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未能打赢朝鲜战争，这使美国领导人深感不安。因此，他们在战后二十年岁月里，总是想方设法伤害阻挠美国取胜的红色中国。
其实，中国对美国并不构成威胁，不仅如此，它在东亚追求的国际目标实际上也和美国一样，即和平、贸易，并与苏联保持距离。然而由于美国领导人心怀强烈的报复欲望，所以针对中国人还是投入了过多的精力。
美国领导人以报复的心态拒不正视上述事实，坚持认为中国意欲征服整个东亚。这些显然与事实不符。可是美国领导人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相信过去对红色中国的指控，当时中国一开始干预朝鲜战争，就被扣上了“侵略”的帽子。然而希望什么就相信什么，因为美国领导人被中国的行为激的怒不可遏，他们需要一个“侵略成性的中国”存在，这样才能证明他们要摧毁中国政权的迫切愿望是正当的。而中国曾彻底挫败过美国。
当朝鲜战争最后停火时，美国最高军政领导人向美国人民传达了一个乐观的信息。他们给人民的印象是：美国实际上取得了胜利，因为他遏制了共产主义的发展。在很长时间内，美国人民整体上接受了这一看法，或者起码认为，这场战争打了个平手。不管如何，美国人民对停止流血、战争没有被升级为世界性冲突而感到欣慰。
但是在美国最高层领导人的心灵深处和私下商讨中，却有一种深深的受挫感，这种感情因无法向公众透露而变得特别强烈。他们明白，本来在1951年就可取得的和平却延至1953年才最后取得。他们知道这两年所受到的一切痛苦、牺牲和损失通通都是无谓的；1953年的最终停火线和1951年的几乎没有多大差别。1953年美国所接受的条件两年前也许就有可能达到。
这且不说，尽管美国公众很少有人了解真实情况，但美国领导人却心中有数，他们曾计划征服北朝鲜，使之与李承晚的南朝鲜合并，而这一计划却被红色中国挫败了。1950年9月仁川登陆后，美军又入侵北朝鲜，其唯一原因便在于此。美国领导人知道，遭到失败后进行的战争实质上是一种没目的的战争，但公众却鲜有人知。
最令人感到沮丧的是，红色中国用少的可怜的武器和令人发笑的原始补给系统，居然遏制住了拥有大量现代技术、先进工业和尖端武器的世界头号强国美国。
战胜曾经打败过美国的敌人，当时已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主要目标。的确，从朝鲜战争中产生的敌意，已使美国领导人对人民共和国的怒火聚升为一种血海深仇，其中的狂热、固执于非理性完全同实际危险不相一致，也跟它和其他任何国家（包括苏联在内）之间平息下来的争执截然不同。
1951年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奥马尔.布莱德雷曾经说过一句非常有说服力的话：同红色中国的冲突，将会是一场同“错误的敌人”进行的一场“错误的战争”----因为美国面临的巨大危险是拥有核武器的苏联。尽管美国领导人承认这一现实，而且事实上也不准备直接进攻中国，但他们对北京所抱的仇恨，却远比对克里姆林宫深的多。这一点有两个事实可以说明。首先，美国对中国进行制裁，实际上禁止与红色中国进行贸易，竭力阻止中国发展成工业国。这些制裁比对苏联进行的还要苛刻，即众所周知的“中国差别关税”。华盛顿还迫使其他国家也对中国进行类似制裁。尽管其他国家在1960年代后期放松了制裁，但美国却继续了20年之久。
美国特别敌视中国的第二个例证，是1953年11月5日，即朝鲜战争结束不足四个月时，国家安全委员会所做的决定。该项决定作为美国一项官方政策，旨在摧毁中国共产党的政权，而国家委员会对苏联从来没作过这样的决定。
为了替这种极端的对抗立场寻求根据，美国只得坚持说红色中国侵略成性，无可救药。美国领导人在心目中为这种侵略臆造了三个证据，即：中国在北朝鲜进行干预；北京有意攫取台湾；中国人自1946年以来一直支持越盟反法叛乱。
然而这三个证据没有一个能证明中国的侵略。进入朝鲜的行动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是防卫性的，其目的是为了保留一块历史盾牌，保护北京周围的中心地带。对北京来说，决心拿下台湾乃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因为就连蒋介石也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北京对越盟的支持，在很大程度是一种防范措施，因为中国担心美国会干涉越南，消灭共产党，在中国的南疆建立一个美国扶持起来的国家。这与美国支持印度支那反动势力的程度相比，北京对越南共产党的支持是不过分的，而且完全是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摘自美国战史专家贝文.亚历山大的《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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