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钱伟长的交信事件
在中国，人生真像是变戏法。同样的一个人，一会儿可能是阶下囚，一会儿可能是座上宾。钱伟长就经历了一场富有中国特色的人生戏法。
不同时期的钱伟长
钱伟长的前半生是悲剧，后半生则是喜剧。而且不是一般的喜剧，而是一幕大喜剧。年轻的时候，钱伟长在美国工作得好好的，据他说，美国给他的年薪8万美元，这点工资，据研究，比当年的美国总统还高5000美元;他又在著名航空科学家冯·卡门手下当工程师。但是，他却还是想回国。回国也不错。想不到的是，因为主张教授治校，主张通才教育，这点想法与主管清华大学的校长蒋南翔的治校意见不合。意见不合也罢了，这是社会中常有的事。有时候，自己今天的意见与明天的意见还会不合呢！但是，与中国的领导意见不合，这可是一件严重的事情。钱伟长于是被打成了右派分子。而且当了22年右派分子。人生真是想不到，似乎特意从美国万里迢迢回国来，就是为了找一个右派分子的大帽子戴戴似的。他还是清华大学最后一个摘帽或纠错的右派分子。右派分子，按照反右运动领导人邓小平的说法，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钱伟长有幸被小平同志圈入这个圈子。他从冯·卡门推崇的工程师到邓小平圈定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从天堂跌入了地狱，历史与他开了个不小的玩笑。不仅他当了二十二年贱民，在流行株连之风的中国，还害得他儿子女儿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这22年发生的种种凄哀的故事，每一个知道中国历史的人，都是应该明白的。
有人说，社会就是大学，当右派也是大学。钱伟长在右派这座大学里，历炼得非常出色，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他认真地吸取了当年的教训，1986年底，将一封右派朋友们给他的信交给了当年领导全国反右运动、并坚持他领导的反右运动是正确的、必要的那个人。这一次交信，为党国立了“大功”，也在中国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一些右派党员倒了霉，被一个个开除出党，也害得总书记胡耀邦下了台。而给交信的钱伟长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给了他后半生无限的荣光。他终于从当年的右派分子，一跃而成为国家的领导人，有滋有味地当起了政协副主席。红楼梦上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看来，这真是有点儿道理。这一封信，改变了当年多少人的命运啊!
我写到这里，似乎先要停顿一下，说明一下。我知道，中国经这许多年的中宣部的调教，培育出了一大批没有头脑的愤青，他们人多势众，思想简单，出口粗野，情绪激烈。他们看到与报上流行语不一样的说法，马上会破口大骂。我的这篇文章也许扫了一些人的兴，有些人看了会很不高兴。我是准备挨骂的。我要说的是，我说的话，是真的;我说的道理，是真的。我相信，我说的事实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我说的道理也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愤青们要骂，也先冷静一下再骂，这也是一种节约生命能量的办法，符合低碳经济的原则。
好了，言归正传。那么，交信事件是怎么一回事呢?
1987年，是反右运动三十周年。反右运动，是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认真吸取反右运动的历史教训，深入研究这个运动产生的原因和结果，对于推动中国人民思想的解放，对于总结历史教训，开创未来，是有积极意义的。1986年底，当年的一些曾经当过右派分子的著名的共产党员，许良英，方励之，刘宾雁三人，给全国三四十个比较有名望的右派分子写了封私人信件，信中说，他们建议召开反右运动三十周年座谈会，征询对参加会议的意愿和意见。钱伟长收到了这封信。他看了这封信，经过了种种考虑后，他将此信辗转交到了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手里。并且附了这样的话：“方励之是一个政治野心家，他自称是中国的瓦文萨;我的问题虽然没有完全解决，但与他们是不同的。”(指尚未恢复清华大学副校长的官职)这封信对方励之是声色俱严，大加挞伐，称之为野心家;对自己则羞答答地欲语又止。意思是说，虽然我的问题没有解决，职务也没有恢复，但是，我是紧跟党的，是效忠小平您的，您当年打我右派，也是必要的正确的。
邓小平看到了这封信，龙颜大怒。它虽然不是党的领导人，也不是国家领导人。但是，他的发怒也可以算是龙颜大怒。因为他是一个不是领导人的领导人，他虽然无职无名，却有权废止、罢免党和国家领导人。因此，邓的大怒，完全够得上“龙颜大怒”的资格。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召见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及何东昌等人谈话，他把写信的许良英误为王若望，对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等人恼怒地说：“我看了方励之的讲话，根本不像一个共产党员讲的，这样的人留在党内干什么，不是劝退的问题，要开除。”他下令，将王若望、刘宾雁、方励之开除出党。他还批评，这些自由化分子跳来跳去，都是胡耀邦对批自由化不积极造成的结果。邓小平还认为，学生上街，从问题的性质来看，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他认为胡耀邦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态度不坚决，旗帜不鲜明。他声色俱厉地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要搞20年;要严酷对待学生运动。他说，“没有专政手段是不行的。对专政手段，不但要讲，而且必要时要使用。” ，“对为首闹事触犯刑律的依法处理。不下这个决心是制止不了这场事件的。如果不采取措施，我们后退了，以后麻烦会更多。”从那个时刻起，他已经有了不怕流血的概念。果然，过了两年，他将思想变成了行动。
在严厉批判自由化知识分子和胡耀邦总书记的同时，他大大地表扬了自己当年的将他圈入右派群体的钱伟长。他说：“这次钱伟长表现很好，应予重用!”林彪曾说毛泽东的话，一句顶一万句，邓小平虽然不是党的总书记，也不是国家主席，他的话，也够得上一句顶五千句。果不其然，不久，钱伟长就当上了全国政协副主席。也大小算是个国家领导人了。一封信的功能有多大啊!这是方励之们想不到的，也是钱伟长所想不到的。
这封(方励之的)信，是不是一定要告密，一定要上交呢?我认为完全可以不必。
第一，这完全是私人信件，私人领域的事以私人领域的方式处理。你可以不回复方励之等人，也可以表示你不参加不支持那个会议，也可以直言批评他们准备开会的想法。意见可以不同，但如果坚持这个边界，我认为是合理的。而将私人信件上交，应该考虑到可能给朋友带来的影响，也应该考虑到这种行为的性质。
第二，这封信上的纪念反右运动三十周年的会，从法律层面上讲是合法的。99%以上的右派分子分子已经纠错，平反，或改正。摆脱了右派分子阴影的人们，从历史的角度讲，反思一下这场运动，对国家对个人，也是有益的。同学一场会想到同学聚会;邻里一场，会想到彼此走动;右派一场，也希望能相聚一起，回首往事，吐点苦水，这于国无损，于党无害。就是中国的宪法，也说集会是公民的权利。钱伟长对此信的处理，失当了;邓小平对此信的看法，过敏了。反右运动，99.99%的人搞错了，虽然中国之大，只邓小平为首的几个人坚持着反右运动的正确性和必要性，连薄一波、李维汉、周扬等当年反右运动的大将，都一个个表示了忏悔。这样，邓小平会敏感地感到，前右派分子方励之等人的右派三十周年座谈会，矛头是对准他的。他仿佛脚上的鸡眼被不当心踏上了一脚，马上跳起来破口大骂，马上行动起来要显示自己的无比的权威。一时间，他指示要开除这几个右派分子的党籍，决心要赶走人们爱戴的胡耀邦。
告密，是斯大林主义式的社会制度大抓阶级斗争的一个常见现象。在东德解体后，大量档案解密了。
人们猛然发现，自己当年在私下里发的一句牢骚，对党的领导的某些不满，都被放进了自己的档案。告密的人不是别的，正是自己当年十分亲近、十分投缘、甚至十分相爱的同事、朋友，甚至自己的妻子。有的人忍受不了人心竟是如此丑陋，自杀了。告密问题还似乎拍了一个电影《窃听风暴》，还得了奖。告密和告密产生的迫害是一种罪恶，这当然要由专制制度负主要责任的。但是，告密者本人，也有自己的责任，至少不能说是一种高尚行为吧。告密者总不能称为精神的高贵者吧。
在中国，告密也有深厚的历史传统，类似的告密事件是不少的。清朝末期，袁世凯在谭嗣同夜访时慷慨陈词，表示支持变法，支持光绪，答应拘留荣禄。但是，谭嗣同一走，他就向荣禄和西太后密告。结果是，光绪皇帝被软禁瀛台到死，谭嗣同等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康梁亡命天涯。一场近代史上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终于失败。
在新中国，告密的事业更是兴旺发达，它还有美名，曰：向党靠拢，与党保持一致。在告密者来说，是减轻自己压力、改变自己命运的一条捷径。伟大的中国当年不仅以“世界革命的中心”著称，也以告密者大国著称。如果将来中国的档案解密，我相信中国的告密者之多、告密之奇，将超过东德，将以世界第一告密大国的形象卓立于世。现在已经有一些告密的故事流传，举例来说，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有个叫舒芜的作家，向领导上交了胡风等一些朋友之间的私人通信，最后，伟大领袖毛泽东给这些信件一一写了按语。舒芜的告密经过专制制度的酿造发酵，泡制了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导致数千人挨整，数百人流放，数十人坐牢，一些人自杀，胡风坐了二十几年的牢。著名翻译家冯亦代也成功地向领导告了章伯钧的密。他装作是章伯钧的知音，有事没事地到章伯钧家蹭吃蹭喝聊天(在那个年代，吃饭是要粮票的，吃一顿饱饭、好饭是很不容易的，)他有时候会顺着章的话茬，有时候则主动挑起话题，让章发表感想，他则默默地记着，好向上头密报。他虽然没有进过告密学校培训，但水平很高，竟赢得了章伯钧一家的好感。他每次从章家出来，肚子里和脑子里总是都有所收获。他会通过电话或写信向有关领导一五一十地告密。他得到的好处是并不太多：一、他早早地摘掉了右派的帽子。但是，为了他前往章家充当告密者角色的方便，冯亦代右派摘帽的事秘而不宣。二、他有时可以得到一点告密劳务费，报销一些费用。三、还有其它一些好处，例如，有关领导请他在有名的饭店吃一顿钣，送他几张紧张的演出的票子，他因此而生一种自豪感，等等。
受到许多中国人敬仰的科学家钱伟长，也曾经充当过这样一种角色。他们有一点是相同的，都是告密者。所告的密，对被告没有好处。而对自己则不无好处。至少他们希望会有好处。所不同的是，第一，他们告密的密度不同，一个密，一个稀。冯亦代一次又一次地告密，可以说是周周有告，月月有告。而钱伟长难得告一次密，告密密度差异很大。第二，接受告密的层次不同。冯亦代将密告之于处长科长之类的小角色;而钱伟长所将密告到了老佛爷手里，从告密的层级来讲，是最高级了。第三，同是告密，后果迥然不同。冯亦代只得到几张演出票，几顿好饭。是告密的小儿科。而钱伟长则大受邓小平表扬，迅速成为政协副主席，晋身国家领导人之列。一个只是小打小闹，一个则不告则已，一告惊人；不飞则已，一飞摩天。看来，告密也如做生意，有些告密者就如沿街摆地摊做做小生意的小商贩角色，虽然做成了一笔又一笔生意，但是，其利甚薄;而钱伟长则不同，要么不做，一做就做成大大的一笔生意，一辈子就够吃够用了。他是一个做大生意的人。如果将来有学者经数年辛勤，写成《告密学》的巨著，我想钱伟长的案例一定会写入书中，也有可能永载史册。这当然是后话了。
话说回来，盖棺论定，钱伟长作为一个科学家，在科学上是有贡献的;留学归来，为国效劳，其情怀是爱国的;作为一个教育家，主张通才教育(此理念并非他提出)、教授治校等，是有进步意义的。他被邓小平打成右派是悲剧，是极权制度的罪恶。然而，他向邓小平密告朋友的信件，却是很畏琐的行为，人格上是很卑下的。
可悲的不仅是当年钱伟长告密的可卑可怜，而是后人的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来，辽沈晚报著文《高贵绅士钱伟长》，居然称颂倍之。此文辗转流传，还被南方周末摘编。文中说，钱伟长不仅在于“学术上的伟岸”，而且在于“灵魂上的超越”。文章还说，“信仰是最好的营养，信仰使大学无坚不摧。那种大学熏陶出来的一批又一批学子，也才能够超越红尘。钱老无疑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将朋友的私人信件向当年把自己推入苦海的人告密，又导致了朋友们一个个地被批判，一个个被清除出党，又导致了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因为理解过或宽容过这几个右派朋友的一些理念，而被邓小平认为是反对自由化不力，策动一些顾问老人们将他罢免。这样一种行为，这样一种后果，怎么说得上“灵魂的超越”?怎么说得上
“高贵”?怎么说得上“超越红尘”?一个民族需要精神上的高贵者，这话并不错。但是，钱伟长向最高领导告密这样的行为，能够称得上是“精神上的高贵者”吗?他真的能算是一个“高贵的绅士”吗?如果告密者成了精神上的高贵者，那么，中国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中国的国民将成为一种什么样的国民呢?
“高贵”?怎么说得上“超越红尘”?一个民族需要精神上的高贵者，这话并不错。但是，钱伟长向最高领导告密这样的行为，能够称得上是“精神上的高贵者”吗?他真的能算是一个“高贵的绅士”吗?如果告密者成了精神上的高贵者，那么，中国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中国的国民将成为一种什么样的国民呢?
我不知道，告密后的钱伟长是怎样想的?临死的时候，对于自己的告密又是怎样想的?
我相信，他的灵魂是无法安宁的，就如冯亦代一样。
我相信，他的灵魂是无法安宁的，就如冯亦代一样。
【附录】
读乡贤钱伟长《八十自述》引起的话题
·华新民·
一，故乡的背影
二，真相隐去的“旧社会”
三，钱穆、钱伟长叔侄的人生歧路
四，钱穆和家人的大江大海
五，螳螂捕蝉：蒋南翔和钱伟长
六，难言的“被告密”事件
钱伟长老人去世后，在网上读到了他在八十岁那年写的《八十自述》一文。他的叔父钱穆在八十岁时写过《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在台湾发行。钱伟长到八十岁写自述，看来是仿效叔父的做法。
钱伟长出生在无锡农村一个名叫七房桥的地方，那是一个钱氏家族聚居的地方，但是他在自述中说：“我４岁时家宅失火，七房桥旧宅被焚，全家迁居荡口。”荡口在七房桥以东五里路，现在有了公路，无锡、苏州的郊区公共车也就是一站路左右的距离。他在自述中回忆家乡的那些事，大多发生在荡口，这正是笔者出生的地方，所以，按中国传统规矩，我得称钱伟长是我的“乡贤”，虽然没有机会见过他的面。他关于早年家乡的回忆，加上他的叔父钱穆的回忆，让我对于自己出生前的一、二代人在家乡的生活状况和环境增长了不少见识，那是故乡已经远去和消失了的背影。
一，故乡的背影
荡口是以我们华姓人为主的集镇。我看到一份家族资料上说，在元末的各路汉人造反大军中，那一带属于张士诚的势力范围，等到洪武皇帝建立大明朝，我们华氏的祖先因为追随过张士诚的队伍，站错了队，受到惩罚——禁止其子孙参加科举考试。这事我们后代怨不得祖宗，谁叫你不幸错生在了那个地区呢？就像湖南、江西多共和国的开国将军，而浙江多历史反革命一样，历史的大潮卷过来，谁也不知道卷进了红潮还是黑潮，会被卷到哪里去。
任何时代都是一样，从事商业活动的人都是先富起来的人，譬如在改革开放初期，大款中多是下海经商的无业返城知青和劳改释放犯等，以至有“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这样的说法。我们的祖先，大概也是这样，被朱洪武堵死了学而优则仕的路子，只能从事当时社会的职业仕农工商之末流：酿酒和酱油的制造和销售。在后来的年代里，同执政者的愿望相反，荡口的商业繁荣起来，发展成一个方圆几十里农村的中心集镇，也出了一些大户人家和书香门第。这种状况，在我开始记事的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还有残留：那时家乡还有若干酱油的作坊，钱穆在他的《师友杂忆》中提到他的一位名叫华山的小学老师，五十年代还在世，他家就是开酱油作坊的，在镇上也算得上是工商界的头面人物。另外到处都可以看到破碎或完整的坛坛罐罐，以至有些人家的围墙的顶部都是用这种剩余的酱油罐和酒坛子充当砖瓦砌起来的。
钱伟长号称是所谓“三钱”之一，三人都来自苏浙地区的钱氏宗族，据说都是吴越王钱镠的后代。但是“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他们三人的家庭背景实际上非常悬殊。钱学森出生于杭州的丝绸富商之家，可谓出身“豪门”；钱三强则称得上出身“名门”：他的父亲是语言文字学家钱玄同，又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之一；至于钱伟长，家境清贫，而且至少是“贫三代”，不折不扣的出身“寒门”。据钱穆在《八十忆双亲》中回忆，他们家“先前也阔过”，有良田十万亩，不过那是十八世祖宗时代的事。到钱伟长祖父这一辈，家里已经没有田产。他祖父体弱多病，不胜科举考试的艰难，只能在家乡设馆授徒，后来也作些管理宗族事务、给人家写状纸一类的事，大致说来，职业就是“塾师”和“讼师”。钱伟长的父亲名钱挚，字声一，短寿，生前一直是乡村小学教师。因此，钱伟长的青少年时代是在贫困中度过的，他说：“父亲中年３９岁早逝……，全家遭到极大的困难，遗有一弟二妹，三个月后，母亲又生下了遗腹七妹，一家六口，无隔日之粮，父亲又无积蓄，除一柜中国书外别无长物。幸有父叔老师华倩朔先生慷慨允住进黄石弄华宅余房，免租十年；并得七房桥族人出面交涉，由钱氏怀海义庄长年捐供救济粮，孤寡免于饥饿。四叔除每月供给母亲六元家用补助外，并全力资助我上完高中。这样使我一生中度过了第一个生活难关。”
钱伟长家无地无房，他父亲当乡村教师是一家收入的唯一来源，父亲一旦去世就断了生计，不过旧社会里发生了这样的事，似乎也不见得总是像“忆苦思甜”会上说的那样：卖儿卖女，家破人亡。上面这段自述表明，当时那个社会里穷人也可能得到救济：一个名为华倩朔的人，曾是他父亲和叔父钱穆的小学教师，免费给钱家的孤儿寡母提供了住所。此人是我们镇上的名人，上世纪五十年代还在人世，似乎还在中学里教点书，人人都尊称他“倩朔先生”。我那时刚开始识字，以为他名字叫“浅”，不懂为什么不管什么辈份的人都叫他“浅叔”还要外加“先生”。有很多关于他的轶事在乡间流传，直到今天我还记得一些：他在前清得过功名，曾经到广西、云南一带做过县官，还从那边带了一个夫人回来，被家乡人称为“广太”。流传最多的是他慷慨助人的故事。有一则说，某陌生人急需用钱向他告借，他听了后说：“我手上拿不出那么多的钱借给你，你去某处把我的旧房拆了，砖瓦木料可以换些钱，够救你的急了。”
倩朔先生不仅有视钱财如浮云的古代侠士之风，还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文人，钱穆在他的《师友杂忆》中这样记载这位老师：“唱歌先生华倩朔师，名振，初字树田，荡口镇人，尤为一校师生共仰之中心……倩朔师曾游学于日本，美丰姿，和易近人，喜诙谐，每以东方朔曼倩自拟，故改号倩朔。……师擅书法，亦能绘事，并能吟诗填词。……曾编写唱歌教科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书畅销全国，历一二十年不衰。书中歌词，皆由师自撰。尤有名者，为其西湖十景歌，全国传诵。”顺便说一句，也是去年逝世的画家华君武虽然出生于杭州，他的祖居也在倩朔先生居住的黄石弄里，两家可能有相当近的亲族关系。
除了华倩朔的慷慨相助，钱家的孤寡还得到由钱氏怀海义庄长年捐供的救济粮，保证了他们的基本生存所需。所谓“义庄”，实际上就是一种家族内互助的社会慈善组织，在我们家乡一带很普遍，已经有了几百年的历史。上世纪五十年代，义庄已经不复存在，不过有很多地名如“老义庄场”、“新义庄”、“襄义庄”等等，门前往往是粮船靠岸的码头和宽阔平整的砖石铺的晒谷场，还见证着它们曾经的风光。年轻的时候没有细究，这些年看了一些资料，才知道它们的来历。原来它们起源于北宋范仲淹的——用现在的时髦话说——“制度创新”，这位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座右铭的政治家借鉴佛教寺庙的庙产概念，用在宗族祠堂，就是由宗族里富有的家族捐出部分土地作为宗族的公产，用这些土地出租或其他方式经营得来的收入接济宗族内的贫困户，一般是失去家庭主要劳动力的孤寡老弱，有的还划出一定的份额，专门补助宗族内子弟的学习和赴考的费用。大概因为范仲淹是苏州人，所以义庄在苏州府所辖地区十分普及，到了清代乾隆年间，皇帝为了鼓励这种“非政府慈善机构”，专门通令给予嘉奖和保护，禁止宗族公产的转让。在这种政策倾斜鼓励下，义庄的公产只可增不许减，规模得到很大的发展，有资料说，我们荡口华家的老义庄曾经拥有几千亩土地，被称为“江南第一义庄”，其他姓氏的宗族也有或大或小的义庄。
钱伟长的祖父和父亲都早逝，其家庭两代人都受惠于义庄的救济。钱穆在他的《八十忆双亲》中说，他父亲去世那年，他才十二岁，他的大哥（即钱伟长之父）也不过十八岁，他们依例在钱氏怀海义庄领取抚恤。他记得，在他父亲去世的当年除夕“午后，先兄去七房桥领取义庄钱米，……余一人独坐大门槛上，守候先兄，久久不见其归。”情景虽然凄凉，但是同族人的帮助使他们一家渡过了难关，直到几年后他的大哥在常州府中学堂师范班毕业有了收入为止。
可见，百年前的故乡，已然有了“集体所有”的公产——虽然那是属于同姓的宗族，有了民间的慈善组织，还有守护传统道德的士绅，做着扶弱济贫的善事。读者今天读到钱穆、钱伟长叔侄的回忆中那些在困境中受到救助的文字，也会同作者一样感受到人间的温暖。像这样温情的文字在他们的回忆中还有许多。钱穆在《师友杂忆》中讲到他进常州府中学堂学习的经历，也同样感人——光绪末年（１９０８年），他和兄长在荡口的小学读书，其兄在四年级毕业班，他还在三年级，当时常州府中学堂刚创始，他因为从小聪颖，受到老师鼓励，跳级随兄长和其他毕业班同学一起前往报考，起初别人都录取了，他本人未被录取，过了十来天，就在他大哥已经打点行装准备启程上学的前夕，他就读的小学得到通知说他本人也被录取了，他的体育老师钱伯圭连夜赶到他家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并且跟他的大哥讲：“今夜即速为汝弟整理衣物，明晨可随众行。至于床上枕被铺盖，我已代为筹措，明晨当径送船上，勿再操心。”因为“伯圭师知余家贫，仓促间不易办此一大事也。”——体育老师连上学的铺盖都替他准备好了。上路的那天，学校的校主，我们镇上的首富，还专门派管家把他们护送到无锡的火车上。这类“感动中国”的事情，是这片土地上自古以来就一直绵延不绝的。并不是到了“新社会”才有的新生事物。
如果说，他们幼年在家乡得到的救助出自于宗族和乡亲的关系，那么随着他们学业的升级，得到的资助来源也就更为广阔。钱穆的大哥在常州读一年师范即毕业，回到家乡办学，因为有了职业和收入，“先母即令先兄不再领怀海义庄之抚恤。”但是刚刚开始工作的大哥，薪水微薄，生活反而不如从前领取救济粮米的时候，钱穆在常州读书难以为继，这时荡口小学里的旧师长，“为余申请得无锡县城中某恤孤会之奖学金，得不辍学。”同样的事也发生在钱伟长身上，他在《八十自述》中说：“苏州高中毕业时，立刻遇到了人生道路上又一个难关，升学呢还是就业。一方面家庭经济十分困难，亟需就业养家……。幸有上海天厨味精厂创办人吴蕴初先生决定在全国设立清寒奖学金，公开以考试选拔补助家境清寒的高中毕业生上大学，我决心一试，竟然录取。” 可见当时的慈善助学事业，已经超越宗族的界限，而开始有惠及全社会的组织。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慈善组织的帮助，钱穆和钱伟长不会有他们日后在学术上的成就，中国就会少了一位国学大师和一位杰出的科学家。
钱氏叔侄在他们回忆中叙述的故乡社会风情，几乎没有提到过政府对他们生活的影响，这印证了近年有些学者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的“重新发现”：那是一个还保留着几千年文明积累起来的传统的中国社会，政府管治只延伸到县一级，县以下则是以士绅和宗族为主导的自治社会。例如，钱穆回忆里讲到他的父亲在世时因为钱氏义庄发放救济的不公，同他的同族长辈打官司，乡下没有政府的代表，双方要坐船到无锡城里的衙门去对簿公堂。那时的社会，当然不是莺歌燕舞，有贫富不均，宗族争斗，天灾人祸，百姓也有当时常见的吸毒、纳妾等陋习——钱穆就不讳言自己父亲长期抽食鸦片。另一方面，也还保留着不少值得肯定的传统和习俗，如前文所述的乐善好施，鼓励年轻人读书。而且，人与人交往讲究诚信，如钱穆回忆里讲：“先父在时，向镇上各店铺购买货物，例不付款，待年终清结。先父卒后，……一日，上街购酱油，先母令携钱往，随购随付。店铺中人不受。余坚欲付，铺中人坚不纳。谓：‘汝家例可记账，何急为。’不得已，携钱归。其他店铺亦然。……及岁除，镇上各店铺派人四出收账，例先赴四乡，镇上又分区分家，认为最可靠者最后至。余家必在午夜后，亦有黎明始到者。……先母必令先兄及余坐守，不愿闭门有拖欠。”可见，在他父亲去世以后，他们靠救济生活，但是店家并不歧视“弱势群体”，仍然坚持以前的做法，接受他们的赊账，而他们也坚持年终将赊账结清。这样一种买卖双方的诚信，没有法律的约束，完全靠传统道德维系。假如今天的中国哪怕还保留一点点这样的诚信，就不会有层出不穷的民工讨薪悲剧发生了。
钱穆在其《国史大纲》全书最前面的“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里提出，“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钱穆的一生信念，无疑同他早年在家乡的个人感受有很大关系，他要用一生的研究来报答和弘扬使他感受到人间温情的中国传统社会。今天来看，中国历史中这些有正面意义的传统，本来确实可以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演变成为新社会中的积极因素的。即使是建立在宗族基础上的义庄，也有着“集体所有”的社会主义因素，有可能演化为惠及整个社区的民间慈善组织。须知，钱穆和钱伟长在荡口就读的小学，本来是华家有钱人开设的私塾，只招收华姓子弟入学，但是在满清政府废除科举后，它也与时俱进，成了向四乡所有学童开放的新式学堂，钱穆进入那所小学的时候是刚废除科举的１９０５年，差不多是第一届的学生，从他的回忆中，我们看不到校方对外姓人有什么歧视。宗族办的私塾平稳地演化为新式学堂，并没有遇到什么障碍。其中的原因，在笔者看来，是因为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宗族固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有教无类”也是从孔子开始一直坚持的原则。同样的理由，“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天下为公思想在中国也是自古以来深入士大夫人心的普世价值，由不同宗族的义庄联合起来，经过“创造性转化”，成为对全社区开放的非政府慈善组织，相信也不会遇到大的阻力。可惜，在随后的新社会里，义庄和乡村士绅一起被当作“封建残余”统统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新政权推行的“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实际上是消灭中国民间社会自治的运动，使得政权从中央一直延伸到乡村和每家每户，实行了一种没有民间社会的政府包办主义，和原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完全南辕北辙。六十年后的今天，才有人出来想起来要重建民间社会，假如当年能把传统社会中原有的社会公益因素保留下来，今天的重建任务就不必从零开始。
二，真相隐去的“旧社会”
像笔者一样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接受教育的人们，读钱氏叔侄的回忆，会觉得他们叙述的旧社会，同当年教科书里和文艺作品中灌输的旧社会形象完全不同。当时的书报刊物、文艺演出里提到旧社会，不管是前清还是民国时期，用“万恶”二字就可以概括。旧社会就是黄世仁向杨白劳逼债，还不了债的就要用女儿抵债，就要进刘文彩的水牢。旧社会里的先富起来的人，都是南霸天一类的地富反坏，旧社会的“成功人士”都是为富不仁，没有一个好东西。没有在旧社会经历的青少年，应该是清白的，但是，如果出身“剥削阶级”家庭，一定要认识自己家庭的剥削本质，如果流露出有丝毫认为自己父母靠勤俭起家的想法，就会有教师、辅导员和同学来帮助你提高认识，直到你承认“乌鸦没有不黑的，起家没有不靠剥削的”。即使是出身于职员、小业主一类“非无产阶级”家庭的同学，也要检查唯利是图、斤斤计较、革命动摇性之类的家庭烙印。现在的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机构中，就有几位这样的领导人，成长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相信他们当年在学校争取入团、入党时，这类思想汇报一定没有少写。可想而知，对“旧社会”缺少亲身的体验的青少年，在这样的妖魔化教育下成长起来，会对那个时代和来自那个时代的“剥削阶级”有什么样的印象。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在她的回忆录《红色家族档案》里，这样写道：１９６２年，她的姥爷和姥姥被发生在全国的普遍的饥饿赶进了北京城。这是她第一次见到他们。“记得那时我刚填写了我的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的申请表格，我在填写‘主要家庭成员和成份’这一栏时，刚从妈妈嘴里知道我的爷爷、奶奶、姥爷、姥姥竟然统统都是地主。我在吃惊之余是深深的失望。因为在我心目中，地主就是‘半夜鸡叫’中的周扒皮，是剥削人民，压迫劳苦大众的吝啬鬼。”
其实，旧社会里先富起来的人中，像周扒皮这样的人即使有，也是极少数，正如旧社会的贫苦农民中也有少数流氓地痞一样。黄世仁、南霸天和周扒皮只是被大大夸张了的艺术形象。据罗点点说，她的姥爷、姥姥这样的地主分子，“只是漳河边上一对过着最传统小康生活的农民”，从没有做过伤天害理、鱼肉乡里的事情，甚至还在共产党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作出过不少的贡献。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中，像罗瑞卿夫妇这样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人很多，类似这样的故事也很多，例如邓小平夫人卓琳的姐姐浦代英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无悔的岁月》中这样回忆自己的父亲浦在廷——也就是邓小平的岳丈——的发家史：浦在廷是驰名全国的云南宣威火腿公司的创办人，从茶马古道上的赶马人白手起家，他“一无经验，二无川资，靠的只是一股子拧劲和一身的力气，跟在别人的马队后面当脚夫。他不怕吃苦，敢作敢为，遇事又颇有心计，不久就在同行当中显露了头角。他攒了一些钱，购置了自己的马匹。”当年的阶级教育是“为富者一定不仁”，但是当年为了抗日和姐妹一起奔赴延安的浦代英却说：“我知道父亲不是一个完人，但是，在我的印象里，他却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还是在跑马帮的时候，他就显示出了慷慨大方的个性。……左邻右舍的有了什么急难事，他总是毫不犹豫地解囊予以帮助，哪怕当时他自己也正拮据。父亲为人正直，同情弱小，尤其热衷于从事公益事业。他做生意有一定的积蓄之后，时刻不忘父老乡亲。据县志记载，由他捐资修建的石桥就不下三座……。为了改造县城的街道，他还和徐东源等人一道，发动捐资，修成了城内西、北两街，上下堡大街和西门横街。”
可惜，浦代英这些话是在文革过去了二十年之久才讲的。罗点点对自己姥爷、姥姥在旧社会的真实生活的了解也是她母亲在文革之后才告诉她的。在文革之前的五、六十年代，邓小平、罗瑞卿都是妖魔化“旧社会”的所谓“阶级斗争教育”的领导者。位子更高的周恩来，也是最经常提到自己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领导人，假如当年有人斗胆问他：你的父辈祖辈人究竟干了哪些欺男霸女、丧尽天良的事情？相信他也回答不上来。然而，这些“新中国”的执政者，为了证明他们夺取政权的合法性，故意把“旧社会”的真相隐去，在周恩来为实际导演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序幕里，他们这样来描写旧社会：“天，是黑沉沉的天，地，是黑沉沉的地”。他们心里明知自己的父母就不是黄世仁、周扒皮这样的人，却一定要让全中国的青少年们接受“天下乌鸦一般黑”的说教。结果就是像罗点点说的那样，她把自己的姥爷和姥姥也当成了周扒皮。所以当文革来临的时候，红卫兵拷打她的姥姥，她只是“默默地注视这一切，一点也没想到在这样一个老人受到残酷虐待的时候做点什么来帮助她，更坦率一点说，连我心里涌起的同情心都少得可怜。”原因很简单，因为她和这些红卫兵都是吸着同样的乳汁长大的。文革以后，痛定思痛的人们常常会问：那些平时温良恭谦让的女子中学学生为什么会在一夜之间变成了把自己的校长和老师活活打死的暴徒？罗点点的自述至少部分回答了这个问题。
三，钱穆、钱伟长叔侄的人生歧路
钱伟长的自述回忆了他在１９４８、４９年间迎接解放军的活动。他当时在清华大学当教授，“知解放之将至，在心情激动中，有坚守岗位，迎接解放胜利的决心。”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２４日，“我和董寿莘没有回家吃饭，请同学向家里打了一个招呼，二人骑自行车直奔石景山，在首钢见了原清华教授孟庆基，现已改名孟少农，他是入城工作组的人员，首钢业已解放，由他们派车送我们到达良乡司令部。晚８点到达良乡，见到了叶剑英、陶铸和钱俊瑞３位同志，我们汇报了清华情况，师生护校的激情，以及全校完好无损，只是粮食仅够３天的情况。叶帅当即指示钱俊瑞同志，把军粮一部分急救学校师生。我也汇报了岳父孔繁爵受华东局转中央军委之命，到北平动员傅作义起义的情况。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解放军首长，其平易近人，爱护师生的感情，深受感动。钱俊瑞是家乡鸿声里的族兄，知其名从未见过面，他是四叔的学生（小学），当然曾问及四叔，知在无锡江南大学，曾叮嘱我写信去请他留下来为解放后的教育服务。”
这里的“四叔”，即是钱穆，实际上钱穆在家里行二，但是因为叔伯堂兄弟联合排行为四，所以取字“宾四”，钱伟长叫他四叔。钱伟长少年丧父，读中学时一直跟随着钱穆，叔侄二人情同父子。可是在对待“解放”的态度方面，两人完全背道而驰。当时钱穆在荣毅仁的父亲荣德生创办的无锡江南大学任教，钱伟长是否遵照钱俊瑞的叮嘱给叔父写了劝留的信，钱穆是否收到了这封信，我们无从了解。不过，据钱穆在《师友杂忆》里说，他在看到国民党军事上的失败后，“决意暂避。时共党广播称荣德生为民族资本家，嘱勿离去，荣氏集团中人，亦劝余留校，可随队同迁。又族叔孙卿乃子泉孪生弟，亦屡劝余勿离去。言下若于共军渡江有深望。余告孙卿，吾叔日常好谈论古文辞，不知共军先后文告，亦有开国气象否。孙卿无以应。然其力劝余如故。”——这个“族叔孙卿”名钱基厚，是钱钟书父亲钱基博（字子泉）的孪生兄弟，也是无锡工商界的头面人物。钱穆没有听取荣家和钱孙卿的劝告，还是离开了无锡，南下到广州，并最后出境到了香港。
我们现在知道，当时国共两党对于争取学者教授、社会贤达都下了很大的功夫。国民党方面曾派飞机到即将失守的北平“抢救学人”，但没有多大成果，据钱伟长回忆，“到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１８日学校里只有三位教授和二位讲师乘飞机南去，其余２６９位教师全部留校，学校照常上课。”共产党方面则通过各种渠道做工作劝他们留下来迎接解放，有些重点的知名人士则由地下党采取特殊的措施保护他们免受国民党胁迫和危害。不过钱穆的回忆中没有提到任何两党高层人士对他的关照，他似乎不在任何一党的重要人士的名单上。从国民党方面来说，主导安排学者随国民政府撤退的是朱家骅、傅斯年这样的“海归”，拥有西方名牌大学的学位，像钱穆这样连大学学历都没有的自学成材者，在他们眼中似乎还不够份量。１９４８年中央研究院的第一届院士里就没有钱穆，或许也是出于同一个原因。另一方面，在共产党和左倾人士的眼里，钱穆则是一个坚持孔孟之道的守旧分子，据钱穆回忆，在抗战后的国共内战时期，“闻一多公开在报纸骂余为冥顽不灵。……后寅恪来成都，详告余。又谓，君倘在滇，当可以诽谤罪讼之法庭。”钱穆对陈寅恪说，“凡联大左倾诸教授，几无不视余为公敌。一多直率，遂以形诸笔墨而已。”显然，他不会是共产党高层想要花力气争取的对象。看来，钱俊瑞对于钱伟长的叮嘱，更多是出于他个人对老师礼貌性的问候。
如此看来，１９４９年的钱穆像一叶小舟混在南来北往的茫茫人海中，无人问津。那么，为什么到了１９４９年８月，毛泽东要在以新华社评论的名义发表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将钱穆同胡适、傅斯年一起归入受到“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所控制的极少数知识分子当中去呢？他做了什么事让毛泽东如此愤怒呢？我们没有毛泽东或他的笔杆子起草该文时的内部资料。不过，钱穆的回忆录里记载了他在那年春天的一番谈话，或许可以对这个问题提供一点线索。当时国民政府已经败退广州，刚出任行政院长的阎锡山，会晤追随国民党的青年党和民社党人，或许因为阎锡山本人一向崇尚儒家学说，钱穆刚好应聘到广州华侨大学，无党无派的他也一起被请了去。钱穆在会上即席发言，说抗战时军队在前方保卫后方的知识分子，现在军队溃败，“恐不可恃。知识分子教育界可以人自为战，深入民间，当转上第一线，俟人心有定向，国事庶可挽回，政局可重建基础，然后军事始再可振作。”这些话分明是在替风雨飘摇的国民党政府出谋划策以图东山再起。在毛泽东的眼里，尤其可恶的是，那些深受党国恩泽的名教授，如国民党员朱光潜、冯友兰等都决定留下同新政权合作，偏偏这个“党不疼国不爱”的钱穆，不识时务，自己跳出来像伯夷、叔齐一样要替旧政权守节。在接下来的另一篇评论《别了，司徒雷登》里，毛泽东好像余怒未消，已经作古数千年、没有招他惹他的伯夷也受到株连，被骂成了“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
被毛泽东点名批判，而且是同胡适、傅斯年绑在一起，大概是钱穆自己也没有料到的。１９５０年秋，在给学生的一封信里，钱穆这样写道：“余自抗战胜利后，足迹不履京沪平津，不在公立学校教书，单枪匹马，一介书生，怎么找到了我的头上。”这确实有点历史的误会。钱穆不是一个政治上活跃的人物。他说，抗战前“余昔在北平，日常杜门，除讲堂外，师生甚少接触。除西安事变一次外，凡属时局国事之种种集会与讲演，余皆谢不往。”抗战胜利后，北大复校，胡适为校长，人在美国，由傅斯年代理，他们没有给钱穆发聘请函。而钱穆本人也不愿意去，他说：“倘再返北平，遇国共双方有争议，学校师生有风潮，余既不能逃避一旁，则必尽日陷于人事中。于时局国事固丝毫无补，而于一己志业则亏损实大。因此自戒，此下暂时绝不赴京沪平津四处各校，而择一偏远地，犹得闭门埋首温其素习，以静待国事之渐定。”最后，他挑了一个私人新办的无锡江南大学，希望远离政治中心，安静地做自己的学问。至于说到同国民党的关系，钱穆比胡适、傅斯年要疏远得多，他一直拒绝加入国民党，拒绝担任行政职务。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胡、傅二人后来一直是台湾的学界领袖和文化班头，而钱穆在香港一留十几年，始终以办学为生，直到从中文大学退休，而且大陆文革动乱开始后才迁居台湾，此时傅斯年和胡适已经先后离世。
事实上，钱穆的若干学术观点也同国民党的正统教义相悖。例如他在抗战期间写的《国史大纲》书稿，将太平天国一律称为“洪杨之乱”，当时国民政府的审查机构也是“凡是派”，要求他改为太平天国，因为太平天国是得到过孙中山肯定的。钱穆对此抗辩道：“中山先生排除满清政府，创建中华民国，始是一项正式的民族革命。至于洪杨起事，尊耶稣为天兄，洪秀全自居为天弟，创建政府称为太平天国，又所至焚毁孔子庙，此断与民族革命不同。”——信奉“必也正名乎”的钱穆认为太平天国必须正名为“洪杨之乱”，在这件事上没有妥协的余地。
我们知道，被毛泽东在反右时捆绑在一起批判的章伯钧和罗隆基实际上是民盟里势不两立的竞争对手。同样，钱穆同胡适、傅斯年等人也在政治立场和学术观点等方面有诸多分歧。他曾这样评说胡适等人：“而如新文化运动诸巨子，乃群据国立大学内当教授，即以大学为根据地大本营。而政府无如之何。又自全盘西化一转而为共产主义，苏联化，不仅排斥古人，即全国社会亦尽在排斥中。”钱穆的这些论述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尽管不为国民党所看重，却仍然要给兵败如山倒的国民党广州政府进言，而且决定离开大陆。因为在他看来，共产党的胜利意味着比全盘西化还要不能接受的“苏联化”，新中国所尊的共产主义，同“洪杨之乱”尊的耶稣，一样都是外来文化的产物。他甚至认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胡适、傅斯年等以及他们的西化主张，是为后来的“苏联化”开通了道路，也是有历史责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批判钱穆也不算误会，因为钱穆的反共与其说是出于政治立场，不如说是基于更深层的文化历史观。
话说回来，钱穆对共产党政权的看法也不是一开始就如此绝对，他当时到香港而不去台湾，也有驻足观望的意思，他在回忆中说，“当时一辈知识分子对共党新政权都抱与人为善之心。果使中共政权成立后，能善体这番心情，亦未尝不可上下一体，共期有成。”所以他想看一看中共有没有“开国气象”。然而新政权外交上的“一边倒”以及后来发生的历次运动，证实了他对中国“苏联化”的担忧：五十年代初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许多他以前的同事、友人都作了自我否定或者受到批判斗争。１９５７年，在他培养下长大的侄子钱伟长被打成右派，在全国报刊上受到声讨。１９５９年开始的大饥荒期间，大量饥民逃港，香港居民纷纷给国内邮寄白糖、猪油一类的食品解救他们的亲属；钱穆的小兄弟钱文——人称“起八先生”——当时在家乡荡口，也收到了兄长从香港寄来的包裹和港币，是我们镇上少数有“外汇券”的人，持这种外汇券可以到无锡城里“侨汇商店”购买一般市场上买不到的商品。可惜起八先生当时失业在家，只能拿外汇券跟别人换了人民币维持起码的生活。据钱伟长回忆，他的这位“八叔”以前经常在“小说月报”和“国闻周报”上发表文章。这样一个有才华的人，就在那几年得了浮肿病在贫病交加中过早地去世。到了１９６６年，文化革命开始，曲阜孔府、孔庙、孔林受到红卫兵的毁坏，这在钱穆这样的坚持中国文化本位的学人看来简直就是“亡天下”的征兆。痛心疾首的他一直到死都把１９４９年的解放“正名”为“赤化”，而且誓言“赤祸”不除，决不回乡。
四，钱穆和家人的大江大海
当时新政权曾在香港争取那些观望的旧政权军政人员和社会名流，１９５５年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的回归就是他们工作成功的例子。钱穆大概也在统战部门的视野之内。１９５０年，他尊敬的老师吕思勉曾写信劝他回归，在回信中，钱穆说：“回来虽无刀镬之刑，但须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这是学生万万做不到的。”由于他对于中共政权的这种决绝态度，他至死没有再踏上故土一步。这就使他和家庭亲属长期相隔两地，发生了和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里一样的故事。
“左倾教授”钱伟长同他叔叔在１９４９年分道扬镳，一直到１９８１年才在香港有机会重逢。据钱穆的夫人钱胡美琦在钱穆去世后所撰《时代的悲剧——钱穆先生和他的子女》一文回忆，那一年，香港中文大学新亚学院——其前身为钱穆所创办的新亚书院——邀请钱伟长到该校“新亚学术讲座”作讲演。钱穆夫妇从台湾赴香港，使叔侄二人在分别三十多年后相聚。此后两人又相见了几次，在这几次见面中，免不了相互诉说离别之情以及钱伟长向他叔父介绍家乡故人的变迁。除此之外，钱穆每一次见面都叮嘱侄儿远离政治。１９８３年，钱伟长带同夫人孔祥瑛到香港讲学，钱穆夫妇也为纪念中文大学成立二十周年而在香港。据钱胡美琦在《时代的悲剧》中回忆，双方见面时，钱穆“当面叫祥瑛要多照顾好伟长，少问政治，把精力多放在学术教育上。以后我和祥瑛通信，宾四总是嘱我在信上写这几句话。有一年，我因事赴港，正巧伟长同时也要赴港开会。……动身前，我问宾四有什么话要带给伟长，他还是这几句，只加一句‘要多听太太劝告’。伟长年龄比我大一截，我十分为难。但伟长脾气好，不论宾四把这话重复多少遍，他从不生气。只解释说，两岸的社会情况不同，他会有分寸的。”——显然，钱穆对于侄儿热衷政治是很不以为然的，他的反复叮嘱实际上是一种批评，言外之意大概是：当年你被打成右派，二十年不能翻身，不能参与重大研究项目，荒废了业务，而且连累子女上不了大学。现在总算改正了，在共产党下面参与政治，你要懂得急流勇退，免得重蹈覆辙啊。
其实钱穆反对钱伟长卷入政治是一贯的，包括当初促使钱伟长进入清华后由文史科转学理工科。钱伟长在他的自述中说他的“弃文从理”是因为“九一八”事变后受到了爱国情绪的激发，要走“科学救国”的道路，他在其他许多场合也都重复类似的说法。然而，他不曾提到在这件事上他四叔的意见。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荡口，还有不少见过伟长光屁股在河里洗澡的长辈和老人，笔者从他们那里听说的是，钱穆一直告诫侄儿，他们家庭没有什么背景，缺少社会关系，学习文史不易有好的出路，希望侄儿改学理工科，可以远离人事和政治，凭真本事立足于社会。可以推想，叔父的意见有相当的份量，对于钱伟长“弃文从理”的影响即便不是决定性的，也是他当初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钱穆对于钱伟长的批评只是点到为止，毕竟那是侄儿，他对于自己的子女就用不着那么欲言又止了。１９４９年的大江大海，把钱穆同留在大陆的三子二女隔开了三十二年，１９８０年，当他同五个子女中的四个在香港重逢时，《时代的悲剧》一文中回忆的以下一幕令人们印象深刻：“当晚在旅店吃过晚饭已经九点了，一家人聚在一起闲话家常。那知宾四正式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把在座所有的人吓了一跳。他用手指着儿女们问‘你们谁是共产党？’他虽面带笑容，也使刚见面的儿女一时惊得不知所措。……四个子女迟疑了一下，还是老大钱拙先开了口。他说，‘当年以我们的家庭背景，怎么可能被允许入党呢？’我赶忙接着把话题扯开了……。”“宾四接着又问起十个孙辈的学名，听了儿女一一报上名字，显得很不开心。他说：这哪象是读书人家取的名字。”——显然，钱穆对于子女是否与受共产党“赤化”是很在乎的，连孙辈起的名字，想必带有那个时代的革命气息，也让他不快。那次钱穆和子女会面一星期，“前三天，宾四专一批评共产党思想阶级斗争的不适合中国国情。后三天，他对儿女一再重复讲伦理孝道的重要，要他们回去后多用功读孔子论语。并嘱他们各自好好教导自己的子女。我们的会亲，真像是天天在补课，而且是密集的方式。”——钱穆一生以教书育人为业，也有若干得意的门生弟子，而自己的子女却没有一个传承他的学问和文化历史观，一定是他十分伤心的事。
让钱穆更加伤心的是，他的儿女没有对他说实话：钱穆回台湾后，从一位新亚校友的口中得知，他的三子钱逊，实际上是共产党员。钱夫人说：“儿子的实况，竟是从外人口里获知，以宾四的性格，他是难以承受这个事实的。从此在他的心里，有了一个难解的心结。”其实，钱穆对此或许是有预感的，因为钱逊从小就是令他最不放心的儿子。早在抗战胜利后的四十年代，钱穆在苏州的时候，钱逊还只是中学生，就曾去信苏联使馆索取书籍，被他发现后严厉训斥。在他同子女香港会面的时候，他被告知钱逊在清华大学教哲学。实际上，清华这样的工科大学当时是没有哲学系科的，也不大会有专讲哲学的教员，所谓“教哲学”，实际上就是给各系学生讲授政治课，就算是教哲学，也只能是马列主义哲学。如果钱穆熟悉一点大陆的国情，就会对儿子的共产党员身份猜出八九分。从儿子这方面来讲，这样告诉钱穆，无非是一个善意的“忽悠”，希望可以减少对反共老爸的思想冲击。而父亲这方面，却对此一直纠结于心，钱夫人说，钱穆向她表示，“当年父子思想异途，他独自流亡海外，儿子们以大义相责。当时国家天翻地覆，个人的利害、得失、悲喜、成败，早已不在他心上，也无须作何解说。三十多年来，整个国家成了共产主义的试验品。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是非对错，事实已摆在了眼前。如今父子重得相见，做儿子的岂可对过去没有一句交待？……儿女们只谈大陆生活的改善，吃穿都比从前有进步，这更使他不耐。宾四说，知识分子见面不谈国家民族的前途，只谈现实的经济生活，国家要知识分子何用？做一个知识分子又有甚么意义呢？”
钱穆和他的子侄之间在世界观、历史观和政治道路上的分歧，只是过去一个多世纪中国社会大动荡的一个缩影。从晚清开始，受到对外战争一次次失败的刺激，在欧风美雨的冲刷中，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开始走上了激进化的道路，从中体西用到变法维新，从君主立宪到共和革命，从科学民主到共产主义，一浪比一浪激进，一直发展到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和批林批孔。在此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被弃如蔽履。钱穆这样坚守中国传统的文人也随之越来越边缘化，被视为冥顽不灵的守旧分子。年轻一代人，甚至同代人，大多追逐时髦的西化甚至“苏联化”思潮，没有人理会儒学、传统文化这类无用的“古董”。子女同父母在政治信仰上异途，甚至划清界线、反戈一击，是上世纪后半叶司空见惯的现象。钱穆个人的遭遇，只是这大的时代悲剧之一例。笔者读钱穆夫人的这一段回忆，觉得钱穆在香港对子女“秋后算账”式的训话，是他在几十年中弘扬中国文化的努力所遭遇的寂寞、磨难和挫折积累起的感伤和激忿，在自己的子女面前，终于有了无需顾忌地一吐为快的机会。
五，螳螂捕蝉：蒋南翔和钱伟长
回想起来，钱穆及其代表的传统派在１９４９年前虽然受到西化思潮的挤压，在中国的文化学术界还有一席之地，话语权只是多和少的问题，因为占主流地位的是胡适、傅斯年这样的“西化派”中的欧美派，他们毕竟是受到“自由平等博爱”熏陶，而且还保留着传统中国读书人的君子风度。到了１９４９年后，“西化派”中的苏联派掌权，传统派的话语权，就成了有和无的问题。于是那些留在大陆的同事们，如钱穆在《师友杂忆》中多次提到的“芝生”和“锡予”，即冯友兰和汤用彤等学者，纷纷在报刊上发表自我检讨，真心或者违心地否定自己过去受过的教育和学术主张，同胡适和他的思想划清界限，表示要学习和服赝马列主义。比较起来，钱穆在香港没有这方面的压力，但是经济上，却是过着流亡者的生活。新亚书院初创的时候，学生不足百人，教学、办公和师生住宿都挤在一栋楼的两层，夜里有的学生在楼顶上露宿，有的蜷卧楼梯上。那种困境，除了没有饿死，真的跟首阳上的伯夷、叔齐差不多。
此时，他的侄子钱伟长在北京却进入了他一生中风头最健的高峰期。他在《八十自述》中说，“从此一直到１９５７年，满怀热情地投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战斗，担任了繁重的教学工作和教学行政工作，还有数不尽的各种社会活动。”这些社会活动包括：慰问志愿军伤病员，视察东北高教和厂矿修复工作，出席世界青年和平联合大会，参与宪法起草，出国访问缅甸和印度。他所担任职务，除了清华大学教务长兼任科学院的学术秘书外，还兼任种类繁多的跟业务沾边或不沾边职务：如全国青联常委兼秘书长，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甚至还担任八杆子打不着的中缅友协会长。当然，这一切风光和忙碌，随着他在１９５７年被打成右派嘎然而止，从此走进长达二十多年的人生低谷，那一年他四十四岁。
在《八十自述》中，钱伟长对于自己在反右派运动中和运动后的遭遇，只有很简短的几句话带过：“我在１９５７年１月３１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一文。６月９日，《光明日报》未经同意而以钱伟长和曾昭抡等６人的名义，刊登了民盟中央向党中央汇报的‘对于有关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造成了使人误解的舆论，接着就是１９５７年６月的反右运动，没有想到这种教育思想论争，竟以政治结论而告终，我被错划为右派，撤消一切职务，停止一切工作，保留教授，从一级降为三级。儿子竟也受到牵连，虽高考成绩优异而‘不予录取’，被分配到工厂当搬运壮工。反右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环境十分困难，进行业务工作更加不易，几乎没有发表过任何论文，也没有出版过什么专著。”——钱伟长在他的回忆里把自己被打成右派的原因归结于教育思想方面的争论。同谁争论呢？他没有说。荡口的父老乡亲，乡下人见识短浅，有的说是无锡人钱伟长斗不过宜兴人蒋南翔，有的说是小户人家出身的人斗不过大户人家的少爷。替他叹息之余，不免也有埋怨：伟长吃亏就吃亏在一张嘴上——老一辈的人都知道钱伟长从小能说会道，得理不让人，有“铁嘴”的名声——要是他少说几句，要是他听得进阿叔宾四的话：没有家庭背景的人，少问政治，多做学问，何至于会跌这么大的跟斗呵？
钱伟长的社会活动极多，尊敬他的人和讥刺他的人都称他为“万能科学家”，鸣放期间的言论也涵盖方方面面，包括主张理工合校，对全面学习苏联有保留，宣扬英美的大学教育等等。不过，依笔者“事后诸葛亮”的看法，以下这段话恐怕是他被打成右派的要害，这是刊载于１９５７年５月１７日《人民日报》上的钱伟长发言：“我是老清华了，一向是敢说敢做的，但这些年来，当家做主的味道越来越稀薄了。许多事情很想插手，但是做不了主，因为另外有一条线，总比你快。对于校务，我只能在事情还没有做出决定前提提意见，决定以后就服从执行。但究竟其间是怎样决定的，这些关键性的问题就茫然不知了。校务委员每当开会决定学校里的一个重大问题时，总是由党内负责干部介绍一下情况，问题分析的很全面，谁也不会投反对票，就这样顺利通过了。党内有好多资料，党外人不知道，很难发言，校务委员会实际是个形式。党把人分成两类，对一类人（党团员）总是先看他的优点，对另一类人总是先看他的缺点。清华党委对老教授总是抱怀疑的态度。多数系主任与教研室主任没有真正当家做主。象建筑系主任梁思成教授这几年就是挂个空名，从未问过系务，竟然连一个徒弟也没有。近年来学校里一种寂静肃穆的空气实在让人难受极了，老教授们认为没有出息的一些人，偏让他进教研室当助教。选拔学生出国，教师提级等重大问题，也没有征求过教授们的一点意见，走的尽是党和行政路线。过去教授家里总是有川流不息的来来往往。现在呢，大家‘板板六十四’，板起面来办公事，特别是师徒间的关系不融洽。你在学术上帮助他，他却抱怀疑批判的态度来学习，甚至还要斗争你。试问这样如何教呢？”——“板板六十四”是我们家乡用来形容一个人循规蹈矩、不苟言笑的土话，别地方的人大多听不懂，居然也上了人民日报。这是“引蛇出洞”阶段，需要把他们的话原原本本记录下来。
同所谓“教育思想方面的论争”比起来，这段话才真的触及了问题的核心：校务、系务由谁当家？助教和留学生的选拔、教师提级由谁说了算？显然，钱伟长觉得校务委员、系主任、教研室主任以及教授是有资格在这些重大问题上“当家做主”的，而实际上却插不上手，做不了主，“因为另外有一条线，总比你快。”钱伟长的这些怨言，从他本人的角度来说，是很自然的，他在自述中一再强调自己爱国和革命都不后于人：１９３１年“九一八”后，他为了救国而“弃文学理”；１９３５年“一二?九”运动中，他参加了各次抗日救亡大游行和示威活动，参加了清华大学南下自行车宣传队，也加入民族解放先锋队和海燕歌咏团等中共党的外围组织；抗战胜利后不久的１９４６年，他就回国参加了清华大学在北京的复校工作，比钱学森、郭永怀早回国近十年；在此后的国共内战期间，他就同许多地下党的负责人接触，在家中招待地下党人员；在国民党撤退时，反对清华大学跟随南迁，还代表清华大学护校斗争的师生到京郊解放区同入城工作组和解放军领导联络接管清华大学事宜。既然解放就是人民翻身当家做主人，自己又有这样一份光荣的经历，让他产生一种错觉，以为在清华大学当家作主，舍我其谁？
他不知道，他的这些经历，在“另外一条线”的眼里，和蒋南翔的革命经历相比，还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蒋南翔同钱伟长同年出生，而且可以算是同乡：宜兴同无锡是相邻的两个县，历史上都属于常州府、苏州专区，现在都划归无锡市管辖。蒋１９３２年入清华，比钱晚一年，如果不是钱伟长转学到物理系，他们还是中文系的前后届同学。然而蒋的革命资历确实不是钱能够比的。蒋南翔入学后第二年加入共产党，曾任清华地下党支部书记，是“一二九”运动领导人。当钱伟长在大学毕业后留校读研，并随清华迁到昆明在西南联大任教的时候，蒋南翔则在北平、上海等地从事地下工作。１９４１年，对两人都是关键的年份：钱考取庚款留学到了北美，蒋则到了延安。待到１９５０年他们在清华重逢，一个是清华大学的海归教授，副教务长，自诩为“老清华”；一个是“另外一条线”上派到母校来的新校长。如此同学同乡之谊，为什么蒋要把钱打成右派呢？同是清华校友的韦君宜也纳闷，她在《思痛录》中问道：“（蒋南翔）手下无情地划上了钱伟长。这为什么？他说过钱伟长这个人不怎么好，可是不怎么好不能等于右派呀！是那种全国的政治形势使人都不能自保，亦不能保朋友了，还是等着将来再甄别他？可是二十五年未予甄别。对此局面，我代老蒋解释也解释不出来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上面引述的钱伟长发言里：两个老同学，都要在清华大学当家作主，就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以至于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１９５７年７月１４日，反击右派已经开始，《人民日报》刊登钱伟长的言论：“……我要去告诉周总理，不是我滚蛋，就是蒋南翔滚蛋。我向周总理辞职，允许我辞职，就算啦，不允许我辞职，就得说个明白。”——实际上，两人的恩怨一直到死都没有说个明白。右派分子在文革后几乎全部改正，只是在中央保留几个人，以示反右运动的必要性，而钱伟长在清华却迟迟得不到改正，拖到八十年代才由胡耀邦干预得以改正。因为文革后的清华大学又成了“蒋管区”，钱伟长虽然得到改正也无法施展，只能带着破碎了的在清华当家作主的梦想，黯然离开了清华。在《八十自述》中，钱伟长对这位影响自己一生命运至深的学弟连一个字都不提。
当然，钱伟长被打成右派的原因，也不是用他同蒋南翔两人的个人恩怨就可以概括的。同时被打成右派的还有黄万里教授和许多师生，甚至连清华大学的党委书记袁永熙也被定为右派，从党内清除出去。袁永熙的妻子陈琏是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陈布雷的女儿，袁永熙夫妇都是抗战时西南联大的中共地下党成员。父亲和女儿、女婿两代人走上政治上对立的异途，是那个时代的悲剧之又一例证。他们的结局比钱穆和他的家人要惨烈得多：陈布雷在１９４８年末，看到国民党政权失败之不可挽回，在南京自杀。女婿袁永熙在１９５７年被打成右派，在政治压力下，陈琏与其离婚，子女也都随母姓，以划清界线。文革中陈琏因为家庭关系，加上曾有被捕后在父亲活动下被释放的历史问题而受到审查。１９６７年，不堪精神压力的陈琏在上海跳楼自杀，走上了她父亲十九年前的同一条黄泉路。
袁永熙为什么会被打为右派呢？据他的儿子陈必大回忆：“蒋（南翔）那时对爸爸常说的一句话是‘要有政权意识’，这是他的发明。意思就是，现在我们胜利了、掌权了，和那些旧知识分子的关系变了。……解放前他们是我们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同盟军，现在搞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是领导阶级，他们是被教育、被改造、被领导的对象，不服气就要斗争，这没有什么其它道理可讲。‘政权意识’就是要按我们的观念改造世界，在各种运动、斗争中，拉得下情面，不手软，敢于坚持‘左’的作法，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因为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就是压制、打击不同意见之权，不这样使用政权，最后就会丧失政权，……这种发挥曾被认为是很高的‘马列主义’水平。”袁永熙就是因为缺乏“政权意识”，拉不下情面，心慈手软，结果自己也成了右派。蒋南翔的水平就在于他对于政权——用今天的话来说，其实就是“核心利益”——有着高度的敏感。文革中清华造反派“井冈山”的“司令”蒯大富在这一点上看来是得了蒋校长的真传，他在一张别人的大字报上写下了如下批语：“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那我们每一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这段“蒯氏语录”使他一度受到毛泽东和江青的赏识，从而名扬天下。
不能说蒋南翔的看法毫无道理。当年那些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同盟军，确实不过是共产党的同路人。他们反对国民党，未必是要搞社会主义革命，主要是因为对国民党的独裁和腐败失望，用我们荡口的另外一位乡贤王莘在“歌唱祖国”这首歌里写下的歌词来说，就是“独立自由是我们的理想”。钱伟长，还有那位当年在无锡“于共军渡江有深望”，力劝钱穆留下来迎接解放军的钱孙卿先生，应该都属于这样的“独立自由派”，他们以期盼的心情迎接解放，无非是希望国家独立，人民自由，希望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知识分子或许还希望能够保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结果，到１９５７年，钱伟长成了民主同盟的大右派。钱孙卿在新政权成立后担任过江苏省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江苏省工商联主任委员等职，到了１９５７年连同儿子都没有逃过被打成右派的命运。就是在北平城外叮嘱钱伟长写信让钱穆留下来的老资格共产党员钱俊瑞，看来也只是党的同路人，他担任过最初的教育部的党组书记兼副部长，当时的教育部长位子给了“民主人士”马叙伦。了解中国国情的人，都知道国务院（当时称政务院）各部部长如果是民主人士的话，实际当家的是党组书记。所以，钱俊瑞可以说是新中国的第一任教育部长。但是往后却官越做越小，不久就退到学术领域。老家的乡亲们都看出来了：毛主席不喜欢钱俊瑞。这位老教育部长虽然逃过了１９５７年的反右运动，没有逃得过１９６６年开始的浩劫，十年文革中被监禁了八年。
按说，蒋南翔对掌权、用权有如此高度的敏感和自觉性，同毛泽东、林彪的思想十分一致，应当在党内一帆风顺。然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蒋南翔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有一天也会沦为被教育、被改造、被斗争的对象。这发生在他把钱伟长、黄万里、袁永熙以及一大批师生打成右派后不到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当时的处境同钱伟长在１９５７年的处境颇有雷同：钱伟长当年以为校务委员会、系主任和教研室主任是应该当家做主的，但是“另外有一条线”，走在他们的前面把决定都做好了。眼下的蒋南翔，以为自己代表党在清华当家作主理所当然的时候，“另外有一条线”却从吴晗的《海瑞罢官》入手，揪出了“三家村”和邓拓，接着把彭真和整个北京市委一锅端。作为当年华北地下党的重要干部，彭真的老部下，蒋南翔毫无悬念地在一夜之间成为“黑帮分子”。这时，中央派下来的工作组和革命群众告诉蒋南翔：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清华大学贯彻的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他当年加入的北平地下党是叛徒刘少奇领导下的“白区党”。有一度蒋南翔的党籍都成了问题，被认为是假党员。总而言之，不管在清华文革的什么时期，工作组时期也好，造反派掌权时期或工宣队军宣队掌权时期也好，他都是人人喊打的清华头号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比较起来，早成了“死老虎”的钱伟长虽然还是“反动学术权威”，由于毛泽东在“六厂二校经验”中的批示，得到了“一批二用”的待遇。１９７２年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解冻，钱伟长有机会成为中国科学家代表团的成员出访欧美——他在海外学界有一定的名声和广泛的关系，又曾被批判为“亲美”和“右派”，让他出国向世界展示知识分子在中国受到的良好待遇，显然比“仇美”的钱学森出国效果更好。荡口的乡亲们，看到他出国的报道，也庆幸他跌了跟斗总算还有出头之日。有一年，他写信回乡，说在某次国宴上吃到了家乡的银鱼，已经多年没有尝到这样的美味了。乡亲们赶紧买了几斤上好的银鱼，托进京的人给这位在外面闯了祸的游子带去。
六，难言的“被告密”事件
钱伟长的《八十自述》中对于他在１９８６年末发生的所谓“告密事件”中的作用讳莫如深，只字不提。不提不等于不重要，笔者相信，这件事一直压在他的心头，包括他写自述的时候。
１９８６年１１月，许良英、刘宾雁和方励之商量发起“反右运动历史学术研讨会”。他们联名写了一个开会的通知，散发给了反右运动的受害者，希望在来年以费用自理的方式在春节假期里开这么一个会议来纪念反右运动三十周年。没有料到，两个月后方励之、刘宾雁和王若望被开除党籍，并导致胡耀邦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以此为发端，“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在全国展开，同时传达了邓小平在当年１２月３０日的讲话：“在这次学生闹事中，民主党派表现是好的，周谷城、费孝通、钱伟长等几位著名的民主人士的态度是好的。”于是，钱伟长、费孝通告密的传言就在社会上，尤其在士林中不胫而走。有的传言还说，钱伟长在告密的时候，还说了方励之的坏话，表示自己要同他划清界限，甚至还暗示上边要解决自己的职位问题。到了１９８７年３月，钱伟长在政协会议上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似乎进一步坐实了他告密求荣的传言。
大概是因为不愿意用最坏的恶意推测这位乡贤，笔者对这些传言一直将信将疑。当事人方励之在钱伟长逝世之后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关于许良英刘宾雁和我联署的那封信”，又进一步增加了我对钱伟长“告密”的疑惑。他在文中没有透露事件的真相，因为他有承诺不再提这件事，不过他在文中所有提到被告密三个字时都加了引号。这让笔者对这一事件产生了一些新的理解——许、刘、方三人联名的那封信，是关于召开“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的倡议和通知，方先生说，信写成后，“就散发给了可能的参加者”。显然他们在发信时不指望所有人都会响应和参加，并没有刻意保密。了解中国国情的人，都知道这种事是瞒不过当局的，尤其是收信人多是民主党派人士，而这些党派的高层，布满了有双重身份的党员。所以方先生颇有深意地给被告密三字加了引号，以表明在发起者方面来说，散发此信不是见不得人的行为，没有秘密可言，既然无密，何告之有？所谓“告密”，就像近年里“被增长”、“被就业”等等词汇中的“增长”、“就业”一样，是由有关部门制造出来的。实情或许是，钱伟长当时确实做了不甚妥当的事，但没想到有心人将这件事炒作为“告密”向社会上放风。
应该从当时的社会背景来看这件事：八十年代的人们刚从文革这场浩劫中走出来，回顾历史时发现，假如当年能够采纳１９５７年的右派分子的许多批评意见，就不至于发生后来的大跃进、大饥荒，更不至于会发展到文化大革命的地步。右派分子在“牧马人”、“天云山传奇”和“芙蓉镇”等文艺作品被赋予了坚持真理的“受难者”形象。像钱伟长、费孝通这样一些当年受到全国声讨的右派分子，从前的“历史污点”洗刷一清，而且转化成了民众和知识分子中的崇高声望，一时有成为知识界领袖之势，这显然是某些人不愿意看到的——当年钱伟长的罪状之一就是同党争夺青年学生。他们禁演了另一部称颂右派分子的电影“苦恋”，期望可以阻止这种势头，却引起相反的效果。“被告密”事件给了他们一个机会，起到了一石两鸟的作用：一方面阻止了“反右历史讨论会”这件令这些人难堪的事，另一方面，又使费、钱等前右派分子成了“告密者”，从道德高峰上跌落下来，让人们想起蒋南翔的话：“钱伟长这个人不怎么好”。他们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了。
本来不是告密的事件，“被”整成了“告密”事件，自己在士林中的清誉毁于一旦，钱伟长的懊恼和无奈，是可以想象的。追悔莫及之余，他要设法把损害控制到最小程度，于是找到了与方励之同在中国科技大学的钱临照教授，“向他表示，恳请大家（学术圈子）不要再提了‘那件事了’。”钱伟长算是找对了人，根据方先生的回忆，当年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因为自己在反右后的“准右派”身份无法发表，钱临照当时是《物理学报》副总编辑，替他换了一个假名使他的论文得以发表，为此钱临照在文革中还受到了追究。有方的恩师钱临照出面说项，钱伟长的恳请获得了方先生爽快的允诺。因此我们目前还不能得知这件事的真相，希望将来真相大白于天下的时候，不致粉碎笔者对乡贤钱伟长的所有温情和敬意。值得一提的是，钱临照教授的父亲，正是本文前面提到的那位连夜给钱穆准备好铺盖，使他顺利进入常州府中学堂念书的小学体育老师。两件相隔八十年的事，钱伟长和他叔父两代人，在困境中竟有同一个家庭的两代人向他们伸出援手，历史的巧合如此，不能不使人惊异和慨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