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毛主席请罪（上）
最 高 指 示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我是一个犯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的干部。今天，我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向伟大的党，向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请罪！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伟大的党，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对我一再进行了热情、耐心的教导、帮助、挽救；这次，又让我到农村来接受贫下中农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再教育。使我逐步觉悟到，在过去党内生活的二、三十年中，在党内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那些是属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那些是属于以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使我觉悟到，我在历史上许多重要时期，是站在刘少奇及其在江苏的代理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江渭清、陈光一边，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想起来，实在万分愧对毛主席，愧对党和广大革命人民多年来对自己的哺育，培养和期望。自己是已经掉进死亡深渊里的人，只是由于毛主席，党和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志们对我热情而耐心的挽救，才使我重新获得革命的生命，重新做人。我衷心感激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衷心感激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对我的关怀慈爱和挽救，衷心感谢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志们对我的帮助和挽救。让我一千遍，一万遍的祝愿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毛主席教导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我的历史，是一部充满错误和罪恶的历史，是一部愧对毛主席，愧对党，愧对广大革命人民的历史，经验是非常惨痛的。我先简要地交待我历史上几个主要问题。
一、 关于春泥文艺社和管维霖的问题。一九三五年，我在如皋平民工厂当造纸学徒，业余时，在当地报纸上投稿，发表一些短篇文艺作品，因而认识了俞铭璜、吴健等人，他们都是春泥文艺社的人，因而参加了该社的活动，成了这个社的主要社员之一。
春泥文艺社，创始在什么时候，我现在仍不清楚，可能是在33年～34年间。这个团体，据我现在的认识，是一个自发性的，小资产阶级左翼文艺青年为主体的新文艺团体。社员大约有五、六十人，多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分布在如皋、南通、东台的拼茶一带。发起人可能是叶胥朝、俞铭璜等人。
春泥社的成员是比较复杂的。文艺倾向，主要是“左联”，也有为艺术而艺术的第三种人，甚至还有个别倾向所谓民族主义文芑的。在政治上有共产党的脱党分子,自首分子，当时不知有叛徒，也有国民党员。主要骨干，大约十多人，大多倾向“左联”，但后来分化较大。三六年元旦俞铭璜，吴健，徐静渔，潘也如，沈絮，我等人，成立了一个“左翼作家小组”，作为春泥文艺社的核心组织，对其他社员是秘密的。明确这个组织是“共产党的外围，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后来有一个上海地下党的人来如皋察看了我们活动情况，没有发展组织，留下一部分印刷品。（其中有王明《为党的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油印小册子。）
春泥文艺社的活动主要是搞文艺创作，出刊物。当时，主要在叶胥朝担任总编辑的国民党如皋报上出副刊。后来发展到宣传大众语，搞汉字拉丁化，学世界语及其他外文等等。左翼作家小组成立后，发行了一些油印秘密传单，小册子，进行了一些扩大社员的活动。八一三上海抗战暴发后，曾做过打游击的准备等等。
三七年底，我在上海流亡抗敌宣传队，陈定、韩国柱等人的影响下，和俞铭璜、徐静渔等十人，组织抗敌救亡宣传队，离开如皋北上去延安。就这样，实际上脱离了春泥文艺社的活动。后来的情况，没有查问过。
管维霖是春泥社的老社员之一。他父亲开澡堂，是个资本家。自己在上海上学，毕业后留校当图书管理员。我和他关系一般。主要是文艺倾向上合不来，他又在上海上学，很少见面。抗战暴发后，我们去内地，管从上海回到如皋。如皋城沦陷后，管不久便当汉奸，在如皋的新皋报当社长或总编辑。当他知道俞铭璜在江都大桥地区新四军工作后，写过信给俞，表示做汉奸是所谓“不得已的，还想为抗日做些工作”。四○年我到如西当县委书记，俞铭璜曾和我分析过管的情况，认为这个人没有革命气味，苟且偷安，保家保命。但多少受过一些影响，当汉奸内心没有矛盾是不可能的。根据其来信看，有机会还是可以利用的。我到如西后，正是根据地开创之初，如皋城是当时苏中根据地前哨最突出的一个敌占城市，情报基础很差。地委书记常一平，新四军一旅旅长叶飞交待我任务，要加强这方面工作。我便集中精力，抓了一个时期。当时，想到利用管维霖的问题。时间大致在四○年底，四一年初。我便找关系去找管维霖，要管到根据地来谈抗战问题。管表示原意和我见面，但又不敢下乡，怕为敌人发觉。我就要他在如城附近找一地方，我去和他见面。管便约了时间，在城东南郊一个美国传教师家见面。我便去和管见了面，对他做了一些工作，希望他立功赎罪。管表示接受，并报告了敌伪情况。后来约定情况传递关系，我便回根据地了。在敌占区停留约一、二小时。回来后，便将管的关系交给有关部门管理。后来，看到近和一些情报，但没有再和他有什么接触。这个关系的建立，和我去敌占区和管见面，当时都向地委书记常一平，和分管敌工的专员朱克靖汇报过，经过他们批准的。
四五年日寇无条件投降后，九、十月间，我军攻克如皋，我随军进城，便和如皋县委一个领导干部去看过管维霖。管当时闲居在家，要求出来做工作，我答应可以考虑，后来，我把他介绍给专区干校学习，这是一个吸收知识青年培训干部的训练班组织。后来怎样安排的，我没有查问，就不了解了。
五四年我回南京工作。我的印象中，记得接过管的一封信，说他在上海当教员，失业又回到如皋，要求为他解决工作问题。我毫不警惕，随手在信上写了几行字，把信转给如皋县委或县人委，证明管在抗战时间为我做过情报工作，请他们对管安排。信是由市委办公厅转的。
我和管相识二十多年中，管一共给过我四、五封信。有三、四封是我参加工作后写的，多是对我捧场的。大约有两封信是解决工作的。我只回过一封信。参加工作后，和管见面就是前面交待的三次。管维霖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我现在仍不了解。
在处理管维霖问题上，我有严重错误。四五年如皋解放，我立即到他家去看他，当时我是地委书记，不去看军烈家属，而先去看管维霖而且是在没有查清管维霖在当汉奸期间，究竟为敌人做了些什么，为我们又做了些什么，他的政治面目到底是什么，便主观轻率肯定他是我们地下工作人员，右倾的立场、思想，使自己完全丧失政治警惕敌我不分，丧失立场。后来，还在这个错误基础上，为他一再安排工作，让他打进革命队伍中来，是严重的包庇行为，错误更加严重。
二．关于党籍问题。我是三八年四月，在国民党第五战区青年敌军团加入共产党的。地点是河南潢川，介绍人是俞铭璜、袱思澄。
三八年六月左右，徐州失守，国民党军溃散。我当时所在的工作单位，战地宣慰团正在陇海路上的运河站前线服务，也溃散了，我便和党的组织失去联系，脱党了。
三八年底，我在灌云从事救亡活动。知道山东南部有八路军活动，便去鲁南找党。在营县大店镇找到八路军某支队的政委景晓村，向他要求恢复党籍，报告我在灌云某地活动情况。他要我先回灌云，待他查明我的党籍时再派人来找我。约一月左右，有一叫孟宪宇的持景晓村的介绍信来找我，信上同意恢复我的党籍，并决定成立东海，灌云两县工作委员会，指定孟为书记，我为组织部长。负责开辟两县的党的工作。孟是东海县政府的科员之类的人员，当时也在东海县一带从事救亡活动。从上海下来的陈飞，冯国柱当时也在东海境内从事救亡活动，我们经常碰头，交换情况和工作的意见。他们曾介绍孟宪宇的情况，怀疑他是托匪。因此，当孟来找我时，我以为景晓村不了解孟的政治面目，受骗了，使将他敷衍走了。随即派人持信去山东向景报告。去的人走到半路，遇敌人进攻，占领新浦、东海过不了陇海路折回。不一、二天，灌云城也险陷，我们便下乡打游击了。就在这时,孙朝旭，于隆海（当时我知道他叫于辰）等来东海，灌云一带发展党的组织，他们是属于苏皖区党委系统的。他们由陈飞带来见我，谈关于灌云的建党问题。我当时向他们表示，景晓村已同意恢复我的党籍。我的党籍等我去鲁南时，仍由景解决。和我在一齐活动的同志，他们可以先发展。就这样，吴健等入了党，建立了灌云县委。于耀海是书记，吴健是组织部长。我们还是在一起行动。因此，事实上有了两个领导中心，我感到于对我采取宗派态度，实际上是我不愿接受他们的领导。后来，我去兴化活动搞灰色武装，不成，回来时拉起来的游击队是和三团合并，原来一齐工作的同志已分配了工作，都走散了，我感到没有再去山东找景晓村的必要，便主动找于耀海，要求恢复党籍。当时，正值三团五里槐打日本鬼子有了一个大胜仗，于很忙。但他答应考虑我的要求。隔了一、二天他告诉我，他们研究同意为我恢复党籍。并要我到当团三营指导员。我存在地位观念，不愿居人之下，要求他介绍我回如皋开辟工作。在我一再要求下，又过了一、二天，他要我代表八路军三团到大桥地区和新军取得联系。我感到不好再推辞，便去扬中找到当时新四军挺进纵队的政治部主任魏天禄，约好了以后互相联系。回到灌云，于耀海等都集中在汤沟开会, 我又找到汤沟，没有找到于，三天便发生汤沟事件，我被俘。隔天释放出来后，和陈飞（他当时可能是东海中心县委的组织部部长或副部长）一起去宿迁方向找三团。路上，我向陈飞发泄了对于耀海等人的不满，并对成立三团认为搞“左”了。表示要回去工作。到了三团后，陈飞直接把我介绍给苏皖区党委青年部长张产，他是来东海一带巡查工作的。我又把和陈飞说的一套向他提出。张对我提的意见不表态，却要我留在海滨工作。经我一再要求，他表示，我回南边去他做不了主，要我直接去找区党委书记金明。我拿了他的介绍信沿交通站在皖东北四县灵壁一带见到金明，要求他把我介绍给苏北工委，回如皋开辟工作。金明说了他不知道有苏北工委这个组织。上级党把陇海以南，长江以北，京浦路东的地区都划给他管。如皋也归他管，我要回去可以，由他直接派回工作。这样，金明亲自写了一个证明文件，要我回如皋组织中共如皋工作委员会，负责开展如皋一带工作。回到太州，到大桥找俞铭璜联络。那时俞是苏北工委的宣传部长。俞看到金明给我的证明文件后，交给了惠浴宇，当时正值苏北工委改组为苏北特委，常一平来当书记。他们商量后，惠浴宇来和我谈话，要我不去如皋，去太兴任县委书记。我当时向惠浴宇说：金明派我回如皋，你们要我去泰兴，我怎好向金明交待。惠浴宇表示，不要你负责，有我们负责。我便接受了他们的派遣，去泰兴了。
于耀海为我恢复党籍，就是他和我两个人之间接触解决的。他现在不承认这件事。但实际情况就是我上述交待的。如果于那时不为我解决，我可以找景晓村，还可以找陈飞，更可以找俞铭璜解决。当时我没有伪造的必要。
四五年苏中党校整风学习时，党籍问题我做过交待。组织结论是相信本人交待。五六年旧省委审查过一次，结论大概是不妨碍使用。六四年至六六年旧省委又审查一次。结论是承认党籍。六五年旧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步春为此找我谈话两次，表示承认党籍。
在处理党籍过程中，我是有错误的。当时，我个人英雄主义恶性膨胀。在我们伟大领导毛主席和党的崇高威信下，在抗日高潮形势下，灌云等地革命群众共同努力，创造了一个局面。可是，我却据为已有，作为个人的政治资本，以领导人自居。在向景晓村汇报时，并夸大事实，说沦陷后在海属几县可以拉起二、三千条枪。丑恶的目的，主要是表现自己有办法，搞起了一个颇为不小的局面，想当党的领导人。在孙朝旭，于耀海等来发展党的组织时，因不甘居人之下，不肯接受他们的领导，要另立局面，便搞灰色武装，制造分裂。后来，我还借口汤沟事件，向张产报告，说当时海属党的组织成立八路军三团“早了”“左了”，其实是自己右了。四五年苏中党校整风学习时，仍然夸大枪支数字，并把对孙明旭，于耀海等人的意见，说成是和他们的争论，以炫耀自己的所谓正确，有办法。还是为了表现自己，骗取荣誉。在个欲望得不到实现时，又不顾大局，不顾抗战和党的需要，蓄意求去。后来接受了金明的派遣后，又接受惠浴宇、常一平的派遣，而不向金明交待，都是以我为中心，从个人利益出发的。这些，六五年我虽做过检查但是无组织无纪律，自由主义到了极点。
关于汤构被俘问题。三九年夏，我完成于耀海交代的，代表八路军三团和新四军联系的任务，回到沭阳县的汤构镇。当天上午，我去汤若愚家看了顾逸萍，下午，我到汤构小学去看陈飞，当时我知道汤沟小学是三团办的青年训练班的所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顾逸萍才告诉我，当时海州中心县委召开扩大会，会址就在汤沟小学。我和陈飞，孙若溪，武进明等晚饭后正在操场纳凉闲话，听到外面枪响，接着有人来报告，说三团团长汤曙红被县常备队大队长周发乾骗到乡公所打死了。正在忙乱间，县常备队来包围学校，便关上大门，相持一、二小时，门被冲开，就这样，我和在学校里的人，约百人左右便被俘。被俘时，我看到陈飞在内。当时，已夜间十二时左右，被分关在几个教室里，也没有灯火。我便将在南方新做的一身学生装，和一个不相识的学员掉换了一套破衣。随手拿了一个斗蓬，混在学员一起。天拂晓时，周发乾来学校，把俘虏排在操场上，要人来认里面的共产党。结果，把孙若溪认出来，带出去了。其他的人都说是学员，又关回教室。上午，不断有学员家属来带学员出去。近午，有一穿便衣的人，查问姓名，带走一些人。当时，也询问了我，我回答姓许，他问我那里人，我说是南方人。他便走了。过了一、二小时，这人又来了，要我跟他出去，我不知为什么，只得跟他出去。走到汤沟镇外，他用马送我到顾逸萍的住所，汤若愚的家里。汤父亲是国民党的汤沟乡长，我住在那里一夜，第二天他们又用马送我到党的交通站，和陈飞会合，一齐向宿迁方面去找八路军三团。
我的被营救出险，是汤若惠、顾逸萍等活动的结果。带我出来的人是国民党沭阳县常备队的军需官，姓葛，他在党校里便追求我们一个姓武的女同志，女的不理他，但他却一直没有放手。汤若愚、顾逸萍等利用这一点和他开谈判。要求营救关在汤沟小学的一批人，作为交换条件，是替他做媒。姓葛的答应了，她们便开了一批名单给他。当时不知道我也在汤沟小学，没有我的名字。开的主要的是参加中心县委扩大会的人。姓葛的带了一批人出来后，说到有一个姓许的蛮子，汤若惠、顾逸萍等才知道我也在学校里，使要姓葛的再进去带我出来的。
我被俘前后十余小时，没有经过审讯，没有做过任何手续。出来见到陈飞后，使将获释的情况向他们讲了。陈飞是怎样出来的，我没有问他，不了解。
关于枪决鹤天问题。四一年，我在太州县任县委书记工作期间。化周区人民政府区长杨鹤天，每到一处宿营，都奸宿妇女，不从还用强。一次，他把宿在一个房间里的姑嫂二人强奸了。群众反映很大，敢怒不敢言。他还公开吸食白面，和地、富坏人打麻将，聚赌；和伪军勾结等等。民愤很大反映“根本不是新四军的区长。”有一次区干扩大会上，揭发出来了，会上干部要求严办，很多人要求枪决。县委几个主要负责人，县委副书记杨源时，县长晋长明，组织部长丁辉雯等，都一致主张枪决，我一时冲动，便同意立即执行了。我向地委书记常一平，专员朱克靖当面汇报过，他们没有批评我。为过去没有认识到这样处理有错误，没有交待检查过。
对杨鹤天的处理，应先报请上级批准，不应先斩后奏。我以小资产阶级的所谓“正义感”“疾恶如仇”的冲动，无视党的组织律，把自己视作为党的化身，个人越权。错误是严重的。
关于一百两黄金借款问题。四六年，顾逸萍去上海生孩子，是通过她的妹妹顾莲的关系进行掩护的。年底她妹妹顾莲从上海来解放区找我，要向公家借一百两黄金做猪生意，表示愿意为公家买药品、布匹等，作为还款。顾莲的丈夫吴绍其在上海开猪行，我因顾逸萍是他家掩护的，从个人情面出发，不好推却，便找专员汪海粟商量。我想了一个所用“公私两利”的办法。当时，区党委陈丕显要我汇款给十地委做活动经费。我想先以此款借给顾家贩猪，让他周转一下，使作为汇款还给十地委。当时汪海粟同意了。（当然，这是我的责任）便由管钱的蒋诚付给顾莲，说好马上有人持条到上海取款。不久，十地委政治交通员范国荣来，我给他汇条到上海顾家取款。那知顾家贩猪折本，一时拿不出。范国荣又来根据地找我，说十地委等着这笔款子用，要我再给一百两。顾家借的一百两以后再取。同时，和我商量，能否用顾莲家做联络站。我考虑顾莲入过党，后因吃苦不下脱党的，她有家产在根据地，认为比较可靠，便由范国荣带信给顾莲，要她为党做些工作。并要倪浩堂，蒋诚又给了一百两给范带去。范去上海后，便以顾莲家为联络站。十地委金柯叛变出卖了这个联络点，金柯带特务宪兵去顾家捉人，范国荣正在顾家，由顾莲掩护逃走敌人把顾莲丈夫的哥哥、姐姐捉去南京，解放时才放出。在这时之前，顾莲又来根据地一次，是告诉我贩猪折本，一时还不起欠款的。那时我已到台北地区，使带他去到分区财经处处长刘和庚处，重新立了借据。四九年底，顾莲萍从衢州回如皋带孩子，我要他带信给如皋县委、县人委，请他们帮助向吴绍其索此欠款。吴家还不出，借了两部飞机旧引警抵偿的。
我利用职权，假公济私，为了顾个人情面，借此巨款给亲戚，还以“公私两便”的谬论为自己的错误进行掩护，使党和国家财产遭到巨大损失。在金子已借出，范国荣去上海取款当中，陈丕显当面查问我十地委汇款汇了没有时，我那时没有估计到顾莲家会因贩猪折本还不起款子，只答已汇出了，没有向他汇报具体情况。这有一个思想活动，怕暴露私心，给领导上以不良印象，出来以后，一心只想如何善其后，又没有勇气向组织汇报，承认错误。五三年整党中，有人揭发后，我只交待了顾莲借一百两的情况，对范国荣后来又取一百两的问题没有交待清楚，顾虑说了后问题会更复杂化，搞不清楚。私字当头，党和群众都不相信了。直接请县委索款，而不向当时领导人交待，向组织交待，也都是同一原因。错上加错，使错误更加严重，是我对党不忠诚，不老实的严重错误。
关于党内处分问题。五三年，我在福州市委任书记期间，犯了严重错误，受到党内警告或严重警告的处分。五六年福建省委或省监委通知江苏，宣布处分撤销。受处分的错误有三条：第一，四六年借一百两黄金给顾莲问题，这是假公济私的严重错误。第二，抗战前，我母亲将我姐姐卖给国民党一个高级军官作妾。解放战争后期，这个军官死了。淮海战役后，我找到了我母亲。福州解放后，我母亲把我姐姐叫来住在我家里。我只不理睬她，没有正确处理，包庇了反革命家属。第三，严重的骄傲自满。对省级机关和省委某些负责人不够尊重。
我再检查这一时期，我在工作中所犯的主要错误和罪行：
三九年初，灌云沦陷后，我和胡灏搞了一个几十人的游击队。为了另立局面，便幻想利用胡灏出面，用合法方式，向国民党江苏省民政厅长王公与活动，要他任胡灏为灌云县长，县常备旅长，搞所谓灰色武装，扩大力量后再公开政治面目。我用青年抗敌军团学员的名义去兴化找王公与活动，碰壁而回。这是我为了另立局面，表现自己，而不顾党的统一领导向国民党屈膝求乞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严重错误。四四年苏中党校整风学习时交代过事实，因为没有认识到有错误，没有检查过。
四一年我在如西县任县委书记时，不着重放手发动群众，主要依靠政府法令，出布告，开所谓开明士绅座谈会，和平进行减租减息。在三三制政权中，让所谓开明士绅的地主分子和地主子弟担任实职；在扩大主力时，采用招军卖马的发委任的方法，这些，都给根据地工作，党和军队的工作和崇高威信受到严重的损失，在地委扩大会上受到批判，结论是地主路线。这也是我右倾机会主义的严重错误和罪行。
二、 四六年底四七年初，解放战争初期，我在苏中一分区南线坚持斗争中，因对斗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地委，分区机关，部队和地方干部搬得过早过多，对敌军事斗争上我提出近洋击土的错误方针，过分强调了隐蔽斗争，特别是批准了如皋县委提出的，让党员混在群众中以群众面目，向敌人自首，打进铁义队组织的极为反动的措施等等，造成南线斗争的严重失利，使党和人民的事业遭到极严重的损失，并坑害了一批党员的政治生命，这是我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右倾阶级投降主义路线的极为严重的错误和罪行，四七年下半年，苏中区党委曾专门开会批判了我和地委的这个错误和罪行，结论是严重右倾。
由于我存在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工作中就累犯敌我不分，认敌为友的严重错误和罪行。靖江城解放时，我委任组织投降的大汉奸陶明德为城防副司令，让他们在人民面前耀武扬威，严重地损失了党和人民的联系和党的崇高威信。对太兴县委统战部长钱保康的投敌叛变开除党籍，一个时期怀疑他投敌是否是事实。后来证实钱是国民党，汪伪双料特务后，将他诱捕。在地委讨论如何处理时，我又提出留用的意见。虽然没有通过，都说明我右倾思想的严重。此外，还包庇管维霖，王孝祥等坏人，介绍他们工作，给他们混入革命队伍的机会。
我历史上一系列的严重错误和罪行，是我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结果。春泥文艺社时期，我把周扬等三十年代的文艺黑线当作党的路线全盘接受，一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夕，都没有觉悟到这是王明路线的产物；青年抗敌军团和在灌云活动时期，又接受了中原局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主要表现在对国民党蒋介石存在严重幻想，偏重片面搞“合法斗争”，统一战线上的阶级投降主义等等；根据地工作中，又在刘少奇、饶漱石直接影响下，推行了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些，就使我在许多重要关键时刻，推行了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犯下了许多滔天罪行。这一历史时期中，我不仅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成了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有时还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成了地主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
毛主席教导说：“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又复辟的危险性。”我是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时期回到江苏工作的，也正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异常激烈的时期。十多年来，我在许多关键时刻，又是站在刘少奇，邓小平，薄一波，江渭清，陈光之流一边，为江、陈王朝在江苏大反社会主义，大搞资本主义复辟，充当了急先锋，主要的帮凶。我是江、陈王朝在江苏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魁祸首之一。
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还未结束，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就放出了阶级斗争熄灭论。我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就立即接受了。以为阶级斗争已经过去了，今后只剩下先进和落后的矛盾了。对于毛主席的一系列教导，创造性地发展了的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伟大学说，却听不进耳。五六年，我认为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后，资产阶级消灭了，只剩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当中绝大多数是可以接受改造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谁战胜谁的问题，在我国已经解决了。认为：都是一家人了，有问题也是人民内部矛盾了。完全和刘少奇一鼻孔出气，唱的一个反动的调子。在对资产阶级分子改造上，“轻改造，重安排”，认为资本家已交出资本，只剩下一个定息的尾巴，改造得差不多了；认为资本家有所谓经营管理的经验，社会主义建设应该利用他们的经验，安排他们的实职，调动他们的所谓积极性。就这样，不抓限制、改造，不抓阶级斗争。在我分管工业六、七年中，象江苏这样工业资产阶级比较集中的地方，我从没有比较系统地抓过公私合营企业中的对资改造问题，相反，和江、陈之流一道，一再毒害基层干部，要他们向资本家学习。向大资产阶级刘国钧学习；只强调资产阶级在企业中要有职有权，而放弃监督改造。在这条右倾阶级投降主义的反动路线下，许多公私合营企业出现了合公营私的资本主义复辟极为严重的情况。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方面，我推行降低党员标准，大批吸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入党，以为这些人大都改造得差不多了，他们又多是所谓知名之士，都是建设上需要的所谓人才等等；这是在思想上政治上拜倒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脚下，在组织上执行招降纳叛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建党路线。六二年，我坚决执行了反革命两面派陶铸和陈毅广州会议的黑指示，认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已经改造好了，为他们“脱帽加冕”，说他们已经成为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了，并向他们赔礼道歉，说过去党所谓委屈他们了。我当时认为：过去几年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确是搞得太紧张了，所谓应该“松”一下，让他们讲实话，这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和资产阶级一道，攻击、污蔑伟大的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这是鼓励资产阶级及莫知识分子向党进攻，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清道，向资产阶级屈膝投降的。
一直到六五年，我还鼓吹什么阶级没有了，有阶级斗争，也只属于思想范畴；什么生产建设也是阶级斗争，是阶级斗争的继续，等等，都是我反对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伟大学说和阶级斗争伟大实践的滔天罪行。阶级斗争熄灭论，它的要害是企图在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熄灭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点燃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是灭资兴无，而是灭无兴资。我所传播，鼓吹，实行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就是这样一个极为反动的货色，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
在我分管工业期间，正是毛主席亲自制订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伟大时期，正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鞍钢宪法公布的伟大时期。可是，我和毛主席背道而驰，执行了刘少奇，邓小平，薄一波，江渭清，陈光之流，大反总路线，大反大跃进，大反人民公社，大反鞍钢宪法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大跃进中，我片面追求产值指标，大搞浮夸，干扰、破坏了多快好省的客观规律，反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毛主席在五八年九月二十一日，在南京听了江渭清汇报，当时江要不顾客观可能超额完成钢铁指标，毛主席及时指示说：“只要超过一吨就行。”可是，我在彭真、江渭清的指使下，却不顾毛主席的指示，大放所谓钢铁口放卫星，大搞浮夸虚假。说是为了不甘落后，主要还是为了表现个人的所谓才能，讨好彭真、江渭清，反对毛主席指示。为了在产值上争取工业列上全国第四位，搞大厂建设，我发动有关厅、局、地、市委到中央争项目，争投资，大搞所谓“拉郎配”，“自由恋爱”而不择手段；还大搞计划外协作，无限制权力下放，大量调动全民，集体所有的基金，所有这些，严重破坏了国家财政统一，刮了集体所有制的“共产风”，破坏了集体所有制；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统一经济计划，是发展资本主义盲目自由竞争，无政府主义的罪恶行为，都是反对毛主席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
鞍钢宪法，是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伟大宪法。是毛泽东思想对马列主义创造性的发展。可是，我却反动地认为：“经验不完全，须要补充”。把毛主席批示，只作例行公文分发了事，没有主动向旧省委提出要求讨论部署，相反，却对薄一波交代的黑指示，为七十条搞一个草案，立即泡制了一个江苏工业十二条，得到薄一波的表扬。这是歪曲，反对毛主席亲自批准的鞍钢宪法的一个大毒草，是对大跃进的反动，是对总路线的反动。也就是在我所谓“经验不完全”反动思想指使下的所谓补充。如政治挂帅，就篡改成政治挂帅和物质鼓励相结合，这是明目张胆地打着红旗反红旗，采用折衷主义形式，是修正主义的本质，是彻头彻尾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
三年困难期间，我和江渭清，陈光一道，大刮困难妖风。胡说：城市困难方才开始。攻击大跃进，胡说：没有根据客观规律办事，逆流不行，我对社会主义工业便进行了大砍杀，使社会主义工业大倒退，严重地摧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对社办工业，为了破坏人民公社所有制，反对人民公社的要求，我进行了所谓调整，制定了一刀切的黑计划，把社办工业基本砍光。对手工业、渔业，我一批一批地把大集体改变为小集体，改变为个体，直到六六年，我还为了适应农业上复辟资本主义的要求，强迫搞所谓划核算单位，搞前店后坊，强迫手工业降价等等，这都是我忠实地，创造地执行刘少奇，邓小平，薄一波，江、陈之流大反社会主义，大搞资本主义复辟的滔天罪行，后果是极为严重的。
否定三面红旗，否定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否定鞍钢宪法，就是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否定高速度建设社会主义。在这场伟大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我是站在否定、反对的一边，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
我是六三年分管农业的。这期间，我又执行了刘少奇，邓小平，谭震林，江渭清，陈光之流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生产上，资产阶级政治挂帅，农村社教上，大搞形“左”实右。
我忠实的执行了“政治要落实到生产上”的资产阶级政治挂帅的反动路线，抓指标，抓技术，抓措施，抓物质刺激；大搞所谓重奖政策，突出抓生产，业务措施，不抓农业机械化，不重视小型农田水利；在救灾工作上，或则蔑视人民疾苦，或则片面强调救济；在半耕半读农校中进行资产阶级双轨制。在科技工作中，不是依靠广大群众，特别是广大贫下中农，和在工业上不依靠广大工人阶级一样，依靠所谓技术专家，推行所谓科技领导一条鞭，把技术领导大权交给资产阶级专家，走的是资产阶级专家的反动路线。如此等等，都是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的。我还在所谓“党委抓政治，政府抓业务”的资产阶级运动分工谬论指使下，不抓毛泽东思想，不抓人的思想革命化，不抓阶级斗争。有时即使也提政治，也讲革命，但是，或则和业务并列，或则和业务混淆，还是政治要落实到生产的黑货，是反毛泽东思想，反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而是资产阶级政治挂帅的。不是什么革命的货色，而是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黑货。表面上，也学大寨，但又热衷于搞所谓江苏大寨式的样板。吃小灶，搞特殊化，目的是表现自己，为自己和江、陈王朝一小撮树碑立传，捞取政治资本的，是和毛主席教导的，农业学大寨唱对台戏的。谭震林要搞样板，我投其所好，想在这方面搞发明创造，作总结，写文章，以表现自己。后来谭震林，江渭青要利用这篇所谓经验总结反对毛主席，吹捧刘少奇，为江渭清在全国涂脂抹粉，谭震林提出，不用我的名字发表，而用江渭清的名字发表，我高兴地答应了，实际上是和做了一笔肮脏的政治交易，想吃小亏占大便宜，取得他们的好感，作为未来进身之阶的。我所强调的所谓突出政治，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反毛泽东思想的货色。
把刘少奇在工业上托拉斯的一套，运用到农业上来，在国营农场大搞资本主义托拉斯，还想在整个农业推行这个黑经验，也是我在农业上的所谓创造，得到了谭震林赏识和支持。为了执行谭震林在农业上所有制倒退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六六年我不征求有关部门的意见，强令国营拖拉机站下放集体。还主张所谓“王坊下放”，都是在社会主义所有制和社会主义企业经营管理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滔天罪行。
最后让我高呼：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1968年收麦时于金坛县朱林公社
最 高 指 示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我是一个犯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的干部。今天，我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向伟大的党，向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请罪！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伟大的党，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对我一再进行了热情、耐心的教导、帮助、挽救；这次，又让我到农村来接受贫下中农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再教育。使我逐步觉悟到，在过去党内生活的二、三十年中，在党内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那些是属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那些是属于以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使我觉悟到，我在历史上许多重要时期，是站在刘少奇及其在江苏的代理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江渭清、陈光一边，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想起来，实在万分愧对毛主席，愧对党和广大革命人民多年来对自己的哺育，培养和期望。自己是已经掉进死亡深渊里的人，只是由于毛主席，党和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志们对我热情而耐心的挽救，才使我重新获得革命的生命，重新做人。我衷心感激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衷心感激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对我的关怀慈爱和挽救，衷心感谢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志们对我的帮助和挽救。让我一千遍，一万遍的祝愿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毛主席教导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我的历史，是一部充满错误和罪恶的历史，是一部愧对毛主席，愧对党，愧对广大革命人民的历史，经验是非常惨痛的。我先简要地交待我历史上几个主要问题。
一、 关于春泥文艺社和管维霖的问题。一九三五年，我在如皋平民工厂当造纸学徒，业余时，在当地报纸上投稿，发表一些短篇文艺作品，因而认识了俞铭璜、吴健等人，他们都是春泥文艺社的人，因而参加了该社的活动，成了这个社的主要社员之一。
春泥文艺社，创始在什么时候，我现在仍不清楚，可能是在33年～34年间。这个团体，据我现在的认识，是一个自发性的，小资产阶级左翼文艺青年为主体的新文艺团体。社员大约有五、六十人，多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分布在如皋、南通、东台的拼茶一带。发起人可能是叶胥朝、俞铭璜等人。
春泥社的成员是比较复杂的。文艺倾向，主要是“左联”，也有为艺术而艺术的第三种人，甚至还有个别倾向所谓民族主义文芑的。在政治上有共产党的脱党分子,自首分子，当时不知有叛徒，也有国民党员。主要骨干，大约十多人，大多倾向“左联”，但后来分化较大。三六年元旦俞铭璜，吴健，徐静渔，潘也如，沈絮，我等人，成立了一个“左翼作家小组”，作为春泥文艺社的核心组织，对其他社员是秘密的。明确这个组织是“共产党的外围，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后来有一个上海地下党的人来如皋察看了我们活动情况，没有发展组织，留下一部分印刷品。（其中有王明《为党的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油印小册子。）
春泥文艺社的活动主要是搞文艺创作，出刊物。当时，主要在叶胥朝担任总编辑的国民党如皋报上出副刊。后来发展到宣传大众语，搞汉字拉丁化，学世界语及其他外文等等。左翼作家小组成立后，发行了一些油印秘密传单，小册子，进行了一些扩大社员的活动。八一三上海抗战暴发后，曾做过打游击的准备等等。
三七年底，我在上海流亡抗敌宣传队，陈定、韩国柱等人的影响下，和俞铭璜、徐静渔等十人，组织抗敌救亡宣传队，离开如皋北上去延安。就这样，实际上脱离了春泥文艺社的活动。后来的情况，没有查问过。
管维霖是春泥社的老社员之一。他父亲开澡堂，是个资本家。自己在上海上学，毕业后留校当图书管理员。我和他关系一般。主要是文艺倾向上合不来，他又在上海上学，很少见面。抗战暴发后，我们去内地，管从上海回到如皋。如皋城沦陷后，管不久便当汉奸，在如皋的新皋报当社长或总编辑。当他知道俞铭璜在江都大桥地区新四军工作后，写过信给俞，表示做汉奸是所谓“不得已的，还想为抗日做些工作”。四○年我到如西当县委书记，俞铭璜曾和我分析过管的情况，认为这个人没有革命气味，苟且偷安，保家保命。但多少受过一些影响，当汉奸内心没有矛盾是不可能的。根据其来信看，有机会还是可以利用的。我到如西后，正是根据地开创之初，如皋城是当时苏中根据地前哨最突出的一个敌占城市，情报基础很差。地委书记常一平，新四军一旅旅长叶飞交待我任务，要加强这方面工作。我便集中精力，抓了一个时期。当时，想到利用管维霖的问题。时间大致在四○年底，四一年初。我便找关系去找管维霖，要管到根据地来谈抗战问题。管表示原意和我见面，但又不敢下乡，怕为敌人发觉。我就要他在如城附近找一地方，我去和他见面。管便约了时间，在城东南郊一个美国传教师家见面。我便去和管见了面，对他做了一些工作，希望他立功赎罪。管表示接受，并报告了敌伪情况。后来约定情况传递关系，我便回根据地了。在敌占区停留约一、二小时。回来后，便将管的关系交给有关部门管理。后来，看到近和一些情报，但没有再和他有什么接触。这个关系的建立，和我去敌占区和管见面，当时都向地委书记常一平，和分管敌工的专员朱克靖汇报过，经过他们批准的。
四五年日寇无条件投降后，九、十月间，我军攻克如皋，我随军进城，便和如皋县委一个领导干部去看过管维霖。管当时闲居在家，要求出来做工作，我答应可以考虑，后来，我把他介绍给专区干校学习，这是一个吸收知识青年培训干部的训练班组织。后来怎样安排的，我没有查问，就不了解了。
五四年我回南京工作。我的印象中，记得接过管的一封信，说他在上海当教员，失业又回到如皋，要求为他解决工作问题。我毫不警惕，随手在信上写了几行字，把信转给如皋县委或县人委，证明管在抗战时间为我做过情报工作，请他们对管安排。信是由市委办公厅转的。
我和管相识二十多年中，管一共给过我四、五封信。有三、四封是我参加工作后写的，多是对我捧场的。大约有两封信是解决工作的。我只回过一封信。参加工作后，和管见面就是前面交待的三次。管维霖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我现在仍不了解。
在处理管维霖问题上，我有严重错误。四五年如皋解放，我立即到他家去看他，当时我是地委书记，不去看军烈家属，而先去看管维霖而且是在没有查清管维霖在当汉奸期间，究竟为敌人做了些什么，为我们又做了些什么，他的政治面目到底是什么，便主观轻率肯定他是我们地下工作人员，右倾的立场、思想，使自己完全丧失政治警惕敌我不分，丧失立场。后来，还在这个错误基础上，为他一再安排工作，让他打进革命队伍中来，是严重的包庇行为，错误更加严重。
二．关于党籍问题。我是三八年四月，在国民党第五战区青年敌军团加入共产党的。地点是河南潢川，介绍人是俞铭璜、袱思澄。
三八年六月左右，徐州失守，国民党军溃散。我当时所在的工作单位，战地宣慰团正在陇海路上的运河站前线服务，也溃散了，我便和党的组织失去联系，脱党了。
三八年底，我在灌云从事救亡活动。知道山东南部有八路军活动，便去鲁南找党。在营县大店镇找到八路军某支队的政委景晓村，向他要求恢复党籍，报告我在灌云某地活动情况。他要我先回灌云，待他查明我的党籍时再派人来找我。约一月左右，有一叫孟宪宇的持景晓村的介绍信来找我，信上同意恢复我的党籍，并决定成立东海，灌云两县工作委员会，指定孟为书记，我为组织部长。负责开辟两县的党的工作。孟是东海县政府的科员之类的人员，当时也在东海县一带从事救亡活动。从上海下来的陈飞，冯国柱当时也在东海境内从事救亡活动，我们经常碰头，交换情况和工作的意见。他们曾介绍孟宪宇的情况，怀疑他是托匪。因此，当孟来找我时，我以为景晓村不了解孟的政治面目，受骗了，使将他敷衍走了。随即派人持信去山东向景报告。去的人走到半路，遇敌人进攻，占领新浦、东海过不了陇海路折回。不一、二天，灌云城也险陷，我们便下乡打游击了。就在这时,孙朝旭，于隆海（当时我知道他叫于辰）等来东海，灌云一带发展党的组织，他们是属于苏皖区党委系统的。他们由陈飞带来见我，谈关于灌云的建党问题。我当时向他们表示，景晓村已同意恢复我的党籍。我的党籍等我去鲁南时，仍由景解决。和我在一齐活动的同志，他们可以先发展。就这样，吴健等入了党，建立了灌云县委。于耀海是书记，吴健是组织部长。我们还是在一起行动。因此，事实上有了两个领导中心，我感到于对我采取宗派态度，实际上是我不愿接受他们的领导。后来，我去兴化活动搞灰色武装，不成，回来时拉起来的游击队是和三团合并，原来一齐工作的同志已分配了工作，都走散了，我感到没有再去山东找景晓村的必要，便主动找于耀海，要求恢复党籍。当时，正值三团五里槐打日本鬼子有了一个大胜仗，于很忙。但他答应考虑我的要求。隔了一、二天他告诉我，他们研究同意为我恢复党籍。并要我到当团三营指导员。我存在地位观念，不愿居人之下，要求他介绍我回如皋开辟工作。在我一再要求下，又过了一、二天，他要我代表八路军三团到大桥地区和新军取得联系。我感到不好再推辞，便去扬中找到当时新四军挺进纵队的政治部主任魏天禄，约好了以后互相联系。回到灌云，于耀海等都集中在汤沟开会, 我又找到汤沟，没有找到于，三天便发生汤沟事件，我被俘。隔天释放出来后，和陈飞（他当时可能是东海中心县委的组织部部长或副部长）一起去宿迁方向找三团。路上，我向陈飞发泄了对于耀海等人的不满，并对成立三团认为搞“左”了。表示要回去工作。到了三团后，陈飞直接把我介绍给苏皖区党委青年部长张产，他是来东海一带巡查工作的。我又把和陈飞说的一套向他提出。张对我提的意见不表态，却要我留在海滨工作。经我一再要求，他表示，我回南边去他做不了主，要我直接去找区党委书记金明。我拿了他的介绍信沿交通站在皖东北四县灵壁一带见到金明，要求他把我介绍给苏北工委，回如皋开辟工作。金明说了他不知道有苏北工委这个组织。上级党把陇海以南，长江以北，京浦路东的地区都划给他管。如皋也归他管，我要回去可以，由他直接派回工作。这样，金明亲自写了一个证明文件，要我回如皋组织中共如皋工作委员会，负责开展如皋一带工作。回到太州，到大桥找俞铭璜联络。那时俞是苏北工委的宣传部长。俞看到金明给我的证明文件后，交给了惠浴宇，当时正值苏北工委改组为苏北特委，常一平来当书记。他们商量后，惠浴宇来和我谈话，要我不去如皋，去太兴任县委书记。我当时向惠浴宇说：金明派我回如皋，你们要我去泰兴，我怎好向金明交待。惠浴宇表示，不要你负责，有我们负责。我便接受了他们的派遣，去泰兴了。
于耀海为我恢复党籍，就是他和我两个人之间接触解决的。他现在不承认这件事。但实际情况就是我上述交待的。如果于那时不为我解决，我可以找景晓村，还可以找陈飞，更可以找俞铭璜解决。当时我没有伪造的必要。
四五年苏中党校整风学习时，党籍问题我做过交待。组织结论是相信本人交待。五六年旧省委审查过一次，结论大概是不妨碍使用。六四年至六六年旧省委又审查一次。结论是承认党籍。六五年旧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步春为此找我谈话两次，表示承认党籍。
在处理党籍过程中，我是有错误的。当时，我个人英雄主义恶性膨胀。在我们伟大领导毛主席和党的崇高威信下，在抗日高潮形势下，灌云等地革命群众共同努力，创造了一个局面。可是，我却据为已有，作为个人的政治资本，以领导人自居。在向景晓村汇报时，并夸大事实，说沦陷后在海属几县可以拉起二、三千条枪。丑恶的目的，主要是表现自己有办法，搞起了一个颇为不小的局面，想当党的领导人。在孙朝旭，于耀海等来发展党的组织时，因不甘居人之下，不肯接受他们的领导，要另立局面，便搞灰色武装，制造分裂。后来，我还借口汤沟事件，向张产报告，说当时海属党的组织成立八路军三团“早了”“左了”，其实是自己右了。四五年苏中党校整风学习时，仍然夸大枪支数字，并把对孙明旭，于耀海等人的意见，说成是和他们的争论，以炫耀自己的所谓正确，有办法。还是为了表现自己，骗取荣誉。在个欲望得不到实现时，又不顾大局，不顾抗战和党的需要，蓄意求去。后来接受了金明的派遣后，又接受惠浴宇、常一平的派遣，而不向金明交待，都是以我为中心，从个人利益出发的。这些，六五年我虽做过检查但是无组织无纪律，自由主义到了极点。
关于汤构被俘问题。三九年夏，我完成于耀海交代的，代表八路军三团和新四军联系的任务，回到沭阳县的汤构镇。当天上午，我去汤若愚家看了顾逸萍，下午，我到汤构小学去看陈飞，当时我知道汤沟小学是三团办的青年训练班的所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顾逸萍才告诉我，当时海州中心县委召开扩大会，会址就在汤沟小学。我和陈飞，孙若溪，武进明等晚饭后正在操场纳凉闲话，听到外面枪响，接着有人来报告，说三团团长汤曙红被县常备队大队长周发乾骗到乡公所打死了。正在忙乱间，县常备队来包围学校，便关上大门，相持一、二小时，门被冲开，就这样，我和在学校里的人，约百人左右便被俘。被俘时，我看到陈飞在内。当时，已夜间十二时左右，被分关在几个教室里，也没有灯火。我便将在南方新做的一身学生装，和一个不相识的学员掉换了一套破衣。随手拿了一个斗蓬，混在学员一起。天拂晓时，周发乾来学校，把俘虏排在操场上，要人来认里面的共产党。结果，把孙若溪认出来，带出去了。其他的人都说是学员，又关回教室。上午，不断有学员家属来带学员出去。近午，有一穿便衣的人，查问姓名，带走一些人。当时，也询问了我，我回答姓许，他问我那里人，我说是南方人。他便走了。过了一、二小时，这人又来了，要我跟他出去，我不知为什么，只得跟他出去。走到汤沟镇外，他用马送我到顾逸萍的住所，汤若愚的家里。汤父亲是国民党的汤沟乡长，我住在那里一夜，第二天他们又用马送我到党的交通站，和陈飞会合，一齐向宿迁方面去找八路军三团。
我的被营救出险，是汤若惠、顾逸萍等活动的结果。带我出来的人是国民党沭阳县常备队的军需官，姓葛，他在党校里便追求我们一个姓武的女同志，女的不理他，但他却一直没有放手。汤若愚、顾逸萍等利用这一点和他开谈判。要求营救关在汤沟小学的一批人，作为交换条件，是替他做媒。姓葛的答应了，她们便开了一批名单给他。当时不知道我也在汤沟小学，没有我的名字。开的主要的是参加中心县委扩大会的人。姓葛的带了一批人出来后，说到有一个姓许的蛮子，汤若惠、顾逸萍等才知道我也在学校里，使要姓葛的再进去带我出来的。
我被俘前后十余小时，没有经过审讯，没有做过任何手续。出来见到陈飞后，使将获释的情况向他们讲了。陈飞是怎样出来的，我没有问他，不了解。
关于枪决鹤天问题。四一年，我在太州县任县委书记工作期间。化周区人民政府区长杨鹤天，每到一处宿营，都奸宿妇女，不从还用强。一次，他把宿在一个房间里的姑嫂二人强奸了。群众反映很大，敢怒不敢言。他还公开吸食白面，和地、富坏人打麻将，聚赌；和伪军勾结等等。民愤很大反映“根本不是新四军的区长。”有一次区干扩大会上，揭发出来了，会上干部要求严办，很多人要求枪决。县委几个主要负责人，县委副书记杨源时，县长晋长明，组织部长丁辉雯等，都一致主张枪决，我一时冲动，便同意立即执行了。我向地委书记常一平，专员朱克靖当面汇报过，他们没有批评我。为过去没有认识到这样处理有错误，没有交待检查过。
对杨鹤天的处理，应先报请上级批准，不应先斩后奏。我以小资产阶级的所谓“正义感”“疾恶如仇”的冲动，无视党的组织律，把自己视作为党的化身，个人越权。错误是严重的。
关于一百两黄金借款问题。四六年，顾逸萍去上海生孩子，是通过她的妹妹顾莲的关系进行掩护的。年底她妹妹顾莲从上海来解放区找我，要向公家借一百两黄金做猪生意，表示愿意为公家买药品、布匹等，作为还款。顾莲的丈夫吴绍其在上海开猪行，我因顾逸萍是他家掩护的，从个人情面出发，不好推却，便找专员汪海粟商量。我想了一个所用“公私两利”的办法。当时，区党委陈丕显要我汇款给十地委做活动经费。我想先以此款借给顾家贩猪，让他周转一下，使作为汇款还给十地委。当时汪海粟同意了。（当然，这是我的责任）便由管钱的蒋诚付给顾莲，说好马上有人持条到上海取款。不久，十地委政治交通员范国荣来，我给他汇条到上海顾家取款。那知顾家贩猪折本，一时拿不出。范国荣又来根据地找我，说十地委等着这笔款子用，要我再给一百两。顾家借的一百两以后再取。同时，和我商量，能否用顾莲家做联络站。我考虑顾莲入过党，后因吃苦不下脱党的，她有家产在根据地，认为比较可靠，便由范国荣带信给顾莲，要她为党做些工作。并要倪浩堂，蒋诚又给了一百两给范带去。范去上海后，便以顾莲家为联络站。十地委金柯叛变出卖了这个联络点，金柯带特务宪兵去顾家捉人，范国荣正在顾家，由顾莲掩护逃走敌人把顾莲丈夫的哥哥、姐姐捉去南京，解放时才放出。在这时之前，顾莲又来根据地一次，是告诉我贩猪折本，一时还不起欠款的。那时我已到台北地区，使带他去到分区财经处处长刘和庚处，重新立了借据。四九年底，顾莲萍从衢州回如皋带孩子，我要他带信给如皋县委、县人委，请他们帮助向吴绍其索此欠款。吴家还不出，借了两部飞机旧引警抵偿的。
我利用职权，假公济私，为了顾个人情面，借此巨款给亲戚，还以“公私两便”的谬论为自己的错误进行掩护，使党和国家财产遭到巨大损失。在金子已借出，范国荣去上海取款当中，陈丕显当面查问我十地委汇款汇了没有时，我那时没有估计到顾莲家会因贩猪折本还不起款子，只答已汇出了，没有向他汇报具体情况。这有一个思想活动，怕暴露私心，给领导上以不良印象，出来以后，一心只想如何善其后，又没有勇气向组织汇报，承认错误。五三年整党中，有人揭发后，我只交待了顾莲借一百两的情况，对范国荣后来又取一百两的问题没有交待清楚，顾虑说了后问题会更复杂化，搞不清楚。私字当头，党和群众都不相信了。直接请县委索款，而不向当时领导人交待，向组织交待，也都是同一原因。错上加错，使错误更加严重，是我对党不忠诚，不老实的严重错误。
关于党内处分问题。五三年，我在福州市委任书记期间，犯了严重错误，受到党内警告或严重警告的处分。五六年福建省委或省监委通知江苏，宣布处分撤销。受处分的错误有三条：第一，四六年借一百两黄金给顾莲问题，这是假公济私的严重错误。第二，抗战前，我母亲将我姐姐卖给国民党一个高级军官作妾。解放战争后期，这个军官死了。淮海战役后，我找到了我母亲。福州解放后，我母亲把我姐姐叫来住在我家里。我只不理睬她，没有正确处理，包庇了反革命家属。第三，严重的骄傲自满。对省级机关和省委某些负责人不够尊重。
我再检查这一时期，我在工作中所犯的主要错误和罪行：
三九年初，灌云沦陷后，我和胡灏搞了一个几十人的游击队。为了另立局面，便幻想利用胡灏出面，用合法方式，向国民党江苏省民政厅长王公与活动，要他任胡灏为灌云县长，县常备旅长，搞所谓灰色武装，扩大力量后再公开政治面目。我用青年抗敌军团学员的名义去兴化找王公与活动，碰壁而回。这是我为了另立局面，表现自己，而不顾党的统一领导向国民党屈膝求乞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严重错误。四四年苏中党校整风学习时交代过事实，因为没有认识到有错误，没有检查过。
四一年我在如西县任县委书记时，不着重放手发动群众，主要依靠政府法令，出布告，开所谓开明士绅座谈会，和平进行减租减息。在三三制政权中，让所谓开明士绅的地主分子和地主子弟担任实职；在扩大主力时，采用招军卖马的发委任的方法，这些，都给根据地工作，党和军队的工作和崇高威信受到严重的损失，在地委扩大会上受到批判，结论是地主路线。这也是我右倾机会主义的严重错误和罪行。
二、 四六年底四七年初，解放战争初期，我在苏中一分区南线坚持斗争中，因对斗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地委，分区机关，部队和地方干部搬得过早过多，对敌军事斗争上我提出近洋击土的错误方针，过分强调了隐蔽斗争，特别是批准了如皋县委提出的，让党员混在群众中以群众面目，向敌人自首，打进铁义队组织的极为反动的措施等等，造成南线斗争的严重失利，使党和人民的事业遭到极严重的损失，并坑害了一批党员的政治生命，这是我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右倾阶级投降主义路线的极为严重的错误和罪行，四七年下半年，苏中区党委曾专门开会批判了我和地委的这个错误和罪行，结论是严重右倾。
由于我存在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工作中就累犯敌我不分，认敌为友的严重错误和罪行。靖江城解放时，我委任组织投降的大汉奸陶明德为城防副司令，让他们在人民面前耀武扬威，严重地损失了党和人民的联系和党的崇高威信。对太兴县委统战部长钱保康的投敌叛变开除党籍，一个时期怀疑他投敌是否是事实。后来证实钱是国民党，汪伪双料特务后，将他诱捕。在地委讨论如何处理时，我又提出留用的意见。虽然没有通过，都说明我右倾思想的严重。此外，还包庇管维霖，王孝祥等坏人，介绍他们工作，给他们混入革命队伍的机会。
我历史上一系列的严重错误和罪行，是我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结果。春泥文艺社时期，我把周扬等三十年代的文艺黑线当作党的路线全盘接受，一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夕，都没有觉悟到这是王明路线的产物；青年抗敌军团和在灌云活动时期，又接受了中原局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主要表现在对国民党蒋介石存在严重幻想，偏重片面搞“合法斗争”，统一战线上的阶级投降主义等等；根据地工作中，又在刘少奇、饶漱石直接影响下，推行了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些，就使我在许多重要关键时刻，推行了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犯下了许多滔天罪行。这一历史时期中，我不仅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成了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有时还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成了地主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
毛主席教导说：“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又复辟的危险性。”我是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时期回到江苏工作的，也正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异常激烈的时期。十多年来，我在许多关键时刻，又是站在刘少奇，邓小平，薄一波，江渭清，陈光之流一边，为江、陈王朝在江苏大反社会主义，大搞资本主义复辟，充当了急先锋，主要的帮凶。我是江、陈王朝在江苏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魁祸首之一。
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还未结束，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就放出了阶级斗争熄灭论。我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就立即接受了。以为阶级斗争已经过去了，今后只剩下先进和落后的矛盾了。对于毛主席的一系列教导，创造性地发展了的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伟大学说，却听不进耳。五六年，我认为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后，资产阶级消灭了，只剩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当中绝大多数是可以接受改造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谁战胜谁的问题，在我国已经解决了。认为：都是一家人了，有问题也是人民内部矛盾了。完全和刘少奇一鼻孔出气，唱的一个反动的调子。在对资产阶级分子改造上，“轻改造，重安排”，认为资本家已交出资本，只剩下一个定息的尾巴，改造得差不多了；认为资本家有所谓经营管理的经验，社会主义建设应该利用他们的经验，安排他们的实职，调动他们的所谓积极性。就这样，不抓限制、改造，不抓阶级斗争。在我分管工业六、七年中，象江苏这样工业资产阶级比较集中的地方，我从没有比较系统地抓过公私合营企业中的对资改造问题，相反，和江、陈之流一道，一再毒害基层干部，要他们向资本家学习。向大资产阶级刘国钧学习；只强调资产阶级在企业中要有职有权，而放弃监督改造。在这条右倾阶级投降主义的反动路线下，许多公私合营企业出现了合公营私的资本主义复辟极为严重的情况。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方面，我推行降低党员标准，大批吸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入党，以为这些人大都改造得差不多了，他们又多是所谓知名之士，都是建设上需要的所谓人才等等；这是在思想上政治上拜倒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脚下，在组织上执行招降纳叛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建党路线。六二年，我坚决执行了反革命两面派陶铸和陈毅广州会议的黑指示，认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已经改造好了，为他们“脱帽加冕”，说他们已经成为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了，并向他们赔礼道歉，说过去党所谓委屈他们了。我当时认为：过去几年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确是搞得太紧张了，所谓应该“松”一下，让他们讲实话，这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和资产阶级一道，攻击、污蔑伟大的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这是鼓励资产阶级及莫知识分子向党进攻，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清道，向资产阶级屈膝投降的。
一直到六五年，我还鼓吹什么阶级没有了，有阶级斗争，也只属于思想范畴；什么生产建设也是阶级斗争，是阶级斗争的继续，等等，都是我反对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伟大学说和阶级斗争伟大实践的滔天罪行。阶级斗争熄灭论，它的要害是企图在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熄灭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点燃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是灭资兴无，而是灭无兴资。我所传播，鼓吹，实行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就是这样一个极为反动的货色，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
在我分管工业期间，正是毛主席亲自制订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伟大时期，正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鞍钢宪法公布的伟大时期。可是，我和毛主席背道而驰，执行了刘少奇，邓小平，薄一波，江渭清，陈光之流，大反总路线，大反大跃进，大反人民公社，大反鞍钢宪法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大跃进中，我片面追求产值指标，大搞浮夸，干扰、破坏了多快好省的客观规律，反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毛主席在五八年九月二十一日，在南京听了江渭清汇报，当时江要不顾客观可能超额完成钢铁指标，毛主席及时指示说：“只要超过一吨就行。”可是，我在彭真、江渭清的指使下，却不顾毛主席的指示，大放所谓钢铁口放卫星，大搞浮夸虚假。说是为了不甘落后，主要还是为了表现个人的所谓才能，讨好彭真、江渭清，反对毛主席指示。为了在产值上争取工业列上全国第四位，搞大厂建设，我发动有关厅、局、地、市委到中央争项目，争投资，大搞所谓“拉郎配”，“自由恋爱”而不择手段；还大搞计划外协作，无限制权力下放，大量调动全民，集体所有的基金，所有这些，严重破坏了国家财政统一，刮了集体所有制的“共产风”，破坏了集体所有制；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统一经济计划，是发展资本主义盲目自由竞争，无政府主义的罪恶行为，都是反对毛主席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
鞍钢宪法，是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伟大宪法。是毛泽东思想对马列主义创造性的发展。可是，我却反动地认为：“经验不完全，须要补充”。把毛主席批示，只作例行公文分发了事，没有主动向旧省委提出要求讨论部署，相反，却对薄一波交代的黑指示，为七十条搞一个草案，立即泡制了一个江苏工业十二条，得到薄一波的表扬。这是歪曲，反对毛主席亲自批准的鞍钢宪法的一个大毒草，是对大跃进的反动，是对总路线的反动。也就是在我所谓“经验不完全”反动思想指使下的所谓补充。如政治挂帅，就篡改成政治挂帅和物质鼓励相结合，这是明目张胆地打着红旗反红旗，采用折衷主义形式，是修正主义的本质，是彻头彻尾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
三年困难期间，我和江渭清，陈光一道，大刮困难妖风。胡说：城市困难方才开始。攻击大跃进，胡说：没有根据客观规律办事，逆流不行，我对社会主义工业便进行了大砍杀，使社会主义工业大倒退，严重地摧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对社办工业，为了破坏人民公社所有制，反对人民公社的要求，我进行了所谓调整，制定了一刀切的黑计划，把社办工业基本砍光。对手工业、渔业，我一批一批地把大集体改变为小集体，改变为个体，直到六六年，我还为了适应农业上复辟资本主义的要求，强迫搞所谓划核算单位，搞前店后坊，强迫手工业降价等等，这都是我忠实地，创造地执行刘少奇，邓小平，薄一波，江、陈之流大反社会主义，大搞资本主义复辟的滔天罪行，后果是极为严重的。
否定三面红旗，否定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否定鞍钢宪法，就是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否定高速度建设社会主义。在这场伟大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我是站在否定、反对的一边，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
我是六三年分管农业的。这期间，我又执行了刘少奇，邓小平，谭震林，江渭清，陈光之流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生产上，资产阶级政治挂帅，农村社教上，大搞形“左”实右。
我忠实的执行了“政治要落实到生产上”的资产阶级政治挂帅的反动路线，抓指标，抓技术，抓措施，抓物质刺激；大搞所谓重奖政策，突出抓生产，业务措施，不抓农业机械化，不重视小型农田水利；在救灾工作上，或则蔑视人民疾苦，或则片面强调救济；在半耕半读农校中进行资产阶级双轨制。在科技工作中，不是依靠广大群众，特别是广大贫下中农，和在工业上不依靠广大工人阶级一样，依靠所谓技术专家，推行所谓科技领导一条鞭，把技术领导大权交给资产阶级专家，走的是资产阶级专家的反动路线。如此等等，都是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的。我还在所谓“党委抓政治，政府抓业务”的资产阶级运动分工谬论指使下，不抓毛泽东思想，不抓人的思想革命化，不抓阶级斗争。有时即使也提政治，也讲革命，但是，或则和业务并列，或则和业务混淆，还是政治要落实到生产的黑货，是反毛泽东思想，反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而是资产阶级政治挂帅的。不是什么革命的货色，而是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黑货。表面上，也学大寨，但又热衷于搞所谓江苏大寨式的样板。吃小灶，搞特殊化，目的是表现自己，为自己和江、陈王朝一小撮树碑立传，捞取政治资本的，是和毛主席教导的，农业学大寨唱对台戏的。谭震林要搞样板，我投其所好，想在这方面搞发明创造，作总结，写文章，以表现自己。后来谭震林，江渭青要利用这篇所谓经验总结反对毛主席，吹捧刘少奇，为江渭清在全国涂脂抹粉，谭震林提出，不用我的名字发表，而用江渭清的名字发表，我高兴地答应了，实际上是和做了一笔肮脏的政治交易，想吃小亏占大便宜，取得他们的好感，作为未来进身之阶的。我所强调的所谓突出政治，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反毛泽东思想的货色。
把刘少奇在工业上托拉斯的一套，运用到农业上来，在国营农场大搞资本主义托拉斯，还想在整个农业推行这个黑经验，也是我在农业上的所谓创造，得到了谭震林赏识和支持。为了执行谭震林在农业上所有制倒退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六六年我不征求有关部门的意见，强令国营拖拉机站下放集体。还主张所谓“王坊下放”，都是在社会主义所有制和社会主义企业经营管理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滔天罪行。
最后让我高呼：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1968年收麦时于金坛县朱林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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