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濡山：薄案遇到两个难题

来源: 河里的石头1 于 2013-08-23 09:30:26 [档案]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次 (6749 by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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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从法律层面来探讨，薄熙来到底罪大恶极到什么程度，必须建立在对其直接的动机、行为，获得直接而有力的证据的基础上；若证据坐不实，那么按照现行法律及日前中央政法委出台关的《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有关精神，对薄熙来的判罚将会有很大的想象空间。

从这两天的庭审来看，薄熙来的现场表现大大出乎人们的预料，其“思路清晰、淡定从容”的“表演”，使公众对该案产生了太多的质疑，也令法学界很多人士不得不重新认知薄熙来犯罪的严重程度。从目前情形看，要定罪薄熙来“受贿、贪污及滥用职权”三重罪，存在两个难题：一是薄熙来犯罪的证据到底能坐实到什么程度；二是薄熙来与薄谷开来谁是主犯。如果这两个问题搞不定，对薄熙来的刑罚定案将很困难，如果一定要判罚，弹性空间也很大。

首先，从目前控方陈述的指正及相应出示的证据来看，有些秤砣压不住秤杆的情况。如果法官要按照现在的指控判罚，在被告不认罪的情况下，则需要加大力度，补充更多实物及事实证据。比如有被告人笔迹的证物、有第三方旁证、有被告在现场的影音资料等，而目前出示的证据，大都是直接当事人的口述供词，而这类供词最经不起被告人的质疑和翻供。虽然没有实行现场直播，但是济南中院通过微博详尽发布的庭审现场情况及公告的文字资料，海内外及社会各界已经看得很清楚，特别是海内外法学人士，对问题的每个“节点”都很留神，因此，如何定罪，对法检两方而言，面临着极大的压力。

其次，从庭审披露的信息看，薄熙来被控三宗罪，除过滥用职权罪外，其他两项均涉及到薄谷开来，而且是在“被告事先不知情的情况下，薄谷开来首先介入的，薄熙来事后知晓后的言行如何，尚无更有分量的证据来坐实。因此，从法律层面审视被告人行为，更有包庇嫌疑，但是起诉书中并没有指控“包庇罪”。

比如：起诉书对受贿罪的指控：“2000年至2012年，薄熙来单独或者通过其妻薄谷开来（另案处理）、其子薄瓜瓜，收受大连国际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唐肖林（另案处理）、大连实德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徐明（另案处理）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179.0587万元。”指控书中竟然会出现“或者”一词，表明检方对事实的判定很不踏实，而从徐明的现场对质证词来看，无法证明薄熙来事先知道此事，也无法证明薄熙来亲自经办过此事，更没有证据证明薄熙来在实施非法交易的关键时刻“在场的证据”。
最法和高检2007年颁布的《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授意请托人以本意见所列形式，将有关财物给予特定关系人的，以受贿论处。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共同实施前款行为的，对特定关系人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虽然薄谷开来、薄瓜瓜系薄熙来的近亲属，属于特定关系人，但是如何证明薄熙来有主动的“授意”行为，尚缺乏证据。

再比如：起诉书对贪污罪的指控：“王正刚到沈阳市薄熙来家中，与薄谷开来议定将该500万元转至薄谷开来指定的北京市昂道律师事务所主任赵东平处，供薄熙来家庭使用。2002年4月至2005年3月，上述款项陆续转入赵东平安排的账户或其律师事务所账户，由赵东平代为保管。薄谷开来将该500万元已交赵东平保管一事告知薄熙来。”这一指控说明，薄熙来是事后被告知的，而且这一“告知”是口述证言，被告人若说没有告知，则法庭无法确认。

单从逻辑和法理角度来审视上述两宗罪的当事人行为状况，可以初步断定：若罪名成立，薄谷开来系主犯，薄熙来属于被动从犯。

再次，薄谷开来可能面临追诉。在去年8月的合肥审判中，薄谷开来最终仅以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缓，并没有涉及到这两宗罪。虽然庭审仍在进行中，可能很多证据有待进一步出示，但从目前陈述的事实和出示的证据来看，指控薄熙来有上述受贿、贪污的事实，基本是确凿的，这就意味着薄谷开来或许会成为主犯，而薄熙来和薄瓜瓜肯可能会成为从犯，因此，薄谷开来和薄瓜瓜将面临追诉。需要说明的是，薄谷开来已经因故意杀人罪被判死缓，即使被追诉，给予数罪并罚，也仍然维持死缓。正如毛立新先生所言：“无论再定多少罪，其最终被决定执行的刑罚，仍然是死缓。但对漏罪依法予以追诉，体现的是对法律的尊重，是不枉不纵的法治精神，任何人也没有轻言放弃的权力。”

笔者在此特别说明的是：上述观点只是从法律层面的逻辑分析，并非对该案当事人有何偏见。更重要的意图在于：如果要严厉打击腐败犯罪，就要严肃认真地做好扎实的基础工作。法庭是庄严神圣的地方，不是玩闹游戏的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