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敬平/文
没有法治的社会，伴君真的就是伴虎，因为君王就是法律，他们可以滥用公共权力，一高兴就吃了你，一恼火就杀了你。没有伴过君王的杨帆，仅仅因为奉命调查过江青，就引火烧身，于1965年被判有期徒刑16年。
杨帆，中国革命史上的小人物，江苏常熟人，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高材生，北平学生运动中的领袖。解放后，出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的杨帆还没来得及大展宏图，就被一封匿名信带进了火坑。
1954年春天的某一天，西湖边，断桥处，杨柳依依，前往杭州看望毛泽东的江青，无意间收到一封匿名信，说的是她在1930年代在上海的风流韵事以及被捕变节的事。写信人警告江青，全国上下正在审查干部历史，你江青的历史很堕落，你要主动向中央组织部交代。
信 是从上海寄来的。从匿名信的内容来看，写信人过去和江青应该比较熟悉。江青，是毛泽东的最后一任妻子。1933年，19岁的江青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在上 海被捕入狱。出狱后，江青取艺名蓝苹，游走于上海戏剧界电影界。她与一位当时著名的影评人，始为伉俪再闹婚变，或为艺坛添佳话，或为小报增绯闻，名噪一 时。抗战爆发后，江青奔赴延安，恢复党籍，邂逅毛泽东，梅开二度，成为毛夫人。收获匿名信的时候，她已是名正言顺的“第一夫人”。
江青将匿名信的事情报告了毛泽东，说，这是一起性质严重的反革命案件，而后借用毛泽东的权威，让公安部立案侦查。公安部将匿名信案件列为“18号案”，由公安部长亲自督办。
谁写的匿名信？
江青列出了一长串嫌疑人名单，排在首位的是杨帆。
杨帆和江青是老熟人。1939年加入新四军之前，杨帆在上海文艺界做记者，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娱记”。他做娱记的那段日子，恰遇江青走红上海滩。更巧的是，杨帆和江青的前夫，一个旧上海声名卓著的影评人，还短暂地做过同事，所以，对江青的风流韵事、生活做派比较了解。
当江青要和毛泽东结婚的消息传到新四军军部，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新四军领导人项英，命杨帆打探江青的底细，而后致电延安，反对毛泽东与江青结婚。电报中，项英明确地说，情报是杨帆提供的。
从此，江青记住了杨帆的名字。
但是，笔迹鉴定等刑事侦查技术的运用，并不能确定匿名信是杨帆写的。江青的词典里没有无罪推定，没有证据，也不能放过杨帆。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很快，杨帆被打成某“反革命集团”的副手，被押送到北京，接受审查。
在北京，公安部正副两个部长先后和杨帆谈话，重点不是反革命集团的事，而是江青的历史：你1939年为什么向延安反映江青在上海的情况？
事情闹到这个份儿上，我猜，杨帆可能完全明白，自己身陷囹圄的主要原因甚至于唯一原因，就是得罪了江青，而非参与什么“反革命集团”。1965年秋天，杨帆与某“反革命集团”的舵手一起，被判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其实，这个时候，“18号案”已经侦破了，匿名信的作者根本不是杨帆，而是中共元老林伯渠的妻子，可能是看不惯江青第一夫人的做派，林伯渠的妻子写了这封匿名信。林伯渠去世之后，他的妻子给中央写了一封信，笔迹与匿名信一模一样，她承认了，然后自杀了。
然而，“真凶”落网之后的江青，并不愿善罢甘休，谁叫杨帆给延安拍电报，诽谤她，说她历史有问题呢？有人说，这是江青狭隘、自私、狠毒的性格决定的。反正江青的性格，不是我想讨论的。我想讨论的是，江青是怎样挪用公权的，怎样公权私用的。
无 论是早年的电报，还是后来的匿名信，所反映的江青的历史问题，无非两个，一个是生活上的水性杨花，一个是政治上的自首变节。生活上的那些风流韵事，当年毛 泽东本人也是知晓的，报纸上都有，众所周知，江青否认这一点没有意义，反映这一点对江青也没什么杀伤力。政治上的反映，是有杀伤力的，但是与事实不符。一 位参与审判江青的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的资深法官说，他看过江青所有公开与未公开的资料，江青出狱，是经党组织营救出狱的，而非自首变节。
可 见，杨帆当年反映的江青历史问题并不准确。然而，没有理由认为杨帆就是诬告。退一万步讲，即使江青认为杨帆诬告，她也不能狭私报复。公安部不是她家举办 的，公安部长也不是她的家奴，公安部和公安部长的权力都是公权，不是私权，不像他们的锅碗瓢盆，可以借过来用用。当时的江青，虽然贵为第一夫人，但正式职 务只是中宣部电影处处长，从法理上说，没有任何权力可以支配公安部和公安部长。
回头看，当时的人们，都忽视了江青的角色。 匿名信案件中，江青的身份是平民角色，而非公职角色，她有权利通过正当程序维护自己的声誉，但只能以平民的名义，按照正当的程序去申诉，去控告，万不可打 上纲上线的政治牌，挪用公安部的公共权力，服务于一己之私。公职人员，兼具公共官员和平民百姓双重身份，只有处理公共事务的时候，他们才是公共官员，公务 活动之外，他就是一个平民百姓。而这事件中的江青显然只是一个平民百姓，而非公共官员。以平民的身份，行使公共权力，就是盗用公共官员的身份，谋取个人的 私利，就是公权私有，滥用公权力。
江青倒台了，是个人人皆可批评的反面人物，我们可以仗义执言，为杨帆鸣不平，然而，负责 办案的公安部和公安部长呢？还有每隔几天就听一次专题汇报的上海市委书记呢？那么多的高级官员，有没有想过，为了可能受到诬告或者侮辱的江青，他们能否以 这样的方式，挥霍手头掌握的公权？想想这样的历史问题吧，对我们今天，或许不无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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