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德强：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的灵魂
原编者按：
本文系韩德强老师2011年为纪念建党90周年所做的演讲，标题为编者加。中国社会的本质是什么?中国共产党的本质是什么?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最主要的历史经验是什么?当前中国社会陷入内忧外患危机日益加重最主要的历史教训是什么?
这几个重大的历史理论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国内外、党内外思想理论界探讨和争论的核心问题，无论”官僚资本主义论“、”权贵资本主义论“，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似乎对这几个问题有着各自不同的认识和表述，然而这几种理论都遵循着共同的思想逻辑：社会的本质是社会存在的政治经济关系，它决定了社会运行的政治经济体制，社会流行的思想文化观念也是这个体制自然运行的结果，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发展和转变是社会政治经济关系调整的结果，最终决定这种政治经济关系的是人民的需求和选择。简而言之，中国近现代史是一部人民为谋求生存和发展而自主选择的历史。
然而，历史发展的真实逻辑真是如此吗?社会主义是人民追求生存繁衍、物质享受、民主权利的必然选择吗?物质丰富了精神就能崇高吗？经济发展必然通向社会主义吗？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吗？对于这些问题，韩老师的文章对此有独特而深刻的论述。
【破除迷信 整党正本】韩德强评点历史问题系列之一
韩德强：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的灵魂
——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今天离建党九十周年还有三天的时间，本来是一个应该高兴的时候，但是确实有点高兴不起来，心情的确比较沉重。我们知道苏联共产党在1991年宣告结束，国家宣告分裂;中国在建党九十周年之际，也出现了种种危象，今天共产主义的信仰逐渐丧失掉了，信仰、信心、信任等方面都出了严重的问题。实际上从改革开放至今，基本上是我们党逐渐腐败的过程，虽然经济是在高速增长，但是党和人民的距离越来越远，党离她的宗旨也越来越遥远，因此离苏共解体的那种危险可能就越来越近。因此，在建党九十周年之际，来谈一谈文化建党问题至少有两个意义：第一个意义就是这个党是怎么样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第二个意义就是如果失去了某种文化，或者换了一种文化，这个党也可以从有到无、从大到小、从强到弱，甚至最后化为烟消云散。因此，文化问题确实是党的灵魂问题，也是非常值得讨论的。
一、文化对于共产党的意义
我这个人是被很多人称作唯心主义的。什么叫唯心主义?就是对文化问题、精神问题比较重视，这个就叫做唯心主义。因为关于建党就有两种说法：第一种就是模仿毛主席那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也可以说“枪杆子里面出党”，这是比较唯物主义的说法;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不是枪杆子里面出党，而是党出枪杆子。”“党指挥枪”其实就是比较文化的说法，因为你可以把枪杆子理解成比较物质性、基础性的东西，把党理解成比较精神性、上层建筑的东西，因此“党指挥枪”实际上就是说精神要指挥物质，政治要指挥经济，上层建筑要指挥经济基础;而“枪指挥党”则是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大概是这样的对应关系。我今天在这里的说法有些“不经典”、“不标准”呵，把某些被我们视为天经地义的、正确的东西放在一起了，显得其中的有些问题、有些说法可能还值得推敲。于是文化建党问题就显得更虚了!如果说党代表某种精神文化性的力量，那么党是什么?党是一群人呵，是这群人所构成的组织，而这群人“姓什么”就是文化问题。如果按照改革开放之后的那个说法，就是“党员也是人”，那么“党员也是人”是什么意思?就是党员也要吃饭、也要赚钱、也要发财、也要其它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是人就要带有人的缺点，而党员也是人，就意味着过去的党员“不是人”，因为斯大林同志过去说党员“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而他的名字本身也就是钢铁的意思。改革开放之前的“党员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是具有钢铁意志的;而改革开放之后，党员“也是人，也是血肉之躯，也有物质利益”。如果将这两种说法对比一下，就会发现差异非常大：以前的党基本上是有信仰、有追求、有灵魂的党，所以党员就不是凡人，当然他也要有吃喝，但是他吃喝的目的是为了解放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后来“党员也是人”的说法，基本上就是说理想、信念那些东西其实都是空的，而吃喝拉撒睡这些东西才是实在的东西。其实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就是把过去的一个有精神、有信仰的文化变成了一个唯利是图的文化，因为党的文化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所以党本身也就会发生重大的变化。
最近有一部大片叫做建党伟业，有人说这部片子最好别放给大学生看，因为大学生看了之后如果都去建党了那还得了?但是反过来说，大学生现在倒是不去建党，但是都干什么去了呢?可能都发财致富去了。而像毛主席、张国焘、王尽美等这样一批去建党的青年当然也是要吃饭，也是要穿衣的，但是他们想的是以区区五十多人，十三个党代表要改造中国与世界，在旁观者看来，这群人整个就是一群疯子，但是也正是这群疯子，后来就真的把中国给改变了。其实像“疯子”“傻子”这一类的说法我们也听多了，别说是建党像疯子，就是陶行知当年想办学，想提高国人的教育程度和国家意识、自强意识，也被人视为傻子。那么什么是傻子?在唯利是图的人看来，凡是那些赚钱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别的什么目的的人，就都是疯子和傻子，如果更准确地定义一下，就是“有文化的就是疯子和傻子”，而没文化的则是实实在在的，它的逻辑就是这样下去的。那么后来像毛主席这些傻子、疯子、有文化的人，就建立起了这个党，而且这个党还和物质世界互动，成立了新中国。
毛主席有一句话是启发我对中国共产党进行重新解读的关键的一句话，那时候我还很年轻，但是看到这句话之后就觉得这句话非常重要。毛主席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这句话当时对于我来说就像“电击”一般，因为我此前接受的是“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他又说“思想上、政治上的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那就意味着“政治决定经济，精神没准还要决定物质，上层建筑也可能还会决定经济基础”。毛主席大概还有一段补充，意思大体就是：路线正确了，方向对头了，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反之则是有人可以“丢人”，有枪也可以“丢枪”。我后来一想，那个“人”和“枪”是什么?都是物质基础。而他现在说的是路线要是正确了，方向要是对头了，物质就会跟着来;而路线和方向要是错误了，物质也就会跟着丢。那么到底是谁决定谁?这个就是一个重大的、让我很深入关注的一个问题。后来，我形成了一个基本表述就是：精神来自物质，受物质制约，但主导物质;上层建筑来自经济基础，受经济基础制约，但是主导经济基础;政治上、思想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来自物质世界，受物质世界的制约，但是会主导物质世界。甚至还包括“党来自群众，受群众制约，但是主导群众”，这样整个一系列的表述都会出来了，而这一系列的表述就特别接近所谓“文化建党”的逻辑。文化是什么?文化实际上是一种强大的组织力量。没有文化，我们都追求各自的物质利益，是根本组织不起来的，是分散的。
《国际歌》中有一段著名的表述就是“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吃尽了我们的血肉，一旦把他们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问题在于，那些毒蛇猛兽是干什么的?怎么样才能把他们“消灭干净”?实际上作为单个的个体，作为单个的无产者，如果没有文化的力量，你没法消灭他们，而总是受他的统治、剥削，你的劳动果实也总是会送到毒蛇猛兽的盘子中去。共产党宣言讲“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但是靠什么才能联合起来?单是因为我们是无产者就能联合起来吗?我看不容易联合，因为缺乏精神力量就联合不起来，无产者只有具备了解放全人类的思想才能够联合起来。以前读书的时候就以为无产者天然地就可以联合起来，但是后来逐渐感受到不是这样。如果是作为一个普通的无产者，作为一个工人或者一个贫农，他要解决的问题不是要去改造这个世界，去推翻这个旧的秩序，而是要解决怎么样吃饱穿暖的问题，而与其要联合起来改造了世界之后才能解决吃饱穿暖的问题，那还不如现在就到某个资本家那里去打工，这样就有可能马上吃饱穿暖。你只要这么一想，也就被资本家剥削压迫了，但是就要解决那个吃饱穿暖问题的路径而言，则要比那个联合起来改造世界的路径短得多，因为你若是要去推翻整个资产阶级再来解决吃饱穿暖的问题，这个途径是非常艰难、非常遥远的。
如果按照“经济人”的观点：无产阶级干嘛要联合起来推翻旧社会和资产阶级呀?那个风险太大了，代价太大了，还不如该干啥就干啥去。所以，如果从直接追求自身物质利益的角度出发，无产者是联合不起来的，在这里我可以放心地说这句话。其实当年列宁在俄国从事革命运动去组织工人的时候就遇到了这个问题，他去组织工人运动，希望工人们联合起来、团结起来，但是工人会说：团结起来干啥?列宁说：团结起来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去推翻资本主义统治。工人们就觉得：那件事太漫长、太艰难，不是我们干的，我们能干的就是联合起来罢工，涨工资，改善工作条件，缩短工时，这个是比较实实在在的，就是说让资本家“可持续剥削，而我们工人接受资本家可持续统治”，这个比较实实在在，而要推翻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这件事特别不靠谱。列宁正是在和工人反复的交往和争论之后，才提出了一个概念，就是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意识必须从外部灌输进去，而不是工人自发意识的产物。这就出来问题了，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思想，并不是无产阶级自发产生的，而是像马克思和列宁这样的人从外部灌输进去的，启发进去的，工人阶级本身的觉悟并不见得有多高。在这个地方，列宁跟马克思有重大的差异：马克思就认为工人阶级天然地大公无私，最有组织性和纪律性;而列宁则认为不是这样，工人阶级也一样受统治阶级思想的影响，也是比较短视的，也是比较自利的，也是比较物质化的。而要真的出来一批大公无私的、最有组织性和纪律性的、能够为无产阶级的整体解放而献身的这样一批人，就必须具有远大的理想，摆脱工联主义狭隘思想束缚，以这么一个先锋队去启发工人阶级。那么工人阶级就成了经济基础，而先锋队就成了主导力量。
所以无论是俄国革命还是中国革命，它们的成功都是因为有了一种强大的先锋队思想，一种先进的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理论，才有可能去建立一个布尔什维克党和中国共产党，而有了这么一个党，才有可能去启发工人阶级的觉悟，才有可能领导人民，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才能完成一个文化建党的过程。所以，我跟很多人讨论的时候都说：实际上毛主席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什么出枪杆子呢?是党出枪杆子。那又是什么出党呢?是文化出党，文化建党。逻辑得这样贯通下来才行。但是，当我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很多人就不高兴了，就会说“这不是唯心主义吗?”反正我是承认心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我也承认心是来自物质的，受物质制约，但是它主导物质。只是在最后这一点上，我跟很多的在我看来是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拉开了距离;甚至在辩论急了的时候，我都会说自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因为我强调精神的作用非常强大，当然承认它受物质制约，也来源于物质，但是毕竟是起着主导作用。
上面就是我要说的第一点，也就是说文化非常重要，对于一个组织来讲，文化其实就是组织的灵魂，有灵魂你就逐渐有了躯体了，而没有灵魂躯体可能也就逐渐散掉了。这个也比较符合我后来所讲的中医的思想，中医所讲的通俗一点就是说人就是一口气，气没了命也就没了，人活一口气嘛。当然，还有一个更精致的表述：人其实就是一个精、气、神，神散了气也就跟着散了，气散了精也就跟着散了，人也就完蛋了。所以，一个人炯炯有神的时候，精力一定比较充沛;什么时候目光失神、神散掉的时候，他的身体可能就已经开始垮下去了。这里我是把组织和身体做了一个类比，如果说是文化建党的话，那么也可以说是精气神去引领你的身体。
二、用什么文化建设共产党?
第二个问题就是用什么文化建党?蒋介石的文化也建党，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建党，不是不建党。所以，文化建党的含义既可以适合于中国共产党，也可以适合于国民党，也可以适合其它各种各样的政党，其实都是带有文化特点的。但凡是组织都有一定的文化，区别就在于其目标是什么，理念是什么，这些目标和理念是不是能够具有影响力和渗透力，是不是真的有人去身体力行，这才是要害。如果说是文化建党，那么蒋介石也说文化建党呀，可是他最后为什么被共产党打败了呢?因为蒋介石的那个文化建党实际上是虚晃一枪，只是要国民党党员有文化，但是他自己是缺文化的;也就是说要求国民党党员精诚团结，但是他自己却在玩那套勾心斗角的东西，最后就导致国民党内部派系纷争非常激烈：嫡系和嫡系之间，嫡系和杂牌军之间，杂牌军和杂牌军之间都相互猜忌、相互排挤、相互挤压，最后一支庞大的军队，一个统治辽阔地区的大的政党，就被一个小政党，被一支小军队给打败了。所以，国民党也不是没有文化，其实它也标榜一些文化，但是文化这个东西需要的是身体力行，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就可能是假的。所以假设中国国民党的领袖是孙中山，真的是大公无私的，没准共产党后来都可以不必独立建党，还可以继续跟国民党合作，那也就不会发生四一二大屠杀，而中国的历史可能整个地就改变了。但是孙中山去世了，蒋介石这样一个不争气的人当了国民党的领导，所以国民党后来就成了“刮民党”“祸民党”“压民党”，是吧?这样才被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这种特点是它从头就具有的，其实在孙中山时期国民党内部的精神力量和文化力量相对而言也是弱的、涣散的，牺牲精神也是不够的，因为国民党中有一群地主呀、资产阶级呀、官僚资产阶级呀，以及这些人的孩子们，是这样一些人组成了国民党。这种组成法就很难谈得上牺牲精神，或者说牺牲精神相对较弱，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组织就比较涣散，就没有凝聚力，后来就容易散掉。而共产党的构成出身相对比较贫寒，在他们那里，拯救国家、为穷人服务的思想更真诚、更强烈、更具有牺牲精神。因此，之所以后来共产党会越战越勇，其实是因为共产党是一个“穷人党”，而国民党却是一个“富人党”。富人党就比较物质主义，而穷人党，精神力量就比较强大，穷人跟富人拼什么?拼枪拼不过富人，拼钱也拼不过富人，那就只能拼精神，除此之外没有其它的办法。所以，穷人党要成长只能是一个“精神党”，是一个精神力量强大的党。所以文化建党确实存在一个“什么文化”的问题，以及是否身体力行的问题。
在共产党内部其实也有一个什么文化建党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共产党早期经历的挫折比较多，四一二大屠杀就是一次重大的挫折;此前还有一次比较大的挫折，是1923年的二七大罢工被镇压;而四一二大屠杀以后，又有了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又是一次重大挫折。于是，你就会发现，仅是有了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仅是有了马列主义理论的教导，可能也仍然无法去战胜强大的敌人。这就涉及到文化是否精致、是否符合实际的问题。当然，我这里用的“精致”跟有些人用的“精致”不一样，有的人认为在鼻烟壶上面去刻写一部《红楼梦》叫精致，而我认为这个不叫精致。我所讲的“精致”是：什么文化既具有强大的精神凝聚力，又具有实事求是解决问题的清醒感，这个才叫精致。所以在我的体会中，马列主义相对而言是比较粗糙的：它们本身就有粗糙的成分，再加上王明、博古理解的方面更粗糙，两层粗糙叠加在一起，就会使得我们的目标和现实距离非常遥远。遥远到什么地步呢?毛主席曾经批评我们党内的一些教条主义说“猪撞了南墙还知道回头，而我们党内有些教条主义撞了南墙就不知道回头。这样的话不仅是在1958年批评省委书记吴芝圃的时候说过，其实在井冈山批评教条主义的时候也表达过类似的意思。毛主席反复说”饭要一口一口地吃，路是一步一步地走。可是就有人听不懂，就天真地以可以一省或者数省首先取得胜利，可以以城市中心进行武装暴动，而完全不顾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力量差距之悬殊。他们相信自己有至高无上的道义力量，这个也没有错，但是道义力量要转化为现实力量必须要有一个过程，这是一个最让人困惑的地方。完全的物质主义者说“什么道义力量，那都是胡扯!有奶便是娘。”这个是特别唯物主义的。另一面则认为有了道义力量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而完全不顾现实条件。要把两者结合起来是挺不容易的。
我们现在的中央党校写着的校训叫做“事实求是”，我觉得这个只说了问题的一半，因为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吗?是的。但是她也是最不实事求是的，你说还有比要解放全人类、改造全世界的目标更不实事求是的吗?在井冈山时期七八百人和枪的时候就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有比这个更不实事求是、更不切合实际的吗?没有呵!所以我们党是最切合实际和最不切合实际的一个结合。如果单纯地强调其中的一面，就会走向后来的唯利是图，走向庸俗的物质主义、享乐主义。所以党校的校训本来应该写两条：第一就是要有共产主义的理想，第二才是实事求是。如果只讲实事求是，那小偷偷东西也是绝对需要实事求是的，如果不实事求是他就偷不到东西，或者偷了东西会被人家抓获。实事求是其实是任何人想做任何事情都必须遵守的一个游戏规则，没有别的办法。所以如果共产党只讲实事求是的话，那人家批评你“跟国民党有什么区别!”你还真的就说不出来。蒋介石难道就不想实事求是吗?非常想实事求是，只是方向不一样而已，但都是需要实事求是的。在这个意义上，寻找一种什么样的文化，既具有远大的理想，又是可以脚踏实地的;既可以是不切实际的，又是最切实际的，这的确是一件最大的难事。这件难事后来被表述为“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样就找到了一条中国革命之路，这样就把两者结合起来了，这是一种说法。但是我的说法呢可能就有点“过分”呵，因为我觉得毛主席可能是谦虚了一点。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如果马克思回到1933年的时候来到井冈山跟毛主席辩论的话，那谁会当老师还真的说不清楚，没准是毛泽东要当老师，而马克思要当学生的!毛主席的创造性真的是很强大的。
我们这一百五十年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其实是有很大的教条主义倾向的，表现之一就是所有的祖宗牌位都不能动：马克思不能动，恩格斯不能动，列宁不能动，斯大林不能动，所有的人都不能动。如果都不可以动，那么“扬弃”的概念就没有意思了，就是所有的人都是绝对正确的。其实为什么会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就是因为都有修正，都有发展，都有扬弃，都有否定，这个“否定”是否定之否定，而不是全盘否定，是有继承同时又有否定。毛主席比较谦虚，说自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也就是说毛主席只是做了一道应用题，原理是马克思已经弄好的，他只是用这个原理来解了中国革命这道题而已，那样也就没有创造性。其实真的不仅是做了一道应用题而已!在我看来，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原理层面上有很多重大的突破，而其中最大的突破就是在思想、文化、组织这个领域的突破。马克思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是比较强的，他认为只要是无产者就一定能够联合起来，一定能够团结起来，这种思想的无政府主义色彩实在是太强了。倘若真的要联合起来那就一定要有组织，而组织就一定要有思想，思想就一定要真诚、一定要符合实际!这么一套逻辑下来，毛泽东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层面做了重大的突破。但是毛主席太谦虚了，我们一贯都是中国风格，“你说的都是对的，我说的只是你说的内容的应用。”但是这里面就会留下漏洞，因为有的人就会说“你看马克思是这样说的，而你毛泽东没有这样说，所以你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你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至少我们今天就出现了这么一批教条主义者，说“马克思是这么说的……”他说过没有呢?还真的说过。问题是马克思那时候本身也是个年轻人，也是缺乏实践经验、缺乏斗争经验的，如果给他中国革命实际斗争的经历，他的理论可能要被重写，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自在、永在”的一个东西，那他不就成神了吗?马克思主义既不是自在的，也不是永在的，而是从现实生活当中来的，也是要受现实斗争的修正和批评的。我相信如果他还在的话，肯定也是这种精神;但是后人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偶像化，以为这样是尊重马克思，其实恰恰是害了马克思!所以 ，“用什么文化建党”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毛主席所倡导的理论，包括他自己身体力行所践行的文化，那不但是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甚至也是解决世界问题的不二法门。我说的这个话可能会使有些老同志听起来感觉不太爽呵。“不二法门”，这不是佛教的语言吗?怎么又出来了?你这整个不就是个“封资修”吗?其实在我看来：我们这场伟大的革命，成功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对它成功原因的解释是不够成功的，留下了很多漏洞和很多自相矛盾的东西。为什么后来的党容易变修、容易变质呢?其实它的解释体系就是有问题的。我后来体会过：中国共产党1949年进城以后，马上就遇到一个执政的问题，面临一个建设的问题，面临一个大学怎么办、课程怎么设置、教材怎么选的问题。选来选去，当然我们选的都是马列的著作，包括斯大林的著作，而毛泽东的著作似乎就显得不像教科书，因为它实践性非常强，灵活性非常强;而马克思的著作似乎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结果马克思主义那种过强的物质主义的东西最后就被利用，成为对社会主义的一种质疑。你会发现，1949年以后的中国，因为有强大的精神力量，所以人民群众的干劲冲天;但是如果按照物质主义的观点，“你们这样一个贫穷的国家，怎么可能这样干劲冲天?”毛主席强调”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但是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会强调物质决定精神。这样双方在理解上就会出现很大的差异，最后，就会有一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毛主席在搞一种空想的、农业的、封建的社会主义，而且这还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出发得出的这样一个结论。其实，如果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教条，还真的可以这么理解。但是，不封建的、不空想的、“不农业”的社会主义是什么?他们说“那只能补资本主义的课。”这就是后来整个的资本主义“补课论”的来由。所以“补课论”的来由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当中物质主义的色彩太强，阶段论的色彩太强，生产力决定论的东西太强，而这些东西实际上既不能解释中国革命的成功，也不能解释中国建设的成就。所以我就说用什么文化建党真的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在今天就显得尤为突出!
三、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的核心文化
第三，就是如何理解这个文化的问题。在中南海外墙的影壁上写着两句话，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就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这两句话，毛主席又一次曾经向他的侄子毛远新做过专门的解释，这个解释很多人也都知道。为什么没有说“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说“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呢?这其中就有一个奥妙。也就是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直接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只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但是这两者之间的界限怎么分?我觉得这两者之间的界限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有表述不清楚的地方。比如说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件事情，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主流的“反思”大概就是文革以阶级斗争为纲，因此犯了重大的错误。但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件事情，其实可以从两个角度理解：一个就是从物质角度理解，另一个就是从精神角度理解。从物质角度理解，就是重化阶级成分，把新富裕起来的那些人当作“新阶级”打倒，把新生的中国共产党的干部群体当做官僚资产阶级打倒，这个是一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路;而同时还有一种思路其实就是“抓革命促生产”，实际上是以精神鼓励为主，以物质鼓励为辅，这个也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如果是作这种理解的话，那就比较精神性。比如说像陈永贵、王进喜这些人，他们是在大寨、大庆那里抓阶级成分划分吗?没有，而是因为有了陈永贵这样的一心为公、一心为集体，不怕苦、不怕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它是精神激励为主，物质激励为辅，或者是物质方面接近于平均主义、大锅饭。它是精神激励为主，物质激励为辅，或者是物质方面接近于平均主义、大锅饭，结果就把大寨建设得很好，所以像这样去抓思想革命，确实可以促进生产。如果不懂得这一点，就不可能理解文化大革命期间包括前三十年在工业技术方面为什么会有飞跃性的、突飞猛进的发展进步，就是因为广大的干部、技术人员、工人、农民具有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大热情，这种热情是一种精神动力，这种精神动力过去打败了国民党，后来又建设了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所以我说抓革命、促生产可以从物质角度去理解，也可以从精神角度去理解，毛主席的思想当中这两种成分也多少都有，但是在我看来，当他说农业要学大寨，工业要学大庆的时候，其实是要更重视精神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时期还有一个血统论的思想。血统论是谁的思想?“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其实是一个物质主义的思想，“惟成分论”其实就是物质决定论，也就是说你是什么样的出身，就决定了你有什么样的思想。这是不是物质决定论?而毛主席的思想不是物质决定论，物质决定论的划分放到政治层面上就是“成分决定论”，而他不是这样，他的思想是“有成分论，但不惟成分论，重在个人表现。”这个实际上就相当于我前面讲的那三句话，即“精神来自物质，受物质制约，但主导物质。”这个逻辑是严丝合缝地对应的。毛主席的思想则是强调重在个人表现，重在你个人的活的思想，他是这样去理解精神物质关系的。因此，如果你真的去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思想，那还真是天衣无缝的，还真的找不出毛病。有人把这个理解成血统论、成分论，理解成物质决定论，最后又把所有这些错误都强加到毛主席的身上，他老人家如果地下有知的话恐怕会很不安呵!“如果是我的东西，我是愿意承担的;可是如果不是我的错误，那凭什么要强加到我的头上呢?”这件事情是有问题的!但是毛主席说的“有成分论，不惟成分论，重在个人表现”这三句话，操作难度比较大。因为“个人表现”你该怎么去把握呢?如果是成分论，那就比较清楚：他老爹是地主，那么儿子也是地主，该怎么对待就很好操作、很简单，政策界限很容易掌握。可是你一旦说“有成分论，不惟成分论，重在个人表现”，这个操作起来实在是太难了。因此，下面的干部执行的时候就容易搞一刀切，搞惟成分论，事情是这样的。
不管文革时期有什么样的错误，但是有一点是特别重要的，就是要让全体人民都关心国家大事;而你只要关心国家大事，关心祖国建设，就不太可能过于自私，不太可能过于唯利是图。但是改革开放以后来了一个大转折，就是“国家大事不是你普通老百姓该关心的，你也甭关心了”，老百姓关心国家大事就会乱了套，就会变成无政府主义，就会变成是“乱批、乱斗、乱揪”，就出来了这套逻辑。所以就告诉老百姓“你只要考虑怎么样吃饱穿暖小康，国家大事由我们这帮人来管。”可是当老百姓真的不管国家大事的时候，那一定会把精神力量给丧失掉。而且还不仅是老百姓的精神力量丧失掉了，那些拥有关心国家大事权力的人是不是真的关心国家大事呢?恐怕也不关心，他们更关心的是如何利用手中的特权、如何官商勾结等。于是，这个党的文化就从“为人民服务”转化为“为人民币服务”，一旦转到这里，文化建党的问题就变成了“文化败党”的问题。为人民服务的文化可以建党、强党;而为人民币服务的文化可以弱党、败党甚至还可以无党，哪一天这个党可能就被人推翻了、消失了。
当然，我这个话说得可能比较严重，我们这个党里面还有没有为人民服务的力量?有没有为人民服务的人?有没有为人民服务的因素?我看这些因素都是有的。我有一个大体的比喻，我说我们今天的党有点像一棵大榕树。诸位去过广西、广东一带看过大榕树吗?大榕树的特点跟其它的树都不一样，别的树都是只有一个树根，其它的长上去的全都是树枝、树干、树叶;榕树不一样，一个树干长上去了，但是从树枝上又掉下来很多须须，这些须须扎到地上又变成树根，而那些从上面掉下来的须须所长成的侧根，反过来又可以支撑那棵榕树。实际上从文化建党的角度看，毛主席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这棵大榕树的主干，当然很不幸，由于身体寿命的原因，这个主干不在了;主干不在了之后，当时就有很多人提出共产党要完蛋，会垮台，1979年邓小平开理论务虚会，针对的就是这个风潮，就是有人要解散共产党呵，主张干脆把共产党这棵大榕树砍掉算了，有人是这样想问题的。毛主席去世之后这棵大榕树确实是发生了一些变化。其实这棵大榕树上掉下来的那些须须再扎到地上变成侧枝的过程，其实相当于什么?相当于是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共产主义的信仰、理想变成一些干部的自觉行动，他们和人民群众结合，掉到地上，变成侧枝，无论是王进喜还是焦裕禄、陈永贵，那就相当于是毛泽东思想感化下、影响下出来的一种精神力量。他们和人民群众结合，最后在全国各地就有各种各样的骨干、劳动模范、优秀党员、优秀干部，这些人相当于无数触须掉到地上，扎在地上，跟人民群众结合，然后去托起这棵大榕树。
毛主席去世之后，就开始有人妖魔化毛主席，妖魔化毛主席之后就使得这棵大榕树的侧枝变得不再坚强，本来相信为人民服务一定是好的，可是后来有人说“你也得为自己服务一点呀!”他就开始慢慢动摇，于是那个侧枝也就会慢慢腐烂，有些根须就会逐渐软化，然后那个大榕树就会越来越支撑不住。茅于轼为什么要攻击毛主席?因为把毛主席这个主干彻底妖魔化了之后，实际上是把大榕树掉到地上的所有那些侧枝的精神动力统统都给切断了，切断之后这棵大榕树就会轰然倒塌。这样他们推翻这个党和政权的目的就可以达到了，然后他们就可以作为“带路党”把美国引进来，在我们这棵大榕树已经被砍倒的情况下，他们再来放火烧荒，来统治中国、耕耘中国，他们大概会是这个意思。
当然还有一些左派带路党。他们的特点是：看到这课大榕树逐渐腐烂化，看到其中不断出现的剥削压迫的东西，但是看不到我们党成长过程当中精神文化的力量，以为这个党就是靠利益起来的，因此现在既然你不再站在工农的一边了，你的利益不再跟工农在一起了，那你就该倒了。他们想得很简单，就不知道这个党看上去是个利益现象，其实是个文化现象。我的态度是很清楚的：我们党和国家确实是危机深重，但是怎么去解决这个危机?是推到重来吗?我的意思就是“与其推倒重来，能不能努力让这个党逐渐恢复其健康的因素?把毛泽东思想的旗帜重新高高举起，把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重新注入党的肌体，让这棵大榕树所有那些扎到地上的侧枝重新变得坚强有力。这棵大榕树如果能够长大长高，其实可以为无数人在这棵大榕树下筑巢、建窝、安居乐业遮风挡雨的。所以我们不希望它真的倒下，但是我们很痛心它可能要倒下!
我们这个社会非常愿意有极端，可能有时候会走到只强调精神、不重视物质的路子上去;而因为有了这个极端，干脆就走到只强调物质、不提倡精神的另一个极端上面去。这些在我看来其实都是有偏差和错误的。我们诸位坐在这里，其实都是既有物质又有精神的，我们的身体就是我们的物质呵，吃喝拉撒睡是我们的物质，如果我们一刻停止呼吸了，大脑就马上停止思考，精神立刻就失去了其依附对象。可是我们活着的时候，大脑就都在支配我们的身体呀。是不是说我吃的是韭菜，脑袋里就一定想的是韭菜，吃的是大葱，脑袋里就一定想的是大葱?其实不论吃进去的是山珍海味还是树皮草根，我们脑子里该想什么还是想什么，根本不受那个胃的约束。当然得有东西吃，这是一个约束，但是那些烈士牺牲的时候，那干脆就不受身体的约束了：刀架到脖子上，投降是物质主义的，不投降那才是精神力量呵。所以有一个右派叫李泽厚，他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活命哲学，首先得吃饭穿衣，然后才能从事文艺、上层建筑等。所以当刀架到脖子上的时候，连生存都有问题了，你还坚持共产主义信仰，那不是违背了物质主义吗?
到了这个地步，你就会发现物质主义这个东西确实是个大问题，它跟唯物主义有交叉，还真是不太容易分清楚。我们今天很多人唯利是图，给自己的那个辩护词全都是说自己是唯物主义的，而那些精神、理想全都是空想、全都是唯心主义呵!我后来多次体会过，比如说像张维迎这样的人，他主张要产权清晰，我看这个主张非常唯物主义呀!就是说一个国有企业的老总，你把这个国企给他了，他肯定好好工作，因为他是为自己工作了。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嘛，他一定好好工作。你看这个“产权清晰”是唯物主义的吧?可是我说这个国企的老总他拿了国家的工资之后，其它的就不要再考虑了，就应该以爱国主义为动力，去搞好国企，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张维迎就说我这是唯心主义呀，我一听也是呵。我们今天这帮提倡市场经济、提倡制度迷信、提倡产权清晰的人，是在用物质主义、唯物主义的逻辑在进行改革开放的设计呀!而但凡像毛主席说的那样“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是要有一点觉悟的，是要为人民服务的。”那人家就会说“那为人民服务，你的身体怎么办呢?那不就是唯心主义吗?”他的逻辑就这样出来了。高尚全就因此而显得比较唯物主义，而我这个就显得比较唯心主义。
所以今天借文化建党这个话题，实际上也是在讨论一个哲学命题，就是物质精神的关系该怎么认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该怎么认识?在我看来，这些大的问题如果不解决，即使是一个左派，他的脑袋也可能会被锈住，也可能会缺乏战斗力，也可能是一旦有机会处于领导岗位，就会变质变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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