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关食品安全的问题都异常敏感，一旦查明禽流感源自的场所，活蹦乱跳的鸡也得掩埋焚烧掉。如今，生活质量高了，别说死鸡，即便涉嫌有病的鸡都不能吃。
然而，我小的时候，能吃上瘟鸡，却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幸福感。
那时村里没有健全的禽畜防疫机制，禽畜成批死亡是常有的事。染上瘟疫的鸡，村里人称发瘟鸡；染上瘟疫的猪则称发瘟猪。瘟疫传染很快，一只鸡 患上鸡瘟，全家的鸡就会先后死去，很快蔓延至全村。发瘟猪亦如此。不论死鸡、死鸭，还是死猪，村民们都舍不得扔掉。听说哪家的猪死了，村里人纷纷前往购 买。上世纪50年代前期，墟镇上的好猪肉五六角钱一斤，相当于一担柴火的价钱。上山砍柴，再挑到墟镇去卖，折腾一天的收获，相当于一斤猪肉的价钱。发瘟猪 肉一斤才一角钱，一担柴可以买上好几斤猪肉了。
有些发瘟猪一眼就可看到猪皮上的斑斑红点，也没有多少人会在意。村民虽穷，但有一样不缺，就是家家户户都有用大缸腌制的酸菜，家徒四壁者也不缺。将 猪肉与酸莱放在一起煲得滚瓜烂熟，具有酸菜不酸、猪肉酸中带甘的口感。家里的发瘟鸡也如法炮制。对平常很少沾荤腥的人来说，味道好极了。小时候不懂事，猪 死了、鸡死了，还会高兴一阵子。
上大学之后，在学校里生活有保障，不可能吃发瘟的禽畜了。想不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又给了我一次机会。
（资料图：文革期间，居民吃“忆苦饭”。图片来源于网络。）
那是1968年七八月间，在“最高指示”的号令下工人宣传队进驻了学校。几个月的“消除派性”“整顿纪律”的教育之后，工宣队组织学生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和班上的同学来到了英德县横石塘公社共耕大队新丰生产队，与贫下中农“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
这是一个小山村，主要种植水稻、番薯，村民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每餐以喝稀饭为主。“三同”户桂哥、桂嫂对我很好，想办法要让我吃饱，有一 点好吃的东西总忘不了我。家里每天都煮一些番薯放在桌上，吃了番薯再喝稀饭，也就饱了。放工回来饿了，可随便抓起番薯来吃。每隔一两天就能吃上一顿干饭。 邻居悄悄告诉我：“你来了之后，吃干饭的次数比以前多了。”这怎么行？口粮是固定的，打乱了定量计划他们以后会挨饿的。
我对桂哥说：“工宣队再三要求我们一定要与贫下中农同甘共苦，老老实实接受再教育，不能闹特殊。你还是按家里的规矩办吧！”桂哥却深情地说：“范同志，你们能来这里就算看得起我们穷人了。再穷，也不能饿着你们这些有文化的人。何况你交的粮票比我们的定量还高哩！”
在“文革”的急风暴雨中，开骂“臭老九”的就是“大知识分子”姚文元；而在宁静的山村，对我们充满温情和厚爱的却是文化不高的普通百姓。
有一次，我到外地开会，回到“三同户”家已是晚饭时分。桂哥见我回来就说：“范同志，今晚加点菜，吃米饭。”边说边将煮好的稀饭往猪槽里 倒，我阻止都来不及了。原来，他家养的一只鸭已死好几天了，一家人舍不得吃，非要等我回来共同享用。虽然已作风干处理，但还是担心放久了会变味。
桂哥说，一定要吃干饭，鸭肉吃起来才更有滋味。鸭肉斩成小块，用姜、大蒜头、生葱一起煎炒。“三同”以来，已有些时日未吃肉了，闻着香喷喷的鸭肉，馋得不行，但桂哥一家也难得开荤，我还是保持少吃的节奏。桂哥、桂嫂见状却轮番给我夹肉，我也津津有味吃起来了。
在桂哥家“三同”了个把月，未见他对我有过什么“苦口婆心”的“再教育”，却让我感受到他对“文化人”的尊重。在那“臭老九”骂声不绝的年代，那一点一滴的细微的尊重足以温暖知识分子曾受过伤害的心。
终于我又回头去看他了。桂哥桂嫂虽然家境看上去也不是很好，但日子比以前好过了许多，依然未变的还是那份真情。桂嫂抓起自己养的土鸡要招待我，当然是活鸡。我在镇里已设了饭局，我对她说：“我下次来，一定留下来吃饭。”
真的！我还要回去探望桂哥桂嫂。因为，45年前的那顿美餐至今仍深深印在我心中，那是特殊年代传递的特殊的真情、特殊的爱。
（责任编辑：余江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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