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曾警告杨尚昆：邓小平是个过河拆桥的人
2013-09-09 14:16:54 雷雨
作者：雷雨 一级作家,出版人,出版专着多部,刚出版《折角的页码》,撰有「诗人帝王」、「吴梅村」、「龚自珍」、「翁同和」等。
耀邦在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于1980年—1987年，成为中共总书记。他年纪很小，就参加红军长征，周恩来等领导多次劝他留下，但他拒绝了；抗日战争胜利后，历任冀察辽军区代理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察冀军区第四纵队、第三纵队政治委员，参加保卫张家口、解放石家庄等战役；后调任第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参加领导了解放太原、宝鸡等战役。由于他是政工出身，加个子小，许多将领不服气他，所以他在国共内战中，经常冲在第一线，贴身警卫都阻止不住他。这几个史实，说明他气盛而不服输，为人比较倔强，这也是他在文革中被打成右派，冷藏了很长时间；万事都有两面性，也因此邓小平提拔重用他。
据海外流传的史料描述，胡耀邦被强迫退下来后，曾向国家主席杨尚昆透露，“1976年4月5日，发生的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反对“四人帮”的群众性纪念周总理，其实是邓小平命令手下们（包括胡耀邦），到北京市各大工矿企业暗中鼓动的结果，希望以纪念周总理为由，反对四人帮。谁知群众性事件最后发展到，把矛头指向毛泽东，直接导致毛泽东下令镇压”。胡耀邦因此劝告杨尚昆主席，邓小平是个过河拆桥的人，自己为邓小平立下汗马功劳，仍然被他弃之不用。
1976年周恩来去世后，母亲所在的单位，也是一片肃哀，这天早晨，母亲带（儿童）李扬到单位，看到人们议论纷纷，原来有个职工主动带白花和周恩来像章到单位，大家赶紧劝说他，大意是单位领导接到命令，要严防坏人趁机闹事，清查公开悼念周总理的人，不许任何单位和个人开展任何形式的纪念活动。那个职工在大家的好心劝说、惊恐提醒下，白花扔了，并找了块石头，把周恩来纪念章砸毁了。当时许多城市，都暗中贩卖周恩来纪念章，被各地政治部门、情报组织、各级（文化大）革（命）委（员）会明察暗访，坚决打击，据称这是来自中共中央的红头文件。
回头再来分析胡耀邦的委屈和不满。为什么邓小平决定拿下胡耀邦？最主要的原因，不是许多领导要求他下台，而是他的心直口快，得罪了许多领导，尤其得罪了邓小平。被禁出版的官方《胡耀邦传》透露，1986年5月，邓小平约胡耀邦到家中谈论中共十三大人事安排。胡耀邦说：
“我已年过七十了，十三大一定要下来。”邓小平说：“我、陈云、先念都全下，你要下就半下，不再当总书记，而再当一届军委主席或国家主席，到时候再说。”
同年8月22日，邓小平过八十一岁生日，在北戴河摆了几桌酒席，表示在两年后的中共十三大上全退。胡耀邦与香港记者陆铿交谈时，将邓要退休的消息透露了，引起轩然大波。同年10月，胡耀邦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表讲话，老调重谈，根本没想到对邓小平造成一次又一次伤害；邓小平初期强压怒火，毕竟自己谦虚了一下，表示要退休的，但邓的铁杆盟友，中共元老王震却被激怒，说：
“你们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权威，承认不承认小平是我们党的最高权威。”
从此，越来越多的政治元老和中央领导们，开始批评胡耀邦，讨好邓小平；当时的政治环境决定，邓小平彻底退休，中共高层会群雄逐鹿，到时鹿死谁手还未可知，天下却会大乱。89年陆四事件即是逐鹿结果。
心直口快的胡耀邦，往往说话时不经过思考，出口伤人，越来越多的领导和元老，被他得罪。例如王震与胡耀邦交恶，就不止一事了，都是胡伤王在前。也是在这次采访中，名记者陆铿问：
“王震先生三月到美国走了趟，他是你的浏阳老乡吧？”
胡：“是的，不过他是北乡的，我是南乡的。”
陆：“呵！那是南北唿应。”
胡：“也可能是南辕北辙。”
此事传出，王震如何反应，可想而知。另一事，可能发生的更早，当初胡耀邦协助邓小平，斗倒华国锋势力时，得到了王震的大力配合，但当胡耀邦被告知，提名王震为政治局委员，胡耀邦不同意，他说他和王震都是湖南同乡，而且还是小同乡，容易给人把柄，不严肃。这次关于胡耀邦、王震的传闻，直到八十年代初期才让王震知道，王震知道以后非常生气，他说：
“为什么我当选就不严肃了？难道否定毛主席就严肃了？支持自由化就严肃了？”
所以胡耀邦在下台前，大多数领导和元老，都批判他、要求他下台，和他说话伤人有主要关系，什么路线斗争、什么派系斗争、什么失宠邓小平，都是假的，都是表面现象。一个出口伤人的人，是没有几个盟友的。
胡耀邦和王震的交恶，不仅是说话问题，还有意识领域分歧，还有国策方面的分歧。胡耀邦有个贬义的外号“胡乱邦”，就是王震起的，被人们一直叫到今天。胡耀邦在成为总书记后，许多政策进行的时候，都是“矫枉过正”、“物极必反”，在某种角度上认为，他的民族政策，是藏独和疆独的主要起因。在海外看到一个史料，说的是有个西藏的（副省级）干部，好象是个藏族，反对胡耀邦的民族政策，向中央写信反映，声称胡的民族政策，把拥护藏汉一家、拥护中共领导的西藏干部和势力，纷纷打击下去，却把旧社会支持政教合一、搞藏独的人和势力，强行拉进西藏统治和领导地位。可想而知，此民族干部被打击下去了，后来胡下台后，中央给这个干部平反，希望他重新进入领导层，但心灰意冷的这个干部，拒绝了中央政府的好意，退隐山林。胡耀邦的民族政策，伤了一大批拥护祖国统一、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少数民族干部，导致中国政府至今没缓上这口气来。
在20世纪1980年左右，少年李扬洗澡，在浴池中泡澡时（当时中国只有大澡堂子），有个退休的老工人，和一群人聊天时，高声叫骂党和政府。当时唐山市内的开滦煤矿，在解放前是世界有名的大煤矿，解放前拿着鞭子、棒子殴打煤矿工人的工头，在解放后都被镇压了，有些没枪毙，但劳改的劳改、下放的下放；胡耀邦成为总书记后，这些残酷的工头们（有些甚至是勾结日伪政权的），都被平反了，个个拿上离休待遇，比退休工人们的福利还好。所以唐山开滦煤矿退休工人们，对此非常愤怒，也对党和政府不满。从少年经历此事开始，李扬就对中央政府不再愚忠和百分百信任了，这是一个人走向成熟的标志，也是中国政府不断修正错误的过程。其实，中国共产党也象一个人，是在不断犯错误、不断改正错误中，长大成熟的。
现在许多知识分子，反对毛泽东和文革的理由，是违背了人性；持这种观点的人，是被错误宣传教育洗脑的结果，如果毛泽东和文革背离了时代的需要，那么当时全国人民也不可能投入到热烈拥护中。举个例子，旧社会时，宗教在西藏和新疆，起到的负面意义大于正面意义，所以中国政府向最广大人民揭穿了政教合一的阴暗，那么西藏和新疆最广大人民群众，马上恍然大悟，积极向党和政府靠拢，与过去的旧势力、旧思想一刀两断。现在绝大多数人不相信，广大藏民和穆斯林会自愿参加文化大革命，进行破四旧，砸烂大量佛教寺庙和伊斯兰清真寺，更不相信会批斗一些宗教头领；认为这些群众响应毛主席号召，执行极左路线，是党组织和内地的汉族青年狂热分子煽动他们和越俎代疱干的。
李扬讲一个自己的亲历，反驳这一武断、天真、幼稚、臆想的结论。少年李扬在唐山市内居住时，南面有排房中有一家住着回族，姓洪。这位洪先生是李扬母亲的同事，经常在食堂吃大肉，同事们笑他：
“你是个回族，怎么也吃这个？”
洪先生回答：
“我们共产党人不信那个！”
但他的回族亲戚们却讨厌他，告诉他妻子：
“让你们家老洪离我们远点儿！”
洪先生有个女儿，比李扬小一岁，在这方面也是比较不忌讳的，至于现在如何，就不知道了。李扬知道的是，中国政府的民族政策，伤害了洪先生这类少数民族人士的心，却纵容了藏独、疆独势力的发展。1980年5月，胡耀邦在视察西藏工作时明确指出：
“自治就是自主权。”
“要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面，充分尊重西藏人民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自主权，这是一切问题关键的所在。”
在西藏干部会上他又说：
“没有民族的充分自治，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大团结。”
这和达赖喇嘛一个口气，而达赖喇嘛想干什么，中国人都一清二楚。胡耀邦还想解散新疆的生产建设兵团，这不仅激怒创始人王震，更是动摇国本的一大败招，读者们想想，失去生产建设兵团的新疆，恐怕汉人们早就大多逃离了。
胡耀邦下台的另一个原因，就是纵容、支持思想意识领域自由化，这也是他下台的官方理由。自由化对不对？对！如果没有自由化，现在网络上发表观点和聊天的网民，至少有一半会被镇压，李扬也早死一万多次了；我们中国人迎来一个思想意识领域的大解放，在这种状态下，许多有才华的人脱颖而出，为政府和国家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万事万物发展都要有个规律，一定要循序渐进、按部就班的进行，想轰轰烈烈地对社会改造，也要人民有个适应的过程；社会的承受能力既有限也无限，有限的是，无法接受瞬间翻天覆地的变化，无限的是，随着社会的高度发展，对各种思潮的宽容程度、忍耐程度、接受程度，越来越成功。在中国大陆刚刚结束十年文革，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的时候，西方思想、意识、潮流全部进入中国大陆时，中国大陆人的理解和批判能力有限，这个时候，就应该在自由化上放慢脚步，等一等大多数不适应的人民，让他们有个理解和批判的过程，等一等社会的认识事物的能力，避免操之过急。然而当时的中国政府和知识分子，在没有完全接纳、吸收、去芜存菁的情况下，自己还没认识到哪个是正确的、哪个是错误的，就强行要求最广大人民群众，按照潮头人的理解和思维意识，用言行来和潮头人配合，结果必然是社会大乱，人民之间产生激烈的冲突和斗争，伴之而来的还有暴力。
胡耀邦下台后，邓小平对胡说：“你对华国锋始终恨不起来！”
什么意思？华国锋是毛泽东亲密追随者，华国锋坚决执行毛泽东的路线，坚决阻止邓小平复出；邓小平仇恨毛泽东，事事与毛泽东反着来，邓能不仇恨华国锋吗？！但华国锋亲自平反了胡耀邦，所以胡虽然配合邓小平打倒华国锋势力，但对华国锋始终存在感谢和感激之情，对退下来的华国锋给予政治上和生活上的优厚待遇，这直接导致萧规曹随，后面的中央领导们都厚待华国锋。始作俑者胡耀邦，邓小平能不有意见？在胡耀邦的问题上，中国大陆学者的认识，处于两个极端，或捧上天，或摔到地。万事万物都有两面性甚至多面性，从历史、从辩证、从唯物角度出发，客观冷静地分析胡耀邦，讲明其功与过，对现代和后世，具有重大意义，尤其对当前政策和战略形势，有个更好地判断。“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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