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青杨：“民告官”大多败诉到底难在何处？

“民告官”案件为何大多败诉？

 

昨日，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王海清向市人大常委会作专题报告，披露“民告官”行政诉讼案件官民胜负比例。2012年审结的行政案件中，行政机关胜诉率为70 .41%。与高胜诉率形成反差的是，行政机关的消极应诉问题严重。截至目前，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率为零。（南方都市报）

 

民告官中缘何输多赢少？

 

据调查，全国大部分“民告官”胜诉率都不足三成，西部欠发达和贫困 地区甚至更低。而关于胜诉率为什么这么低？新华社曾公布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民告官”普遍存在着“三不”，即“不知告”、“不会告”和“不敢告”。不知 道法律赋予自己依法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不了解诉讼的程序，怕报复，不敢告。而面对地方政府，法院则不愿审、不敢判，即使法院判决执行难。立而不审、审而 不判、判而不执行的情况比比皆是。

 

几千年来，中国人常以一句人们常把民告官比作“鸡蛋碰石头”，官在 上，民在下，而且“官官相护”，双方实力悬殊，“民不与官斗”的观点就根深蒂固地扎在民间。“民告官”，素来被“民”视为畏途。自从看了《秋菊打官司》之 后，中国老百姓才稍微增加了一些打官司的冲动，这不能不说是社会的一大进步。但是那些“官老爷们”却始终放不下“官老爷”的架子，或采取拖延战术，耗死 你、拖垮你，让老百姓告了以后，更无脸面和结果，看你还敢不敢再“告”。

 

当然，也有一些例外，在某些西部地方法院，行政诉讼案件一年不超过10件。于 是当群众与政府部门发生纠纷，主事的官员会动员当事人：“走法律途径吧，到法院告我们吧！”，甚至出现了政府花钱为当事人请律师、代交诉讼费———“求求 你，来告我！”的荒唐闹剧。这些官员能如此“开明”，说穿了是因为他们成竹在胸、胜券在握：让你来告我，是让一纸判决书令你彻底死心，从此别再来烦我们！ 在一些地方，老百姓已经丧失了“民告官”的信心，从而走上了漫漫的上访之路，而由上访引发的各种问题给社会稳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民告官，难在何处？

 

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根源，就在于地方行政首长的“官本位”意识太 浓。不少官员认为出庭应诉是件很丢面子的事情，甚至认为，法律是管老百姓的。因而，不愿意当被告，更不愿意败诉，对行政诉讼采取不答辩、不出庭应诉、不接 受传票、不接受败诉的态度。并甚至从小集体利益出发，给法院打招呼、定调子，实施行政干预，千方百计地阻碍法院独立进行审判。他们表面上承认司法权力的至 高无上，但骨子里仍然视行政权力为大。此外，即使输了官司，也不需承担什么责任的客观事实，更助长了他们的底气。

 

而当前对行政诉讼案件，法院不敢、不愿判决政府败诉的原因不难分 析，大多是因为法院受到的制约因素太多、干扰势力太大，法院的人、财、物都受制于地方政府，很难行使其“独立审判权”；其次，判政府败诉，法院也不敢承担 所谓损害政府权威、加剧政府与群众对立的社会后果。其结果是，老百姓投诉无门、求告无路，要解决问题，唯一的途径就是信访，寄希望于“包青天”式的领导为 其主持公道。而上访达不到目的，一部分人就采取极端行为，或是围攻政府，或是堵塞交通，甚至造成恶性事件，付出更大的社会成本，而且最终还是要政府来埋 单。

 

所以，从根本上来说，“民告官”难，难在地方官员的人为因素干扰 “民告官”的公正合理。我们国家虽然法院、检察院不归地方政府管辖，但公检法司都在地方党委领导下，许多人为因素，如一些地方以安定、稳定为由，将一些 “民告官”的案件压着，让“民告官”无门，这才是最难的一件事。而且《行政诉讼法》实施20多年来，行政部门拒绝或变相履行判决、裁定，甚至当起老赖的，比比皆是，却从没听说有哪个行政部门因此被处罚，更甭提追究刑事责任了。

 

减少“民告官”的地方干预

 

法院地方化是由来已久的司法之弊，“民告官”难以获得法院支持只不 过是法院地方化的一个必然结果。在司法体制上，各级司法机关的领导归同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挑选和管理，各种资源也由同级人民政府划拨。这种“地方化”的制 度安排直接导致司法领域中屡见不鲜的地方保护。“端人的碗，受人的管”，正缘于此，只要司法行为涉及到具体的地方利益，来自地方的压力与阻力便会飘然而 至。

 

在地方政府的眼里，由他们供给的地方司法机关跟政府内设的一个普通 职能部门并无太大区别。当地方政府或自己的下属部门被当地民众告上了法庭，地方党政部门往往选择透过“政法联席会议”，“案件协调会议”等形式来干涉法院 的独立审判。这实则造成了就国家而言，法官只知有地方，不知有中央；就地方而言，法官只知服从地方利益的“大局”，而不知服从宪法和法律这个“大局”。 （文/风青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