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鸽 （纪实文学－少年往事）

           当一个人在崎岖的山路上行走时，心里想着道路的艰难，一心对付着坑坑洼洼，顾不上浏览路边的香花野草。要是在悬崖边艰难地攀登，那就更无暇旁顾了，哪怕有一束美艳的山花绽放在眼前。因为稍不留神，就有摔下去的可能，因此只能心无旁骛，奋发向上，想尽快脱离险境，到达顶峰。不过待攀上了山顶，坐在山崖上一览众山小，看着天际彩虹时，那攀登时的惊鸿一瞥可能又会回到脑子里来，美丽的花姿让人回味无穷，懊恼当时为何不多看几眼，或摘入怀中，惆怅萦怀，思恋不已。其实人生的道路也是这样。

  

文化大革命前，母亲跟随张体学省长去随县巡回医疗。县里连一个正规医学院培养的眼科医生也没有，巡回医疗完了，由县长出面，挽留母亲在当地医院再工作两年，为当地培养一些眼科人材，农民害眼病的实在太多。武汉父亲带着我们弟兄三个，家里都是男的，请了一个保姆料理我们生活。我那时很野，到处玩，晒得一身黑，经常惹祸。一九六五年夏天我八岁，学校放暑假，到随县工作不久的母亲让我到她那里去过暑假，我高兴得不得了。父母工作都很忙，抽不开身接送我，母亲托她的一个正在武汉出差的同事把我带去。

那天父亲把我送到汉西火车站，一个头有点歪操武汉口音的阿姨热情向前（后来知道她拿掉过一根肋骨，外号十三点），和父亲打过招呼，交接完毕。父亲让我听阿姨的话，不要调皮。阿姨姓钱，拉着我的手对父亲说请放心，小孩不会有事。

钱阿姨从身后拉出一个比我小的小女孩来：“江鸽，过来和小哥哥玩。”一个小女孩来到我跟前，扎着小辫子，白白的皮肤，瓜子脸上一双眼睛笑得弯弯的，变成了两片柳叶。我们一白一黑地对站着，因为陌生，都不说话。

“喊哥哥。”钱阿姨催促道。

小女孩只是笑。看见她门牙少了两颗，我也开始笑了。于是我们手拉手，一起上了绿色的火车。坐在窗口，汽笛长鸣，列车慢慢启动。月台上父亲向我招手，我也向他招手，钱阿姨也招手，小江鸽学着我们也招手。列车驶离了市区，大烟囱大楼房渐渐远去，车窗外一片绿野，一块块池塘里荷叶田田，荷花绽放，修竹茅屋，画一样。我鼻子贴在车窗上看外面的景色，铁轨旁的树木向后倒去，很有意思。

一会儿列车员来送开水，钱阿姨给我们每个人的杯子里都倒满了水。这时我想起了我的水枪。那时候塑料产品是高科技，许多玩具都是塑料做的，我有一把软塑料水枪。等水冷了，我将手柄上的小盖揭开，将柄里面灌满水，然后盖好盖子。江鸽一直在旁边观看，两只眼睛睁得大大的，很好奇。等一切弄好了，我手握手枪，用手一挤，水就从前面的枪口细细地喷射出来，向疾驰的窗外飞去。江鸽高兴得不得了，伸出手来要玩枪，我递给她。她双手紧握枪柄摆弄着，很开心，突然双手一举，向我脸上射来，喷得我满脸都是水，她大笑不止，声音像小铃铛。

我有点生气了，要夺回塑料手枪，她就往妈妈怀里躲，不肯将手枪还给我。她妈妈一面责备她，一面让她将枪还给我，她就是不肯，只管笑，原来是一个疯丫头。乘我不注意，她又向我脸上射了一脸水，这回我真的生气了，饶她的胳肢窝，要将手枪抢回来。来来往往争夺中，手枪脱了手，向列车窗外飞去。

两个人都呆在了那里。江鸽大概是吓着了，惊恐地望着我。为了让我在母亲那里暑期玩得痛快，这是父亲为我刚买的一把手枪。这个小坏蛋，给我弄丢了！她母亲对这突如其来的意外也是一筹莫展，满脸歉意，赶快安慰我说到了随县买一把赔我。然后掏出饼干让我们两人分吃，不要生气。江鸽小心翼翼地将妈妈分给她的饼干都给了我，“哥哥吃。”她说，那神情有点像赎罪。

小孩子家不记仇，吃完了饼干，我们两人又开始在列车箱里追逐起来，朗朗的笑声从车厢的这头飞向那头，逗得其他的旅客们很开心。吃中饭时，钱阿姨领着我们到餐车用餐，江鸽一定要和我坐在一起，两人打打闹闹，分吃对方的盘中餐，你一口我一口地喂着对方，饭粒撒了一桌。

 

到了随县医院，钱阿姨把我领到一排青砖青瓦的平房面前，喊道：“王医生，看谁来了？”

母亲从房间里出来，看见我一把把我抱住，又亲又揉，然后向钱阿姨千谢万谢。

“他没有给你添麻烦吧？”母亲知道我淘气异常。

“没有，没有。他和我们家江鸽很玩得来。”钱阿姨回转身对江鸽说：“快和小哥哥再见。我们要回去了。”江鸽只是笑，什么也没说。钱阿姨拉着她的手走了，她的头却一直扭着看我，步履阑珊。

进了屋，看着又黑又瘦的我，母亲心里老大不忍，问我要吃什么。我什么都想吃。在武汉父亲不会理家，从来都不记得给我们买零食，我经常羡慕地看着同伴们吃零食。这时正好门口有个农民喊卖鸡蛋，母亲喊那人过来。那时工资不高，物价便宜，鸡蛋才三分钱一个。母亲对那人说，便宜一点，你这篮子里的鸡蛋我都要。于是两分钱一个，母亲都买下来了。母亲煮了一锅鸡蛋，放在凉水里浸着，对我说，想吃就拿。过了一会又有一个卖油挂面的到门口叫卖，母亲又买了不少。煮好面条，母亲到外面街上买来卤肉，猪舌头。我开心异常，这面条真好吃，猪舌头更好吃，我吃得满嘴都是。母亲满意地看着我享用，用那好听的江苏普通话让我慢点慢点，小心噎着。

吃好了，正在收拾，门口探头探脑地现出了一张小小的瓜子脸。母亲喊道江鸽快进来。我赶快拿了一个煮熟的鸡蛋递给她，她也伸出小手给我，里面有一颗糖果。于是她拿着我给她的鸡蛋，我拿着她给我的糖果，两人手牵手出了门。

来到院子里，看见墙角有一堆瓦片，我的淘气劲又上来了，想让这位刚结识的小玩伴佩服我一下。我问她想不想看甲壳虫，她什么都不知道，点点头。我口里含着糖果，动手去翻那瓦片，果不既然下面藏有许多甲壳虫，我一翻动，阳光下它们都缩成一团，像一个个黑色的豌豆。我将几个小豌豆放在手心，放到她眼前问：“怕不怕。”她摇摇头：“不怕。”这让我有点扫兴。在武汉，我将这些小黑虫放在我们宿舍里的女孩面前，她们吓得魂飞魄散。我看见有一条蚯蚓在刚翻开的湿土上爬行，一曲一拱，于是想来一点厉害的，看她怕不怕。我将蚯蚓拾起，一折两段放在手心，又放到她眼前，“怕不怕？”我问道。听我们武汉宿舍里钓鱼的大孩们说，蚯蚓不怕疼，折断后，一条蚯蚓会变成两条。没想到江鸽觉得这很好玩，将我手上的半截蚯蚓又一折两段，咯咯只笑。看来我这个小英雄当不成了，唬不住她。不过这么一折腾，江鸽崇拜起我来了，觉得我很有办法，懂得很多，于是天天跟着我转，老是笑眯眯的，黑黑的小辫一翘一翘。我绞尽脑汁，翻着花样让她开心，好在我在武汉学了不少名堂，没有让她失望。那年夏天，医院里到处都可以看见一黑一白两个小孩东翻西找。

医院的外围是一段古城墙，旁边开满了野花野草。有一天我们两个来到这里，地上满是蒲公英。这又是我的拿手好戏，我摘了一颗在手上，放在手上一吹，毛茸茸的小降落伞微风里到处乱飞，江鸽拍着小手兴奋异常，跟着蒲公英到处撵，两手乱抓，然后学着我，也吹。我们两个吹呀吹，茸茸的蒲公英飞呀飞，这童真的一幕永远也忘不了。玩累了，我们两个来到南关石板街上的小卖部，我掏出母亲给的零用钱踮着脚尖想买山楂片，无奈店里的当地老太太听不懂我说的武汉话，江鸽用当地话重复了一遍。于是两个小人就坐在店门口高高的木挡板上，一面吃着山楂片，一面看着街上的驴拉板车和满街乱跑的小猫小狗。

有一天傍晚钱阿姨到我们家串门，江鸽又和我疯到了一块。她撵我，我围着院子里的一张凳子转，让她抓不着。望着两小无猜，钱阿姨笑着对我母亲说江鸽已经被你们养家了（武汉话，一天到晚往你们家跑到意思）。她说她们家有三个女儿，把江鸽送给你们算了。然后钱阿姨问我要不要，我不明白她的意思，忙点头说要，跟我回武汉，天天在一起玩。两个大人大笑不止。

后来我回武汉上学了，听说她天天往我母亲那里跑，哭着要小哥哥。

 

不久，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里，所有的人都不可避免地被卷进了红色风暴，大串联，大字报，抄家，游斗，阴阳头，坐飞机，文攻武卫，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为了捍卫各自的革命真理，离婚的，儿子不认老子的，女儿检举母亲的，出卖朋友的，连中央领导人也像走马灯一样换了一茬又一茬，中国大地整个翻了一个个，天翻地覆慨而慷。在阶级斗争中，人们之间善良淳朴的关系变得面目全非，到处都是仇敌，你斗我我斗你。我们宿舍里经常有一拨拨中学红卫兵来抄家，他们身穿军装，腰系武装带，到了一家楼前，先用绳子围一个圈，然后进屋，从楼上窗子里将衣物书籍扔到楼下。过不久从里面押出人来，放一把长条木凳在楼前，让人跪上去，动作慢一点就用武装带抽，还让自己掌嘴，说自己是资本家，地主，反革命，右派。过不久街上到处都是武斗，武汉各派百万雄狮，钢工总，红三司打来打去，到处都是血债血还。经常看见头戴柳条帽手持长矛的人乘坐解放牌汽车在街上风弛而过，高喊口号，狂热无比。我们宿舍后面是武汉十二中，武斗据点，夜里常常听得见枪声，火舌般的子弹从学校里面射出，拽着明亮的尾翼奔向夜空。再后来成立革命委员会，老中青结合，全国山河一片红。这期间我也没闲着，可着劲地玩，要么学校不上课，要么上了课不用好好学习，反正没人管，快乐无比，晒得越来越黑。一晃，五年就过去了。

慢慢尘埃落地，一九七零年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搞了个五七干校，神州大地顿时妻离子散，背井离乡。我们一家也没能幸免于难，父亲去了五七干校，武汉的家我们是不能再呆了。我们弟兄当时有两个选择，和父亲去五七干校，或者到母亲那里。父母商量的结果是到母亲那里，好歹也是一个县城。这年的深秋，我们到了随县，粮油关系也转去了。一下火车，我立刻感到了周边的歧视，为了保护弟弟，和医院的小孩打了几架（见前文《苟安室》）。以前和善的钱阿姨这时是医院革委会负责人之一，在台上，我母亲则受管制，在台下，两人以前友善的关系已不复存在，短短数年间，我们已经属于不同的阶层了。

有一天我上厕所，老远看见一个十来岁面目清秀的女孩迎面走来，那白净的皮肤和好看的瓜子脸让我浑身一颤。她一定也认出了我，停下脚步，满眼欣喜。她比以前漂亮了许多，那双会笑的眼睛还是弯弯的，以前掉牙齿的地方长了一排整齐细密的白牙，唇红齿白。我当时的心情很复杂，一方面到了对男女之间感情懵懵懂懂的年龄，一方面对她父母有成见，我心里认定了我们是敌对阶级。我装着不认识，赶快低下头，匆匆擦身而过，心里嘭嘭直跳。背后传来了“小哥哥”的呼唤，我不理，加快了脚步躲进了厕所。

从那以后，我去厕所的路上经常看见她站在家门口翘首看着我，那眼神近似哀求。我心里很矛盾，非常想和她相认，在这谁都不搭理我的医院里，她是我唯一认识的开心发小，我多么盼望有一个玩伴啊。以前和她在一起的快乐时光不断出现在脑海里，嚼食着我的心，有几次我几乎都快要停下脚步了，想走上前去，但我没有，咬紧牙关，让她一次次失望。这时的我，在学校里被拒绝入红卫兵（见前文《红卫兵》），差点上不了高中（见前文《我要读书》）。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我身上的血液慢慢冷却下来，变得与年龄非常不相称的成熟和冷静。我知道这个世界上许多的东西不属于我，我是一个另类，我得强力控制自己。

看着我倍受煎熬，母亲以她特有的方式振救我于水火之中。她有许多病人，因为医术高明，不管医院如何批斗，许多人视她为神明。病人中自然少不了文学爱好者，看病排队时，不少人手捧一本书消遣。母亲看在眼里，到了跟前，就问能不能借来一读，病人自然十分愿意。当然母亲并不是什么书都借，她的选择性很强，因为这些书都是为我借的，她要让我坚强起来，树立理想，坚定信念，成为一个有作为的人。下了班她将书用报子一裹，夹在腋下回了家。关上门，她喜形于色对我说：“又给你借来了一本好书。”于是我读到了《红岩》，读到了《野火春风度古城》，读到了《踏平东海万顷浪》，读到了《林海雪原》，读到了《绞刑下的报告》，读到了《卓娅和舒拉的故事》，读到了《青年近卫军》，读到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读到了。。。。。。 我看到了一群不一样的共产党人。那些为了理想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者们让我热血沸腾，那些面对纳粹视死如归的年轻英雄们让我昂首挺胸。我和母亲经常讨论这些书中的许多激动人心的故事情节，她五十年代读大学时也钟情于这些革命书籍，崇拜英雄们。母亲的良苦用心终于得到了回报，我知道自己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未来。在那个黑暗的年代里，记得我和母亲压低声音一起轻轻朗诵保尔柯察金的名句：“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对人来说只有一次。因此，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一个人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他临死的时候，能够说，我把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人生最宝贵的事业 — 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

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时，里面保尔和冬尼娅的爱情故事让我醉心，为他们的最终分手而深深遗憾。在读《林海雪原》时，里面活泼可爱的卫生员白茹更是让我不能自已，我止不住想起了同样活泼可爱的江鸽和她那亲密无间的童年往事。我常常掩盖书本，心中怅然若失，像少了一件什么东西。后来母亲借来了《牛虻》，极力推荐。读着读着，我被其中的阿瑟深深打动了，因为我和他一样经历着一个心灵炼狱的痛苦转变过程。我们都曾经是那么地单纯，相信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善良的，可以相信的，然而我们都被欺骗了。尽管我的脸上没有他一样的刀疤，心里却和阿瑟一样深深受到伤害，我的心和牛虻紧紧相通。当我的美好理念破碎时，我觉得自己应该像他一样坚强起来，为了实现自己的事业，可以牺牲一切，哪怕近乎虐待自己。在我最难熬的时候，牛虻的出现在精神上救了我一把。少年时期很容易崇拜偶像，牛虻成了我的偶像。牛虻为了自己奋斗的事业，他以超然的毅力斩断了和琴玛之间的感情，这让我很惶惑。

我心中一会儿像少剑波，一会儿像牛虻，两人为了江鸽斗来斗去。

弟弟的语文老师方士[方方土](读作昆)见我喜欢读书，遂将他收藏的莎士比亚戏剧集偷偷借给我看。有一天我在医院旁的土城墙上读莎士比亚，累了，伸伸腰，站起来拾起一块扁平的石子向水面上划去，石子在水面上跳跃了十几下，激起了许多的漪涟。我转过身来时，不经意间看见江鸽躲在远处的一个墙角落向我张望，抹着眼泪，看见我发现了她，一调头跑了。望着她的背影，我心灵里震撼而伤感，无心读书。我落落寡欢地斜躺在城墙土坡上，手拔着地上的青草望着护城河的水面发呆。我扪心自问，我是不是太残忍了一点？记得我曾经带她来过这里，那时我对她说我可以让石子在水面上滑行几下不掉到水里，我做到了，就像刚才一样。她那时拍着小手，高兴异常，崇拜我得不行，帮我拣来许多石子让我一遍又一遍地往水里扔。想到这些，我责问自己，莎士比亚笔下的罗密欧和朱丽叶可以不顾世代家仇相爱，我难道连和江鸽说话的勇气都没有吗？

不过自打那以后上厕所，我很少再见到她站在家门口等我了，偶然在路上碰到一两回，那眼睛里都是幽怨的眼神，嘴角上翘。随着岁月的流逝，她越长越高，越长越白，像一枝清水中的白荷花，婷婷玉立。夏天她在家门口洗衣裳，看见我路过，还是情不自禁地停下来，举起白白的修长手臂将垂在额前的黑发捋上去，长长的黑睫毛搭下来，眼睛并不看我。

钱阿姨见到我还是很热情，似乎总是对我特别关照。看见我刻苦学习，很有志气，老是夸我。有一次她在路上碰到我，说医院分到了几张电影票，晚上在电影院放映外国电影《卖花姑娘》，让我去看，说完了就塞了一张给我。“江鸽也去。”走不远她回过头来笑着对我说。那天晚上我去了，怀着一颗忐忑的心，心想好了，可以和江鸽讲话了，谢谢钱阿姨的安排。可是到了那里一看，是她的二姐江丹，问她江鸽为什么没来，说得感冒病了不能来。于是那一晚上的电影看得稀里糊涂，不知所云。

四年就这么过去了，我和江鸽始终没有讲过一句话。

中学毕业，快插队了，有一天碰到江鸽的哥哥江东，他刚从插队的地方回家探亲，我向他询问一些关于乡下的情况，两个人坐在他家的竹床上聊天。聊到一半，江鸽放学回家，看见我，脸一红，进了屋。我想起身离开，她哥哥说好久不见，让我多聊一会。他让江鸽给我泡一杯茶来。过了一会，她清水芙蓉袅袅婷婷地端着一杯茶到我面前，眼睛还是不看我，将茶杯重重地往我面前一顿，辫子一甩，转身离开了，留下体香在我身旁缭绕。这一顿，让我彻彻底底明明白白地知道她这几年的心中怨恨，茶水都溅了一点到竹床上。端起茶杯，茶香四溢，水到口里却发现是放了糖的。文革时糖票珍贵，大家都舍不得吃。我心凄然。

 

以后有不少女孩子试图走进我的生活，我的心扉已很难打开，江鸽让我实在难以忘怀。后来我考上了大学，永远离开了那个地方，追求心中的理想，有了一个灿烂人生。有时我想，如果我家当时的情况好一点该有多好，如果我没有那么多的年少磨难该有多好，如果她的母亲和我的母亲一直保持着和睦的关系该有多好，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该有多好，如果。。。。。。那又会是一番怎样的情景呢？长大后我才明白钱阿姨当年开玩笑问我要不要的含义。

蒲公英，飞呀飞。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十九日至二十二日一稿

二零一二年一月十四至十五日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