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的视野看，今天埃及的悲剧实属必然。世界上几乎每一个国家在走向民主的过程也即民主化阶段时，无不充满了暴力、流血、动荡、政变、复辟和革命。不同的是，西方国家在特定条件下：宗教改革、民族国家的出现、工业革命、公民社会的逐步形成、政党的出现、对外殖民解决和转移国内矛盾、渐进式演变，最终度过转型。而大多数国则在民主化的泥潭中挣扎，进退不得。中国的自由派学者经常讲，今天已经有90%的国家实行民主制度，以此作为中国也应该走向民主的理由，但他们却从一直有意忽略一个事实：发展中国家找不出一个比中国成功的例子。
面对埃及今天的悲剧，不同国家、不同立场的结论是不同的。美国由于地缘政治和国家利益的需要，采取了纵容和默许的态度。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大屠杀发生前夕，还公开称赞军事政变是恢复民主之举。延伸开来，为了维护军事政变的成果对平民血腥镇压也自然是为了民主。外交一直追随美国的英国，外交大臣黑格拒绝回答记者“军事政变是否合法”的问题，仅回应说这是灰色地带。
理念置上的中国自由派，则大多保持沉默。一是因为这种高风险、高成本的后果恰是中国政府反复强调的，无论他们怎么辩护，也首先得承认这种惨烈的后果。可是他们一向把中国政府对风险的高度重视----这种为国、为民负责任的行为----污名化为吓唬中国人民，自然也就不愿意参与其中。
二是埃及的悲剧对他们的价值观信仰是沉重一击，他们也实在无话可说。学者毕竟还是和政客不同，政客可以说政变就是为了民主，可以装聋作哑，拒不谴责针对平民的大屠杀，但学者显然不能肆意颠倒黑白、指鹿为马。
三是美国等西方国家表现的过于露骨，其双重标准在全球引发斥责和痛骂。这些自由派学者一向是以西方为榜样，此时的他们既不能附合西方，更不能站到西方的对立面，哪就只好金口免开。
虽然他们不语，但整体上可以认为他们把埃及出现的悲剧当作民主化必然付出的代价。至少在他们的心里仍然认为，在度过转型期之后，埃及仍然会迎来光辉灿烂的民主未来。
但事实却是，不管今天的埃及未来走向何方，民主已死则可以盖棺定论矣。
从目前看，埃及未来有四种可能性。一是穆斯林兄弟会以恢复宪政、恢复民选总统的合法性为号召，誓死抗争，绝不妥协。军方正好以维持社会稳定为由继续把持权力，出现没有穆巴拉克的穆巴拉克时代，实现复辟。至少到目前，穆巴拉克时代的戒严又再度重现，军方担任各地省长的一幕也重新上演。甚至穆巴拉克本人也在如此敏感时期被释放----大概没有人相信政变和大屠杀之后的埃及还有司法独立，唯一的可能就是挑衅。而穆斯林兄弟会正发起一轮又一轮的抗议和示威，军方也是严阵以待，毫不手软。
二是在各种国外势力的介入下，埃及叙利亚化、阿尔及利亚化，形成全面内战。
穆斯林兄弟会是一个以伊斯兰逊尼派传统为主而形成的政治团体，成立于1928年，是近代伊斯兰世界出现最早、已有近百年历史的政治团体。由于起初反对英帝国在埃及的殖民统治，他们推动的政治运动，随着他们的学校、商业机构、清真寺扩散到中东，甚至遍及全球，形成各个国家中最大的政治反对团体。可以说是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组织最严密、在世界范围内最具影响力的伊斯兰政治集团。
穆斯林兄弟会长期受到中东军政权和封建王室政权的镇压，而穆斯林兄弟会也同样是以牙还牙。1948年12月埃及法鲁克王朝内阁总理诺克拉西宣布解散兄弟会，封闭其总部。不久即被穆斯林兄弟会暗杀。1952年以纳赛尔为首的军方联合兄弟会推翻法鲁克王朝，在权力分配发生冲突后，将其解散，逮捕大量兄弟会领导人。随后兄弟会屡屡尝试暗杀纳赛尔未果。后来的萨达特总统也由于镇压兄弟会而被暗杀。正是由于长期被打压，穆斯林兄弟会积累了丰富的斗争和生存经验。已经成了只要选举就能获胜，如果军方动武就对抗到底的政治巨无霸。
除了穆斯林兄弟会能够进行报复的强大实力，目前整个伊斯兰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各种势力犬牙交错，敌友难分。比如基地组织被西方视为头号恐怖分子，但在阿拉伯之春席卷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时，基地组织都站在抗议民众一边，组成国际纵队，与西方一起谋求推翻曾经镇压他们的现政权。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执政后，也支持推翻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现在穆斯林兄弟会有难，国际伊斯兰纵队、各利益攸关方肯定会积极介入。现在海湾石油国家已经承诺提供130亿美元援助给埃及，站在石油国家对立面的激进伊斯兰组织自然不会袖手旁观。各方角力之下，就会形成叙利亚今天全面内战、长期内战的局面。这也是为什么法国解放报发表评论认为埃及将成为第二个叙利亚，并且带动突尼斯甚至土耳其一同陷入内乱。
三是埃及军方在国际社会和穆斯林兄弟会抗争的压力下，重新举行选举。但在伊斯兰势力支持者众的前提下，穆斯林兄弟会再次赢得选举。此时双手已经沾满穆斯林兄弟会鲜血的军方自然不会接受，于是一场新的冲突和动乱再度席卷而来。
埃及军方的政变和对平民的大屠杀，完全缺乏合法性，西方虽然默许但也不敢明目张胆的公开赞许和支持。相反迫于自我宣传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压力，也不得不口头上对埃及军方施压。最集中的一条就是要埃及军方尽快进行选举，还权于民。
另外穆斯林兄弟会绵绵不绝的抗争，使得埃及社会长期处于动荡之中。急于恢复秩序的军方只得选择重新选举。但在一人一票的的制度设计下，在广大中下层民众中影响巨大的穆斯林兄弟会必然赢得大选。而赢得大选后的穆斯林兄弟会必然会如同穆尔西一样，对军方进行报复----如果说穆尔西当政时只是将军方将领解职，哪么现在恐怕就要血债血偿。这是军方完全无法接受的。更何况，经过 这次暴力冲突，双方的互信荡然无存，即使穆斯林兄弟会的新领导人承诺和解，军方也不会冒被秋后算账的风险。于是只能再次发生政变，推翻选举结果，埃及再度陷入血腥仇恨的轮回之中。
第四，军方在镇压穆斯林兄弟会抗争的同时，从法律上宣布其为非法并予以解散，也禁止其参加大选。这时赢得选举的只能是军方挑选的候选人。且不说被排除在外的穆斯林兄弟会是否会接受这样的结果，但这样的选举绝不是民主的重建，而是穆巴拉克时代的翻版（今天军方的残暴早已超出穆巴拉克的时代）。试想，在一个用武力镇压了反对派的国家，举行的选举还有合法性吗？这样的民主不是伪民主又是什么？
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埃及民主已死。实际上，这个结论也是国际社会的共识。英国的《金融时报》对埃及显然失望到了极点，该报在15日刊登的社论中宣布“埃及民主之死”。其中有这样一句话非常醒目：“因为冲突双方都坚信，取得胜利的唯一办法就是毁灭对方。” 同一天德国《日报》也得出类似结论。“大屠杀似乎是对事件的准确描述，抗议者死了，埃及新的民主也死了。埃及希望改变，但却改变不了现实，这个国家又回到了原点。”
导致埃及民主难以存活的原因可谓众多。从宗教的角度说，伊斯兰教历史上没有进行过宗教改革，到现在还无法避免宗教战争，政教分离也难以实现。从经济发展角度说，埃及过于贫穷，教育水平低下。人类的历史经验早已表明，贫穷落后之下，任何制度都不会稳定，都将丧失合法性和民众的支持而倒台。埃及革命后，外汇储备缩水一半，游客和外资大幅减少，失业率飚升，治安严重恶化。民众不满更加强烈。从政治发展角度讲，则会认为埃及一步到位实行民主制度，而不是走西方渐进式道路，其难以运行是必然的结果。也有从人口学的角度分析，认为埃及年青人比例过高，而人类历史上绝大多数革命都发生在年青人比重超过50%的国家中。如果从国民性的角度分析，则认为埃及缺乏宽容和妥协的传统，即使产生了民主，也照样采用极端手段解决争端。
应该说上述因素都是埃及民主失败的重要原因，但最直接的原因还是在于今天的埃及由于历史的原因，没有形成一个以共同价值观为基础的社会。对立各方的冲突不是在于技术上和手段上，而是根本原则之上的分歧，矛盾完全无法协调，各方也针尖对麦芒无法合作。
埃及（以及绝大多数伊斯兰国这）的问题在于，当它获得独立后，在军人执政的基础上走向了世俗化变革之路。然而，这种世俗化基本上发生在精英阶层，精英的世俗化与大众一成不变的伊斯兰化便成为埃及这个国家和社会的结构性矛盾。双方的价值观南辕北辙，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
单纯从民主理念出发的人或许感到奇怪，革命后埃及既然已经按照民主制度进行了选举，为什么不等到四年之后下次选举时再把穆尔西选下去呢？而一定要通过道德和社会风险极高的街头政治和军事政变把任期才一年的穆尔西赶下台呢？
原因其实很简单。在价值观完全对立的埃及，在民主实行一人一票制度的情况下，世俗力量虽然是掌握庞大资源的社会精英，但却是绝对少数。只要选举根本无法赢得权力。街头运动和军事政变是唯一的选择。民主和选举已经无法化解社会中的世俗力量（军方和城市中产阶级）与伊斯兰力量（穆斯林兄弟会以及广大农村）的矛盾。
今天的埃及，可以说是不愿妥协和缺乏宽容的国民性与无法妥协的价值观叠加，再加上民主制度赢者通吃的游戏规则，使得对立双方水火不容，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便成了必然的结果。堪称一个发育不良的社会、一个国民性的缺陷与一个制度的弊端结合在一起，形成“完美风暴”。
军方的极端并不仅仅表现在对平民的镇压上。当支持政变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政变后接受任命担任副总统的巴拉迪，在镇压发生之后辞职。结果军方竟然指控他“违反国民托付的责任”这一莫须有的罪名，对之进行审判！
埃及发生政变后，许多为军方辩护的海内外自由派学者指责穆尔西倒退，搞伊斯兰独裁。但民主就是如此，任何政党执政后就一定要兑现其理念，一定按照其理念治国，也一定要为它的支持者服务（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直批评西方政府不能代表全民的原因），也只有这样，才能赢得再一次大选（像马英九这样，胜选后居然要讨好反对他的45%的民众，结果不但没有达到目的，反令支持者大量流失）。穆尔西唯一的错误就在于他过于天真，认为民主可以保护他，西方可以支持他。这是直到最后一刻他都不相信军方会政变的原因。
从埃及的综合情况看，移植西方的民主，其失败是必然的。埃及民主之死实际上在阿拉伯之春发生哪一刻起就已经注定。当然，今天的民主悲剧，并不能反证埃及独立后由军事领导人终身任职的模式就是正确的。事实上，今天的悲剧，他们也是负有责任的。假如他们能够与进俱进的进行符合自己国情的政治改革，埃及绝不会出现今天老路、邪路都在走、也都走不通的困境。事实上，今天埃及的历史重任仍然是如何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在这个历史任务完成之前，埃及仍将处于混乱之中。我们真诚的希望，这只是埃及民主之死，而不是埃及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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