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半生信奉斗争，后半生皈依和解

来源: JustAsked 于 2013-04-01 07:53:26 [档案]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次 (2897 bytes)

高伐林博客

北京电影学院崔卫平教授在中国大陆的《经济观察报》，发表了一篇很有份量的长文《和解的年代》。文章开篇讲述的是英国与印度的关系，文中所举的大部分例证，都是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的那些世仇们，如德国与法国、波兰与德国、捷克与德国……是如何妥善地抚平历史伤痕，实现和解。

崔卫平的文章侧重论述国与国之间、民族之间的和解，但她也讲述了南非、危地马拉、南韩、菲律宾、阿根廷、智利和萨尔瓦多等国家，由军政府转变为民主政府时，面临的共同问题，即如何补偿由前统治者造成的严重的非正义；她还指出，即使是成熟的民主国家，比如美国、德国、瑞士和法国，同样必须面对自己的各种历史问题，诸如奴隶制、殖民地、反对殖民的独立战争、战争罪行以及与纳粹权威的合作等。

读者很自然地会对照、联想起中国目前面临的难题----既有中国与外国、外族的仇恨、对立；也有自己国内民族对民族之间的仇恨、对立，也有阶级（阶层）对阶级（阶层）的仇恨、对立。该怎么办？过去我们耳熟能详的两句话是“强权即公理”“落后就要挨打”，且不说在过去年代这两句话是否能放之四海而皆准了，这样的两句话，在今天还能成为我们处理民族、阶级矛盾的不二法则吗？

笔者前半生在中国大陆生活，大部分岁月是在毛泽东时代，那个时候，我们信奉的就是“斗争哲学”，是“八亿人民，不斗行吗”这样的最高指示。如果说，要选一个词来概括20世纪，这个词是“革命”；那么要选一个词来概括21世纪，这个词应该是“和解”。不是说20世纪没有和解（中美在七十年代戏剧性地从宿敌变为伙伴，就是一例）；也不是说21世纪就没有革命、没有翻脸、没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动用武力的必要，但是从世界的总的趋势看，我想这两个概括，应该还是符合实际的。崔卫平在文中提到：中国前辈外交学者何方先生于1986年，提倡运用“和平与发展时代”来替代从前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年代”；而我也记得，长期旅居海外，前几年海归回国的学者、作家赵无眠，有一次从国内回美，告诉我，他写了一个电影剧本，讲述的是日本1945年投降、美国占领日本、改造日本，由你死我活、双方死伤千千万万人，逐步化解民族之间的仇恨的那段历史。赵无眠对我讲述的看法之一就是：20世纪是彼此争夺的世纪，21世纪是互相合作的世纪。他认为，他写这段历史，正是为了给21世纪提供一个成功的历史范例。

结下仇恨的双方是否拥有高瞻远瞩的领袖，可以说是能否实现和解的关键因素之一，不是每个民族都有这样的幸运的。

当然，谁也不会认为，世世代代的宿敌、有无数积怨旧债未偿、又有许多现实利益冲突的民族、阶级、集团，会因为器量、善心等等，一夜之间化干戈为玉帛，做到鲁迅所说的“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更不是说因为要和解，于是对“公正”对“暴行”等等都一勺烩一风吹，统统存而不论，杀人犯与受害者抱作一团互相亲吻；要实现和解，有无数的是非曲直要厘清，有无数的具体问题要一个个地解決、要妥善处理。这不用我多说。崔卫平教授的文章，涉及很多问题，在此推荐给诸位网友一读。

正如崔教授说：“如何运用今天发展出来的眼光，来审视和矫正自己的过去，令民主和尊重生命的原则进一步得到延展，这便是和解的动力。在这方面，许多欧洲国家有了一个值得称赞的和解起点。一些棘手的问题也开始解冻。”欧洲如此，亚洲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