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不到中国半个省大，中国出了几个尹奉吉？ 组图？ 组图
历史魔方：第二次韩国历史文化游漫记(1)
基于让受邀赴韩访学的亚洲各国学者更多了解韩国的历史，培养对韩国文化传统的好感，增进彼此的交流与理解的目的，韩国“SK”集团属下的“韩国高等教育财团”，每年都要组织三次“韩国历史文化旅游”活动。这类活动，不但期待和欢迎访问学者本人积极参加，而且也允许其家属陪同出席（如果活动举行时他或她的家属恰好正在韩国“逍遥”的话），全程免费，轻松享受，教人充分感受了活动主办方的办事魄力和待客热忱。
这其中，第二次文化旅游活动一般安排在每年的四月份，地点是距离首尔不远的忠清南道（大约两个小时的车程），时间为一天。这也算是多年一贯制了。至于活动的项目，则有四个（按参观顺序排）：一、游览瑞山市云山面龙贤里的瑞山摩崖三尊佛像；二、凭吊礼山郡德山面柿梁里的忠义祠；三、参观德山面境内的修德寺（有的游览资料中又称为寿德寺，估计是手民的误植）；四、瞻仰牙山市盐峙邑白岩里的显忠祠。
在这四项参访活动中，第二项与第四项无疑是重点，至于第一项与第三项，更多是属于陪衬而已。忠义祠祀奉的是著名志士尹奉吉的英灵，显忠祠纪念的是朝鲜历史上伟大民族英雄李舜臣的殊勋。所以，我们这些中国访问学者私底下把这次文化旅游活动称之为“接受韩国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之旅”。
2006--2007年度的“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访问学者的第二次韩国历史文化旅游，定在了2007年的4月28日。那天清晨六时，我和一同寄寓于高丽大学“IFH”馆的其他四名中国学者，抓住公鸡尾巴赶一大早，匆匆下山，到安岩乘坐地铁6号线到新堂转乘地铁2号线，直奔位于江南驿三的“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大楼，在那里与其他同期国内及亚洲各国学者会合。上午八时，装载我们这些人的大巴准时发车，向忠清南道方向疾驶而去。
乘坐在舒适洁净、宽敞明亮的豪华巴士上，享受着财团为大家预先准备的早餐-----紫菜包饭（韩国人做任何事都是那么的细心认真，简直可以用“无微不至”四字来形容），观览着车窗外郁郁葱葱、美丽如画的山山水水，真的是心旷神怡、其乐陶陶。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很快过去，一个多小时后，我们来到了第一站。下巴士走上一段不算太远的山道，眼前出现的就是“瑞山摩崖三佛像”。
(被韩国民众视为国宝的“瑞山摩崖三佛像”)
“瑞山摩崖三佛像”或许在韩国有一定的名气，因为韩国旅游发展局印发的“韩国旅游指南”也把它列为重点的观光景点，大力推荐。不过乍的一看，却让我们这些曾经领略过洛阳龙门石窟、大同云岗石窟、敦煌麦积山石窟以及乐山大佛、大足石刻风采的中国学者不免有些失望：这瑞山摩崖三尊佛像也太不显山露水了！中间的本尊佛如来立像，仅仅有2.8米高度，左侧的观世音菩萨立像和右侧的半伽思惟立像则更是低矮，分别只有1.7米和1.66米，而在四周空旷原野的巨大背景衬托之下，这些佛像看上去似乎又低矮了一大截。
关于它们的建造时期，好象也是一桩混沌不清的公案，“韩国旅游手册”上称：“据推测（请注意“推测”两字，这等于是拍脑袋、凭想象给历史文物断代，毫无可信性），是百济末期的7世纪初建造的”。而当地现场的文物展示牌上的介绍文字，则说是其建造时间相当于中国魏晋南北朝的北魏时期，又提前了一、二百年的时间，其实这是更没有谱的说法。即使是北魏时期的文物，在我们中国人眼里，也算不得是什么稀罕东西，这样档次的文物宝贝，泱泱中华大地上可是多得去了！
(在“瑞山摩崖三佛像”附近的溪流之畔小憩)
“旅游指南”手册上还说：“从三尊佛像的满面笑容（这种笑容又被誉为百济的微笑），便可以看出当时百济人和谐浪漫的性格。佛像根据光线照射角度不同，笑容也略有不同，当时百济人的雕刻艺术之高，由此可见一斑。”这段说明文字也同样有点儿大言炎炎的味道，至少我们数十号人看了许久，谁也不曾看出“笑容略有不同”的任何端倪来，更无法形成所谓“雕刻艺术之高”的印象。
当然，瑞山摩崖三尊佛像也有它的特色，一是观音是男身，这符合佛经上的原始记载，也表明佛像建成的历史不会太短（韩国其它地方的观音造像跟中国一样，也是女身）；二是佛如来等三像无威严、一本正经相，没有高高在上的样子，而呈示出和蔼亲切、食人间烟火的形象，有比较浓厚的人文色彩，说它是“百济的微笑”也不是没有一点半星的道理，这多少给人以亲近自然的感觉。尽管如此，韩国人把它列为国家古迹第84号（类似于我们中国的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虽说是高度重视对自己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体现，但是另一方面也显得有些夸张，用一个不尽惬当的词语来形容，就是“小题大作”。
礼瞻瑞山摩崖三尊佛像结束，大巴士又把我们拉载到纪念韩国现代著名抗日义士尹奉吉的忠义祠。
尹奉吉，号梅轩，韩国忠清南道礼山郡人氏，1908年6月21日出生，是家中5子2女中的长子。据称他19岁时便参与以反抗日本殖民统治为宗旨的“农村复兴运动”，为日本殖民统治者所不容，故于1930年辗转流亡到中国。1932年4月29日，尹奉吉携带水壶型炸弹，悄悄潜入日本人在上海虹口公园举办的天长节兼战胜纪念祝贺仪式现场，孤注一掷，伺机实施爆破，当场炸死日居流民会会长河端与日本占领军白川司令，重伤多人（看来这炸弹威力颇不小呀），自己则视死如归，当场被捕。当年5月25日，日本人在上海军法会议上判处尹奉吉死刑，并于同年12月19日执行。是年，尹奉吉25岁，韩国人称之为“壮烈殉国”。1945年，韩国摆脱日本殖民统治独立建国后，尹奉吉的遗骸被迁移回韩国本土，以国民葬仪式安葬于首都汉城（今称首尔）的孝昌公园之内。
(韩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忠义祠)
在广大韩国民众的心目中，尹奉吉是典型的抗日爱国义士，不折不扣的民族英雄，所以敬仰有加，纪念不辍。礼山郡的尹奉吉忠义祠，就是在这么一种高涨的全民爱国热忱氛围中，于1968年隆重兴建的，当时的大韩民国总统朴正熙曾亲自参加竣工仪式及义举纪念活动。1972年，尹奉吉忠义祠被正式指定为韩国第229号史迹及第568号宝物。此后，忠义祠又经过多次缮修、扩充，遂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格局和规模。
目前的忠义祠是一座庞大的建筑群体，主要的纪念馆所有：供奉尹奉吉灵位的本殿、尹奉吉出生后曾居住四年的生家（光显堂）、四岁时移住直到其23岁流亡中国前所居住的成长家（抵韩堂）、纪念馆、11景图室、尹奉吉语录碑、纪念塔、纪念碑、包袱商遗品展示馆，等等。
(供奉于忠义祠纪念堂内的尹奉吉画像。看上去不大象扔炸弹搞爆破的)
这中间，纪念馆是整个纪念建筑群的重点，它陈列着56种尹奉吉的遗物，并免费赠送韩、英、中、日等多种文字的尹奉吉事迹介绍手册。让我们中国人感到特别有意思的是，这里面还很郑重其事地展出了蒋介石先生（浙江奉化人）的题词：“壮烈千秋”。仔细一想，蒋介石这么做也并不奇怪，他在早年也曾奉其上司陈其美（浙江湖州人）之命令，在上海广慈医院残忍暗杀了光复会领袖、辛亥革命功臣陶成章（浙江绍兴人），对暗杀的行为有“同情之理解”和天然的亲切感，尽管他的行为与尹奉吉的暗杀义举在性质上根本不同，但毕竟采用的手段实有一致之处，这叫做“惺惺惜惺惺”！
(敝乡“大人物”蒋公介石先生为尹奉吉壮士事迹题词的书影)
尹奉吉刺杀日本侵略军司令的做法，站在饱受日本殖民统治苦难的韩国人民立场，无疑是正义合理的，在当时也起到了打击日本侵略者嚣张气焰、振奋韩国抗日义士斗争精神的作用，韩国人建造忠义祠加以纪念，褒奖和弘扬其反抗侵略的爱国情操也理有固宜。
然而，历史的吊诡与逻辑的悖论是，今天却有人（恐怕为数还不少）又把巴勒斯坦人用人肉炸弹与以色列人作斗争的行为，看成是恐怖主义，这就多少有些矛盾了：以色列侵占巴勒斯坦土地，使得大批巴勒斯坦民众沦为难民，颠沛流离，与当年日本人侵占朝鲜，搞殖民统治，在问题性质上是基本相似的，巴勒斯坦人要赢得自己的合法权益，自然有权力自由选择自己反抗的斗争方式和手段，在正面无力与强大对手交锋，打“堂堂正正之阵”情况下，这手段就很难把似乎“下三滥”的“人体炸弹”的选择排除出去。尹奉吉在上海虹口公园搞爆炸，情况颇为类似，如果说，当年尹奉吉的爆炸行为是义举，那么，今天巴勒斯坦人的做法同样是可以理解了，甚至是“无可厚非”了；一样的道理，如果指认今天巴勒斯坦人的行为为“恐怖主义”，那么，当年尹奉吉的做法似乎也难逃搞“恐怖活动”的嫌疑，而显然，这是我们所根本无法接受的，韩国人民更绝对不能同意。总之，“恐怖主义”的“恶谥”绝对不能任意定性，随便套用，更不宜厚此薄彼、桃代李僵，否则真的会像是李零教授所说的那样，是“恐怖主义一锅粥”了（见《中国历史上的恐怖主义：刺杀和劫持》，载《花间一壶酒》）。
我在参观“忠义祠”过程中人得到的一个深刻感受，是日本侵略者在推行殖民统治时所体现出来的手法上的“狡狯”与“精明”，这不是简单视之为“妖魔”所能够解释的，而恰恰是大恶似善，大奸似忠！
对尹奉吉义士的爆炸行为，死伤惨重、深受巨创的日本侵略者当然是恨入骨髓，咬牙切齿，照其本意，是巴不得将“肇事者”五马分尸、千刀万剐才能甘休，然而，将尹奉吉生擒活捉后，他们的政治“理性”还是暂时压倒了生物“兽性”，并没有搞“株连九族”、“祸及全家”式的清算，在韩国当地的尹奉吉亲戚似乎并未因此而锒铛入狱、杀身成仁，即使是对尹奉吉本人，也不曾搞“从重从快从严”式的判决，更不曾有“千刀万剐”“五马分尸”式的酷烈，而是经审判程序（哪怕仅仅是装模作样而已），几个月后按正常的枪决方式执行死刑（纪念馆展出的尹奉吉被枪决的照片上，其双眼被黑布蒙上，这是中矩合规的枪决方式）。
更加让人万分诧异的是，尹奉吉被执行死刑之后，其随身物品，包括怀表、私人印章、皮夹、钱币、亲友照片等等，均由日本当局仔细收集保管，然后完整无缺地送还给在韩国的尹奉吉家人。这比起我们当年“文化大革命”大浩劫中对待自己同胞张志新之类的惨无人道（又是性侵、又是割喉）至少在表面上似乎要“文明”一些。
这当然绝对不是日本殖民者的“良心发现”或“仁慈厚道”，其蛇蝎心肠、狼心狗肺的本质是毋庸置疑的，这只是表明，日本殖民者在统治手段运用上的的确确相当老到，充满“狡滑阴毒”，有意降低血腥镇压的调门，软硬两手双管齐下，镇压“怀柔”各显神通，以化解或至少减低殖民地人民的反抗决心，为维系自己的殖民侵略的长远、根本、全局利益做有利于自己的策略选择。
历史的意义在于不断的进行思考和反省，对日本侵略殖民罪行的声讨和斥责，假如仅仅停留在简单化地发泄义愤的层面，那是幼稚的冲动，也是无济于事的对策。只有真正认识了其包藏的祸心与狡狯的伎俩，才能够透彻说明问题，做到有的放矢，鞭辟入里。(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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