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说：性爱很迷人但权力使人长久着迷

来源: berrywang 于 2013-08-09 15:27:18 [档案]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次 (26904 bytes)

江青，1914年3月出生于山东省诸城县东关街，取名“李淑蒙”或“李进孩”。父亲李德文在县城开木匠铺，母亲李栾氏是李德文的二房，曾为后来中共特工领导人之一康生家作帮佣。1921年夏，入小学时，取学名“李云鹤”。1926年因与老师冲突，被学校开除。图为江青早年照片。

同年，父亲李德文病故，母亲带她到天津投奔姐夫王克铭（奉军军官）。曾在天津英美烟草公司烟厂当了三个月的童工。1928年王克铭随奉军溃退，李云鹤母女去济南投奔堂叔李子明，住在城内按察司街27号。1929年夏，15岁的李云鹤进入济南赵太侔任校长的山东省立实验剧院学了一年戏剧。图为19岁的李云鹤(江青)。

1931年初随该校老师王泊生组织的晦鸣剧社前往北京演出。5月返回济南，嫁给济南富家子弟裴明伦。7月，与裴明伦离婚，到青岛投奔赵太侔。1931年，江青（前左）在青岛时与友人合影。

1931年7月—1933年4月，李云鹤在私立青岛大学图书馆工作，并通过赵太侔的妻子俞珊结识了她的弟弟黄敬（化名）。黄比李云鹤大三岁，是大学生物系学生、共产党地下宣传部长。1932年，18岁的李云鹤与黄同居。开始进入“共产主义文化阵线”的圈子，演过《放下你的鞭子》一类的戏。图为江青年轻时照片。

1933年2月李云鹤由黄敬介绍，在青岛一个码头仓库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被任命为中国共产党青年支部委员。同年4月黄敬被捕，李云鹤逃往黄敬的老家上海。李云鹤抵达上海之后，因不被黄敬所在的俞家接受，只好投奔在济南学戏时候的老同学魏鹤龄。魏介绍她认识田汉。图为江青早年珍贵剧照。

1933年5月，由田汉之弟田沅介绍，到上海大夏大学旁听。7月，由田汉等介绍，到陶行知所办晨更工学团工作，化名李鹤（张淑贞），在沪西郊区北新泾镇店员识字班当教员。10月，重新参加共青团，加入左翼教联。同时参加业余剧团的话剧演出。1934年9月，她在上海曹家渡被捕入狱，同年12月被释放。然后去了北平与已释放的俞启威同居。图为江青年轻时照片。

1936年4月，蓝苹与唐纳结婚，在杭州参加集体婚礼。但婚后不久因她仍与俞启威保持联系发生婚变，7月唐纳在济南自杀未遂。图为1936年轰动一时的三对明星杭州六和塔新婚之旅。前排六人自左至右依次为：叶露茜与赵丹，蓝苹与唐纳，杜小鹃与顾而已。后排则为证婚人，自左至右依次为：郑君里、沈君儒、李清。

回沪后，蓝苹加入联华影片公司，参加演出费穆导演的影片《狼山喋血记》，扮演片中刘三嫂。图为江青年轻时杂志封面。

1937年2月，主演的话剧《大雷雨》（章泯导演）公演。并主演蔡楚生导演的影片《王老五》。1937年6月，蓝苹在《大公报》上发表文章《我的自白》，并与导演章泯同居，同时被联华影片公司解聘。图为1935年《自由神》海报。

1937年7月中旬，“七七事变”爆发不久，蓝苹离开上海，抵达西安；8月，到达延安，改名为“江青”；11月入抗日军政大学（马列学院）学习。1938年4月10日，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成立，江青担任戏剧系指导员，演出话剧《被糟踏了的人》、《锁在柜子里》。8月改演京剧《打渔杀家》得到肯定，随即调任军委办公室秘书，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照顾毛泽东起居。1938年11月20日，经过中共中央批准，江青与毛泽东结婚。图为江青在延安骑马。

江青曾对她的西方传记作者洛克珊·维特克说：“性爱在最初几次是很迷人的，但能长久使人着迷的是权力。”

毛泽东去世后，她曾骄傲地宣布自己是毛泽东最忠实的一条狗。也许她还应当在“狗”的前面加上“会咬人的”，这更能说明她的特长：她在肆无忌惮地毁灭毛认定的打击目标这一点上无人能比。清楚她来历的有教养的人，私下嘲笑她是一个专门和上层人物打交道的荡妇和不正当地发了迹的二流戏子。她缺少那种自然而然获得权力的人所具有的自信和风度，表现出急于登上高位者的傲慢。

即使为她工作的人也认为，她蛮横无理，从来不体贴别人。她对40年代以来一直躲着她的那些党内老干部恨之入骨。通过为毛泽东办事，她得到了反击的权力，这很容易在中国为千夫所指。毛泽东从1974年开始要恢复安定团结，因此把她视为需要加点约束的炮筒子。但毛泽东仍然喜欢她的忠诚，关心她的生活，对她加以保护。

没有迹象表明毛泽东曾经想让江青掌握大权。而每当她暴露出这种野心，毛就会管束她。毛正式任命华国锋担任第一副主席和总理之后，她登上权力顶峰或在领导层扮演重要角色的可能性事实上已不复存在，虽然她的野心并未随之消失。

江青从未培养出政治眼光、组织才能或与其他掌权者积极合作的能力，而这都是真正的权力角逐者不可或缺的品质。她干了太多过河拆桥的事，迫害了太多高层干部，疏远了太多同僚。她缺乏作为忠诚反对派的自制力。她缺少远比她有组织能力的党内老干部的拥护。在军队中，除了总政治部以外，她实际上得不到任何支持。

在毛泽东在世的最后一年，江青力求巩固自己的地盘，她借助于党的宣传机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继续开展毛泽东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她与上海民兵中能搞到武器的激进派保持着联系。将军们并不担心她有可能在任何关键性的军事较量中取胜，他们担心的是一些军队干部会出于畏惧同她合作，担心她煽动激进派闹事，造成长期的争斗与混乱，这只会放缓中国前进的步伐。

江青知道，最能帮上她的就是找到甚或是修改一些毛的文件，以使她确保更多的权力，并由她来阐释毛的遗志。毛泽东一死，她便天天去找毛的机要秘书张玉凤，要求她把毛的全部文件转交给自己。她确实得到了一些文件，把它们留在自己手中数日，但当华国锋坚持全部文件要由汪东兴保管时，她不情愿地把文件交了回去。其后她又对纪登奎施压，想查看原来由林彪收集和保管、当时还封存于林彪在毛家湾住所的材料。

华国锋致悼词后的次日，江青要求立刻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如何处理毛的文件，常委会中要有她的盟友王洪文和张春桥，但不许叶帅到会。华国锋感到别无选择，只好在当天下午召开会议。江青把姚文元和毛远新也带到会上，她要求由毛泽东去世前10个月里一直负责管理主席文件的毛远新继续掌管他伯父的材料，并准备一份相关报告。由于其他人对此表示反对，会议无果而终，结果材料仍然留在党中央。

江青还试图加强对宣传部门的控制，她在“文革”早期个人权势达到巅峰时就控制着那里。此外她还动员年轻人继续搞阶级斗争，批判官僚主义。10月1日在清华大学的一次讲话中，江青鼓励年轻人立下战斗到底的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