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家史】父亲因言获罪影响了我一生

来源: nobles1234 于 2013-10-24 14:16:17 [档案]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次 (15931 bytes)

     文/感悟生活

   父亲1957年被打为右派后，失去了曾经请他出山的县委书记的保护。老家一位记恨父亲的基层干部拿着介绍信来单位要人，将父亲押回老家监督劳动。从此，父亲经历了整整20年物质生活极其贫乏、没有任何人格尊严的悲惨生活。

    父亲和当时投奔他的母亲、大姐被押回老家时，上无片瓦、下无片地。那位将我父母押回老家的干部，本来提议将父母他们发配到异姓邻村，然后借他人之手对父母斩草除根，但遭到其他一些族人的反对。一位离老家约2公里山路的同宗族人提出，可将父母交由他们那个自然村监督改造。于是，这个叫李家垅的自然村便成为父母和大姐的寄生之地，全家人在村里提供的一间破败、漏雨的旧屋中安顿下来。

    父亲是极其聪明的，他审时度势，知道悲惨的生活才刚刚开始，必须做最艰苦的长期准备。父亲在划为右派前，他的工资比当时的县委书记还要高，他将全部积蓄用于从乡亲们那里购买粮食、种子、农具、几件破旧家具、几片旧被褥、10多件旧衣服等日常生产、生活用品。在那位记恨父亲的乡村干部得到消息来抄家时，父亲差不多已经将全部积蓄花光。

    除了每月被拉去批斗、游村的几天日子，父亲就用自己购买的农具、种子，像几千年前的祖先们一样披星戴月开荒种地，依靠自己的双手养活母亲和大姐。成熟、肥沃的田地都分给了各家各户，父母只能在离家较远的贫瘠荒山上开荒种地，虽然父母日夜劳作，全家却常年过着食不果腹的日子。

    大约一年后，农村人民公社成立。就在这一年，那个记恨我父亲的族人因为贪污被处理回乡，同样享受被人管制劳动的命运。但在那个人妖颠倒、政治运动连连的恐怖年代，我父母的悲惨境遇并未因为这个仇家的失势而有丝毫的改善。

    父母很少跟我提起那时的悲惨生活，但在父母与我不多的交流和乡亲们跟我的闲聊中，我还是知道了在我出生和记事之前，父母曾经遭受过的一些非人折磨。

    比如，我父母虽然被分配做全村最劳累、最艰苦的劳作，但作为分配劳动果实的“工分”却被压得最低。比如，成分好的贫农，每天游手好闲混日子，每天记5个“工分”，父母却只能记3个或2个“工分”。除了被监督劳动，几乎每月还要被村民批斗，受尽村民中地痞流氓的凌辱；每周都要在深更半夜外去“送通知”（后有详述），多次掉进山沟里摔得不省人事，在第二天靠自己苏醒过来爬回家！

    又比如，在我二姐出生之前，母亲生了两个男孩没有存活下来，一个生下来两个月即病亡，一个两岁多因极度营养不良而夭折。这两个男孩都没有死在我父母的怀中，而是父母早上出门时还活着，但晚上回家时尸体已经冰凉。

    再比如，60年代初县里在离我老家约15公里处修一座大型水库，当时基本没有工程机械，完全依靠人海战术来完成这项大型水利工程，其中最苦最累的活全部交给全县“四类分子”。工程在天寒地冻的冬季开工，上万村民和全县2000多名“四类分子”住进临时搭建的茅草棚。村民由各村集体统一提供伙食，“四类分子” 则每周自带干粮赶往工地。每天早上5点天没亮就起床，匆匆喝完一大碗粗粮掺杂的稀饭，就由民兵押着这些“地富反坏右”去工地，中午用半小时时间在工地吃一点干粮、喝一碗热水，到晚上7点左右天黑后才收工回到工棚吃饭、休息。因为身体没有营养和热量，又没有任何防寒衣服，在如狼似虎的民兵大声喝斥中，“四类分子”们被赶到水中捞石头，结果许多人蹲下去就没有再起来！每天从冰冷的水中捞起的尸体有50多具。一个多月时间，2000多名“四类分子”只剩下800 多人，其他都埋在了水库旁边的乱坟山中！我父母即是这800多人中的幸存者。

    这场惨无人道的悲剧，至今未见任何公开的记载。惟一可以告慰这些在天之灵的是，当年残酷对待这些“四类分子”的水库所在地人民公社的武装部长，在“文革”结束后不久的1978年，即被人深夜乱刀杀死并抛尸荒野，尸体被人发现时已经全身腐烂。

    虽然父母寄居的村中族人，有少数好心人常常偷偷以粮食接济我们，但在那个疯狗的年代，父母和我们姐妹能活下来，真的只得说是奇迹！即以我本人的记忆，有几件事让我刻骨铭心，终身难忘：

    比如，在70年代后期，农村允许每家养一只猪，通常是交一只重量不少于120斤的猪给公社的供销社，就可以拿到一张白条，然后拿这个指标给另外一家杀一只猪，换得40斤猪肉。显然，交一只猪给公社换40斤猪肉的人家不合算，因为杀一只猪至少会有100多斤猪肉，养得大点的猪甚至可以杀得150多斤猪肉。公平的做法是今年交猪给公社拿白条指标的人家，明年可以拿别人家的指标来杀猪。每次村里的干部都是跟我们家这样含含糊糊地应许的，但一到年底就逼着我家把猪送去公社供销社，如果不去交就被村干部强行拉走，因为“四类分子”是没有选择的！有一年，我们家交了一只130多斤的大肥猪，说好由村里另外一家人拿我家的指标杀猪，但拖到除夕晚上那家人说他家的猪太小了不想杀，眼看着我们家交猪的白条就要白白浪费了，最后父亲只好在大年夜去跟对方商量，我们家让步只要了 15斤猪肉那家人才同意杀猪！我清楚地记得，父母为此伤心得一个晚上都在偷偷哭泣，因为他们不知道今后一年做菜的猪油从哪里来，如何养活我和大姐、二姐这几个骨瘦如柴的孩子们。至于村里杀猪分肉，总是按工分和人口计算，人家每口人有1斤肉，因为我父母“工分”被压低，我们家每口人就只有4两；又因为我们家是“四类分子”，人家分的是肉，我们家分到的是猪头骨！

    再比如，每次公社或村里开斗争大会，父母出门时总是把我们姐弟几个关在屋里，严厉警告我们不得出门。我和大姐、二姐因为极度恐惧，每次在父母出门后，都躲在角落里不敢动弹。时常父母被批斗回来，总是默默地用自己白天在山中采到的草药包扎在受伤处，然后第二天继续出工。大约在我7、8岁的那年，有次上头布置了要对“四类分子”开斗争大会，听说公社要来人指导，村里就发动地痞流氓们出主意，如何对“四类分子”狠一些，大姐这次似乎也听到一些风声。父母出门后，大姐就低声哭泣，然后我和二姐就更为恐惧了。这次母亲是被父亲深夜背回来的，大姐摸索着点亮家中煤油灯的时间，我和大姐、二姐不约而同“哇”的一声大哭了起来，因为被父亲放在床上的母亲已经成了一个血人，不省人事了！父亲当时厉声喝止我们哭泣，说母亲只是回来的路上摔了，没有生命危险，死不了，让我们放心。第二天，我们从参加我父母批斗会的同村小孩得意洋洋的讲述中，知道了母亲受伤的真实内幕。村里的年轻人在批斗会现场，将白天从山中砍来的大楠竹从中劈开，让穿着单薄破衣的父母跪在半边大楠竹上，很快锋利无比的竹子边缘就割开了父母的皮肉。看着我父母的鲜血沿着竹子汩汩流淌，那些批斗者边高声喊着革命口号，边朝我父母脸上吐口水。母亲因为疼痛难忍，又受此羞辱，突然爬起来去撞墙自杀。因为被村民拉住自杀未成，他们就将我母亲吊起来，然后用竹条抽打，直到我母亲完全昏死过去！这次我母亲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才下地，期间多处伤口溃烂，完全依靠父亲从集体干活收工后，再到山中采集些草药，然后给母亲清洗伤口敷上这些草药，基本上就靠自身免疫力慢慢愈合，可以说是九死一生。

    因为有大量这样的痛苦记忆，后来我出来工作后对家乡人就极少照顾。在我有一定权力时曾经帮过许多人，基本上就是报答那些黑暗岁月中帮助过我们家的人，或者是亲戚朋友，对于那些曾经残酷迫害过我父母的人，无论他们后来对我多么虚情假意，我一概虚与委蛇，即使我有能力也从不帮他们或他们的后人办事。我也听到老家乡亲中有人对我很有些抱怨，认为我不认乡情，我听到后总是回应说我只能尽力而为，比如家乡安装自来水、修公路等公益事业我也是热心帮助的。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10月份“四人帮”被抓。绝大多数老知识分子从此脱离苦海，获得新生。没想到，一生小心翼翼、20年身处穷乡僻壤中的父亲，深夜一言不慎，再次落入万劫不复之地！

    父亲的这次失言，发生在他跟另外一位“四类分子”深夜“送通知”的路上。所谓“送通知”就是将公社或大队的开会通知，在收工后由“四类分子”送到各个自然村。这实际上成为大队干部折磨“四类分子”的一种手段，因为一个大队有10多个自然村，散落在方圆10多公里的山区，至于将公社的“通知”送到相邻大队则距离更远，最远的有20多公里。送一趟“通知”，短途赶路半夜才能回家，长途则天亮才能回家，第二天还要继续出工干活，否则就会被村里组织批斗！山路崎岖，又无手电等照明设备，有些“四类分子”就在“送通知”时不慎坠落山崖，如果天亮还未回家，十有八九就摔死在“送通知”的路上。有时父母被同时派去“送通知”，我和姐姐、妹妹就只能恐惧地瞪大眼睛，坐等父母回家才会睡着，但为了不让父母担心，在父母回家时我们总是假装已经睡着，也因此我小学的老师们至今还记得我上课时总是睡着不醒，因为我实在太困了。

    1976年10底，“四人帮”被抓的消息已经传到了我们那个偏僻的乡村。一天晚上，父亲与另外一名“四类分子”深夜一起“送通知”。两人聊起“四人帮”被抓的事，那人问我父亲：“浩哥（父亲字先浩），您认为‘四人帮’被抓真的是反对毛主席么？”我父亲说：“江青是毛主席老婆，其他三个都是毛主席一手提拨的，他们都是毛主席最亲信的人。华国锋则是毛主席亲自指定的接班人，也不可能反对毛主席路线。依我看，这是权力斗争，而不是路线斗争。”

    没想到，第二天这个人跟人闲聊，提到我父亲上面的观点，当天晚上就被人举报。两天后，没有任何征兆，我父亲突然被一伙持枪的公社民兵从种地的田间地头押走；第二天，县公安局来人对我父亲以现行反革命罪执行逮捕。当时我正读小学四年级，12周岁不到。5年级的同学参加了我父亲的公捕大会，他们一回校就围着我吐口水，有人对我拳脚相加，一边打一边骂我是现行反革命狗崽子！

    我脸青鼻肿地回到家里，母亲对我跟姐姐、妹妹说：“你们父亲不在了，以后的日子就靠我们自己了。明年开春我们就断粮了，到时我去找你们舅舅接济些。我不知道是否能养活你们。如果实在活不下去了，我就将你们分别送人。谁能养活你们，你们就跟谁走。”那时大姐已经嫁给另外一个地主子弟，生活也是非常困难，惟一指望的只有舅舅的接济。当时我们都感受到了死亡的恐惧。我跟二姐、妹妹哭成一团，都跪着向母亲求饶，说：“我们不要送人，愿意跟母亲在一起，死就死在一起。”母亲说：“既然你们都不同意送人，那从今住后你们要准备跟我一起吃苦了。”

    大约一年后，我们收到了父亲从十分遥远的湖北沙洋农场寄来的信件，这才知道父亲以反革命罪被判了15年有期徒刑，已经在那里服刑有半年多。我母亲说：“你父亲现在是53岁，他浑身是病，不可能再活15 年，今生我们是见不到他了。”回忆起来，尽管父亲非常非常地爱我们，但当时我们对父亲并没有多少亲情上的留恋，甚至因为父亲是反革命而感到十分羞愧，在父亲坐牢的那几年我们极少提及父亲，就像从来没有父亲这个人一样，更多地是顾虑如何能够活下去不被饿死。

    好在父亲坐牢后，村里人怕我们饿死，不再限制母亲到娘家走动，之前则是受到严格限制的，我们立即得到了舅舅及母亲娘家其他亲戚的有力接济，我们每月到舅舅家去运粮食，因此一家人能勉强度日。随后，政策日益宽松，我和二姐两人想方设法为在放学、放假时为家里“搞副业”赚钱养家。所谓“搞副业”，就是上山挖药材或就地取材编织一些简单工艺品、家庭用具、建筑材料向供销社出售。因为我跟姐姐特别能吃苦，又心灵手巧，因此总能赚些钱来贴补家用，主要就是买食盐和交学费。

    父亲这次因言获罪，对我一生影响十分巨大！

    父亲的遭遇让我极度自卑，甚至一度不敢与人正常交流。我这个原先的“四类分子”子弟，本来就经常受到同龄人的欺负，如今作为反革命黑崽子，不但经常受到同学的羞辱，还经常被一个革命警觉极高的数学老师体罚，甚至有段时间校长不时在早操时，故意在全校师生面前把我拎出来莫明其妙地训斥。从我小学四年级父亲被捕到初中毕业这段时间，我每天生活在动辄得咎的恐惧之中，从不敢抬头看人。这种极度恐惧的情形，到高中离开村子后才慢慢平复。直至我后来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学教书后，当了整整4年老师再考上研究生，我又刻意花了差不多3年时间，才慢慢学会了自信，学会在大庭广众之下侃侃而谈。如果不是4年教师经历，逼着我走上讲台，不得不面对台下听众授业解惑，我极可能成为一个极度自卑的人，不知道如何与人正常交流。

    父亲的遭遇让我错失了小升初、初升高、考大学三次重要的正常上升机会，几乎毁了我的一生。

    父亲被抓后过了一年多时间，我从小学毕业，尽管因我晚上经常恐惧地等待父母回家而不敢睡觉，因而白天上课时经常迷迷糊糊地睡着，但当年小升初考试时，我还是考出了全公社成绩第一。万没想到的是，尽管当时高考已经恢复，全国已经开始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但在我们那个穷乡僻壤的地方，当时的公社中学还是不录取我这个反革命分子子弟。最后，我只得在村里刚刚开办的初中部读书。这所刚刚开办的初中部一共只有20多个学生，所有老师都是原来的小学老师，本身都是文革时的高中和初中毕业水平，数理化老师自己连课本都看不懂！

    父母虽然固执地认为读书非常重要，但由于他们每天疲于奔命，从未对我进行过学习辅导。父亲坐牢后，家庭生活压力转嫁到母亲一个人身上。母亲虽然受到较好的国文教育，但数理化水平十分有限，而且她当时白天黑夜拼命种地，晚上回家还要做饭、做家务，根本没有任何精力辅导我的学习。尽管如此，两年后的1979年，当我从这所仅仅存活了两年的村办初中毕业时，几乎完全依靠自学，我又考了全县前10名的好成绩。同样地，全县惟一有希望考取大学的县一中拒绝录取我这个反革命子弟，我被发配到邻近一所乡镇中学读书。

    庆幸在我考上高中半年后，父亲申诉成功，拿到有罪的免于刑事处分改判通知获释回家。父亲回家后很快了解到了我的学习情况，他对我寄予厚望，一边为自己恢复工作继续申诉，一边利用过去的人脉关系为我插班到县一中读书讨公道。在乡镇中学读完高一后，县一中举办了一次全县范围的插班考试，我以第一名成绩挤进10名插班生名额。当时高中为两年制，为准备高考，县一中在高一阶段完成了差不多五分之三的高中课程，而我就读的乡镇中学没有高考压力，只上完了三分之一的高中课程。我记得高二时每月有一次摸底考试，我的成绩由班中45名左右一点点往上升（每班50人），基本上依靠自学，半年时间我就到了班上前5位，把拉下的课程除英语外全部赶上了。半年后高考，我考了全县第8名。但由于填报志愿运气不佳，进了一所三流师范学院。

    当时，几乎所有老师都建议我复读一年，有两位老师是我父亲过去的部下，甚至拍着胸膛对我父亲说，如果我复读一年，一定可以考取清华、北大。但因为家里实在困难，我一心想着早点出来工作帮助父母，我就安慰父母说，三流大学毕业了考研究生将来也一样。没想到，我毕业后被分配回家乡县一中，由于当时大学生极少，家乡师资又极缺乏，县教育部门就一直阻拦我考研究生，直至4年后我带着三个高中毕业班中途闹起罢课才被迫允许我报考一次。这一次成功，终于弥补了以前三次升学的重大缺憾，说起来真是万幸！

    父亲虽然一直申诉，但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写给中央部门和国家领导人的信件全部被转回到县里，他每个月都去县城上访，在信访办、组织部、教委和法院等多个部门之间转圈圈。直到我大学毕业，一次学生家访中，我发现自己担任班主任的一名学生家长原来就是县法院院长。我多次上门去求这位学生家长帮忙，这位李姓院长才答应受理父亲的申诉，很快父亲改判无罪，然后由组织部发文恢复了父亲的工作和待遇。当初我刚刚20岁出头，身为教师，却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低三下四地去求助于一位官架子十足的官员，这对我本来脆弱的自尊心又是极大的伤害。这个经历，使得我一生都不愿意求人办事，因此也少了一些溜须拍马的本事。

    尽管父亲因言获罪的遭遇对我一生有许多负面的巨大影响，但无疑对我的世界观、价值观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正面作用。正是父母一生的悲惨遭遇，使我对专制制度、文革体制深恶痛绝。我总是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和著文写作，严厉抨击专制制度和文革体制的罪恶，坚决反对因为意识形态不同罗织罪名、迫害政治异议人士，呼吁中国建立民主、法治的开明制度，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父母的遭遇，甚至影响到了我对儿女的教育。正是出于对中国将来复辟文革的恐惧，我把学业十分优秀、完全有希望被清华、北大提前录取的大儿子果断送去了美国读书；如果中国不能成功实现社会制度转型，将来我还会把聪明、伶俐的小儿子同样送到美国去读书，并且我不希望他们学成归来。我不希望自己的子孙像父辈那样整天生活在恐惧之中，甚至因为他们表达内心朴素的人性言论，而遭遇祖辈那样惨无人道的折磨。我不指望他们会有多大的出息，但希望子孙永远平安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