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我当年的高考

来源: 理胜于 2013-06-10 15:12:04 [档案]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次 (14588 bytes)

每年一到高考邻近，满世界的新闻都和高考有关，还不时有名人踌躇满志地回忆自己当年通过高考鲤鱼跳龙门，一步登天，改换门庭的光辉历史。这些文章也搅的我沉淀在心底深处的记忆沉渣泛起，想起了五十年前我经历的高考。那是1963年，过了整整半个世纪啊。

我1960年上高中时，正赶上困难时期，吃不饱肚子还要面临繁重的学业。上高中后住校，早饭就是两碗稀汤一样的棒子面粥，上完一节课，尿泡尿，肚子就开始咕咕叫了。下面三节课根本听不进去老师讲什么，只等下课铃响，好去食堂领那两片窝头和一碗稀菜汤。因为饿的头昏，听不进课，第一次数学测验考一元二次方程我只得了18分（百分制），第二次翻一翻，36，第三次更上一层楼，54，还是没及格。进入高三，食品供应开始丰富起来，至少学习的时候不觉得饿了，我的潜力开始发挥出来。我的逻辑思维能力比较强，所以做几何求证题特别得心应手，别的同学做不出来的题拿给我，几乎没有我证不出来的。

我从小爱看科幻小说，对小说里那些自动化设备有浓厚兴趣，初中就经常鼓捣家里那台五灯机，又爱动手，志在清华无线电系，但又觉得自己实力不够强，第一志愿报了北京排名第二的工科院校，北京工业学院无线电系，并如愿以偿。那时候高考分数是不告诉本人的（原因后面会提到），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我高考考了多少分，但估计不错。

那时候报志愿的考虑除了个人兴趣外，主要是这个系的师资，实力，名气，历史，基本不考虑工作苦不苦，待遇好不好，一心想着是为祖国建设做贡献。我哥哥报北大地质地理系，就是冲系主任是候仁之教授去的，根本没考虑毕业后要到地质队野外勘探。我从大学发配到东北水电站劳改，那里有十几个清华水利系的毕业生，不少是北京，上海的高知子弟。他们并非不知道水电站都建在山沟里，之所以报水利系是因为有张光斗和黄万里教授，和年轻人到艰苦环境中报效祖国的满腔热情。

我都是自己在学校和同学一起高考复习，父亲虽然是高级机械工程师，对我复习和报志愿基本不过问，不催，不说鼓励的话，绝对不提达到什么目标，给我足够的自由空间。我从小就具有调皮男孩所有的毛病，贪吃，爱玩，念白字，上课睡觉，走神，作业粗心大意，给家长老师留下深刻印象，所以父母对我考大学并不看好，也不给我什么压力。但我哥哥一年前考上北京大学后，我也暗地里憋着一股劲，想露露脸。

高考那天，父母按时上班，出门前只说了几句让我放松的话，我自己走到考场的。那时候是7月上旬高考，天气闷热，我记得特别清楚是大腿上冒出的汗珠像一颗颗绿豆那么大，不敢去擦，怕把手弄黏糊了粘卷子。至今我还记得高考作文题，“唱国际歌时想到的”。我高中时期比较“崇洋媚外”，小说看世界名著，唱歌唱“外国名歌二百首”，谈音乐言必称柴可夫斯基（喜欢俄国音乐）。连革命都觉得外国的更激动人心，常挂在嘴边都是什么巴黎公社，十二月党人，涅瓦河边阿芙乐耳号巡洋舰的炮声，一唱国际歌，这些词全想起来了。物理，化学是我的强项，势在必得，如果不是老毛病粗心，看错一道小题，估计就是满分。数学至少有百分之九十五的把握。那时侯考完没有标准答案，由老师集体研究出答案给学生讲解。

高考放榜在八月十号左右，既不把高考结果邮寄给考生，也没有金镑提名，贴在墙上供考生去查看，而是要考生自己到学校打听，看看有没有自己的录取通知。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我走在去学校的路上，挺宽的马路对面有个女生对我喊：你考上北京工业学院了！

当时的高考录取率是百分之十左右，根据我的记忆，那一年全国大学录取了二十万新生，在校生百万（那时侯本科五年，清华，北大六年，协和医学院八年）。这么算下来，全国每年的高中毕业生二百万左右。那时候大学是统一试卷，统一调档分数线。至于给谁加分，优惠，全是暗箱操作，外人根本不知道。所以高考分数保密，省得考生知道了互相攀比，不服气。

能赶在1963年参加高考，我是幸运的。1964和1965年，高考就不按分数录取了，要看出身，只录取革干，工人，贫下农子女。资本家，高知，社会名流多数属于剥削阶级家庭，他们的子女成绩再好也不录取。个别被作为“可以教育好子女”的典型招进来，也只是党的“有成份，不唯成份”阶级政策的点缀而已，至于地富反坏右的子女，就想也别想了，准备下乡吧。剥削阶级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居住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他们的子女被拒之于大学门外。所以64，65两届除了干部子女，穷工人子女，北京上海就没怎么招生。革命干部除了抗战前参加革命的，大多数是进城后才结婚，到了66年文革，他们的子女还在中学当“联动”和“西纠”破四旧，没到上大学的年龄。我那两年帮助接待新生，几乎一色儿农村来的。那两届基本就是“根正苗红，三辈贫农”子女的一统天下。

那时候的政策也是拼爹，但不是比谁有钱，有势，而是比谁家穷，出身三辈贫农大老粗最神气，入党入团，当学生会干部，团干部，全部被他们垄断，看谁不顺眼整谁，因为贫农老爹是文盲，学习成绩和综合文化素质比从小受家庭熏陶教养的高知子女差不是一点点。但就凭出身贫农一条，就可以骑在知识家庭出身的学生头上耀武扬威。为了制造“又红又专”的典型，政治工作干部会找任课教授通融，这些人分数里的水分就只有天知道了。只要是农村来的，就可以申请一等助学金，每月19块5，伙食费15块5，净落4 块零花钱。家里再给点，日子过的比我还滋润。我父母每月给我20块，包括书费，文具费和周末去我爷爷家的车费，往返一趟3 毛4。

我有一个朋友，北京101中64届高中毕业，父亲是美国回来的物理学家，半导体二极管理论奠基人，回国后在清华任一级教授。因为傻呼呼的谈美国两党制，被打成右派，进而以反革命罪判刑。他高考成绩全校第三，却不能上大学，到房管所当了泥瓦匠，冬天到机关烧锅炉。我几次到锅炉房找他，都看见他在锅炉的火光前读书。恢复高考后，他跳过本科，直接考上中国社科院研究生。这样一个才气，能力，人品超群的北京名校高才生，却被平庸无才，只凭农村户口，家庭贫困，三辈贫农出身的外地学生抢去了在北京上大学的资格，而且还不能有半点怨言。否则一顶“反革命狗崽子”的帽子把你压的死死的，只许老老实实，夹着尾巴做人，不许乱说乱动，否则俺贫雇农就要专你的政。

文革前，三辈贫农出身的学生控制着党，团，学生会干部职务，别看学习不怎么样，政治表现超积极，专门从事监视出身不好的学生，向政工干部汇报学生中“阶级斗争新动向”，收集他们的“反动言行”，上纲上线的勾当，留待秋后算账。文革开始后，这些根正苗红的学生又投靠工作组，在学生里“抓游鱼”“拔白旗”，整“反动学生”的黑材料。1966年7 月29号毛主席在大会堂对大学生文革积极分子大会代表讲话，决定撤走工作组。这帮打手抱住工作组升官的美梦破灭了。他们马上见风转舵，打出造反的牌子，回到学校当晚就召开批斗黑帮大会，把培养提拔他们的党团书记，政工干部全部揪到台上，用墨汁染手（黑手），挂上牌子和走资派一起批斗，忘恩负义，完全没有做人的底线。

破四旧开始后，批斗老教授，专家学者，抄家，打人下手最狠的也是农村来的贫下中农子弟。我们班有个贫农儿子对我说，抄家打人下了手，下不了手，是有没有阶级感情的问题。想想地主剥削贫雇农的残忍，下手就越来越狠。高干子女外出抄家骑自己的自行车，三辈贫农学生则是到老教授和走资派家强抢来自行车骑着在校园里招摇兜风，根本没有归还。有一次红卫兵抄家批斗一个校医院的大夫，我们年级一个皖北山区来的学生，手里拿着一套黑乎乎的破铝锅怒吼道：我们贫下中农一家只有一口锅，她家就有三口锅！武斗开始后，这些人因为阶级立场坚定，把长矛插进对立派同学的胸膛毫不手软，又成为武斗先锋。

北京市高校的武斗，始于北大“3。28武斗”。北大老佛爷聂元梓手下的“新北大公社”，于1968年3月28号半夜突然发动武斗，把井冈山派的同学全部从被窝里轰出搂外，只许穿裤衩背心，什么都不能带。这些出身不好的学生家庭都比较富裕，个人财产值钱东西不少，那些贫雇农后代平时看的就眼红眼绿的，逮住这个机会就跟土匪进了村一样，立刻疯抢一空。和他们的老爹当年土改分浮财一样，狠狠捞了一票。我哥哥的小提琴就被这帮人抄走了。北大化学系0565的一个新北大公社武斗打手，因出身贫农，保聂老太有功，被军管会御林军8341部队留校任教。（65届总共才上了8个月的课，能教什么？）最后成为海龟博士，官升到北大校长，叫周其凤。有这样的校长，北大有开口就骂娘的“孔三妈”教授，有对于丹高喊“滚下台”的学生，就再正常不过了，“上有好者，下必甚焉”。

等到毕业分配，三辈贫农出身是留北京的必须条件，连没有解放的高干子女都不能留北京。66，67，68三届毕业生是1961，62，63年招进来的，那时候还没有特别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学生里有不少城市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毕业时一个不漏，全部发配到穷困农村，边疆地区，根本不管个人表现好坏。原因很简单，毕业分配由军宣队掌控，这些支左小干部都是农村兵提干上来的，对北京人有着本能的仇恨：你们凭什么一生下来就吃供应粮，住在北京城里享受，我活了30 年才看见北京什么样，今天你们落到我的手里，这也让你们到穷山沟里尝尝滋味。这批支左干部因为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有功（批斗走资派），对阶级敌人斗争立场坚定，毫不留情（1968年御林军8341进驻两校清理阶级队伍，北大，清华，中科院数十名世界著名教授学者被迫害致死）。这些军人转业后几乎全部留在北京，给农村家属上了北京户口，当起了“北京人”。现在那些以北京人自居，歧视外地人，霸占北京公共资源不肯让外地人分享的，基本都是这些转业干部，和分配在北京的农村学生，以及他们的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