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具有无可置疑的晚年正确性(ZT)

来源: pandal 于 2013-06-22 01:41:44 [档案]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次 (156004 bytes)

毛泽东具有无可置疑的晚年正确性

新加坡学者董玉振

昨天，在人民网偶然看到李捷做客人民网的视屏，谈正确评价毛泽东是非功过。李捷是毛泽东研究权威之一，也是《毛泽东传》（1949-1976）主要撰写者之一。《传》这部1800多页的著作，我认真通读过两遍，摘要翻阅就不知道多少遍了。第一次通读的时候，我在最后一页的空白处写下了这样一个评价：本书李捷执笔部分远好于其他人撰写部分。后来在一个偶然机会，看到李捷写的一篇关于该部著作的撰写过程和他本人对毛泽东的印象。我记得最深刻的是这样几句话：这部著作以真实资料为依据，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当然，许多资料现在还不便披露，这不是因为它们对毛泽东本人不利，而是对其他人不太好（大意）。自那以后，凡是他写的关于毛泽东的文字，在网上只要见到我都要看一看。前些日子，他们一干人在广东召开“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讨论会，李捷在致辞中说，中央文献出版社将陆续组织出版更多可靠的史料，对当前社会上诬蔑诋毁毛泽东的言论，进行反击。如此种种让我对李捷深有敬意。

比较遗憾的是，花了一个多小时看完李捷这次访谈的全部视屏，感到比较失望。前段时间，胡德平组织北京的“乌合之众”召开纪念《决议》的座谈会，提出必须守住《决议》关于文革的底线，不容任何人质疑文革是一场民族浩劫！如果说胡德平眼高手低，只能瞎嚷嚷，未必知道怎样守护这条底线，那么可以说，李捷不仅知道怎样守护而且实际上完美无缺一丝不苟的替胡德平守住了这条底线：毛泽东晚年错误从大跃进开始一直延续到文革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给民族造成巨大灾难。这一观念正是《决议》灌输给中国公众的——虽然决议也有所谓“客观评价”毛泽东晚年功劳的文字，甚至对某些无法回避的文革中取得的实际建设成就也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肯定，正如李捷现在做的那样。现在，为毛泽东“翻案”要求正面评价毛泽东的晚年功绩，纠正关于毛泽东的“晚年错误说”的呼声日高，胡德平因乃父是毛泽东“晚年错误说”的主要炮制者之一，他又坚持乃父的衣钵，被左翼确立为右派，自然惊恐万状，但想维护其父辈确立的底线，凭他的力量显然不可能。此时，李捷从左翼里站出来，借正面评价毛泽东的功劳，守住这条底线，却很容易就做到了。这就是我对李捷这个访谈的整体性评价。这再次让我坚信，现在体制内本无左右，老百姓里说左右的人多了，便有了左右，这实际上是老百姓们自欺欺人。现在的左右本是一个集团，内部分赃意见不统一的时候，会有人借用毛泽东为他们确立的政权合法性来强化自己一方的实力，仿佛就成为了左派，而一旦内部妥协达成，他们会一致对付老百姓，这时他们就又把酒言欢，无所谓你左我右了。

这些年来，诬蔑诋毁毛泽东的总源头在哪里？就在《决议》。首先，《决议》给一切和毛泽东有个人恩仇的人、学术骗子以及美国势力为代表的“和平演变”推销员们，提供了充足的想象空间，激发了他们共同一致的行为：从毛泽东的公共政治生活到毛泽东纯个人的家庭情感生活各个层面对毛泽东进行诋毁诬蔑，目标是从打破毛泽东这个偶像入手，颠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注意不是任何别人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其次，《决议》划定了一条红线，党内、体制内任何人不得为晚年毛泽东的错误辩护，否则不换思想就换人。曾是副总理的陈永贵的遭遇可以说明一切。1979年，《决议》尚未形成，大寨就受到胡耀邦们的公开批判，陈永贵意识到中国将发生非同寻常的变化，他特别地回昔阳主持了昔阳县第七次党代会（此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过去两个多月）。面对1100多位代表，陈永贵先是例行公事的祝贺大会圆满成功，之后，他拿讲稿的手就颤动起来，脸色也凝重起来，随后他摘下帽子，沉静的注视会场，脱离会议议程，提议“为已经逝去的伟大导师和领袖毛泽东同志，敬爱的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以及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全体默哀”。默哀完毕，代表们抬头看时，陈永贵在主席台上老泪纵横。他忍着悲痛说：“我再提议，为悼念我县建党以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牺牲生命的共产党员，为悼念我县从第六次党代会以来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献出生命的共产党员静默致哀”。代表们再次低下头。陈永贵自此以后，再没有回过大寨（资料来源，光碟：一个农民的传奇——陈永贵人生沉浮录）。跟随他起家的所有干部（有的已是部级省级干部），除了极少数与时俱进，换了思想者之外，其他人全部遭受政治上或者组织上的清除，有的还进了监狱。有了陈永贵的这个遭遇，谁还敢替毛泽东的晚年错误辩护？体制内和党内又会有几个人会去对诋毁诬蔑毛泽东的言论进行反击？更为重要的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威信和巩固自己的权利，一些人是主动的、有意识的放纵对毛泽东的诋毁诬蔑。历史地看，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决议》都没有从任何意义上，起到维护毛泽东威信和尊严的作用。

在这样的一个大历史背景之下，李捷一方面要维护毛泽东的威信和尊严，一方面又要守着《决议》的底线，他能两全其美吗？显然不能。只要他坚持毛泽东的晚年错误说一百年不动摇，那么其义正词严反击毛泽东“开国有功，建国有罪”，煞有介事说“错误”和“罪”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又有什么实质意义呢？其慷慨激昂驳斥说毛泽东私人生活并非如谣言说的那样腐朽不堪，毛泽东没有得淋病，又有什么价值呢？有哪一个像我这样的严肃的思考者会相信这类垃圾，需要李捷来帮助清理？严肃的思考者只是真诚的期待又能够接触到第一手史料的人如李捷者，敢于站出来直面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抛开政治偏见，本着“独立之精神”，给毛泽东晚年一个合适的历史定位，去给年轻的、求知的、代表中国未来的大学生们一个正确的引导！这些“无知的”青年大学生所需要的，绝对不是李捷避重就轻的垃圾清理工作！而那些本来就别有用心的人又怎么会接受李捷的垃圾清理呢？更加荒唐的是，李捷把改革以来“亲爱的妈妈”因为政治偏见，主观造成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失控，治国方略上犯下了大本大源的错误，从而造成青年人对于革命史的淡漠，对于革命史的文化传统置若罔闻，轻描淡写归结于党史工作者和大学党史教育老师们“文风问题”。这是在为谁开脱罪责呢？为了纠正“文风”，开展别开生面的革命史教育，李捷甚至提议用动漫搞党史宣传，用网络游戏搞革命史知识的普及推广！这正是拉出的屎臭却毫无道理怪罪蹲茅坑的方法错了。

会有左翼会说我太苛求李捷了，他受到当前说话语境的限制，能这样已经很不错了。诚如开篇所言，直到看过这个访谈，我对李捷是充满敬意的。我很认真分析了这个访谈，文字也看过两遍，他其实根本没有受到语境的限制，而是非常本能地全盘接受了《决议》，非常真心真意的相信毛泽东的“晚年错误说”，无比虔诚敬佩少奇同志小平同志，病态的相信他们的伟大光荣正确。他上来就从五个方面肯定了毛泽东的贡献，这给对毛泽东心怀好感的一般听众和接触史料不多的左翼心理上一个强大冲击波，一下子拉近与他们的情感距离，解除了他们的心理防范和独立思考的武装。李捷本可以顺着“五大成就”的思路，一直下去，避开插入赞美刘邓以及其他人的不相干内容，而不会给任何人任何政治不正确的把柄，做一个很有深度的毛泽东晚年评价。可是，他是几乎本能地、自觉自愿地，把一个本来为毛泽东辩护的访谈，搞成一个为刘邓辩护并歌功颂德的访谈。众所周知，对毛泽东建国前的成就，无论左右都无法挑出重大毛病，而所谓“晚年错误”，几乎就是围绕和刘少奇在政治层面展开的“路线斗争”中发生和发展的。现在底层民众因为惨痛的现实，痛定思痛，重新审视毛泽东晚年尤其文革，自发全力为毛泽东辩护，其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人皆清楚，李捷显然也十分清楚，所以才这样的本能地、自觉自愿地，借为毛泽东辩护之机，为其他人开脱罪责。从这个意义上讲，李捷这回是做了一个高级说客，不露声色当起了改革开放路线的卫道者。他说：“事实证明，刘少奇同志不是修正主义者，不是走资派。但毛主席当时就是这么认定，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悲剧”。这样的评论，拿到现实里对照起来看，有一文钱的价值吗？有一毫克的真理性吗？这是在为毛泽东辩护还是在为刘少奇辩护，为什么样的路线充当卫道士，难道不是一清二楚吗？换句话说，这是在维护老百姓的利益，还是在维护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少数人的利益，难道不是一清二楚吗？杨澜“国门一开”的言论，激怒了中国社会底层网友，招来骂声一片，她可能还真以为中国现在人人都和她一样富有，真的没有童工，但是李捷也不知道有童工吗？

“大跃进”就算是个错误，那么为什么错误要由二线的毛泽东付全责，一线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整个经济内阁谁都没有错误？庐山会议上发生的事情到底怎么回事？现在，许多人已经清楚了刘少奇在彭德怀问题上所发挥的恶劣的作用，知道了整个庐山会议的大致过程，甚至也知道了在1962年7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说过“谁都可以平反，但彭德怀不能平反”这样的话。在这样的背景下，李捷在毛彭之间有无个人恩怨上下功夫，说什么“不是因为毛岸英的死造成了毛泽东对彭德怀的私恨，才导致毛泽东打到彭德怀，而是因为彭德怀批评了毛泽东的‘小资产阶级狂热病’才要打到彭德怀”。这弹出的依然是臭名昭著的老调，是把庐山会议的真相隐瞒起来，用他的“正确的方式”，告诉大家的确是毛泽东，而不是任何其他人，要打倒彭德怀（彭德怀到底在何种程度上正确，彭德怀是否牵扯到其他问题，暂且不论）这是为哪个尊者讳言呢？当然是为刘少奇这个尊者和他后来的代理人。更为暧昧的是，关于大跃进饿死人的问题，左翼人士甚至都能从历史发展的特定条件出发，对于包括刘少奇在内的一切人的错误，宽宏大量加以原谅，质疑的并非是有无饿死人，而是有无“饿死3千万人”。李捷肯定是能接触到关于这一事件的最真实的具体材料，完全有能力有数据在不经意中告诉大家真相，可是他只强调了“饿死很多人”，就是不告诉大家到底饿死了多少人，继续给听众留下，甚至故意给听众制造“饿死3千万人”的想象空间。这是为毛泽东“有错而不是有罪”做辩护而该作的分说么？不是。我以为，这只会引发更深的认识混乱，在这个问题上，继续挑动群众斗群众。

李捷还从“毛泽东犯错动机是好的”这个幼儿园和小学生的“方法论”（“好人还是坏人的二分法”）着手，为毛泽东的“错误而不是罪”作辩护，试图把毛泽东“晚年错误”和他归纳的毛泽东的“五大成就”完全割裂开来，仿佛它们是两个独立系统里独自发生的事，彼此之间没有内在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联系；当实在割裂不开的时候，他就说成就是“亲爱的妈妈”集体抵制和克服了毛泽东的错误的干扰的结果。这是在搞历史评说吗？一个国家领袖在犯有被人确立为“罪”的所谓全局性“错误”的时候，却能成就使一个百年积弱积贫的国家，彻底摆脱列强奴役成为现代世界强国之一的“五大成就”，这说得通么？我是真心实意的期盼现在有人也能犯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建立类似的“五大成就”，或者直接把台湾拿回来了，把美国打趴下了，把三农问题解决了，把两极分化，把腐败，把黑社会都铲除了。有谁敢拍这个胸脯吗？所以说，这个“晚年错误说”，我看是正可以用孔庆东的“三妈”来骂一骂的。

毛泽东在建国不久就确立了“打扫房子后再请客”（先巩固政权再谋求打破美国集团的封锁），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无非是他心系中华民族安危，心系中国黎民百姓前途，想让中国早点强大起来，想让中国老百姓别再受内外反动派的欺压，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这个“执”太过强大，老骥伏枥，壮心不已，拼了老命来打扫房子，来请客。老人家辞世的时候，房子打扫了，客也请过来了。这里有什么错误？如果毛泽东的“错误”正在1959年被彭德怀纠正，或者1962年被刘少奇们“纠正”而淡出中国政治舞台，那么李捷概括的“五大成就”立马就化为乌有。莫说“五大成就”失去，就是国防方面的这一项成就不存在，中国早在20年前，就已经再次沦为西方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了，绝对不只是一个内部“新三座大山”、黄赌毒、贪污腐化这些事情祸乱中华这么简单的问题——虽然这一切也必然同时降临；也就没有今天这帮酒囊饭袋的庙堂人士，到处喷粪，为毛泽东“评功论错”。当今中国，除了底层老百姓还有基本的智力和良知，因而有权利给毛泽东评功论错之外，其他人谁还有这样的智力、良知和权利？黑天鹅开会，讨论起白天鹅的错误，说白天鹅的错误就在于其羽毛是白的而不是黑的，这不荒唐吗？燕雀们给鲲鹏开会论错，一开口就说鲲鹏的错误就在于其宏伟巨大，一展翅就是9万里，燕雀们终生也飞不到那么高那么远，这种错误不可饶恕，这难道不是燕雀们的没有自知之明吗？

文化大革命是评价毛泽东“晚年错误”的焦点，这一场思想与文化的革新运动，被以上的燕雀们和黑天鹅们，标记为一场造成浩劫的政治闹剧，其思想史意义被轻易的否定了。政治在这里被确立为学术标杆，政治定性取代了学术裁判，具体表现为《决议》成为学术尺度。毛泽东一贯倡导“政治是统帅是灵魂”，这一场深刻的思想和文化的革新运动，以政治运动的形式表现出来，整个过程又受到来自党内外的各种干扰，在当时造成的一些不可避免的社会混乱，例如在北京高级干部子弟知道他们的老爹们有下台的危险的时候，就组成“联动”为非作歹，大肆杀人放火，犯下了滔天罪恶。这些在某些人授意下干扰文化大革命的行为，掩盖了文革本身思想和文化内涵的充分表达，给后来的政治斗争的胜出者（他们正是当时打着红旗反红旗，干扰文革进程的人）贬损文化大革命，诬蔑其为一场政治浩劫提供了口实。这些人其实是深刻领会了毛泽东“政治是统帅是灵魂”的教导，所以，他们掌握政权之后，迫不及待搞出一个政治上的《决议》，来统帅一切。

然而，浩劫标签是否正确，要看其标示货物到底是什么。打开包装，货物与标签不符，是修改标签还是抛弃货物？这显然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李捷却把它搞成了一个复杂问题。可以说改革30年是一个启封包装，验明文化大革命这一货物实质内容的过程。现在已经验明了。李捷做的不是抛弃标签，或者修改标签，而是坚持认为货物不对。可惜文革这件货物属于历史，货物是不能更换的，只能更换标签。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标签，文革是浩劫的标签，已经被改革开放证伪，必须更换为“毛泽东晚年正确”，“文革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就政治层面而言，毛泽东为文革树立了一个“无形的”敌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他们就隐藏在党内，党的中央也有。文革后，否定文革者出示的最大的证据就是党内并不存在这样一个资产阶级。不幸的是，无论李捷怎样强调“刘少奇不是走资派”，但其衣钵继承人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刘少奇就是走资派，以他为总代表的资产阶级不仅当时就存在着，现在也还盘踞在党内的各级关键位置。

文化大革命到底何以发生是许多人试图回答的。就主观动机起源上讲，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个人意志的产物。就其思想动力源而言，有外因说，有内因说。外因说认为是受了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俄国革命是法国大革命的儿子，中国革命是法国大革命的孙子。反动文人关于法国大革命是暴民政治的故事新编，是要通过清算法国大革命来清算文化大革命。一切坚持毛泽东晚年错误说的，坚持文化大革命浩劫说的，与这些反动文人是一丘之貉。我坚持内因说，认为文革是源自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与法国大革命无关。法国大革命对近代以来世界具有其他任何革命所不及的特殊影响。中国革命和俄国革命受到它一定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影响主要是吸收其某些思想元素，不能夸大这种影响。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政治革命受外界的影响往往较强，而思想文化的革命，因为本土的原因要远大于外来思想的原因。

追索毛泽东的个人动机和文革的近代思想史起源，都很容易追索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那时，毛泽东就已经确立了中国文化大本大源的改造：“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人之心”。文革正是动天下人之心，是毛泽东因救亡（反帝而争民族独立）而押后数十年的“动天下人之心”的伟大构想的全面实施。我国历史自1840年以来，具有明显的不连贯性。如何因应外部军事力量和文化力量的侵入，无人能解决，是毛泽东解决了。文革从一个方面讲显然是源于自身安全需要应对外部力量的一次行动，是一个对于中国文化的重新审视后，在社会主义基地上文化重建的浩大工程。这个工程不可能回避外部力量的冲击，也不可能抛弃一切传统的东西，必然是在传统和外部文化之间寻找结合点，获得中国文化的现代性。文革正是毛泽东为此而做的努力，其思想动力是在自己的文化中，就是要保存中国文化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而又不失现代性。所以我们看到文革提出的口号之一是“洋为中用，古为今用”。这显然不是一个经济或者政治的概念，“洋为中用”还可以肤浅的解释为借鉴人家的科学技术，重弹“西学为用”的老调，但是“古为今用”则是只能是从传统文化层面来解释，是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精华，去其糟粕，改造之而为现代中国所用。毛泽东的应对具有超时代性。文革的思想文化价值，却掩埋在“反修防修”这样的政治口号中，人们庸俗的解释了“反修防修”，而又完全把文革的改造传统文化的意义置之不理。今天，政权因为毛泽东的“反修防修”得到了实惠，苏联和东欧的事变没有发生在中国，显然是得益于文革在政治层面的防范。几年前，当不会有人敢于正面肯定毛泽东的这一举措，而现在政权因为否定毛泽东晚年后造成的合法性危机，高强度显示出来，体制内的个别官员和学者，就敢于做出有限度的正面评价。这是一个进步。可是，不能满足于从此一个角度实用主义地阐释文革。

文革文化方面的辐射力，可以从“文化体制改革”这个题目上看到一些影子。文化体制改革当然不是文革的再现——虽然有些人有此联想。但是，它暗示了一个问题，由于毛泽东的超前的预防，搞出了以原子武器为轴心的现代国防体系，使西方的军事霸权不能像以往那样随心所欲，西方改变了战略，让文化霸权代替军事霸权，代为攻城略地，在各国内部引发事变，促成政权更迭。这正说明了毛泽东文革思想的高瞻远瞩。有人说毛泽东比他们多看了50年，这实在是他们太过自我高看而贬损了毛泽东。毛泽东比他们多看的是5千年，五万年，怎么是50年？毛泽东看到西方军事霸权难以为继的时候，就知道他们要从文化上入手，于是加以防范，为中国建设文化高点。当时，许多西方国家指责中国输出革命。为什么毛泽东治下一个贫穷的中国，可以输出革命，面对西方主导的世界取攻势？而没有了毛泽东的中国，即使经济上已经相当富足，却只能接受被输出革命？面对同样是西方主导的世界，只能取守势？还应对失措？显然，毛泽东输出的“革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武装革命或者军事革命，而是寓含在政治革命中重建民族独立和文化独立的国家意识。这是毛泽东输出的革命的实质！是理解毛泽东晚年正确和文革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切入点。

今天，提出文化制度改革的人，看到了事物的一些表象，想模仿一点毛泽东的东西，但他们终归看不到本质，也就不敢像毛泽东那样，公然举起革命的大旗。合作化时期，毛泽东说邓子诙裹足不前，不敢顺应农民要求，大搞合作化，是“小脚女人”，现在这个文化体制改革的始作俑者，何尝又不是小脚女人呢？且看他们的文化体制改革如何拯救中国的文化，如何应对西方的文化打击吧。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时间，有“三年说”和“十年说”。对文革内容的解读，决定了对文革起止时间的界定。三年说，依据的是疾风暴雨的动荡为依据：从《五一六通知》，到《我的一张大字报》，红卫兵运动，上海一月风暴，武斗，夺权，军管，最后大乱到大治，九大刘少奇靠边，“权力斗争”告一段落，文革结束。这一思路无形之中肯定了文革是一场权斗，突出的是其表面状态的政治色彩，忽视了其文化和思想史意义。十年说，则是以《决议》为依据，把毛泽东1966年发动文革到毛泽东1976年逝世，粉碎四人帮，确立新的中央委员会作为文革时间段。这一判定，注意到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在文革中的核心指导作用，但把文革中的种种问题，都归结于这一理论的错误，这显然掩盖了许多东西，让文革变成了一幅漫画，李捷的在这个访谈中做出的解读就是这样的一幅政治漫画，怪不得他还设想用动漫和网络游戏来搞革命史教育，看来这里有其个人思想的深刻根源，不只是一个教育的方法选择问题。

毛泽东研究是一个世界性课题，毛泽东晚年正确，尤其文革的神启性正确性，更是一个世界性课题。然而，直到今天世界上并没有出现文化大革命的学术重镇。国内因为政治的禁忌，一切研究都还是在《决议》的政治框架里进行，这些研究甚至甚少文化色彩，总在政治斗争，权利斗争的，个人恩怨的角落里打转转（这些李捷也看出其无聊），得出的结论都是皮相的，未有任何有深度的开山之作。在国外，即便有高于国内的学术自由，但由于政治背景，文化差异的制约，依然也难以见到关于文革的扛鼎之作。迈纳斯，魏菲德，施拉姆这些为热爱毛泽东的人耳熟能详的研究者，书卷气太足，从文本到文本，且因为缺乏直接的情感体验和思想共鸣，在他们的著作中鲜见文革本身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搅动和深耕，我对他们的真诚充满敬佩，但对他们的研究成果持保留态度。

这里，我提请有关人士注意，政治事件是社会思潮的根基和起源，从1957年到1964年，我国的知识界和思想界拒绝工农兵大众，这为毛泽东酝酿文革确立了近时间段的思想基础（远时间段的思想基础如上文所说是在五四时期）。毛泽东虽然对埃德加斯诺说过是早在四清问题上和刘少奇起冲突，就想拿下刘少奇，但是1966年标志文革正式发动的《五一六通知》是刘少奇参与做出的，毛泽东还要求刘少奇本人主持文革，这明显是给他一个改正以前“路线错误”的机会，以观后效的举措，刘少奇显然对此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也对自己过度自信（李捷对毛泽东“大权旁落”才发动文革向刘少奇夺权的无稽之谈也予以了驳斥，我一点我是予以采信），于是就有之后的文革的全面发动。这正如淮海战役源自一个局部的济南会战，越打越大，就打成了淮海战役，成为埋葬蒋家王朝的关键性战役。就解决人事问题或者组织路线问题而言，文革本来也是小范围的，目标是向上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是，刘少奇在文革初期，故意扭曲文革本意，把矛头指向基层群众，失去了毛泽东对他的最后的信任。于是，在刘少奇的干扰和毛泽东的反干扰的对抗性互动中，文革就从局部性演变出全面性。毛泽东是顺势而动，把动天下人之心的大本大源的改造设计，在这个运动中加以了实践。在“干扰”和“反干扰”问题上，我无法采信李捷的意见。他显然认为刘是反干扰者。事实上，毛泽东才是反干扰者。文革的头两个多月，是刘以文革主导者的身份，用向各大学派工作组的方式，矛头指向学生和普通教师，方便地干扰了文革的目标和实施过程，毛泽东从杭州回来之后，反对他的做法，试图拨正文革的目标和实施步骤之后，刘少奇就不很方便直接干扰了，于是就采取非常手段干扰。

根据高皋、严家其《文革十年史》（该书成书为80年底中期，较早，当时还没有敢公然的否定毛泽东晚年思想，所以披露的资料就很微妙，有可信度），刘少奇被彻底罢官之前还是参与最高层的会议的，中央最高层的决议刚一形成，高干子弟云集的北大清华和一些中学如人大附中京工附中的学生就知道了决议内容，高干子弟们会有针对性做出应对，其最典型的代表是如上文提到的“联动”组织，该组织大肆打砸抢，最猖狂的时候居然向全国发出通电，严重制造社会动荡，以至于公安部长谢富治亲自出面解决他们的问题，许多学生和群众也参与对他们的围剿。当他们最终被制服的时候，一些成员四处散发传单，“联动永存”，“联动打不倒”，“打倒谢富治”，“火烧江青”，“炮轰公安部”等标语就见于很多学校，一些“联动分子”还骑着自行车在北京大街上高喊：“毛主席正确不正确，十年以后见”。这些显然不能简单解释为这些高干子弟们个人的行为，尤其是“毛泽东正确不正确十年后见”明显的是那时失去权力的走资派的内心写照，不是一般中学生能够想得出来的，因为毛泽东自那时以后很可能活不过十年了。十年后，毛泽东死了，果然就被定性为不正确，这绝不是偶然的。关于“联动”的公开资料直到现在还十分有限，见诸网络的也都有美化联动或者避重就轻的痕迹。这明显是因为他们的背后是当时走资的当权派后来的改革当权派——“改革就是走资”，在这里二者合流了，以此为认识基础，诸多问题都可迎刃而解。

这就是说，当时只要刘少奇不从政治上被彻底打倒，整个社会就不能安定！而刘少奇本人即使被打倒，他的整个班子还在，问题也不见得好转。从这个意义上讲，是刘少奇自己打倒了自己。他曾经以退为进请求辞职，以保护其整个组织体系和成员，以图东山再起。毛泽东拒绝了他的辞职，而把他的问题交给全社会来批判解决，以此教育全民，达到了动天下人之心的目标。这又显示毛泽东远见卓识，如果没有这次让刘作为现实的反面教材，文革也就不会成为一个直到今天还是众说纷纭的重大事件，人民关于文革的认识也不可能到今天这个程度。这里没有什么毛泽东的阴谋，只有毛泽东教育人民的阳谋。李捷说“毛泽东迷信群众运动而过度的使用了群众运动”，完全是站不住脚的。

“要解释大革命，首先得接受大革命”是法国右翼学者傅勒在其《思考法国大革命》一书中提出的一个观点。今天，阐释文化大革命的人比比皆是，但这些解释者中能接受文化大革命的人，却凤毛麟角。这就决定了，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思考或者反思或者批判，由这些人来做，只能是歪嘴和尚念经，再好的经也被念歪。带着心理的抵触，是无法宁静以致远的，再带上政治偏见的哈哈镜，在苍蝇的眼里，世界就只有大粪了。由谁来解释文化大革命？由政治家或者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李捷们吗？由告别革命的李泽厚刘再复们吗？由仇恨毛泽东的茅于轼袁腾飞们吗？由刻苦研读中国历史为试图再度奴役中国的西方政治家提供思想武器的外国学者吗？靠张宏良一类的自诩代表工农大众的半吊子吗？靠工农兵自己吗？我对所有这些人保持警惕，对于工人阶级的警惕不是来自阶级立场的对立，而是来自对他们能力的怀疑，工农兵他们有天然的历史洞察力，但是他们没有足够的哲学理解力和哲学武器。工人出身的蒲鲁东和马克思的决裂就是一个缩影。对于非工人阶级的一切人，警惕不是来自他们的能力，而是来自他们所站立的阶级立场和他们的主观的动机。站错了阶级立场，“知识越多越反动”是毫无疑问的。

“最近30年，英美的政治学说在中国政治学界占了压倒性影响，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他们的主要学术资源都是来自于英语世界。这些学术流派构成了中国当代讨论现代性的话语前提”（黄万盛：革命不是一种原罪）。告别革命的李泽厚是这样的流派代表，预言道德理想国破灭的朱学勤是这样的流派代表，主张宪政的刘军宁，更是彻头彻尾的拾牙慧。这是一场真正的灾难，中国学术的独立性没有了，学术尺度，是非标准没有了，有的只是拾人牙慧，甚至是在思想的爬行中吞入别人消化不透的排泄物或者恶意注入的毒素，我能相信这样的知识分子吗？

过去2000年的中国历史是秦始皇的历史，未来的全部中国历史属于毛泽东。秦始皇之后到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确立，中国历史上一切人都是在为秦始皇跑龙套，最多也只是秦始皇的解释者或者完善者。毛泽东之后，无论谁无论以怎样的方式登场退场，都将是以各自的表演从正面或者反面阐释毛泽东晚年尤其是其文革的正确性的历史。历史固然会飘忽不定，但注定是无法逃脱毛泽东设定的一切，历史偏离毛泽东的轨道，无论是30年还是300年，都只是暂时的历史现象，最终还是要摆回毛泽东这一中正之位。文革将是理解未来全部历史的关键，未来历史将无可避免的这样那样解释文革而吸收文革的思想，回归文革中的毛泽东意识，挑战周期律。柏拉图以降，西方的历史无论思想史上出现什么巨匠，其最终也只是柏拉图的阐释者。毛泽东汲取中国数千年文化之力和养分，把柏拉图的理想国一度变成了一个现实的政治实体。所以，西方的无论政治家还是思想家哲学家，也都无法回避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