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上海街边的书报摊，其中有不少美国时代杂志
“民国热”兴起多年，有人说这样的“追捧”更多的不是怀旧，而是寻找——一种路径依赖。
任 何一个时代都有一个时代的欢喜与无奈，任何一个个体都有他感知时代的体悟。就“民国”而言，很显然，属于文化人的记忆被生生地分割成两个部分，至于哪一部 分更贴近于真实，恐怕永远也没有最终答案。当媒体语境遭遇千千万万普通民众的记忆时，“民国热”显得单薄又冷僻。可是，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天下无新 事”。作为历史的“民国”若被拿来照见我们当下的现实和问题，未必不是一面好的“镜子”。
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文章是柯伟林教授的一篇文章。已做删节。
民国时代的国际化成就
庸置言，民国时代的中国历史是由它的对外关系的性质所界定、塑造、并且最终必依此来解释的。对于民国时代，寻求某种有特色的“中国中心”的历史表述未必恰 是好处，因为这一时代的所有大事都具有国际层面的影响。民国时代，是以两个“新中国”的创立为界的：1912年的民国和1949年的人民共和国。二者的成 形都受到国际上各类动机的制约，而二者政府之差异则显示了国际各种影响的增强。
民国时代的对外关系，一言以蔽之，可谓无所不闯入、 无地不渗穿、无处不盛行，如德国人所言：“彻底穿透”于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在高层外交领域里，中国的国家政权手段界定和维护了新的民族国家的版图。“中 国”──1912年以前实在只是一个地理的而非政治的称谓──摆脱了受“列强”监护的地位（如果不说是半殖民地），恢复了晚清时被严重限制了的主权和自治 权，自己上升而成为一强权。
这一时代最瞩目之事是试图按国际范畴自觉彻底地检讨中国文化，尤其是政治文化。每届政府都从国际上所认 同的种种“主义”中寻求合法性，从立宪主义到共产主义不一而足。而这一时代最让人迷惘之事，则是在民国末年，西方在中国之存在竟然消失得如此迅速与荡然无 存，如果消失最终只是暂时的话。
外交：从崩溃的帝国到强权
与 其它领域相比，外交史研究如此缺少活力，相当令人遗憾，因为民国时代的中国外交从它毫不起眼的弱小地位取得了惊人的成就。1912年的民国政 府继承的不是人们说的历史的中国，而是大清国，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庞大清帝国，涵盖了满洲、蒙古、东土耳其斯坦和西藏。没有哪个中华帝国像满人的清帝国一 样如此广袤与长久。然而在二十世纪头十年里，到处都是帝国崩溃的征兆。但民国时代让人惊讶的事实是，这块空间不仅被重新界定为“中国人的”和中国的神圣国 土，而且在外交上亦被如此维护，以致于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基本上还与清代的一样，只是去掉了外蒙古。清朝消失了，但帝国还在。更确切地说，帝国成为 中华民族国家的基础。这或许是民国外交最大的成就。
维护国界
维 护民国漫长的、军事上无法防御的国界的任务，主要落在负荷沉重、但却常富于创意、并总是顽强不屈的外交上。至1945年，除了外蒙古以外，清帝国的所有边 疆都已经恢复。在这些被恢复的边界地区，外国的影响比1911年大大减弱；苏联在新疆和满洲的居 住权也将在十年之内消失。民国还超越了1911年的边界，对清政府1895年割与日本的台湾重新行使主权。在满清最边远的地带，中国外交的坚韧、执着以及 全面的成功，或许可以解释为甚么人民共和国毫不动摇地要再次恢复台湾领土，纵然它一分钟也没有治理过台湾。
内部国界
民 国时期中国外交一个更为一贯的目标，是恢复在中国本土的主权。1949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时候，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人民共和国与民国不同，它继承了 一个无须面对政府辖外之洋人租界的国家，其中更没有使外国人免于中国法律约束的治外法权制度。这不是自动发生的，而是坚定地清除帝国主义政治残余的结果。
当 然国内主权的恢复，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际环境。中外政府把民国看成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共识，有助于中国的边界政策。正如十九世纪帝国主义列强对清帝国的 领土完整给予口头支持时一样──部分是避免他们自己为之争吵──外国列强深信新的中华民国若分裂而非统一只会造成更大的麻烦。当中华民族国家自我建立之 时，它的力争内部自主得益于当时的国际大趋势：在国际强权政治中欧洲的辉煌已开始终结。再看1927年：英国放弃汉口不仅告诉了中国民族革命者而且也告诉 了西方人西方势力在中国的衰落。
人们广泛地阅读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之后，可能仍不知道中国曾加入其中。但无论中国在徐国琦所谓 的民国“无知年代”里经历有多痛苦，它加入这场战争乃是其对外关系的主要转折点。如张永进所阐明，民国在其1918-1920 年外交中第一次自觉地进入“国际社会”，并同意遵守理论上约束国际行为的条例和规范。中国成了国际联盟“宇内合作”（借用凯欧汉Robert Keohane的说法）的积极份子。但国联在执行其法度上之无能，反过来增强了民国以独立的外交争取自己利益的意愿。中国后来在1931年满洲危机中对国 联之无能更感切肤之痛。但在两次大战之间，民国是以其外交实践而非外交理念使中国得以首次与列强单个地而不是整体地打交道，而由此所形成的双边互惠关系则 是1928-1931 年间条约修改成功的首要因素，并在日后导致了近代中国的第一批重要的国际结盟或联盟。
盟友与敌人
随 着与日本关系加剧紧张，结盟在整个民国期间成了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并于1937-1945 年的抗日战争中达到了高潮。中国的生存与最后的胜利取决于在瞬息万变的国际环境中找到支持者和盟友。国民党政府1927年后动作迅速，从中国被列强联合盘 剥的时代，跃入与世界三大最强国德国、苏联和美国结有重要经济和战略联系的时代，以抵御第四强日本。按英国外交部的评价，1927年的中国仍是“一潭稀 泥”；但到了1945年中国已成为一个强国，全球力量平衡的重要砝码，同盟国胜利的重要因素。这回，中国在同盟国中的角色与一次大战时不同，是合作者而不 是乞求者。的确，此时的中国已正式成为一个“世界大国”。这个地位是以它在战争中和外交上的表现而获得的，并为它在新联合国安理会中的常任席位所确认。
在与德国的交往中，南京政府开启了近代中国的第一个基于平等互利原则和实践之上的合作关系。这一关系建立在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的联系上，在许多方面都是民国期间最成功的，并可以说赋予了中国在中日战争的初期藉以生存的军工能力。
对外关系的内部化
界 定和维护中国人的“祖国”是在国内无法避免的国际化环境中进行的。国际化的具体标志在城巿里最为明显，尤其在条约口岸：柏油马路、电灯、公 园、大多放映着好莱坞片子的大影院，更不必说居住在那里的成千上万外国人了。但国际化也将随着以外国资本铺设的铁路而穿越大地；随泛美和汉莎引入并与中国 政府合伙的民航而飞升天空，并随军队──着西式军服，荷进口枪弹，听令于挂满入时勋徽肩章的将军，受训于接踵相继的外国军事顾问──而行进到任何地方。甚 至远山僻壤也会在一夜之间被国际经济力量改变。
政治样板
从 整体来看，以上所言也适用于政治标准。民国时期，可能除了张勋1916年策划的政府外，没有一届政府相信复辟大清国能解决中国二十世纪的各种危机。将一整 套新的社会集团──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知识界和常备职业军人──整合到一个民族国家的新结构里，这种大任在中国政治史上绝无先例。这是不停地进行各种政 治形式实验的一个时代，或者确切说，一个世纪，但没有一种是土生土长的：1912-1913 年的议会共和；1913-1916 年的军事独裁；1916年的君主立宪图谋；还有最经久的列宁主义党国。
从1924年至今，党国是中国政治的中心舞台。虽然大部分学 术文献着墨于共产党种型──即苏绍智所谓的“中国特色的党治”──但党国的思想谱系从列宁到斯大林、再到国共两家换任换代的领袖群却是一脉相承的。正是在 苏联的循导下，孙中山撰造了“以党治国”的理念。并且绝非偶然，国民党为南京新都 ──一座将仿形巴黎和华盛顿的国际性都巿──设计蓝图时，国民政府的建筑结构俨然就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翻版：一个结合北京天坛和美国国会大厦最显着特征的 建筑奇观。到了30年代，努力“党化”政治生活甚至文化生活成了国民党政权的第二生命。
军事理念
最 后让我们看一下中国党国政治的政绩与一种更为历久不衰的外国影响的关联：近代军事理念──它已成为近代中国政治的一个恒久部分。二十世纪上半叶，当国民党 和共产党皆以武力取得政权时，中国是西方军械军火在世界上最大的巿场。它比世界其它任何一个地方都有更多的兵役、更长的役期。更说 到点子上：西方军事理念（苏联的、德国的和美国的国家形式）无疑是西方对中国单一最成功的文化输出。可能至今还是。
不用老外教，中 国人也会打仗或使用暴力。中国的战争能力早已令人“敬畏”。不同的是，自晚清袁世凯训练国家的新军开始，一支支常备、职业化军事力量的建制常可与它的国外 军事组织具体楷模相媲美。1924-1926 年苏联顾问在广东训练的政治化武装，1927-1938 年普鲁士德国式训导的蒋介石中央军，还有在抗战中先后由俄国人和美国人担任顾问的几支军队，都是一些范例。
重新解读中国政治史的成 就证明了：内部或外部的安全问题总是中共的政治议事日程的首选；军人政治家如何以“兼职”在中共党政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政中起到核心作用；军方的价值观念 如何从众多观念中挤出来而成为政治运动的源泉；经济的优先项目又是怎样在国防战略基础之上制订。所有这些亦完全适用于国民党政权，它将一个我所称之为“民 族安全的国政”遗赠给共产党人，包括一个首先是为国防的庞大国有工业部门和军事─经济 一体化力量的创造性。
文化和经济的国际主义与国际化
民 国时代最醒目的标志是与外国人在文化和经济上接触的广度与深度。可能正 是在这些领域里，中国最深地溶入了国际上各种活动之中。首先是与外部有亲身关系的更多的可能性：在海外生活、工作、学习的亲戚。他们从东南亚、北美、西 欧、中欧、苏联、日本写信、寄钱回来，偶尔还回家。
传教士
旅 居海外的中国人有他们的经历，旅居中国的西方人亦然。中国在其近代史上从没有如此开放过，如此举足可及，甚至对最大的流氓们亦不例外。用传奇大流氓林肯自 己的话说，这是“一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冒险”，不然他哪里能发迹？这个做过英国圣公会牧师和国会议员的匈牙利犹太佬，在1921年揣着一兜子计划到中国 “把这个国家发展成一个第一流的陆上和海上强权”之前，就已因在三个国家从事间谍与煽动活动而遭到通缉了。他成了北洋军阀时代里三位 大军事家的首席军事顾问，包括吴佩孚，代表他们进行庞大的军备和工业交易谈判。只是在国民党统一中国后，他才退隐坐禅，在南京附近的一座庙里做起了和尚。 但他巡游的冲动又把他送回欧洲去做“佛教布道僧”，而在那里他因欺诈而被捕。
传教中较为世俗的活动，在近来一些有关基督教青年会 在中国的历史的著作中──包括小说──受到了关注。按艾卡特的说法，甚至医生也算是“文化传教士”。技术传教士──如果可以用这个词──是斯特罗斯对美国 农业专家在中国的工作批判性阐述中的主题，而陈意新则显示了农业合作社的种种国际模式如何在民国时代通过传教士的介绍而被内部化。
军 事顾问和雇佣军人一直是另一种的文化牵线人──我们不可以考虑“军事传教士”这个委婉说法吗？就中美关系来说，人们的注意力几乎全集中在40 年代史迪威和魏德迈使团的高层政治活动，往往还带着很强的党派眼光。然而归根结柢更为有趣的则是这些使团制度史，尤其是把它们与早期国民革命运动的苏俄使 团制度史相比较，或与1928 – 1938 年间国民党政府的德国军事顾问团制度史相比较。德国军事顾问团近年来一直是详细研究的对象，不仅它的领导权，还有它的组织、制度文化和它在军事、经济、意 识形态与政治事务一大圈的影响。我们亦从中得到材料来评价顾问和主人间个人的、近乎师生的关系，如像蒋介石与他第一任亦是最信任的德国顾问鲍威尔的相互影 响。我们也了解那些传授给了整整一代中国军官的课程，它竟如此跟得上时代地来了一门必修课：“种族对政治的影响”。
教育
当 中国为一批世界性的、各色各样的高等学府提供校舍时，国际教育最广泛的影响应该存在于官方范围之外──有时是因为某一外国在政治上有意地广泛资助各类文化 事业，但更普遍则是因为中国青年人齐聚在中国的国际教育机构里，身处于一个开头不是太协调、但却充满活力的教育交流时代。
然而颇具 讽刺的是，30年代高等教育逐渐被取回到中国国家控制之下也是基于国联的国际知识合作项目的一个委员会的“国际性”指导，至少被其首肯。这个以其领导人、 前普鲁士教育大臣贝克命名的“贝克委员会”，描述了中国教育的组织混乱（不知甚么理由它归咎于美国人）。它决意强化国家对各类教育事务的控制；将国立大学 体制在地理布局和财政方面合理化；并建立全国范围的入学考试制度──其中允许官方干预某些特殊学科的录取。其结果是在“权威主义知识 观”的基础上将中国的高等教育重组、集权化、最终国家化。该观念为国民党政权所认同，且被毫不失时地大力贯彻。就学科而言，30年代初的这些改革标志着中 国高等教育中重点发展科目的一次根本的、至今尚为永久性的改观。人文学和社会科学不再优先，招生开始受限，以利于自然科学、数学和工程学科。
最 大的国际学校根本就是众条约口岸：学识、聚会和民族主义冲突的多元文化竞技场。二十世纪前期，它们是近代经济生长的中心，中国人和外国人相聚的要地（更不 用说来自不同地区的中国人了）。它们是滋生有国际联系的新社会阶级的最惹人注目的土壤。它们的盛期恰逢中国资本主义的第一个“黄金时代”；见证了中国第一 次也是最后一次独立的工人运动的发生、以及一个国际取向的、与政府鲜有搭界的知识分子群的兴起。正是在这里，我们有了民国“民间”对外关系领 域最好的范例。
商业
图：三十年代的在茶楼吃点心的上海女性
可 以肯定，对于任何中国工商史的新作、中外经济合作与竞争类型的新研究、或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在国际背景中长期段发展的新探讨，把在华外国人史考虑在内是必不 可少的。正如白吉尔令人信服地指出，区分“民族”和“买办”资产阶级毫无意义：所有重要的工商业皆有不可或缺的国际联，纵使它们几乎全有民族主义的老板。 同样毫无意义的是将经济国际化的讨论仅限于条约口岸。如果我们引证劳斯基的发现，那么民国时代经济成长的活力则是激活于并远远超出于条约口岸和城巿地区。 劳斯基分析了1912- 1937年间国民经济持续性经济增长的规律，发现它“植根于外贸的增长”。
同样的说法亦可解释民国下半期 国有经济部门的迅速膨胀。中国国家资本主义是基于与外国公司和政府的合伙以及外国的技术援助才发展起来，并且也只能如此才发展起来。为民航提供了资金的合 资企业是如此，外国参与的国家铁路网扩建是如此，中国第一家汽车制造厂的建立是如此，并且最令人注目的是，日后成为晚期国民党和早期共产党政权经济核心的 国家重工业部门的创建也还是如此。那些掌管着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工程技术人员和计划人员大多曾在国外接受了训练， 或被派去国外与合作的公司或政府一道工作。后来，国民政府在战时转移到四川时，他们证明能够熟巧地应对当地困难的环境，尽管他们的计划和训练是基于已艺术 化了的技术水准和与最发达工业经济的长期联系。到了民国晚期，国家掌握了中国总工业资本的三分之二强，这不仅是国家化的结果，也是国际化的结果。千真万 确，这是孙中山在为中华民国规划实业蓝图时曾说过的“中国的国际化发展”的结果。
作者：柯伟林（哈佛大学中国研究讲座教授、商学院兼任教授、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基金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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