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2年在北京官学府的外国教师

 

京师大学堂是北京大学的前身，也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大学。它开办于1898年7月3日，
属于戊戌变法的“新政”之一。辛亥革命后，改称北京大学。 
1862年，清政府在总理衙门设立了京师同文馆。此后，清政府又决定设立算学馆，学习天文算学。
同文馆的设立是我国创办新式学校的开端。同文馆是我国成立最早的公立专科学校，后来它并入了京师大学堂，
是京师大学堂最早的组成部分。

 

毕利干与方根拔

作者：张功臣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从丁韪良执掌同文馆教务起，馆中制订了新课程进度表，表分两项，适用对象分别是8年毕业，既学外文、又学新学的年幼学生；5年毕业， 不学外文、而通过译本学习新学的年长学生。其中8年的课程安排中，数理启蒙、格致、机器等新学占了很大比重，翻译条子、公文及练习译书只是逐年添加的副 科；而5年制学生的课程除了不习外语和译书，其余与8年制学生大致相同。
    为了得到质量更高的学生，总理衙门还饬文上海和广东，令在其两所 西式学堂——广方言馆和广州同文馆中选派优秀毕业生到京师同文馆，攻读以上新科目。从1868年到1899年间，两馆各向京师同文馆保送5批学生，共74 人。广方言馆首批学生严良勋、席淦、汪凤藻、汪远焜、王文秀等到京后，总理衙门曾专门组织考试，并将结果向朝廷报告：“令以算法商除、归除及勾股弦和较诸 法，逐条讲论，嗣以汉文照会饬翻洋文，并令以洋文照会译成汉文。该生等于算法颇能通晓，即翻译汉洋文字亦皆明顺，均无舛错。”
    这些来自通 商口岸城市的学生，使京师同文馆的整体生源素质明显提高，后来在清末民初外交、教育、实业领域中大有作为的优秀人物，多出于此。据美国学者毕乃德统计：仅 外交人才，由京师同文馆自身培养而位至驻外公使的学生有五、六人；经上海广方言馆保送北京深造，日后担任驻各国公使以上职务的学生则有八人之多。
    课程既已拟定，必有教习来开课才是，教习从何而来？除了中国学者李善兰胜任算学，其他综合学科还得延请洋教习担当。几年前，总理衙门委托赫德从欧洲罗致而来的洋人，被派到同文馆任新学教习。
    从1869年起，同文馆维持学馆运转的费用，由赫德每年从海关税收中拨出专款，此后25年中，他始终掌管着同文馆的财政。同文馆的经费既由海关税收项下拨付，那么控制教习的聘请任用，也是赫德的题中之意。
    1866年赫德的欧洲之行，共带回5名洋教习，然而路途漫漫，风云难测，在海上就夭折一人；其他几人千辛万苦到达中国，一个不久染病去世，一个因重疾缠身离开北京，硕果仅存的是法国人毕利干和德国人方根拔。
    毕 利干（monsieurBillequin）是法国人，1866年为赫德招聘来华，在北京学了数年汉语，直到1871年到馆，任化学教习。他为这门课程规 定的教学内容是：从化学元素开始教起，概述非金属与金属两类，再分步讲解酸、碱、化合、分解等，其程度大体相当于后来从小学到初中的水平。例如，同治十一 年（1872年）的化学岁考题中就有：
    次硝强水，其代字若何？
    天气助火，何故？
    水系何物相合之质？
    做轻磺气，其法若何？
    磺强水其性情若何？
    这些课艺，尚属化学基本知识入门阶段，到同治十七年（1878年），化学试题的程度已有明显加深，如：
    设有二炭四轻气、养气、轻气三气，以何法能将其气分之？
    轻气与养气相感之理如何？
    炼轻气之法如何？
    在 各种西学中，中国学生最喜欢学化学，毕利干猜测“这也许是化学源自中国的炼金术，而他们在广泛涉猎的中文书中已经对炼金术耳熟能详”的缘故。1876年， 毕利干在同文馆建立了中国最早的化学实验室。有一次在上完化学课后，一个学生的身上突然着了火——原来他过分热衷于化学实验，而藏了一根磷棒在上衣口袋 里。毕利干后来多次津津乐道地向同事们讲这个故事。
    毕利干在馆25年，是同文馆中教龄最长的洋教习之一；他教课甚为用力，曾用中文编写了 第一本化学教材《化学指南》，还译有《化学阐原》等一系列基础知识读本，是把西方近代化学介绍到中国的拓荒者。丁韪良认为，“在把近代化学引入作为炼金术 老家的中国这件事上，他立下的功劳无疑是最大的”。
    毕利干多才多艺，不仅专于化学，在语言、法律等方面也颇有研究，除编有《汉法字汇》等 书外，1880年，在刑部尚书王文韶倡导下，他还将《法国民法典》译成中文，定名为《法国律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由官方组织系统翻译的外国法典。该 书后来一再被翻印，是清代翻译引进外国法律中印量最大的书籍之一。毕利干1896年在巴黎去世。
    赫德为同文馆聘来的天文学教习——德国人 方根拔（JohannesvonGumpach）自称“男爵”，是个奇人。据他的同事记述，其奇特之处就在于他的狂放不羁性格，且事事争强好胜，因而引起 其他教习的不满。例如，来到北京后，就在不同场合宣称空间压力的正确定义为“宇宙的未聚集或单独部分”，要以此推翻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另外，他还坚称地 球的形状并非如哥白尼所言像个橘子，是个椭圆形的球体；而是像柠檬，呈长椭圆形。他常常为此与人争论不休，这种争论到了无处不在的地步。
    多年后，丁韪良还记得方根拔的这样一件事：
    有 一个夏日，他在前往北京西山的路上遭遇暴雨，他满载书籍的车子被突发的洪水冲走。当洪水退去之后，沿途好几英里的路边都可以见到他散落的书籍和手稿。当我 前去安慰时，他痛心疾首地说：“唉，那可恨的雨水，它毁了我二十年的心血，而让牛顿的统治又可以延长好几个世纪。”
    与不少传教士出身的教习不同，方根拔是一个泛神论者，并经常向学生们炫耀这一点，以此贬低自己的同行。用当时在北京代理美国驻华公使馆馆务的传教士卫三畏的话来说，方根拔相信“无论在何处，上帝的力量都不足以伤害他”，而其他人就做不到。
    在 同文馆的课堂上，方根拔算是一个称职的教习，他在授课间往往生出许多奇思妙想，只是这些思想像电火花，须遇到相反的电极才会迸发闪烁。因此他非常喜欢与学 生争论，常就电闪雷鸣、老天爷、星象等天文学问题发一些匪夷所思的高论。在回忆录《花甲记忆》中，丁韪良除了耿耿于“我被任命为总教习这个他觊觎已久的职 位，更使他变得愤愤不平”之外，也承认方根拔“虽然性格怪僻，但还是一个思维敏捷的人，且是个多面手”。
    另一名同行——1878年到馆的俄国人、天文学教习费礼饬（HermannP.Fritsche）则对方根拔在同文馆执教期间的影响有精辟的评论：“他也许是个文学家，可决非天文学家。”
    方 根拔的好争斗，与人格格不入，似乎酿成了他在中国生活的悲惨结局：当初赫德聘他来同文馆，职务是天文学教习；两年后，因选修天文学的中国学生寥寥，于是请 他改教数学，但方根拔坚决不就，结果被赫德解聘。方根拔乃往上海领事法院控告，该院的一个陪审团判罚被告交纳1800英镑。赫德不服，将此事闹到上诉法庭 ——英国枢密院那里，结果以原判决被撤销而结案。
    方根拔从此穷困潦倒，在中国一连几年找不到工作，只好返回英国谋生，最后死于赤贫。晚年著有评述1868年中国第一个出访欧美使团历程的《蒲安臣使节真相》等。

所有跟帖： 

• 慈禧太后还是有不少历史功劳的 -abookl- ♀ (0 bytes) () 03/24/2013 postreply 18:4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