厂的专家，都对他很是佩服。因此，那时上海的工厂、企业，最怕马天水下去检 查。只要马天水来检查，准能查出某些方面的问题来，并且运用自己学到的工业生产方面的知识，指出产生问题的原因和解决的办法。有的工厂、企业领导人在工业 知识方面，也比马天水逊色不少，马天水提出一些工业生产方面的知识性问题，他们往往答不上来。有的工厂领导人说假话，报假成绩，也瞒不过马天水。由于马天 水有这方面的才干，陈毅夸奖过他，陈云也夸奖过他，后来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柯庆施对他更是十分器重，一次，柯庆施当着上海市委许多干部的面说过：“谁说 外行不能领导内行?马天水就是外行领导内行的好典型。”上海市工业方面的事情，柯庆施就交给马天水全面管了。柯庆施还带头称年纪并不比他大的马天水为“马 老”，这种尊称，一直保持到“文化大革命”中。
马 天水抓工业，有一种风格，就是经常下去亲自搞调查研究。在上海市的几千家工厂里，马天水至少去过一千多家工厂搞调查。他下去调查，并不事先通知工厂方面， 而是自己带一个秘书，直接到工厂去，并且直接和工人谈心，了解情况。许多上海老工人、老的管理干部，至今还记得马天水直接找他们谈话的情形。这种深入实 际，进行调查研究的风格，使他受益不少。在“文化大革命”前，马天水在上海市委谈起工厂情况来，哪一个工厂有多少人，有多少设备，生产情况怎么样，产品质 量如何，甚至哪个车间主任叫什么名字，工厂经营方面的许多详细数字等等，他都能一口道来。在一次讨论工业生产问题的市委常委会上，为人十分尖刻的张春桥想 要难为马天水，让他难堪，便故意提问上海市许多不同行业生产不同产品的工厂里的经营数字，问马天水知道不知道?马天水则毫不含糊，一一作了回答。事后，张 春桥让秘书去了解这些数字，发现马天水说的分毫不差。这一点，让一向阴险、待人刻薄的张春桥，也不能不对马天水刮目相看。后来张春桥极力拉拢马天水，也与 此有一定关系。
马 天水主管工业，还善于从国家政治大局考虑问题。有一件事情能说明这一点。1956年我国进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时，曾经在当年的1月4日至9日在杭州召 开一次有各地主管工商业工作的高级干部参加的讨论会。那时，各地领导干部都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心中无数，也提不出更多的意见来。可参加这次会议的 马天水却不然，他在会上作了一次重要发言，提出：在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企业家，是两头小，中间大，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分别占20％、60％、 20％。要抓先进的，带中间的，促进落后的。马天水一席话，引起中央高度重视。他的话曾经作为中央内参的重要文章在中央高层传阅，毛泽东、刘少奇、薄一 波，都对马天水的见解十分赞赏。马天水能在发言中提出这样的见解来，自然与他对上海工商企业的情况了解较多有关。
1963年，中国工业战线掀起学大庆的热潮。马天水一开始对大庆经验不很理解。上海市委组织了一个赴大庆参观学习的代表团，马天水任团长。他到大庆后，看 得很仔细，问得也很仔细。这次实地考察，使他对大庆经验信服了。回上海后，马天水在上海的工厂企业积极推行大庆经验。他特别对大庆的“三老四严”十分信 服，要求上海各工业企业必须学习大庆这个经验，“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工作中一定要“严格、严密、严肃、严谨”。
在 马天水主管上海工业期间，上海工业生产情况一直很好。当时，上海工业总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占很大比例，上海的工业产品在全国数一数二，至今人们还记得 当年上海生产的许多名牌产品。由于上海的工业产值占全国总产值的比例很大，国家制定计划时，总是首先借重于上海方面的情况，因此，上海生产经营情况不能下 降。国家对主管上海工业生产的马天水也十分重视，中央开一些重要会议，是要请他参加的。不光如此，上海的工业生产管理，在当时也是一流的。当然，这肯定不 是马天水一个人的功劳，而是上海市广大工人、干部共同的成果，但马天水作为主管上海工业的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对上海工业的发展，付出了心血，作出了 贡献，这一点也不必讳言。
曾经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
1966 年，“文化大革命”爆发。马天水作为上海市委领导人之一，曾受到批判和冲击。他对“文化大革命”也曾十分不理解。在“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那段时间里，他 多次对上海市工业部门的干部讲，搞“文化大革命”，不能搞得乱七八糟，不能影响企业生产。工人应该在不影响生产的情况下参加“文化大革命”，不能让工人出 厂去串连，生产要照常进行，生产任务指标必须完成。他要求上海工业战线的领导同志要坚守岗位，坚持党委领导，不能让造反派夺权。
马 天水作为上海市委领导工业工作的干部，对“文化大革命”又持这种态度，自然最先受到上海工厂企业造反派的“炮轰”。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业企业造反组织 “工总司”(“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简称)，就曾“炮轰”过马天水。而马天水却也偏偏不服气，与“工总司”对着干。1966年11月的一天，正在 筹备成立“工总司”组织的王洪文听说马天水到上海交通大学去视察了，就带几个“小兄弟”去那里找到马天水，要求马天水立即在他们拟定的成立“工总司”的文 告上签字，承认这个组织。在“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那种形势下，马天水不便于当面拒绝，就打起了哈哈，拖着官腔说：这个嘛，要研究研究，不要忙于签字。王 洪文见马天水不签字，急了，拍着桌子“命令”马天水立即签字，承认“工总司”。马天水不吃王洪文这一套，把脸拉下来，也站起来拍着桌子，大声嚷道：这个字 我就是不签，谁知道你们是些什么人?要建立什么组织?工厂企业在“文化大革命”中不能成立跨行业的群众组织，是中央的精神，你们违背中央精神，建立跨行业 的群众组织，想干什么?马天水这样一发火，还真的把造反派头目王洪文给镇住了，马天水又搬出中央精神来应对，王洪文也对他无可奈何。
听 说北京一些红卫兵组织到上海一些工厂企业去串连，马天水不高兴了。他对上海市工业企业提出要求：不要接待北京的红卫兵代表。北京来上海串连的红卫兵听到马 天水有这个意见后，专门到上海市委大楼前，高呼揪出马天水的口号，要求马天水“滚出来”，回答“革命小将”的问题，马天水则不理睬他们。
1966 年11月下旬，马天水到北京出席工交系统“文化大革命”座谈会。他是带着一肚子气去开会的。会上，就工交系统“文化大革命”问题，发生了争论，有的人高唱 “左”腔，提出全国工交系统要大搞大批判，可以成立跨行业跨地区的工人造反组织。马天水在会上坚决反对这个主张。他在会上多次发言，列举了上海工厂企业在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混乱情况，对北京的红卫兵到上海各工厂去串连十分反感，对上海成立的“工总司”提出了反对意见，对“文化大革命”也提出了质疑。他的 意见，受到了一些主张大乱的人的批判。马天水不服，为了进一步说明自己的观点，他在北京专门打电话给上海市委办公厅的杨慧洁，要求他们派人到上海的工厂企 业去调查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情况，特别是调查“工总司”成立之后，上海生产遭到破坏的情况。马天水则在北京的会议上继续与拥护“文化大革命”的人辩论。 辩论中又涉及到造反派组织的行动是否“过火”的问题，马天水认为不止是“过火”的问题，造反派组织简直就是动乱之根源。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在上海市委办 公厅还没有把他前次要求搞的材料拿出来时，他又一次打电话给杨慧洁，要求市委办公厅下去调查，收集“造反派组织用处理敌我矛盾的办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 材料，特别是要再搞出一份关于“工总司”打砸抢的材料，对他们打人、绑人、私设公堂的细节，要写得更细一些。上海市委办公厅按照马天水的要求，给他搞出了 材料，很快就传给在北京开会的马天水。马天水手中有了这些材料，气更粗了，胆子更大了。他在北京的会上，理直气壮地指责拥护“文化大革命”的人，批判“工 总司”组织，认为这是一些坏人搞的组织，专门破坏生产。
张春桥“拉”了马天水一把
接着这个座谈会，中央又在北京开了工作会议。马天水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直接批评张春桥，认为张春桥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起好作用。马天水在全国工交系统“文化大革命”座谈会上的发言，以及随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受到了 张春桥早就听说马天水在座谈会上“放炮”的事情了，也看了马天水发言记录整理的简报稿，他自然也对马天水的话十分不满。但张春桥却与别人想的不同，他有着长远的谋划，在打马天水的主意。此时，马天水自己送上门来，他自然一阵高兴。
马 天水一见张春桥，就向张春桥检讨，说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言攻击你，是错了。请春桥同志谅解。张春桥很大度地一摆手，就把马天水引到密室，向马天水交了底 ——这次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打倒一大批，要改朝换代，你要想不犯错误，就必须坚决拥护“文化大革命”。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紧跟无产阶级司令 部，听中央文革的话。你要是站到反对“文化大革命”方面去，站到刘少奇司令部方面去，你就完了。张春桥几句话点破了马天水的“迷津”，他立即“醒悟”了， 当即向岁数比自己小得多的张春桥表示：今后我一定听你的，你让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
随 后，张春桥向江青做了工作，说马天水的发言，是一时糊涂，现在“醒悟”了，要“继续革命”。还要江青给叶群打电话，说明这一情况，做林彪的工作。经过张春 桥做工作，林彪、江青都不再提马天水在座谈会上发言的事情了，马天水躲过了一劫。对此，马天水不但从心里感激张春桥，而且下决心，从此以后，紧跟张春桥。
与陈丕显、曹荻秋划清界限
就 在北京召开全国工交系统“文化大革命”座谈会时，上海已经闹翻了天，以王洪文为首的“工总司”制造了“安亭事件”，此后，便与努力维护生产和工作秩序的上 海市委对着干，要打倒陈丕显和曹荻秋，彻底搞垮上海市委，由造反派们掌权。张春桥等人想借机打倒上海市委，由他来掌握上海的大权。在北京开完会回到上海的 马天水，态度大变，他不再抨击造反派了，转而表态支持造反。还表示，自己要“引火烧身”，转变立场。但马天水过去曾经和“工总司”对着干，造反派们一时还 不相信他的转变，还是要把他和陈丕显、曹荻秋列在一个“线”上，当作攻击的对象。
1967 年1月，发生了“一月夺权”，建立了“上海人民公社”，(后来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于1967年2月24日开了成立大会)。陈丕显、曹荻秋被打倒， 几乎每天被揪斗。马天水也被同时揪斗，但此时由于张春桥的“保护”，马天水没有吃太大的苦头，只是处在陪斗的位置。1967年的一天。陈丕显、曹荻秋、马 天水等人被“工总司”一个造反派头目耿金章押送到一处秘密地点关押，马天水竟然向造反派表示：你们可以揪斗我、关押我，但我不和陈丕显、曹荻秋坐一个车， 也不要把我和他们关在一个屋子里，因为我和他们不是同一类人。他们是“走资派”，我虽然有错误，但我是支持“文化大革命”的。
此 后，马天水多次写交待材料，除了检查自己过去思想糊涂，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反对过造反派，“犯了严重错误”外，还在材料中揭发了旧上海市委的问题， 特别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同时还揭发了陈丕显、曹荻秋的“罪行”，他表示：自己要当“无产阶级革命派”，与陈、曹二人划清界限。
靠紧张春桥
自 从上海市建立“上海人民公社”，张春桥当上了“上海人民公社”“一把手”之后，马天水已经意识到，上海是张春桥的天下了。他更是下决心，紧靠张春桥，唯张 春桥之命是从，他认为，只有如此，才能确保自己不被打倒，而且还能够飞黄腾达。打定这个主意之后，马天水被造反派放回来后，就开始主动找张春桥了。本来， 马天水和张春桥就都住在康平路书记院，两家距离很近，马天水就总是往张春桥家跑，向张春桥了解中央情况，讨主意，并且向张春桥再次表示：我要听春桥同志 的。张春桥也不断地“点拨”马天水，让他在什么场合下怎么样表态。从那之后，马天水说的话和造反派们一样了。
马 天水的态度，得到了“工总司”等造反组织的赞赏，张春桥更是对此十分高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不久，张春桥就开始为马天水说话了。1967年2月23 日，张春桥在一次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前一天的常委会议上说：“马天水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方面，没有发明创造，人家说什么，他说什么。”张春桥这句 话，把马天水和陈丕显、曹荻秋区分开了，实际上是说：马天水只是一个受蒙蔽者，而陈、曹二人则是地道的“走资派”。
2 月24日，上海市召开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张春桥在大会上讲话时，也提到了马天水。他说：“上海起来造反的干部中间，还是一般干部比较多。市委书记一个造 反的也没有。这首先应该是由陈丕显、曹荻秋负责，他们对干部是欠了债的。据我所知，中央的很多指示在上海没有很好地向干部传达。不但在座的很多同志，很多 一般群众、一般干部没有传达，包括有一些跟随他的干部，甚至市委里的人也没有传达，连市委书记处都没有传达，连马天水都不知道。马天水所以跑到工交会议上 去放炮。那当然是非常严重的错误。但是，后来我在北京开完会时，他告诉我说：‘我不知道主席的意见。’所以他敢于跑到中央工作会议上继续攻击我。他确实不 知道主席的意见，不然，我想他也没有那么大的胆子。而且，陈丕显、曹荻秋那些人鼓动他，说你到北京好好地讲，什么话都讲。”张春桥最后为“解放”马天水做 了铺垫，他先领着大家念了一段毛主席语录，就是毛主席说的看干部不能只看一时一事要看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那一段，然后说：“我们刚刚念语录，不是说按主席 指示，看干部不但要看一时一事，而且看全部历史吗。那么我们应该看一下这些干部十七年来的表现，可以加以对照。很多干部在柯庆施同志在世的时候，他们是执 行的主席的路线，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间，他们的表现也不完全是相同的。不是铁板一块，不是一个样。我们应该采取分析的态度。”
在九大上成为中央候补委员
张 春桥当时地位可不一般，他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已经是“中央首长”了。中央文革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在政治局常委之下领导全面工作的机关，因此可以说张 春桥是实权在握。另外，江青信任他，毛主席信任他。中央让他当上海市的“一把手”，实际上是把上海交给他负责了。张春桥保马天水，是管用的。果然，张春桥 讲话不久，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会就研究平 心而论，马天水当上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并主管工业后，还是抓了生产的。他仍然到工厂去检查工作，仍然抓生产指标，仍然搞计划，但此时，他抓生产的路 子，已经与“文化大革命”前不同了，他是按“抓革命，促生产”的路子搞的。他每到一个单位，先问的是“革命”的情况，他支持造反派，赞成造反派造反、夺 权，然后才问一些生产方面的情况。这显然是矛盾的，但在那种情况下，有人过问一下生产情况，总是比没有人过问要好一些。事实上，在造反、夺权之后，上海的 生产虽然确实受到了严重影响。但也没有完全停止下来。而张春桥在掌握了上海领导权后，也想稳定下来，他也支持马天水的工作。他的意图是：此后由马天水抓生 产，帮助他管上海经济方面的事情。这样一来，马天水虽然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中名字排得不靠前。但他手中的实际权力并不小，因为他主管上海的全部经济工作， 主抓生产，重要的经济审批权都归他掌握。上海经济工作这一块，都在他的掌握之中，而上海经济情况在全国则举足轻重。
不 仅如此，投靠张春桥之后的马天水，确实飞黄腾达了。1969年4月中央召开九大时，马天水作为九大代表出席了大会，在九大上，他还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这 在马天水政治生涯中，是关键的一步。政治上可以说是“过关”了，再也没有人敢打倒他了，他还可以参与中央大政方针的讨论。
张春桥的上海管家
九 大之后，马天水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中的地位可说是稳固下来了。张春桥、姚文元在九大上当上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后，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北京，回上海的时候少了， 就把上海交给他们信得过的人管着。政治方面，有王洪文、徐景贤，而经济方面，他们则依靠马天水。张春桥说过，有马老在，上海经济工作不用操心。确实，凡是 经济方面的事情，张春桥都交给马天水管，也只有马天水说话才好使，马天水也老老实实地为张春桥管上海这个老窝，张春桥让他怎么干他就怎么干，他执行张春桥 的指示真是到了不折不扣的程度。
自 从投靠张春桥后，马天水就竭尽全力维护张春桥。早在1967年底，上海发生炮打张春桥的事件时，马天水就为保张春桥而心中十分焦急。一次，他到复旦大学 去，看见那里贴着炮打张春桥的大字报，赶紧派人把这张大字报取下来，又亲自打电话向张春桥汇报，随后，又亲自动笔给张春桥写汇报材料，光是信纸就写了十几 张。此后，他跑到各种会议上为张春桥说好话，对那些炮打张春桥的干部、群众进行威胁利诱，与王洪文的武力保护张春桥的行动相配合，把这股“倒张”风潮打了 下去。1968年4月，上海发生第二次炮打张春桥的风潮，主要是揪住张春桥老婆文静历史上叛变问题以及张春桥包庇文静的问题对张春桥进行攻击，也提到了张 春桥历史上的一些疑点。提出这一问题，在当时是分量很重的，对张春桥冲击很大。马天水见此次风潮来势很猛，便亲自出面做工作，他当着上海市许多群众组织头 目的面说：我和春桥同志在文革之前就在一起工作，共事的年头很长了，我对他的工作很了解，他是好同志，我对他的家庭和历史也都很清楚，他老婆没有什么问 题，他更没有什么问题，我敢担保。当有的群众组织头头质问马天水，为什么你要死保张春桥时，马天水也上来一股牛劲，拍着胸脯说：你们炮打张春桥，我就是不 答应，我就是要死保张春桥，我就是死了，也要站在张春桥一边!
马天水这个话后来传到张春桥耳朵里。张春桥对马天水更是信任有加，把马天水视为自己的亲信死党。张春桥除了推荐马天水当九大中央候补委员外，还进一步向中央推荐马天水，因此，党的十大上，马天水的地位又上升了，他成为中央委员。
马 天水不光紧跟张春桥，还处处按照张春桥的意图办事。他在十大上还为王洪文说好话。十大上，许多代表，特别是一些老干部，对选王洪文当接班人存有疑问，在讨 论时提出不同意见。有的人还提出了王洪文1966年制造“安亭事件”卧轨拦车是不是革命行动的问题，有的人提出王洪文在1967年用武力把另外一个造反组 织“联司”镇压下去的问题。正在此时，马天水按照张春桥的意图，在讨论会上为王洪文说话了，他说：我觉得洪文同志到中央工作后进步很大，看问题、讲话，都 很深刻，很全面，对我教育很深。他在“文革”初期响应毛主席号召，起来造反，是有功的，他卧轨拦车是同“走资派”斗争，他处理“联司”，是同反革命势力斗 争，在斗争中表现勇敢、坚决，他是紧跟毛主席的。在同林彪一伙斗争中，他立场坚定，想用生命保主席。我在上海和洪文同志相处多年，觉得他看问题、想问题很 全面，有组织能力、领导工作能力，不是一个只会冲冲杀杀的人，这一点我可以起誓。向大家保证。春桥、文元同志长期在中央工作，上海是洪文同志主持工作，我 觉得，他比我强得多。
马天水是老干部，他这番话，可以说对十大上许多持不同意见的同志是有影响的。他的话，在保王洪文“过关”，使他顺利地当上了中央副主席上是起了一定作用的。自然，王洪文和张春桥都感激他。
被“四人帮”内定为副总理
1975年，重新出来工作的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着手整顿。引起了“四人帮”的极大仇视。中央内部围绕整顿和反对整顿的斗争，十分激烈。在此 情况下，邓小平为了争取更多的支持者，曾把目光投在马天水身上。邓小平主要考虑，马天水毕竟是老干部，“文革”中也一直在抓生产，好好和他谈一谈，他是会 支持整顿的。
1975年6月，邓小平到上海视察工作，顺便把马天水找来，和他谈了一次话。邓小平对马天水说，上海批唯生产力论，是不对的，这样批下去，会破坏生产。听 了邓小平的话，政治上很老练的马天水思忖良久，他在邓小平与“四人帮”之间做了一个权衡，最终，他认定，在中央，还是“四人帮”力量大，在上海，“四人 帮”的力量更大，因此，他把心一横，还是决心跟“四人帮”。于是，他回答邓小平说：我不同意你的意见，批唯生产力论批得对，我们上海钢铁五厂，就是批唯生 产力论而把生产搞上去的。邓小平没有料到马天水会这样说。“话不投机半句多”，邓小平见此，没有再说话，谈话就此结束。在这次与邓小平谈崩了之后，马天水 更加紧跟“四人帮”了，他把自己的政治生命的赌注，全部压在了“四人帮”一边。
马天水把邓小平和他谈话的内容以及自己的表态向张春桥汇报后，张春桥更加信任他了。此时的“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并且私下里拟定了他们上台后的中央领导班子名单。
在这个名单中，竟然有马天水，而且是拟定让他当副总理。
可见，“四人帮”对马天水是何等的信任和重视。如果不是后来粉碎“四人帮”，紧跟“四人帮”的马天水，就会平步青云了。
亲自批准突击发枪
1976 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先后逝世，“四人帮”认为时机到了。处心积虑要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甚至考虑到了武力夺权的方案。但是，他们苦于手中没有枪杆 子，不好办。为了掌握一部分武装力量，“四人帮”策划在上海搞第二武装。王洪文多次回上海活动，想把上海民兵搞成第二武装，而把上海民兵搞成第二武装的关 键。是给民兵发枪。
这 时，马天水也积极行动起来。他按照王洪文的意图，亲自批准给上海民兵突击发枪。经他签字批准，给上海民兵突击发了50万件武器，装备10个高炮师、185 个高机连、3个地炮师、1个一三。火箭团、一个水陆坦克师，36个武装基干团、518个武装基干连、4212个基干排。马天水还批准上海一些工厂生产武 器。
被中央控制在北京
就在马天水按“四人帮”的旨意，在上海积极活动之时，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在中南海把“四人帮”全部抓了起来。
抓 了“四人帮”后，华国锋最注意的就是上海方面。他知道上海是“四人帮”的老窝，他们在那里经营多年，死党很多，如果搞不好，上海会发生叛乱。从维护全党和 全国人民利益和国家稳定大局出发，华国锋决定采取策略，稳住上海。华国锋第一个考虑到需要稳住的人物就是马天水，因为马天水在上海大权在握，是“四人帮” 安在上海的管家。
1976年10月7日，即“四人帮”被抓的第二天一大早，华国锋就指示中央办公厅给上海的马天水直接打电话，通知他和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于当天中午之 前赶到北京来开会。接到电话，马天水立即紧张起来，他在电话中问，去北京开什么会?对方只是重复中央通知，不加任何说明。马天水放下电话后，满心狐疑。他 想，中央最近一段时间没有什么会议，为什么要通知我去北京开会呢?他想给张春桥打个电话问问究竟，但考虑到一大早张春桥肯定还在睡觉，不好打扰他，就没有 打这个电话。但他总是觉得这里面有问题。因为是中央办公厅打来的电话，马天水只好草草收拾一下，赶往上海机场。在去飞机场的路上，他向同车为他送行的徐景 贤、王秀珍说，我一到北京，就会打电话告诉你们的。在机场，徐、王二人也一再叮嘱马天水到北京后给上海打回电话报个平安。三人道别后，马天水登上了去北京 的飞机。
马 天水一到北京，就直接被中办的汽车接去参加中央召开的“打招呼会议”。当马天水在这次会上听到“四人帮”被逮捕的消息之后，目瞪口呆，额头上冒出了汗，好 一阵才回过神来。讨论时，与会者纷纷表态，拥护中央决定。华国锋不住地用眼睛盯着马天水。华国锋虽然没有说话，但那眼神很明确：你是什么态度?
马 天水不能不在会上说几句了。他说：我也拥护中央决定，但是，“四人帮”是否真的要篡党夺权?为什么一定要抓起来隔离审查?建议党中央能严格区分、正确处理 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张春桥在“一月风暴”、“大联合”中是有影响的人，中央要慎重对待，即使有错误，也要宽大处理。马天水还提出：他们关在哪里?我能不 能去看望他们?
马 天水的表态，在华国锋意料之中，但也使华国锋深深担忧：上海方面毕竟是“四人帮”的老巢，如果搞不好，要闹事，对国家和人民不利。于是，会后，他派苏振华 代表中央去和马天水谈话，一来摸上海方面的情况，二来进一步稳住马天水。苏振华和马天水谈话时，马天水情绪很不好。但从这次谈话中，苏振华还是大体了解了 上海方面的情况。苏振华要求马天水一定要按中央要求办事，马天水答应了。中央下决心把徐景贤和王秀珍也调到北京来，并且派苏振华为首，组成中央工作组，在 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到北京时，即由中央工作组接管上海的全部权力。
1976 年10月9日，马天水按中央的要求，给徐景贤、王秀珍打电话，传达中央通知，要他们来北京开会。马天水在电话中还说：他们三个(指张春桥、姚文元、王洪 文)身体很好，中央正在筹备一个重要会议，他们工作很忙，让我代他们问你们好。马天水的这个电话，确实对上海的“四人帮”死党起到了麻痹作用。上海方面策 划的武装叛乱，暂时放置下来。徐景贤、王秀珍也被调到北京。这样，上海方面的“四人帮”死党群龙无首，再也搞不起武装叛乱来了。
1976 年10月13日上午，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同机飞回上海。他们下飞机后就一言不发。他们知道，此时，中央已经派工作组把上海局势控制住了，他们在上海是 毫无作为了。当天晚上，由马天水主持，在上海锦江小礼堂召开了市委常委及各群众团体负责人会议。马天水首先在会上传达了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接着，自己也 作了一点检查。徐景贤传达了毛主席生前批评“四人帮”的话，王秀珍则在讲话中说：听了毛主席的话后，我的认识有所转变。这时，“四人帮”的亲信、市委常委 黄涛站起来，指着马天水、徐景贤骂：叛徒!叛徒!陈阿大站起来喊：老子他妈的拼了!在场的许多“四人帮”死党大哭大闹起来。这时，马天水说话了，他说：两 条原则：第一，不通也得通；第二，要闹也不准闹。你们听清楚没有?今天每个人都得表态，不然就别想回去。马天水说完后，有几个市委常委表态拥护中央决定， 最后“四人帮”的死党都言不由衷地表态拥护中央决定。
鉴 于马天水当时的表现，更主要的是为了稳定上海，在那一段时间，马天水仍然作为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身份露面。10月24日，上海人民广场召 开的拥护华国锋任中央主席，拥护粉碎“四人帮”的有一百多万群众参加的大会，由马天水主持。这次大会给华国锋主席、党中央发去了致敬电。早在上海开群众大 会之前，中央就作出了改组上海市委的决定，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振华兼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10月27日，上海市召开党员干部大会，宣读了中央的这一决定。在这次会议上，马天水仍然以市委书记、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身份发言，表示拥护中央的决定。这是马天水作为上海市委领导人的最后一次露面。不久，马天水被隔离审查。
受到了人道主义关怀
1982年，上海司法部门审判“四人帮”在上海的死党时，马天水已经’疯了，用医学上的术语说，就是患上了“反应性精神病”。鉴于这一情况，上海司法部门决定，对马天水暂时不提起公诉，取保候审。马天水的弟弟马登坡出面作保，把已经疯了的马天水领回原籍养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