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把历史真相告诉人民：文革初期兰州大学的五十多天白色恐怖
吕言夫
一个时期以来，美国之音天天在起劲地攻击、诬蔑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由于帝国主义本性所驱使。如果他们不攻击，反而赞扬文化革命，我们倒有和他们同流合污之嫌了。十分遗憾的是号称我们同志的某些人物，面对帝国主义的攻击和诬蔑不置一词，却同他们相呼应，大肆攻击文化革命是“十年浩劫”、“十年动乱”，并要“彻底否定”，一跃成为美帝国主义头面人物的座上宾，好伙伴。应如何看待这种现象？有位先哲告诉我们：在政治思想领域，“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
如何认识文化革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文革从1966年始，至今已40余年，50岁以下的人，大多不了解文革的实质和全貌，只听时下人云亦云，不少人缺乏唯物辩证法，缺少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在国内外敌对势力散布谣言时，信以为真，甚至跟着诅咒文化革命。有鉴于此：一切正直的共产党人和有良知的亲历者，都有义务把历史真相告诉人民，以揭露那些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造谣诽谤、贼喊捉贼的国内外敌对分子的丑恶咀脸。
这里首先向大家提供一个方法，人们不妨思考一下，看是否真有道理？
我在《十年文革是与非 百年之后听人评》一文中，提出评价人物和事件的五个观点：一是自从有阶级以来，评价人物和事件，都是有阶级性的，有阶级标准的；二是评价人物或事件，评价者的立场，观点，对所评价的人物和事件结论正确与否？是至关重要的；三是评价人物和事件，不能由对立面的一方去评价另一方；四是评价人物和事件，要坚持百年之后听人评的方法，百年之后对立面双方及相关利益者死光了，档案解禁了，由后人评，由第三者评；五是由后人、由具有唯物史观的历史学家来评，才可能客观公正。这五条标准，其中第三条是至关重要的。就是评价人物和事件，不能由对立面的一方去评价另一方，对毛泽东及其领导的文化革命也不例外。
众所周知：文化革命是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革命可以评价，如果尊重历史的话，就应该尊重历史规律。一是百年之后听人评；二是让后人评，让第三者评。而不应该现在评，更不应该由对立面的一方去评价另一方，更不能让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去评价。毛泽东是中共中央主席，亲自领导的文化革命，谁去评价？谁有资格评价？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评价者和主使评价者，在文化革命中的地位，是文化革命的干将还是文化革命的对象？举例说解放初期，毛泽东曾领导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我们能不能把活着的反革命分子及其子女召集起来，让他们评价当年镇压反革命运动？所以弄清文化革命的正方和负方是至关重要的，如果由毛泽东的对立面和文化革命的对象去评价文化革命，可以说由于立场不同、观点、方法不同，不可能作出客观评价，非但与事无补，反而会造成更大的混乱。倘若有人认为中国压根就不应该走社会主义道路，由党内走资派推翻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是大好事，搞文化革命从根本上说就是错误的，这就同帝国主义、同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取同一立场。对文化革命的评价，就不是党内和人民内部认识上分歧的问题，而是国内外敌对势力对中国文化革命扼杀、诅咒和围剿的问题。
其次，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旗帜十分鲜明，就是革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命，且记不是镇反和反右。如果说中共党内压根就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完全是毛泽东无中生有、罗织罪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现在否定文革，讨伐、鞭挞毛泽东都是应该的。那么，时过40余年，由于当时被认为是走资派的充分表演，造成资产阶级招摇过市，无产阶级成为弱势群体、分配不公、两级分化、干部贪腐、社会治安混乱、世风日下、人心不在、不幸被当年毛泽东所言中。
由于国内外敌对势力对文化革命作了欺骗性宣传。人民从反面意识到上当受骗，有了重新认识文革的强烈愿望。所以一切正直的共产党人和有良知的亲历者，都要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把真相告诉后人。我首先亮明身份。我不是造反派，当然也不存在造反起家，连个副科级也不是，更没有打砸抢行为；我也不是保守派；我是在一个小范围执行所谓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小头目，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在清算“资反路线”时受到了批判，以后成了消遥派。
1966年6月初，甘肃省委工作组进驻兰州大学。6月7日学生贴大字报，围绕校党委展开辩论，省委工作组支一派、压一派，被压一派不服，双方到大礼堂辩论，辩论异常激烈，省委工作组组长张滔主持，直到下午六时收不了场。校长江隆基出面解了围。同学不服，当晚，有不少学生给中央打电报反映情况，院内师生议论纷纷，空气异常紧长，省委怕学生上街，作了防范，并连夜组成兰州大学文化革命工作团、起草《文告》，天明6月8日，省委工作团进驻兰州大学，反复广播省委《6.8文告》，凡是6月7日在礼堂主席台发言、递条子准备发言不跟省委工作组走的，一律定为反革命；凡是给中央打电报的一律定为反革命；并发动群众互相揭发，凡有反工作组言论的，一律定为反革命，形成白色恐怖。
工作团进校开始组建前文革，开始叫领导小组，后来改称兰州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各系、处、室建立相应组织。当时，我是兰州大学图书馆、体育教研室两单位积极分子组长（相当于前文革组长）、在省委工作组领导下工作。可以这样说1966年6月10日至1966年8月10日，图书馆、体育教研室文革中发生的问题，省委工作组第一位负责，我第二位负责。
当时省委曾三次反省委兰大工作团的右倾，每反一次右倾，兰州大学掀起一次斗争高潮，尤其6月17日夜，大操场形成斗争风暴，几千人涌向操场，没有统一组织，各自为政、各自为斗，场面十分混乱。一次在大操场揪斗70余人，打人、戴高帽、跪桌子、跪凳子，校长江隆基就是这天被拉出来批斗的，听说有人揪头发，把鞋都跑丢了。这天，图书馆、体育教研室在操场斗争了刘佛吾、满达人、靖钦恕等三个人。操场人很多，场面失控，有人高喊把满达人拉上来，当把刘佛吾从桌子上拉下来，把满达人拉上去之时，被图书馆、体育教研室以外的人朝刘佛吾肋骨上踢了一脚。
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血雨腥风，人人自危，现在一般人难于想象当时的情景。比如图书馆一女同志从“四清”前线回来，有人三次向我建议揪斗她，并同另一位副组长一齐向我建议，进而在大众场合向我建议。我立即请示关东兴组长，关组长反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她从“四清”前线回兰州有何任务？咱揪斗后她还去不去“四清”？我建议向学校工作团写报告，调她回来参加文化革命。关组长同意，刚研究后，那个人跟上来再次建议，我向她说明了情况。如果不积极采取措施，我就自身难保，就会被拉出来批斗。
7月5日晚，在女生楼前斗争体育教研室副主任缑正春，李显朝等，有人大喊“游！”有人推着二人就跑，跑了三、五十米，我忍无可忍，下意识的喊“停！”此时操场上有几个学生大骂我们是保皇派！我也很内惧，体育教研室杨耀林老师说：我知道他们是数学系学生，我让杨老师陪我到拐角楼4楼，向这几位同学作赔礼式的道歉！当时，我虽为组长，我不敢轻易到校园走动，如在校园碰到熟人、朋友被批斗，硬拉我去揭发，我无法应对，所以，除必须外，一般我不轻易到校园走动。
在三次反右倾的同时，甘肃省委大树特树兰州大学学生李贵子为西北学生的一面旗帜，省委书记处书记裴孟飞、马继孔等多次在公开场后表态：“同兰州大学革命师生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并组织省地市许多单位和团体到兰州大学，一是声援兰大；二是向兰大学习、致敬！越是这样，兰大的斗争越是残酷。兰州大学就是兰州大学，受毛泽东教导的广大师生，开始发生怀疑。“办社会主义大学，就这么多反革命？那还办大学干什么？”这几乎是革命师生的共识，最有名的就是朱陆张事件，就是朱选、陆宝珍、张明生。其中朱选是兰大筹委会主任。他们公然提出同省委的分歧意见。遭到了“围剿”。我是小萝卜头，也产生怀疑，曾到筹委会说明观点，一名女同学齐玉兰接待我。她很策略地说：“现在形势很复杂，我们都要动脑子多想一想。”第二天上午，她就被拉出来批斗，当然她没有揭发我，我也没有揭发她，在这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形势下，张超仁同学留下了铮铮誓言撞火车而死，女同学邝××坠楼致残。中文系学生张海晏被打的死去活来，全校打击面占32.3%(据江隆基专案调查团统计)。图书馆、体育教研室打击面占26.3%，图书馆、体育教研室基本无打人现象。这就是在50多天里执行资反路线，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把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扩下去的一个侧面。
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了资反路线，甘肃省委兰州大学文化革命工作团工作人员和兰大前文革人员，受到批斗和批判，当时被树为西北学生一面旗帜的李贵子被抓了起来，在批判资反路线时，许多人才明白，原来资反路线是同毛主席革命路线对着干的路线，是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走资派的路线。走资派们不引火绕身，却派出工作团、组去镇压群众，兰州大学当时5000多人，几乎斗了1/3，（打击面32.3%）一是我当时所处环境,根本不知道党中央有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二是中央和省委是中共最高级和次高级领导机关，当时以为是值得信赖的；三是有人打着中央旗号，动用中央媒体，大造舆论，即打着红旗反红旗，我无此斗争经验，所以上当受骗是必然的。
现在时过境迁了，有人说“永不翻案”，现在已经翻案，如果仅是翻案，比如说过去说我是“中国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派”、“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搞翻案可用事实、用行动证明，自己不是走资派，证明他们搞错了，这叫翻案。可是有些人，却把自己在文化革命中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镇压群众，加在毛主席头上。难道这是大丈夫所为，是一个正直的共产党人所为。这就不仅是翻案问题，是什么问题留给读者去思考。
其次，主席死后，某些人物登台，刘少奇不再是中国赫鲁晓夫和最大的走资派，以国家主席身份举行了国葬；“中国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派”，“死不改悔走资派”成了“第二代伟大领袖”。原省委书记汪锋们也都官复原职，草民觉得好汉作事好汉当，你们当年推行“资反路线”，今天已不是资反路线了，你们同省委一级领导们又恢复了往日的天堂。那么追随你们执行资反路线，受到批判，甚至被斗、被管，如省委工作团长龙炳初将军，副团长李磊被批斗，李贵子（学生）被管，李贵子以下前文革大小头目受批判。你们可曾光顾过？比如说，凡是1966年5月底至8月初，前文革期间跟随刘、邓犯错误的一律平反，并给予适当优惠政策。大小刘邓们没有一个为他们说句公道话，尤其是你们为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平了反。这些人对文革初期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批斗过他们的人，一直耿耿于怀，一有机会就给这些同志垫砖。这一点，你们这些大人物可能没有体会。也没有想到过吧。
文革已经过去许多年了，随首帝国主义的恶毒攻击；随着走资派的充分表演；随着在文革中受到某种冲击被走资派利用的干部的觉醒；随着受蒙蔽同志的觉悟；随着水落石出，再次证明了“走资派还在走”，“投降派确实有，”证明了“说不翻案靠不住啊”。证明了还乡团杀回来，劳动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了的予言。如果当年说某公是“走资派”，“死不改悔走资派”，大家不一定相信。经过毛主席逝世，走资派的充分表演，大家的头脑清醒了许多，相当一部分尤其年轻人要求重新认识文化革命，所以，一切正直的共产党人和有良知的亲历者，都要把历史的真相告诉人民。须知：权力只是一时的，历史的真相是万古千秋的，一个人一手遮不了天，因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历史是后人写的。
吕言夫
一个时期以来，美国之音天天在起劲地攻击、诬蔑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由于帝国主义本性所驱使。如果他们不攻击，反而赞扬文化革命，我们倒有和他们同流合污之嫌了。十分遗憾的是号称我们同志的某些人物，面对帝国主义的攻击和诬蔑不置一词，却同他们相呼应，大肆攻击文化革命是“十年浩劫”、“十年动乱”，并要“彻底否定”，一跃成为美帝国主义头面人物的座上宾，好伙伴。应如何看待这种现象？有位先哲告诉我们：在政治思想领域，“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
如何认识文化革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文革从1966年始，至今已40余年，50岁以下的人，大多不了解文革的实质和全貌，只听时下人云亦云，不少人缺乏唯物辩证法，缺少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在国内外敌对势力散布谣言时，信以为真，甚至跟着诅咒文化革命。有鉴于此：一切正直的共产党人和有良知的亲历者，都有义务把历史真相告诉人民，以揭露那些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造谣诽谤、贼喊捉贼的国内外敌对分子的丑恶咀脸。
这里首先向大家提供一个方法，人们不妨思考一下，看是否真有道理？
我在《十年文革是与非 百年之后听人评》一文中，提出评价人物和事件的五个观点：一是自从有阶级以来，评价人物和事件，都是有阶级性的，有阶级标准的；二是评价人物或事件，评价者的立场，观点，对所评价的人物和事件结论正确与否？是至关重要的；三是评价人物和事件，不能由对立面的一方去评价另一方；四是评价人物和事件，要坚持百年之后听人评的方法，百年之后对立面双方及相关利益者死光了，档案解禁了，由后人评，由第三者评；五是由后人、由具有唯物史观的历史学家来评，才可能客观公正。这五条标准，其中第三条是至关重要的。就是评价人物和事件，不能由对立面的一方去评价另一方，对毛泽东及其领导的文化革命也不例外。
众所周知：文化革命是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革命可以评价，如果尊重历史的话，就应该尊重历史规律。一是百年之后听人评；二是让后人评，让第三者评。而不应该现在评，更不应该由对立面的一方去评价另一方，更不能让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去评价。毛泽东是中共中央主席，亲自领导的文化革命，谁去评价？谁有资格评价？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评价者和主使评价者，在文化革命中的地位，是文化革命的干将还是文化革命的对象？举例说解放初期，毛泽东曾领导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我们能不能把活着的反革命分子及其子女召集起来，让他们评价当年镇压反革命运动？所以弄清文化革命的正方和负方是至关重要的，如果由毛泽东的对立面和文化革命的对象去评价文化革命，可以说由于立场不同、观点、方法不同，不可能作出客观评价，非但与事无补，反而会造成更大的混乱。倘若有人认为中国压根就不应该走社会主义道路，由党内走资派推翻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是大好事，搞文化革命从根本上说就是错误的，这就同帝国主义、同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取同一立场。对文化革命的评价，就不是党内和人民内部认识上分歧的问题，而是国内外敌对势力对中国文化革命扼杀、诅咒和围剿的问题。
其次，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旗帜十分鲜明，就是革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命，且记不是镇反和反右。如果说中共党内压根就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完全是毛泽东无中生有、罗织罪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现在否定文革，讨伐、鞭挞毛泽东都是应该的。那么，时过40余年，由于当时被认为是走资派的充分表演，造成资产阶级招摇过市，无产阶级成为弱势群体、分配不公、两级分化、干部贪腐、社会治安混乱、世风日下、人心不在、不幸被当年毛泽东所言中。
由于国内外敌对势力对文化革命作了欺骗性宣传。人民从反面意识到上当受骗，有了重新认识文革的强烈愿望。所以一切正直的共产党人和有良知的亲历者，都要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把真相告诉后人。我首先亮明身份。我不是造反派，当然也不存在造反起家，连个副科级也不是，更没有打砸抢行为；我也不是保守派；我是在一个小范围执行所谓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小头目，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在清算“资反路线”时受到了批判，以后成了消遥派。
1966年6月初，甘肃省委工作组进驻兰州大学。6月7日学生贴大字报，围绕校党委展开辩论，省委工作组支一派、压一派，被压一派不服，双方到大礼堂辩论，辩论异常激烈，省委工作组组长张滔主持，直到下午六时收不了场。校长江隆基出面解了围。同学不服，当晚，有不少学生给中央打电报反映情况，院内师生议论纷纷，空气异常紧长，省委怕学生上街，作了防范，并连夜组成兰州大学文化革命工作团、起草《文告》，天明6月8日，省委工作团进驻兰州大学，反复广播省委《6.8文告》，凡是6月7日在礼堂主席台发言、递条子准备发言不跟省委工作组走的，一律定为反革命；凡是给中央打电报的一律定为反革命；并发动群众互相揭发，凡有反工作组言论的，一律定为反革命，形成白色恐怖。
工作团进校开始组建前文革，开始叫领导小组，后来改称兰州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各系、处、室建立相应组织。当时，我是兰州大学图书馆、体育教研室两单位积极分子组长（相当于前文革组长）、在省委工作组领导下工作。可以这样说1966年6月10日至1966年8月10日，图书馆、体育教研室文革中发生的问题，省委工作组第一位负责，我第二位负责。
当时省委曾三次反省委兰大工作团的右倾，每反一次右倾，兰州大学掀起一次斗争高潮，尤其6月17日夜，大操场形成斗争风暴，几千人涌向操场，没有统一组织，各自为政、各自为斗，场面十分混乱。一次在大操场揪斗70余人，打人、戴高帽、跪桌子、跪凳子，校长江隆基就是这天被拉出来批斗的，听说有人揪头发，把鞋都跑丢了。这天，图书馆、体育教研室在操场斗争了刘佛吾、满达人、靖钦恕等三个人。操场人很多，场面失控，有人高喊把满达人拉上来，当把刘佛吾从桌子上拉下来，把满达人拉上去之时，被图书馆、体育教研室以外的人朝刘佛吾肋骨上踢了一脚。
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血雨腥风，人人自危，现在一般人难于想象当时的情景。比如图书馆一女同志从“四清”前线回来，有人三次向我建议揪斗她，并同另一位副组长一齐向我建议，进而在大众场合向我建议。我立即请示关东兴组长，关组长反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她从“四清”前线回兰州有何任务？咱揪斗后她还去不去“四清”？我建议向学校工作团写报告，调她回来参加文化革命。关组长同意，刚研究后，那个人跟上来再次建议，我向她说明了情况。如果不积极采取措施，我就自身难保，就会被拉出来批斗。
7月5日晚，在女生楼前斗争体育教研室副主任缑正春，李显朝等，有人大喊“游！”有人推着二人就跑，跑了三、五十米，我忍无可忍，下意识的喊“停！”此时操场上有几个学生大骂我们是保皇派！我也很内惧，体育教研室杨耀林老师说：我知道他们是数学系学生，我让杨老师陪我到拐角楼4楼，向这几位同学作赔礼式的道歉！当时，我虽为组长，我不敢轻易到校园走动，如在校园碰到熟人、朋友被批斗，硬拉我去揭发，我无法应对，所以，除必须外，一般我不轻易到校园走动。
在三次反右倾的同时，甘肃省委大树特树兰州大学学生李贵子为西北学生的一面旗帜，省委书记处书记裴孟飞、马继孔等多次在公开场后表态：“同兰州大学革命师生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并组织省地市许多单位和团体到兰州大学，一是声援兰大；二是向兰大学习、致敬！越是这样，兰大的斗争越是残酷。兰州大学就是兰州大学，受毛泽东教导的广大师生，开始发生怀疑。“办社会主义大学，就这么多反革命？那还办大学干什么？”这几乎是革命师生的共识，最有名的就是朱陆张事件，就是朱选、陆宝珍、张明生。其中朱选是兰大筹委会主任。他们公然提出同省委的分歧意见。遭到了“围剿”。我是小萝卜头，也产生怀疑，曾到筹委会说明观点，一名女同学齐玉兰接待我。她很策略地说：“现在形势很复杂，我们都要动脑子多想一想。”第二天上午，她就被拉出来批斗，当然她没有揭发我，我也没有揭发她，在这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形势下，张超仁同学留下了铮铮誓言撞火车而死，女同学邝××坠楼致残。中文系学生张海晏被打的死去活来，全校打击面占32.3%(据江隆基专案调查团统计)。图书馆、体育教研室打击面占26.3%，图书馆、体育教研室基本无打人现象。这就是在50多天里执行资反路线，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把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扩下去的一个侧面。
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了资反路线，甘肃省委兰州大学文化革命工作团工作人员和兰大前文革人员，受到批斗和批判，当时被树为西北学生一面旗帜的李贵子被抓了起来，在批判资反路线时，许多人才明白，原来资反路线是同毛主席革命路线对着干的路线，是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走资派的路线。走资派们不引火绕身，却派出工作团、组去镇压群众，兰州大学当时5000多人，几乎斗了1/3，（打击面32.3%）一是我当时所处环境,根本不知道党中央有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二是中央和省委是中共最高级和次高级领导机关，当时以为是值得信赖的；三是有人打着中央旗号，动用中央媒体，大造舆论，即打着红旗反红旗，我无此斗争经验，所以上当受骗是必然的。
现在时过境迁了，有人说“永不翻案”，现在已经翻案，如果仅是翻案，比如说过去说我是“中国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派”、“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搞翻案可用事实、用行动证明，自己不是走资派，证明他们搞错了，这叫翻案。可是有些人，却把自己在文化革命中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镇压群众，加在毛主席头上。难道这是大丈夫所为，是一个正直的共产党人所为。这就不仅是翻案问题，是什么问题留给读者去思考。
其次，主席死后，某些人物登台，刘少奇不再是中国赫鲁晓夫和最大的走资派，以国家主席身份举行了国葬；“中国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派”，“死不改悔走资派”成了“第二代伟大领袖”。原省委书记汪锋们也都官复原职，草民觉得好汉作事好汉当，你们当年推行“资反路线”，今天已不是资反路线了，你们同省委一级领导们又恢复了往日的天堂。那么追随你们执行资反路线，受到批判，甚至被斗、被管，如省委工作团长龙炳初将军，副团长李磊被批斗，李贵子（学生）被管，李贵子以下前文革大小头目受批判。你们可曾光顾过？比如说，凡是1966年5月底至8月初，前文革期间跟随刘、邓犯错误的一律平反，并给予适当优惠政策。大小刘邓们没有一个为他们说句公道话，尤其是你们为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平了反。这些人对文革初期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批斗过他们的人，一直耿耿于怀，一有机会就给这些同志垫砖。这一点，你们这些大人物可能没有体会。也没有想到过吧。
文革已经过去许多年了，随首帝国主义的恶毒攻击；随着走资派的充分表演；随着在文革中受到某种冲击被走资派利用的干部的觉醒；随着受蒙蔽同志的觉悟；随着水落石出，再次证明了“走资派还在走”，“投降派确实有，”证明了“说不翻案靠不住啊”。证明了还乡团杀回来，劳动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了的予言。如果当年说某公是“走资派”，“死不改悔走资派”，大家不一定相信。经过毛主席逝世，走资派的充分表演，大家的头脑清醒了许多，相当一部分尤其年轻人要求重新认识文化革命，所以，一切正直的共产党人和有良知的亲历者，都要把历史的真相告诉人民。须知：权力只是一时的，历史的真相是万古千秋的，一个人一手遮不了天，因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历史是后人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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