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1966-1976（8）五洲震荡风雷激（下-中）（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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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1976（8）五洲震荡风雷激（下-中）（续）

http://blog.sina.com.cn/s/blog_ae52337a01014ju2.html 

  

七

以上把“血统论”的要点、出台背景和要达到的政治目标做了扼要交代，指出“血统论”主张的阶级斗争完全违背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宗旨，一出台，就遭到了严格贯彻执行毛泽东文革战略的陈伯达、江青等人的批判，后来也遭到毛泽东本人的批判。力挺“血统论”的是刘少奇路线代表人物，因此，“血统论”对文革深入开展构成实际的巨大阻碍和破坏（这一点将在下面要讨论的此一阶段的文革进程中具体看到）。顺便质疑了《出身论》及其作者的遭遇，认为打击与“血统论”对立的《出身论》，迫害其作者遇罗克的，不会是主流一直宣传的中央文革中的陈伯达、江青、戚本禹等人，而必定是另有其人。

 

刘少奇是要共产党员修养“孔孟之道”，林彪要“克己复礼”，周恩来历来奉行“只可顺守，不可逆取”的人生哲学。因此，我上文还隐含表达了这样的思想：他们三人的信条，结合“血统论”，放到儒家文化里去看，并没有本质的差别。这似乎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当时的中央领导集团中，是他们三人为核心代表的政治派别，在十年的时间里，分三个阶段，接力赛一般，一棒接一棒，前赴后继反江青、张春桥为代表的文革少数派，即毛泽东思想派（文革后邓大人确定的“毛泽东思想”是不包括这个时期的毛泽东思想的，从本质上讲，恰恰又包含了他们三人文革时期的思想，甚至可以说，林彪“克己”而没有“复”成的“礼”，也由邓大人最终“复”成了）。他们三人共同的思想基础其实都离不开封建“血统论”。尽管周恩来百年之后立即被奉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刘少奇在1980年底初平反后也被追认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林彪至今还戴着“叛党叛国”的“反革命集团”首恶的帽子，从最深刻的思想层面看他们的思想本质，其实是看不出根本差别的，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政治形势下，反映到他们各自的政治行为上，彼此不同，各有千秋而已。他们都是旧文化、旧传统的卫道士，用儒家文化价值尺度去量，他们都是好人，但是，用社会主义的价值标准去评判，他们哪一个有资格称得上是马列毛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者？（我将刘少奇和林彪放在一起，大部分读者可能不会有重大异议，将周恩来也相提并论，这些读者或许就不那么能接受了。此时，我不做进一步说明，对周恩来我将来会有较为综合的讨论）

 

在文字贴出几天以来，我似乎感到，或许是残留在人们思想深处的“血统论”基因的作用，多数读者对我批判的“血统论”本身，似乎保持着讳莫如深的态度，或许这些人在梦想着自己总有一天也会“高贵”起来，不得不给将来出人头地的自己留一点余地。这也正从一个侧面说明，文革，动天下之心，改造国民性，使中国民族文化现代化，是触及每个人灵魂的思想革命和政治革命，这个革命至今尚未完成，“路漫漫其修远兮”。

 

我的读者不过13亿人中的区区几百人，但他们在“血统论”上的基本态度，代表了全体国民在“血统论”上所取的主流态度。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流行的所谓“左翼和右翼”之间，在最深刻的问题上，并没有什么实质的思想分歧。我说过，我这个系列不会讨好任何人，但在这里我也不打算批评任何人，写完这个“续”之后，我打算单写一篇补充讨论“血统论”的文字，嵌在这个系列中间，作为一面镜子，让每一个读到我这个系列的人，对照这面镜子，照照自己的灵魂，并自我改造灵魂。

 

下面，再回到本题，关注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到文革进程，看看毛泽东为什么要在十月初建议召开主旨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中央工作会议，并一改之前的做法，大张旗鼓向全社会公开他和刘少奇的路线分歧，由此终结刘少奇的一切实际权力。

 

 

八

 

 

我前文已经提到，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刘少奇的政治路线受到批判，但组织路线保存完好。在反复研判这一阶段实际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后，我归纳得到的印象是：

 

毛泽东的路线指挥不动刘少奇的组织。

 

这是此一阶段一切问题的关键。这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观察。

 

第一个方面是从最高权力机构的具体权力分配来看。

 

前文特别指出，到12月毛泽东生日宴为终点，中央文革是中央的秘书班子，还远不能和周恩来负总责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分庭抗礼。

 

在政治局常委会里，刘邓自己还是常委，依然有相当影响力；主要协助周恩来工作的第四常委陶铸，则自“大跃进”以来，就紧跟刘邓（相见后文），此期间是协助周恩来做国务院工作；周恩来本人总体上看，在政治路线上是明显更趋向于刘少奇的，仅在组织路线上不敢离毛泽东太远（不是不离，而是不离太远，若即若离），在这个阶段，他组织上和路线上的表现更是极为微妙。与此同时，同是政治局常委兼中央文革小组长的的陈伯达，此一阶段要看周恩来的眼色行事，也不敢得罪陶铸，中央文革中的江青和王、关、戚这些秀才们，就更不要说要看周恩来、陶铸的眼色了。

 

在中央文革内部（前文列出了8月2号重新确定的中央文革18人名单），邓小平推荐上来的实权人物刘邓悍将陶铸，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四常委的特殊身份，担任中央文革第一顾问，架空第二顾问康生，而刘少奇的另一员心腹干将，接任陶铸执掌中南局第一书记印、此期间实际是专司中央文革之职的王任重，排在江青之后为中央文革第二副组长，其他成员除了“王关戚”等几个秀才之外，大多或是刘少奇在前50天里的“死党”（如郭影秋，穆欣），或是寄生在刘少奇组织体系中同时与周恩来也关系密切的党政军实权人物。因此，那个时候中央文革的实际权力是在第一顾问陶铸和副组长王任重手里，第二顾问康生，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等文人，不过是只能有限运用《人民日报》、《红旗》，同时求助林彪有影响力的《解放军报》这些舆论阵地，发挥一定舆论影响作用，对于文革的具体展开没有实质上的主导能力。说他们只能“有限运用”，是因为这些舆论阵地要受到兼中宣部长的陶铸的“特别关照”（所有这些，都可以从实际发生的事实反观到，责难我的读者也可以说我此处的“权力分配”是“倒果为因”）

 

第二个方面是从中层到基层具体主抓文革工作的人来看。

 

上文说到【从7月底决定撤销工作组到这个时期，学校工作组貌似没有了，而实际上，整个刘邓人马已经在王任重的责令下，工作组撤销后2-3天之内，迅速组成“文化革命临时筹备委员会”一类的机构，抢占继续开展的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还从军队里大批调去军人担任所谓联络员，另外还派出巡视员，监察员，一些原工作组成员留在“临筹委”里，一些已经在学校名声很臭的，则调到别的地方，或者高升到上面的领导机构，如谭力夫所在的北工大原工作组长杜万荣，就上调北京市任“文革办副主任” 】。

 

这就是说，工作组从前门出去，刘邓路线的新老代理人就从后门进来。它是由新形势下的刘邓路线执行人或者总代理陶铸和王任重安排的（该二人可以说是“小刘邓”）。换句话说，毛泽东回归一线，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之后，刘少奇的人马，凭着近水楼台的便利条件，在工作中解散后，用合法手段摇身一变，提前抢占了各个关键战斗位置，操控了各级学校（那个时候学校是文革的主战场）和已经开展文革的各具体中层单位和基层单位的文革控制权。

 

以清华大学做具体例子，清华大学在工作中撤销后，8月9号王光美说“你们真傻，人家串联起来，你们干嘛不串联起来”，此后，“八.九串联会”组成，贺龙的儿子贺鹏飞、刘少奇的女儿刘涛是主要领导人，8月10号陶铸、王任重指示成立清华文化大革命临时筹备委员会，贺鹏飞和刘涛进入临筹委，而前期被王光美及其同伙打成反革命、8月4号周恩来曾亲自带领100多中央委员为之平反的蒯大富，还是被排除在“清华文革筹委会”之外，其他当初造工作组反的干部、教师和学生则被贺鹏飞、刘涛他们赶到劳动队里去了。所以，接下来就看到，《十六条》8月13号广播到全国，8月15号，贺鹏飞他们就组织清华大学自己操控的多数派，继续沿用前50多天里工作组用过的老办法，把清华党委副书记艾知生拉出来当作黑帮批判（年轻读者可能不知道艾是什么人，不妨自己做点功课）。8月21号，刘涛在王任重的授意下，贴出《誓死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大字报，佯装革命，8月22号清华出现《刘少奇同志7月29号的讲话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的大字报，结果，两天前还誓死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的刘涛，就伙同贺鹏飞于8月24日召集人马，把清华园二校门推倒，把清华大学所有不利于刘少奇的大字报清理得一干二净，还扬言，批判刘少奇就是把矛头指向党中央、毛主席。这就是当时所谓的“8.24事件”，改开时代，否定文革，常拿推倒清华二校门的图片，作为控诉文革罪孽的证据，但是，是谁干的，谁主使干的等来龙去脉，则从来不提及，欺骗了不知道多少人。“8.24事件” 让“清华文革筹委会”名声发臭，在九月他们摇身一变改名为“临时主席团”，贺鹏飞们的地位继续得到巩固。

 

第三个方面可以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来看。

 

以上两个方面是高层、中层和基层的一条线作业，是以北京的情况为观察视野。那么，从中央和地方的互动关系来看，不妨看看王任重和湖北张体学配合的情形，推及一般。

 

王任重自1960年起担任中南局第二书记，是陶铸的搭档，陶铸高升中央后，他就是中南局第一书记，他在文革头50天里，在湖北竭力执行刘邓的工作组路线，搞“反右化”的“刘少奇式文革”。刘少奇认为：“这次运动可能和1957年差不多，要打击三、四十万个右派知识分子”，王任重则把《五一六通知》当作镇压反革命和反右的号令。6月28日，他起草了《目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我们的建议》。这个文件立即被当时在中央主持文革工作的刘、邓，批转到全国各省市作为开展文革的指导性文件。

 

同期，王任重把武汉大学校长李达等三人抛出，交给工作组当做武汉大学“三家村”“黑帮”批判，导致李达受到工作组的人身折磨。李达7月底写信给毛泽东求救，8月10号信才转到毛泽东手里，毛泽东见信后当即批示给总理要保护李达，总理批给陶铸，陶铸批给王任重，王任重曾当面向毛泽东保证“武汉大学革命师生不会太过分对待李达”，结果李达还是死了（参见徐海亮《1966年春夏的武汉》，王绍光《群众与文化大革命——研究文革的一个新角度》）。毫无疑问，王任重对李达的死，负有重大责任。文革后，他曾说“我自己把李达抛出，我有那么大的胆子吗”，有人故意混淆视听，将这话解读为是毛泽东抛出李达，理由是毛泽东7月18日返回北京之前，曾在武汉畅游长江，王任重陪同，后来王任重调到中央文革，据此认为王任重是毛泽东的人，此前迫害李达是受毛泽东的指使。殊不知，王任重，实际上一直是刘少奇的人，也是大跃进期间湖北“浮夸风”的代表人物。头50多天里是刘少奇主抓文革，指示全国各地抓“小三家村”、斗“黑帮”，只批一些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却不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8月初工作组开始撤销，王任重不但没有受到影响，反而是因为前期工作出色，进到中央，担任中央文革副组长，为刘邓卡位，在更高更好的位置执行刘邓路线。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看，王任重是完全辜负了毛泽东对他的信任。在红卫兵运动势不可挡之后，他甚至替刘涛修改“炮轰”王光美的大字报，亲自操笔，代替刘涛写刘少奇的大字报，让刘涛潜伏到造反派红卫兵之中，迷失中央文革里陈伯达、江青等人的视线。江青等还真派人到清华大学，试图抄来刘涛的大字报看看，结果王任重操纵贺鹏飞等，让他们把持的清华大学广播站发出广播，不许清华外的人来抄大字报，并实行对外人的围攻，江青派出的人一无所获，也不知道这一切就是和自己在一个办公楼办公的王任重的政治杰作（参见邱心伟、原蜀育《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非常意味深长的是，我恶作剧想看看“百度”词条如何表述王任重在文革中的表现，结果只见到“王任重在文革中被关押、迫害”短短话语，连他在文革中的中央文革副组长和其他任职情况都一概没有，直接跳到1978年后）。

 

张体学是湖北本地人，早年战功不小，曾带领队伍配合“刘邓大军”作战（这个刘是刘伯承）。他1956年就担任湖北省长，省委书记处书记，后来任常务书记，代理省委书记，武汉军区党委副书记，省军区党委书记兼政委，是地地道道的地方诸侯级别的实力派人物。他的顶头上司一直都是王任重，此一期间完全在王任重的操纵下，在湖北开展文革。

 

九月初一些北京学生串联到达武汉，张体学公开声言：“只接见左派，不接见右派”，导致2000名学生在湖北省会门前静坐、绝食，发生了“9.2-9.4事件”。不久湖北省委更掀起大抓“南下一小撮”的高潮，张体学带头代表3200 “湖北人民”，控诉南下串联到武汉的红卫兵（《大事记》）。

 

王任重和张体学可以说是中南局里的“刘邓”。王任重因为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后两个50多天里，坚决执行刘少奇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刘少奇的实际权力被完全终结之后，受到造反派红卫兵的揭批。即使如此，张体学还在一丝不苟执行王任重代表的刘邓路线，于11月17日纵容省委组织工人和保派学生与造反派红卫兵的冲突，发生流血事件。事情闹大了，他在造反派学生面前息事宁人说：流血事件，我们没有制止，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由省委负责。还说，你们在毛泽东时代比我强，我对大串联，不理解，对红卫兵冲进省委，革我的命不理解，文化大革命好，打掉了我的官架子，我是中间偏右。这位政客，此时主动的以退为进，似乎是自我批评的讲话，把对流血事件义愤填膺的纯洁幼稚心地善良的造反学生们全搞的不知所措。

 

造反派红卫兵在大字报揭批王任重的时候，相应地要求张体学承认王任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那时，刘少奇还是可能东山再起的，王任重也还没有被中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张体学拒不批判王任重，说：

 

【中央没有给王任重定性，我不能做结论，我宁可犯政治错误，也不能犯组织错误】

 

这一句话，就把这个刘少奇路线如何通过组织路线得到贯彻的秘密全部曝光了。

 

王任重和张体学的合作情况，可以推而广之到全国，得见全国一般情况（过了不到两个月，即1967年1月，刘少奇路线主要代表人物进一步遭整肃，文革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工人造反派起来，接力学生造反派继续造反，抓走了张体学，周恩来知道后，就命令湖北省委送张体学到北京休息，1968年二月初，张体学再被送回湖北担任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有以上三方面的材料作为证据，就不难看到，此一期间，刘少奇虽然不像以前处在一线一号位置，依然可以通过其保存完好甚至说是强化了的组织路线，利用全国对他和毛泽东之间已经分裂不知情的态势和新起的红卫兵运动，操控从最高层到最底层，从中央到地方之整个文革进程和方向。

 

总之，从《五一六通知》开始执行，到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关键的50多天，是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是刘少奇路线，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后，从开始执行《十六条》，到10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的另一个50多天，是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还是刘少奇路线。了解了这一点，就能确切了解从八届十一中全会到10月中下旬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的具体历史进程，确切了解毛泽东为什么要在10月初提议召开主旨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中央工作会议，终结刘少奇的权力。可以说，10月的中央工作会是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继续。

 

 

 

九

 

 

决定毛泽东打算完全去掉刘少奇权力的主要原因是上面表述的宏观政治态势，它可以简化为：【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毛泽东的路线，指挥不动刘少奇的组织。周恩来表现暧昧。中央政策执行取决于周恩来、陶铸、王任重，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人也就只能写写文章，发发社论】。

 

不过，导致毛泽东在10月这个具体时间点上采取行动的，可以说是陶铸等人不断加剧的种种诡异行为。所以，这里值得专门交代一下陶铸这位后来被打成三号走资派的“具有松树风格”的人物，及其在文革5月份全面开展以来，尤其在红卫兵运动兴起之后，某些意味深长的作为，以便全面了解他在前后两个50多天时间里都是死心塌地又变本加厉，执行刘邓路线的。

 

陶铸参加过南昌起义、广州暴动，据载还曾带特别行动小组厦门劫狱，以自带12人无一伤亡，国民党守军死20人的辉煌战报，营救出自己的同志。1933年曾被捕，获得周恩来、叶剑英发动的多方成功营救。1942年赴延安，1943年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是45年的7大代表。解放战争期间，在四野参加过“四平战役”，辽沈战役后担任过沈阳市委书记，1949年1月参加平津战役，是和平解放北平时与傅作义谈判的代表。1955年任广东省委书记、军区第一政委、军区党委第一书记，1960年任中南局第一书记，1961年兼任广东省第一书记、省常委，1965年任国务院副总理。文革开始后，由邓小平举荐于1966年6月4号正式接任去职的陆定一的中央宣传部长职务，同时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后被戏称为“接受大员”，8月上升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仅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居第四位，协助周恩来国务院工作，兼任中央文革小组第一顾问。

 

陶铸以上履历让人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同样让人对他刮目相看的还有，他在广东先后15年多时间，建国初广东肃反扩大化，功不可没，1958年浮夸风，功不可没。很多人知道他的《松树的风格》上过中学课本，却不知道他的《驳粮食增产有限论》，上过1958年8月号《红旗》，当时有科学家质疑他提出的“广东粮食亩产600斤，总产300亿斤”目标难以实现，他就写出此文批驳科学家，说他们是：“粮食增产有限论者”，是和资产阶级的“土地报酬递减论”，“反动的马尔萨斯人口论”殊途同归。他的女儿陶斯亮为他的这些功劳辩护说：“那时政策非常左，他还想极力纠正过来”，“每次运动来的时候，他不得不执行，但稍微有点放松，他马上就转向，马上就改，比谁转得都快”。他说，共产党内如果允许拜师的话，我愿意拜小平同志为师。大概如是之故，并因为曾最坚决执行刘邓路线被打成第三号走资派，尽管他早在1969年已经因罹患癌症去世，但邓小平1977年复出后过问的第一件事是死人陶铸，而不是活着的其他人，1978年即给陶铸平了反。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先后各50多天，陶铸最忙，其活动之多，难以历记，在后50多天里，因为刘邓不在一线了，更是可以说分分秒秒之间，北京上上下下无处不有他的身影，全国其他一些地方也不乏他的踪迹。以下略记他在文革开展起来后上任中宣部长之职务第一天以来的部分活动：

 

6月4号：因邓举荐正式上任中宣部长职务，同时出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此职务先前是彭真担任）。

6月13号：在中南局发出“现在是工作组专政”的指示。

7月上旬：以中宣部名义办《学习毛泽东思想》刊物，亲自审定1期8篇文章，重头文章是负责工交系统的薄一波的报告和“61人”之一的刘澜涛赞扬刘少奇21年来忠于毛泽东思想，实为刘少奇歌功颂德的文章。文章批判目标剑指陈伯达。

7月9日：指示《人民日报》头版发表《湖北省委在武汉地区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王任重镇压群众的经验，作为样板介绍给全国。

7月14日：和刘、邓一起改组中宣部、文化部、广电局、卫生部、教育部、国家体委，换上刘邓信任的人担任主要领导。

7月20号：奉刘命赴中南、西南、华南，了解文教部门运动情况，传达刘少奇下达的“枪打出头鸟”，“擒贼先擒王”的指示。

8月10号：（此时刘邓已经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失势），和王任重一起，向当时在文革中起最关键作用的北大、清华、北大附中、清华附中派出联络员，成立学校文革小组，文革筹委会等机构（其他学校随后跟进），控制学校运动走向。此后刘邓路线渐渐退到暗处，“陶铸王任重路线”渐渐走上前台（所以说“陶、王”是“小刘、邓”）。

8月12号：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日，对来京开会的中南局各省市委书记发表讲话，说“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毛主席炮打司令部是引火烧身”，无视会议上实际存在的毛刘原则分歧，故意对外“弥合”这一分歧，继续制造毛刘一个司令部假象。

8月14日，陪同邓小平到人民大学，指责人民大学不斗黑帮，要求继续前期邓的路线，把矛头对准群众，搞“保护一小撮，打击一大片”。

8月15日：成立中宣部文革委员会，陶说：“文化革命委员会就是党委”，“常委等于党委”（这些不久就在全国发展泛滥为“老子即党，反老子即反党”，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但无效）。

8月17日：会见文革小组成员郭影秋。郭在前50天是以新北京市委书记身份坚决执行刘邓路线的（注：改组北京市委后，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是李雪峰，其他书记都可泛称“市委书记”，如同早先就有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市委书记邓拓”之说，有些人不知道这个背景，以为当时说“市委书记”，就是现在说的“市委书记”，第一号）。

 

以上是文革开始以来到毛泽东8月18号首次接见红卫兵这个时间段陶铸的主要活动，其与刘邓关系之密切，由此可见一斑，其把“刘少奇式文革”通过组织路线，传递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的轨迹也十分清晰。此后他的主要活动更为关建，但由于融入了红卫兵运动，却也更加显得扑朔迷离。

 

第一件事十分简单，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批评了中组部，要求改组中组部。陶铸8月19号到中组部，为改组中组部定调。次日，即8月20号，续到中组部，指示不许把安子文说成是修正主义分子。稍晚的9月3号，再次到中组部，把安子文接走，保护起来。安子文自1945年担任中组部长到1966年已长达21年，他也是“61人案”成员，刘少奇的得力干将之一（请参见系列前文简介刘少奇的嫡系班底部分）。

 

第二件事就是涉及到红卫兵运动。

 

8月20号谭力夫讲话出笼，读到这个讲话的刘邓路线当权派，认为是说出了“红五类的心里话”，“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典范”，“是精神原子弹”，“要天天讲，年年讲，月月讲”，而他们的子女则认为：“特别适合我们的情况，对我们有利”，“我们高干子弟要掌权”（《大事记》）。如前所述，谭力夫的讲话很快传遍北京，不久传遍全国。这样一来“血统论”与8月18号受毛泽东接见鼓舞兴起的大规模红卫兵“破四旧”，“大串联”活动叠加在一起，使红卫兵运动复杂化。

 

毛泽东担心有人会镇压要兴起的红卫兵运动，就在8月21日和22号分别批转下发《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和《严禁出动警察镇压学生运动》两个文件。这些防范措施明显地立即被“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陶铸等人，巧妙地有针对性的加以利用，使红卫兵运动情况更加复杂。

 

陶王路线（代替刘邓路线）各级代表人，为了显示是执行了这些文件精神，没有公开调用军队和警察这类国家机器镇压红卫兵运动，可又无时无刻不在定向性对一切敢于试图批斗在职党政军领导人的红卫兵实行变相镇压，方法是利用建国以来慢慢积累起来的工人农民对于共产党的信任，在全国范围各地同时组织起工人赤卫队和农民军，甚至复员军人队伍，围剿串联到外地的部分红卫兵，或者组织当地红卫兵对外来红卫兵实行围剿。

 

【典型事例：四川李井泉调工人赤卫队和郊区农民，围剿学生，把赴重庆的红卫兵叫做“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前哨部队”，制造了“8.28江北惨案”】。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在9月2日发出“凡是镇压学生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的指示，可是毫无效果，在贵州，省委提出“谨防政治扒手”，调集数万群众，制造了“9.5”，“9.6”，“9.7”围攻北京红卫兵事件。此期间，先后，还在其他地方如南京、西安、长沙、昆明、杭州、福州等地都出现，这些事情共同之点是，当地党政军负责人联合行动，参与具体围剿和驱赶北京红卫兵的组织工作。

 

这样一来，9月7日，毛泽东又给周恩来、林彪、江青写信说：【青岛，长沙，西安等地发生的情况大体相同，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都是错误的，这样下去是不行的，试叫中央发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再发社论，告诉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

 

红卫兵串联是毛泽东公开支持的，全国都知道，可是红卫兵在全国遭到驱赶，可见这时候没有刘邓的刘邓路线（陶、王路线），在组织路线上的表现有多么强大。全国各地党政军，不是听毛泽东、林彪的讲话，或者陈伯达、江青们发出的社论要求，按照《十六条》搞文革，而是按照他们各自的实际利益搞文革，在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有明确的组织路线的选择，按照前文张体学的说法是“宁犯路线错误，不犯组织错误”。

 

统而言之说陶铸等不支持红卫兵运动，显然不符合实际，他们支持的是干部子弟红卫兵组织，鲜明地表现出与他们以上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选择完全一致的政治倾向性。高干子弟红卫兵，靠“血统论”武装头脑，出现很多定向性过激行动，如斗“黑五类”及其子弟、抄家、打人，围剿外来红卫兵——大串联初期，受当地当权派操控的当地红卫兵（主要是保皇派）和外来（造反派和保皇派）红卫兵冲突，交叉着“保皇和造反”（那时造反派红卫兵还是少数）和“本土和外乡”的双重矛盾，但无一例外都是当地领导人按照上面授意组织当地红卫兵先搞冲突的。

 

8月23日，这个日子因为老舍的被批斗，许多人可能记得很熟。高干红卫兵不是文批老舍而是武斗老舍，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是导致老舍24日投太平湖的直接因素（老舍的死其实很复杂，此处不细谈）。老舍死后第二天，8月25号，“西城区中学红卫兵纠察队”(西纠)诞生，组成西纠的红卫兵是批斗老舍的元凶，西纠是谭力夫“血统论”言论的典型产物，是在那些抢占了学校文革领导权的刘邓路线的人员协助下，成立的大规模中学高干子弟跨校红卫兵联合组织。刚才谈王任重的时候，提到了武汉大学李达之死，那是发生在6、7月里，跨到8月份的情形，而老舍则完全是8月里的情形。两人的情形是很可以作为“刘少奇式文革”在这一阶段还在继续进行的证据的。

 

西纠主要领导人之一是陈毅的儿子陈晓鲁。西纠的宗旨其实只有一个，就是保爹。高举毛泽东思想、造反、革命都是借口。谁要高举、造反、革命，只要不搞到他们老爹的头上都好说，否则，就和他血战到底，死了也要象谭力夫说的“挺着肚子”，“象个无产阶级”。

 

毛泽东当然有自己的消息面，这些西纠的过激行为不可能不在他的关注中。于是，他在接到章士钊的求救信之后开出了一个保护者名单，交周恩来执行保护，在8月31日前后还分别通过各种手段，包括中央领导人会议，第二次接见红卫兵让林彪发出呼吁等等，要求必须坚持《十六条》要求的“要文斗，不要武斗”，可是，一点作用都没有，西纠反而更加猖獗，9月5日，西纠以“威胁首长安全”，“保卫国家机密”为名，征伐地质学院“东方红”红卫兵，大打出手，抓走8名“东方红”红卫兵，毒打并关押20小时。这是典型的受挑动而发生的红卫兵不同派别之间的武斗。

 

2011年《党史》（页772）有几句话是这样说的：“当红卫兵运动迅猛兴起，‘大串联’遍及全国时，周恩来、陶铸等领导人仍努力把红卫兵运动纳入党组织领导的轨道，要求红卫兵注意政策，不搞武斗，不要影响生产”。这几句话，泄露了天机，但一般读者，没有能力把全部红卫兵运动历史纳入整个视野考察，也就看不到这个天机：红卫兵运动中的种种具体极端行为，包括派斗，就是这些特定人物和他们的组织，将红卫兵运动“纳入党组织领导”，以党的名义故意搞出来的。西纠自成立之日就受到陶铸、王任重、廖承志等支持，连周恩来在国务院的秘书周荣鑫，国务院副秘书长雍文涛也时常要亲临指导的（据我已经得到的资料显示，林彪也曾被西纠赠戴西纠袖标，但他与西纠的来往仅此而无其他）。

 

陶铸在西纠成立后至九月底一个月左右时间多次接见西纠红卫兵。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时候，高干红卫兵组织就在周恩来、陶铸等调配下，充当了维护秩序的卫兵。西纠成立后更又在周恩来、陶铸等的安排下，担任了其后各次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候的治安协防工作，更为特别的是，300多名西纠分子还曾被派往当年的广交会场维护秩序。

 

直白地说，西纠几乎就是陶铸等人的私人卫队，也是他们借以整治其他后起的平民红卫兵组织的“宪兵队”、“党卫军”（另外的高校红卫兵一司，也是他们操控的，陶铸是一司政委，贺龙被邀请担任荣誉总司令，此处不谈），他们打着拥护毛泽东思想，执行《十六条》“斗批改”的旗号，以“血统论”做指导，试图垄断革命权和文革解释权，凭借强硬的后台，利用毛泽东公开声言“不许镇压学生运动”和“他们都是孩子，不到18岁，判刑杀头都不够资格”这两大“心理软肋”，对一切反对他们的人和组织都敢大打出手，到后来他们居然私设刑堂、牢房，抓来反对他们的人，大搞刑讯逼供。刘少奇被彻底削权后，陈伯达曾亲临西纠设在六中的黑牢房，严令取缔，无效后，再次带人去加以二次取缔。实际上，西纠活动一开始，周恩来、陶铸、王任重等人就对西纠的活动，有生杀全权，当时只有他们能够制止得住西纠的过激行为，他们为什么不制止？

 

红卫兵运动后面还有相关评述，此处主要是为列举这个时期他们的活动和陶铸此期间活动的关系，先就此打住。

 

第三件是通过“换头术”等手段控制舆论导向。

 

9月4日：《羊城晚报》（9月1日改名《红卫报》）在报道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新闻时候，只登载有陶铸自己乘坐的第二辆汽车的照片。

9月8号：陶铸在接见武汉学生时肯定湖北省委围剿串联红卫兵“抓南下一小撮”等工作是正确的；同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人民大学学生时候说：“有人说我是黑帮，你们还派人到广州调查我的材料……我不怕”，“我讲的这些话，不让你们讲出去，如果你们讲出去，我就说是你们造谣”。

 

（9月15日：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林彪讲话，特别告诫全国：炮打司令部是炮打一小撮走资当权派，不是一切领导干部，也不是人民群众，决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借口、任何方式，打击革命积极分子，挑动群众斗群众。同一天，王任重在会见清华大学保派学生时说：“蒯大富有什么了不起，最多两张大字报，不要理他，秋后算账”。王任重此时此景下发出这样的讲话，似乎表明他们认为，毛泽东不可能继续维持他们制造出的乱局多少时间了，刘少奇官复原职为时不远了，以下陶铸行为更加证明这一点）

 

9月17日：陶铸指令报刊发刘邓即期公共集体活动照片，还把邓的头像截下，挪到陈毅的身上，用换头术，假造邓小平的即期领导人集体活动照片。

9月18日：陶铸深夜会见广东省委操纵的广州保派代表团，说“你们不是保派，你们是通过选举选出来的，不要以为自己是保皇派”。

9月21日：天津保皇派组织50万人为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开追悼会，陶铸下令新华社播发公告。毛泽东知道后说：这实际上是向党示威，这是用死人压活人。

9月23日：陶铸向中组部派出变相工作组——顾问团。同一天，地质学院发生保皇派挑动的工人赤卫队和“斗批改”兵团攻击地院“东方红”整整一天的武斗，170多名“东方红”红卫兵被致伤，导致严重的流血事件。陈伯达闻之，赶赴现场才制止武斗。

 

 

毛泽东对于这个时期的全国局势应该是了如指掌，十分清楚从《十六条》8月13日全国广播至九月底这个时期，尤其是八月下旬红卫兵运动蓬勃开展以来，《十六条》的执行完全没有按照预想的方向进行，红卫兵“破四旧” 开始以来的过激行为，因为保皇派操纵，不但得不到有限控制，还进而发展出保派红卫兵制造出来的红卫兵派斗，总体上看，刘少奇路线的活动不是减弱了，而是加强了，事态严重，不能让其继续发展。

 

陈伯达在9月25号会见外地来京学生时说：“虽然工作组在形式上撤走了，但还用别的形式代替工作组，他就实现指令，背后操纵假的文革来执行错误路线”，“如果高干子弟在各学校、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中占有领导岗位的话，最好让工农和普通干部子弟来担任。”这是发出一个强烈的政治信号：毛泽东打算用工农子弟和普通干部子弟红卫兵反制高干子弟保皇派红卫兵。

 

第二天，9月26日，周恩来参加“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三司）召集的大会，“代表毛主席、党中央、林副主席、国务院向全体三司战士问好”，并点名批评三天前地院“9.23事件”中地质部压制地院“东方红”小将，再次重申，所有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的黑材料统统作废，一律烧掉，少数派在物质待遇上和政治待遇上也要平等（注：此一阶段造反派红卫兵由于受到刘邓路线的压制，还是少数派，在刘邓10月被彻底罢权期间和之后，才渐渐壮大起来，三司的时代全面到来）。周恩来的行动支持并放大了陈伯达谈话发出的政治信号。又过了两天，即9月28日，中央军委发出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敏感指示。这三个动作，表明毛泽东部署的战略反击即将开始，周恩来已经从与毛泽东的若即若离状态，变成明确站到了毛泽东一边。

 

以上明确的政治信号出来后，陶铸作为当事人，不会不知道严重性，却继续接见西纠领导人，许诺他们十一庆典到金水桥维护秩序，十一后大干一场，之后让他们去广交会维护秩序。

 

十一庆典后，在配发新闻报道时，陶铸责令删除林彪十一讲话中关于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斗争内容，责令新华社熊复要新华社发一张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一起的照片。于是新华社用拼接的办法伪造了一张，照片上说明“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副主席和宋庆龄副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国发行，还发到世界上，共4500套，造成无法挽回的影响。同时，陶铸责令将有关第三次核试验成功的纪录片向全国放映的通讯稿中“毛主席和他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同志”一句中的“最”字去掉，还说：“现在不这样提，酝酿一段时间再说”。这就和王任重上面说的“秋后算账”严丝合缝起来了。显然，他是觉得在他们的力保下，刘少奇正在东山再起。然而，10月3号《红旗》杂志发出第十三期社论，向全国发出了向刘邓彻底反击总动员令。

 

1966年10月9日到28日，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旨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刘少奇政治生命由此次会议彻底结束。我在系列1，也就是总论中说，刘少奇是自己打倒了自己。到此为止，“五洲震荡风雷激”的主要篇幅，都关涉“刘少奇自己打倒自己”这个论断。他在此次会议上做了检查，不久在毛泽东单独会见他的时候，提出辞去一切职务，回湖南种田，条件是停止文革，恢复已经打倒的干部的职务，不要再批斗其他干部了。毛泽东沉默不语。这个沉默不语，其实含义十分明确，读者各自解读吧。

 

 

十

 

 

 

这一节或许是个多余，算是一个小结吧。

 

八届十一中全会不但对于刘少奇本人，而且对于其组织路线上各个层面的人来说，都是个政治分水岭，此前刘少奇可以直接操控文革方向，不惜代价保护他自己和这些人，此后他无法直接操控文革方向，这些人心里明白，如果不能自觉团结起来，成功让文革无法进行下去，迫使毛泽东停止继续文革，那么，就都会和刘少奇本人及其政治路线一道，退出历史舞台。这是他们的基本判断。也正因为如此，出现的实际局面就是：即使没有刘少奇的明确指令，他的组织体系只要看到他还没有彻底倒掉，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就自动健康运转，能够自觉团结在陶铸等人周围，借用周恩来的影响力，不惜一切代价护主，力保其东山再起。这里面当然包含有谭力夫的功劳在内，谭力夫8月20号的讲话，如前所述，是几乎被操控文革实际主导权的人当作中央文件发到全国，代替刘少奇本人向全国刘邓路线执行人发出保卫刘邓路线的通令。

 

这里明显看到，刘少奇组织路线上的人（其实也包括其他派别的人），或许除了少数人之外，多数按照传统的“宫廷斗争”的惯性思维，迷信“血统论”，迷信“一朝君子一朝臣”，无法理解或者接受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无法接受“斗、批、改”，无法接受文革。于是按照他们的传统宫廷斗争的方法，不择手段搞斗争，结果把一场伟大的涉及全社会的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的运动，搞得后来人以为是一场“宫廷内斗”，没有其他。他们不想要社会主义，也看不到毛泽东（及其思想）对于封建传统政治文化的大踏步超越，带着江青、张春桥等少数几个人已经进入了现代政治文明之中，而并不是要和他们几个人搞“清一色”，更不是搞“清一色一条龙”（有后来的“大联合”为证）。尽管毛泽东一再声明文革是要清除一小撮走资当权派，不是要打倒所有领导干部，甚至在毛泽东于9月15日第三次接见红卫兵后，陈伯达控制的《红旗》引用林彪的讲话发出社论说，这次文革的目的“绝对不是斗争一切领导干部，也绝对不是斗争群众”，但是刘少奇路线上的人还是人人自危，担心自己是被打倒的一小撮中的一员，于是只好一起做困兽斗，另一些不是刘邓路线的人，做过一段时间观潮派、骑墙派之后，纷纷作出选择，基于各自的判断，加入两大阵营，当然也有始终是观潮派、骑墙派的，像周恩来这样的传统文化下的政治太极一流高手，则乘机壮大了自己的政治力量。

 

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个情形是两架不同构造的阶级斗争机器——一架是完全现代的，目标是社会主义，一架是完全封建的，目标是“封建的资本主义”——在同一个党内为争夺对这个党的改造权，以实现各自目标的超极限碰撞。这两架阶级斗争的机器一旦发动，就都没有自觉停止下来的可能，必须是其中一架遭到摧毁。也就是说，这次冲突在当时是无法避免的。这或许就是毛泽东要留给我们的历史教训，如果未来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么历史的教训该如何借鉴？这是一个政治哲学范畴的艰难课题，中国要真正进入现代政治文明时代，必须需要政治家先改变传统宫廷斗争思维方式，超越“一朝君子一朝臣”的观念局限。这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大的弊端之一，不是10年20年，甚至100年200年能够实现的。惟其如此，毛泽东说社会主义是几百年的事业，文革则每隔7、8年就要再来一次。

 

社会主义者要完成这个超越，就必须认真总结此次文革的教训，要想到社会主义运动未来再次兴起之后，政权如何延续的问题，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好这个问题。资产阶级的学者，无论他们怎样诅咒毛泽东，其实也必须面对这个艰难的政治哲学课题，因为它是中国腐朽的传统文化提出的问题，不是毛泽东捏造出来的问题，毛泽东只是把它用文字写出来了，用话语表达出来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如果说这是阶级斗争语言，不值得一谈，那么改一下，让其成为“现代社会阶层和阶层冲突”如何？惟此一改，资产阶级学者的虚伪面纱也给彻底撕下了，不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故作人道、自欺欺人、掩耳盗铃的本性，就昭然若揭了。

 

 右而左

201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