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朝霞》月刊负责人陈冀德 讲述 王、张、姚印象

近几年，香港出版了一些文革当事人的回忆录，如《吴法宪回忆录》、《王力反思录》、徐景贤的《十年一梦》，都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今年，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又出版了陈冀德的回忆录《生逢其时》。陈冀德在文革中是《朝霞》文艺丛刊、《朝霞》月刊和《外国文艺摘译》负责人，她当时的政治地位不如吴法宪、王力那样高，不可能像他们那样讲述在政治中枢的亲身感受，笔下的细节也不如徐景贤丰富，但《朝霞》在当时有很大的社会影响，是文革后期最有代表性的文学刊物，因而，陈冀德这本回忆录，对于研究文革时期的政治和文化，仍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陈冀德为《朝霞》的生存告状，给“上海帮”在中央的三个大员留下深刻印象。1976年5月，陈冀德到济南开会后进京，王、张、姚分别接见。

　　她先见的是姚文元。姚文元为了表明接受毛泽东不要搞“四人帮”的批评，为避嫌搬出了钓鱼台，住进东城区的一处中式宅院。院子很破旧，灯光也很昏暗。陈冀德问肖木，房子这么大，又这么破旧，办公厅的人怎么也不帮忙收拾收拾？肖木说，他们哪里会把姚文元放在眼里。姚文元身上穿的军大衣，都磨破了，没有人管，还是张春桥说了话，他们才给换了一件。

　　这使我想起不久前吴桂贤接受凤凰卫视采访，谈到姚文元和她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正副团长一起访问阿尔巴尼亚，从宴会厅出来，姚文元居然把吴桂贤的军大衣穿走了。吴桂贤的军大衣找不到，在阿尔巴尼亚引起一场虚惊。

　　第二个见的是张春桥。她的印象是张春桥会见她的客厅在过道里。从张春桥那里谈话后，是肖木带她去钓鱼台职工食堂吃饭，一般得很，也就是馒头、馄饨、面条之类。

　　第三个见的是王洪文。陈冀德并不想见王洪文，王洪文要接见她当面消除“误会”，陈也不能拒绝。但王洪文见陈冀德并不想谈什么，只是请她看电影参考片，找了六七个不认识的人一起喝茅台。

　　陈冀德的直观感受，王、张、姚三人的生活追求差别很大。王洪文生活奢侈，及时行乐，但张、姚在生活上并不奢侈，姚文元旦甚至有些寒酸。四人帮垮台以后，对江青、王洪文生活上的奢侈有揭露，但不见对张、姚这方面的揭露。看来不是对张、姚留情，而是他们确实没有留下把柄。有意思的是，1975年3月10日，徐景贤也曾致信张春桥、姚文元，反映王洪文沉迷于酗酒玩牌打猎，在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期间用名酒佳肴几次宴请上海市的一班领导成员，并热衷于调看内部电影，以合法和非法途径享受进口奢侈品。

　　 当时的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很低，与今天相比，可以说物质上相当匮乏，而制度对干部生活享受的约束比现在严得多。像王洪文、陈永贵、吴桂贤，当了中央领导人，也没有享受高级干部的工资。吴桂贤担任副总理以后，还是挣七十几块钱，在人民大会堂开会，两角钱一小包的茶叶都喝不起，只能喝白开水。陈永贵还是在大寨挣工分，国家给他每月一百元生活补助。王洪文吃、喝、玩、乐，靠的是特殊手段。徐景贤在《十年一梦》中揭开了这个秘密。王洪文安排他的小兄弟马振龙当了上海市轻工局党委副书记兼革委副主任，直接掌握了试制试用产品的大权。王洪文调去北京以后，马振龙就源源不断地给王洪文送试吃、试穿、试用、试玩的大量产品去，从香烟、酒类到糖果、罐头、从手表、照相机、打火机到录音机、电视机，连王洪文设宴用的高级瓷器、玻璃器皿等，都由马振龙送去。……高档食品、家用电器、日用百货、渔猎用具一应俱全的上海市轻工局，就成了王洪文一伙直接控制的物资供应站。而执掌这方面大权的马振龙，也越来越受到王洪文的征用和提拔，不但当了四届人大代表，而且经王洪文批准，连续到日本、阿尔巴尼亚等国访问。（见《十年一梦》P298——299）

　　历来的造反者，往往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文人，一部分是草莽。文人可能有脆弱的一面，但在文人的头脑里，不论是古代的圣贤之理，还是现代的革命之理，总还起些约束作用。张春桥提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理论，也不能说不是他的信仰。而草莽揭竿而起，以命相搏，“帝王将相宁有种乎？”为的就是打江山坐江山，上台后及时行乐屡见不鲜。王洪文和上海工人造反派的一些头面人物，正是这样的草莽。他们掌权后就急于鸟枪换炮，住好房子，坐好车子，享受“特供”。工人造反派取代了“走资派”，结果腐化的速度和程度甚至超过了“走资派”。研究造反派掌权后文人和草莽的内斗，对于理解文革失败的必然性，不无启发。

　　陈冀德对张春桥毫不隐讳自己的看法，认为工总司这些人是“争权夺利，胸襟狭窄，目光短浅，只知有群体，不知有阶级，一切的一切，都以这一伙人的群体利益为首，为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从来不考虑阶级的利益，更别说是高于一切的人民利益。”徐景贤也有类似的看法。

　　毛泽东在中共十大选择了王洪文做接班人。纵观“一月革命”开始的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三结合”的“夺权”斗争，其实多数省市都是以军人掌权为主，以地方干部为辅，造反派在领导班子里只是点缀。如果把张春桥、姚文元也视为旧市委的造反者的话，惟有上海的班子是以造反派为主。不论是王洪文、王秀珍这样的工人造反派，还是徐景贤这样的文人造反派，当市委书记确实是大权在握，而上海市领导班子里军人只是陪衬。和毛泽东亲历武汉“720事件”对当地文革的失望相比，上海在毛的眼里实在是文革成功的一个范本。为此，毛泽东也想让张春桥做接班人，但核心层里林彪、康生先后都曾表示对张春桥的反感，1970年的九届二中全会，在中央委员这一层对张春桥几乎是人人喊打。毛泽东只好把目标转向王洪文。他当面对张春桥说：“王洪文做过工人，当过兵，当过农民，他的条件比你我两个优越，我们要了解工、农、兵。还要搞调查研究，他自己做过工，当过兵了，已经具备这些条件了。”（见徐景贤《十年一梦》P297）然而，这些理由即使当下自圆其说，也不能改变王洪文是扶不起来的“刘盆子”的事实。毛泽东让他试了两年，不行，只好又转而选择邓小平。认定邓小平否定文革，只好又转而选择华国锋。

“上海帮”已经成为一页历史。但是，他们的真相还没有完全浮出水面。公开的传媒里，我们看到的有关他们的图景大多以漫画的面貌呈现。陈冀德在“四人帮”倒台曾被关押审查多时，解脱后受到处理，不得从事文字工作。三十年过去了，历史经过沉淀，陈冀德也进入晚年。她决定按照内心的想法写回忆录。虽然在大陆没有机会出版，但言论相对自由的香港，还是给她提供了一吐真言的机会。书名取《生逢其时》表明她内心有不平之气。我想，对于这样的历史当事人的文字，不妨抱以理解之同情，从中不但可以获取被遮蔽的信息，而且可以反思有益的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