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我就该离开了。
我走得一点也不风光，除了隔壁邻居，也没有什么人来送我。先生委托的那个同学到后，我们就走了。
行李托运后，那同学也离开了。
我随后就进了候机厅。看着起起落落的飞机，我应该有一丝伤感吧，但更多的是说不清的兴奋。我在心里默默地对自己说，我总算就快逃脱了，就快逃脱这片土地了。
原谅我吧，我真的不爱那片生养过我的土地，也许是看过了太多的不公正。难道不是吗？
我的父母都出生在我们当地有名的大家庭，妈妈家的父辈兄弟七人，有文有武，有当司令的，也有在什么南京省政府做秘书的，还有在北京读书的，最差的也在当地混过区长做做。我自己的外公曾是北阀时的一名军官，只是在一次回家探亲的时候，遭遇了土匪的突然袭击，却因多年离家不熟悉家里地形，而中了土匪的暗枪。
爸爸也出生在我们当地的另一大家庭，爸爸家的父辈兄弟三人，大伯父早年留学日本。叔叔当时也上南开，只有我的爷爷固守家业。这样的出身，在后来的生活中自然不会带来什么好运。
五七年生性耿直的爸爸看不惯他的顶头上司，一位抛弃北方老家老婆孩子的南下大老粗干部的很多做法。爱提意见，于是爸爸理所当然地成了右派而没了工作。自然而然，不久妈妈也在去师范回来以后，美其名曰支援乡区教育事业而被调到乡下。
我的童年有大部分的时间是和姐姐一道，跟着妈妈在乡下的小学校渡过的。尽管如此，我妈妈是一个特别能干而乐观向上的人，周围的人对我们都很好，因此我一直过得相当无忧无虑。
直到我上到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因为恢复了“高考”，对于我们这种家庭出生不好的人，“高考”的恢复仿佛是看到了一丝希望的曙光，为了我们日后能有个好的前途，加上农村和城市的教学质量的确差距很大，因此妈妈决定把我以及大我五岁不到的姐姐送到城里去读书。
到了城里，一开始排座位，老师就把我排到了倒数第二排，而我的实际高度在班上顶多也就是中偏下。顺便说一下，倒数一、二排都是什么所谓的“差生”。而且我感觉到了老师的偏心和不公正，老师不止一次地在班上说，她的这个班是一个什么“干部子女班”，而我就好像是混进了“干部子女班”的一样。所谓“干部子女”其实也就是一些父母有份工作，或是一份比较实惠的工作的孩子，想想看，一个小县城，最大的“干部”也不过县委书记罢了。
70年代物质资源还很贫乏，有很多东西都是属于紧俏物品，小到连电影票也要靠关系才能买到好的，老师对于那些父母有点特权，可以帮她们买东西的学生，好得不得了，一律叫小名即便是在课堂上，即使是叫不出小名的也要在大名前加以一“小”字，以示亲热，不仅如此，中国的学校从小就有等级之分，好坏之分，什么大队长、中队长、小队长及一般老百姓。有个一官半职的小孩，荣耀得不得了，早自习的时候提着老师的教鞭想打谁打谁。而成为老师班干部的小孩十有十一都是这种家庭的孩子。更有一年一度的儿童节，选去参加唱歌、跳舞的小孩也从来都是那些小孩。
我们班五、六十个小孩，只有一桌是三个小孩坐，我便永远都是那一桌；我们的教室有一排座位看黑板是反光的，我永远都坐那一排；不知是出于何故，老师调了一个非常调皮的男孩与我同桌，一个冬天他就在不停地扯我的风雪帽的带子，老师却视而不见。第一个学期结束，我的语数都在80分以上，按规定我应该可以评上“三好生”，然而我却不是，我唱歌应该还不错，长得应该也比较cute. 可我却从未参加过任何“六一”的活动。
四年级的时候我们换了老师，新老师对我还算公平，可是对于有权有势人家的孩子仍然还是偏爱。我记得，按规定一个班只能有四个中队长，但因为多了一个不好安排，老师居然在我们班安排了五个中队长。我的一位数学老师，听说我爸爸在粮食部门工作后，还叫我给她买过米。
小学毕业那年，我们县的重点中学只招两个初一，也就是说只招小学毕业考试中的全县前100名，轻轻松松地，我考了大概是二十名左右，而那些大队长、中队长们却很多都名落孙山，从老师的手中接过分数的那一刻，我有种战胜她后的快乐，我知道那不是我那个年龄应该有的。
上中学后，因为学习好，中学的老师很喜欢我。有一次因为什么原因与一位同学闹了矛盾，她爸爸是我上的那所小学的校长，在小学的时候，她欺负别的小孩可以说是家常便饭。然而，不问青黄皂白我们的老师把她臭骂了一顿，尽管在内心深处，我觉得老师很过份，因为无论如何，也不是她一人的错，我知道这一切只不过是因为我成绩好，老师喜欢我的缘故。我更加明白了一个道理，只有你强别人才会对你好，因此我更应该要成绩好，才会更加出人头地。
然而等你奋斗一气，转身一看，有的人什么都不用努力，同样可以过上很好的生活，我认识一个人，高中都考不上，结果还在省城的银行工作！另一个高考分数根本就没上线，照上大学不误，也是分在好单位。
我发誓我一定不会再回到这片土地重新生活的。说真的，对于这片土地，除了我的亲人，我什么也不留念。
那一天，应该是１９９９年的１月３０号吧。
飞机相当的空，到处都是空位，飞机起飞后，我也找了个三个人的位置开始睡觉。飞了大概有将近十来个小时吧，终于在德国的法兰克福机场停了下来。
担心我出机场会碰到什么问题，先生老早就给我写好了各种注意事项，有着他的指导，我非常顺利地办完各种出关手续。
推着行李，一眼就看见了等在哪儿的先生。手里拿着一束花。
怕误了接我，他提前七八个小时就到机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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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得一点也不风光，除了隔壁邻居，也没有什么人来送我。先生委托的那个同学到后，我们就走了。
行李托运后，那同学也离开了。
我随后就进了候机厅。看着起起落落的飞机，我应该有一丝伤感吧，但更多的是说不清的兴奋。我在心里默默地对自己说，我总算就快逃脱了，就快逃脱这片土地了。
原谅我吧，我真的不爱那片生养过我的土地，也许是看过了太多的不公正。难道不是吗？
我的父母都出生在我们当地有名的大家庭，妈妈家的父辈兄弟七人，有文有武，有当司令的，也有在什么南京省政府做秘书的，还有在北京读书的，最差的也在当地混过区长做做。我自己的外公曾是北阀时的一名军官，只是在一次回家探亲的时候，遭遇了土匪的突然袭击，却因多年离家不熟悉家里地形，而中了土匪的暗枪。
爸爸也出生在我们当地的另一大家庭，爸爸家的父辈兄弟三人，大伯父早年留学日本。叔叔当时也上南开，只有我的爷爷固守家业。这样的出身，在后来的生活中自然不会带来什么好运。
五七年生性耿直的爸爸看不惯他的顶头上司，一位抛弃北方老家老婆孩子的南下大老粗干部的很多做法。爱提意见，于是爸爸理所当然地成了右派而没了工作。自然而然，不久妈妈也在去师范回来以后，美其名曰支援乡区教育事业而被调到乡下。
我的童年有大部分的时间是和姐姐一道，跟着妈妈在乡下的小学校渡过的。尽管如此，我妈妈是一个特别能干而乐观向上的人，周围的人对我们都很好，因此我一直过得相当无忧无虑。
直到我上到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因为恢复了“高考”，对于我们这种家庭出生不好的人，“高考”的恢复仿佛是看到了一丝希望的曙光，为了我们日后能有个好的前途，加上农村和城市的教学质量的确差距很大，因此妈妈决定把我以及大我五岁不到的姐姐送到城里去读书。
到了城里，一开始排座位，老师就把我排到了倒数第二排，而我的实际高度在班上顶多也就是中偏下。顺便说一下，倒数一、二排都是什么所谓的“差生”。而且我感觉到了老师的偏心和不公正，老师不止一次地在班上说，她的这个班是一个什么“干部子女班”，而我就好像是混进了“干部子女班”的一样。所谓“干部子女”其实也就是一些父母有份工作，或是一份比较实惠的工作的孩子，想想看，一个小县城，最大的“干部”也不过县委书记罢了。
70年代物质资源还很贫乏，有很多东西都是属于紧俏物品，小到连电影票也要靠关系才能买到好的，老师对于那些父母有点特权，可以帮她们买东西的学生，好得不得了，一律叫小名即便是在课堂上，即使是叫不出小名的也要在大名前加以一“小”字，以示亲热，不仅如此，中国的学校从小就有等级之分，好坏之分，什么大队长、中队长、小队长及一般老百姓。有个一官半职的小孩，荣耀得不得了，早自习的时候提着老师的教鞭想打谁打谁。而成为老师班干部的小孩十有十一都是这种家庭的孩子。更有一年一度的儿童节，选去参加唱歌、跳舞的小孩也从来都是那些小孩。
我们班五、六十个小孩，只有一桌是三个小孩坐，我便永远都是那一桌；我们的教室有一排座位看黑板是反光的，我永远都坐那一排；不知是出于何故，老师调了一个非常调皮的男孩与我同桌，一个冬天他就在不停地扯我的风雪帽的带子，老师却视而不见。第一个学期结束，我的语数都在80分以上，按规定我应该可以评上“三好生”，然而我却不是，我唱歌应该还不错，长得应该也比较cute. 可我却从未参加过任何“六一”的活动。
四年级的时候我们换了老师，新老师对我还算公平，可是对于有权有势人家的孩子仍然还是偏爱。我记得，按规定一个班只能有四个中队长，但因为多了一个不好安排，老师居然在我们班安排了五个中队长。我的一位数学老师，听说我爸爸在粮食部门工作后，还叫我给她买过米。
小学毕业那年，我们县的重点中学只招两个初一，也就是说只招小学毕业考试中的全县前100名，轻轻松松地，我考了大概是二十名左右，而那些大队长、中队长们却很多都名落孙山，从老师的手中接过分数的那一刻，我有种战胜她后的快乐，我知道那不是我那个年龄应该有的。
上中学后，因为学习好，中学的老师很喜欢我。有一次因为什么原因与一位同学闹了矛盾，她爸爸是我上的那所小学的校长，在小学的时候，她欺负别的小孩可以说是家常便饭。然而，不问青黄皂白我们的老师把她臭骂了一顿，尽管在内心深处，我觉得老师很过份，因为无论如何，也不是她一人的错，我知道这一切只不过是因为我成绩好，老师喜欢我的缘故。我更加明白了一个道理，只有你强别人才会对你好，因此我更应该要成绩好，才会更加出人头地。
然而等你奋斗一气，转身一看，有的人什么都不用努力，同样可以过上很好的生活，我认识一个人，高中都考不上，结果还在省城的银行工作！另一个高考分数根本就没上线，照上大学不误，也是分在好单位。
我发誓我一定不会再回到这片土地重新生活的。说真的，对于这片土地，除了我的亲人，我什么也不留念。
那一天，应该是１９９９年的１月３０号吧。
飞机相当的空，到处都是空位，飞机起飞后，我也找了个三个人的位置开始睡觉。飞了大概有将近十来个小时吧，终于在德国的法兰克福机场停了下来。
担心我出机场会碰到什么问题，先生老早就给我写好了各种注意事项，有着他的指导，我非常顺利地办完各种出关手续。
推着行李，一眼就看见了等在哪儿的先生。手里拿着一束花。
怕误了接我，他提前七八个小时就到机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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