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0多年前正当全盘西化的思潮在中国开始流行时，大洋彼岸一位法国哲学教授在与他儿子对话时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即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朝流下以及民主，自由的体制下，西方的精英正把目光转向东方来寻求智慧。因为他们觉得人类生存的基本问题（幸福，快乐）并没有在发展中得到解决。对这个观点当时笔者并没在意。没想到几年后，自己竞目睹了这样的事情。
97年辞去工作，笔者来到加州一个佛教禅宗道场体验生活。一天早上笔者正在步禅，一个老和尚路过。因几次送他去Berkeley道场讲佛法，老和尚与笔者很熟。他问我是否愿意一起拜访一位老前辈。一位八旬和尚的老前辈？经不起这种诱惑，即随他来到道场前面的偏院。没想到在里间笔者有幸见到一位南传佛教的传奇人物。现在记不清他的名字。当时他已103岁；一生步行走过地球大多数地方。印度总理尼赫鲁去世时，他被请在身边做祈祷。他是柬埔寨人民心中的国宝。初见高人，不敢说话。于是笔者和在场另俩位客人聊起来。又出乎想象，这俩位客人竞是美国顶尖大学的哲学教授。看到客人对主人的尊敬以及他们的交谈，使笔者想起法国人的话。难道西方社会真的需要东方智慧？如果是那样，问题在哪里？问题导致探索与思考。下面笔者谈谈自己的初步见解。在探讨中笔者试图遵循一个原则。即文化差异的探讨与比较应该摒弃那种贬低或否定它种文化的倾向。每种文化都是人类对生命与自然探索的结晶。它们各领风骚数百年。我们所要做的是：找到他们兴衰的原因。
东西方人的差别
要探索东西文化的差别，从东西方人本身的差别入手也许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东方智慧有一观点：想要了解世界，首先了解自己。怎么了解自己，反思，内省与静滤即可。当然禅修更好。当静下来时，我们就能观察到自己的一些习性。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习性。俄罗斯人豪放，德国人严谨，法国人浪漫而美国人幽默。东方人与西方人在习性上也是有差别的。人在觉知外界时， 通常有两种不同的反应。 即喜欢或不喜欢。东方人不喜欢的反应多于喜欢的反应， 而西方人喜欢的反应多于不喜欢的反应。也就是说，东方人看负面多，而西方人看正面多。这就造成了两种不同的心态。东方人嗔心强，而西方人贪心重。东方人常常反思人生苦短，而西方人往往沉迷及时享乐。哲学告诉我们，人的优缺点存在于同一地方。这种习性的另一面就是：东方人善于智慧，西方人富有爱心。这也就造成东西方宗教观的差别。东方宗教偏重于智慧解脱（佛教，道教），而西方宗教偏重于爱心解脱（天主教，基督教）。
第二个认知上的差别是：东方人乐以观内，而西方人喜于察外。东方人在观察时， 经常会把自身放入体系， 并注重自身与外界的联系。西方人在观察时，常常排除主观干扰，并注重事物之间的区别。由此而产生东方人注重整体，而西方人关注个体。这些差别自然会对东西方的宗教，哲学， 科学， 以至于文化产生一系列影响。比如在宗教上，东方宗教偏重于主观唯心主义。 它强调“即心即佛”， 或 “天人合一”。也就是说， 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超越。 而西方宗教偏重于客观唯心主义。它认为上帝是主宰客体， 人类命运在于上帝的意志。人只有相信上帝才能得到拯救。由此延伸到哲学上就表现为，东方讲中庸而西方论辩证。在科学上，东西方的差异在医学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东方医学喜欢宏观调控，而西方医学讲究对症下药。这种认识论与方法论上的差别本无优劣之分。只是互有长短。但在历史的某个阶段，往往有一种方法论占主导地位。当东方还沉迷于“炼丹术”时，西方在实践中发现物质之间的区别从而认识了基本元素。科学与技术互相推动，一场工业革命领导了100多年的世界潮流。科学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和知识的积累给人带来一种印象：即西方掌握了真理。而全盘西化思潮只是这种潮流中的一朵浪花。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就不会有前面提到的“西方的精英正把目光转向东方来寻求智慧”了。这象是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只要我们仔细观察就不难发现，西方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在这潮流中仍然如旧。从哲学上讲，这种发展的倾向往往会导向其反面。近几十年来，科学基础理论鲜有突破也许会引导人们重新思考其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局限性。笔者会在其他文章里专门探讨这个问题。现在让我们回到本文的主题。下面，我们会从东西方认识论与方法论上的差别对其文化上的影响做进一步探讨。
东西文化的差别
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来源于自己的宗教，并在伦理道德，生活习俗, 艺术风格和社会结构上形成了自己的价值观。宗教是人类对终极真理的向往与追求。它导致了人对自身在“存在”中的定位。而认识论与方法论上的差别也导致了东西方在这定位上的巨大差异。东方人在观察自身中领悟到，人的本性具有“善”的特征。人是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清除心上的污染而回归本真。人之初，性本善的论点，从孩提时期就被灌输在我们的意识中。这样，人生的意义就在于不断地自我完善。由于缺少自我观察，西方人发现自身被欲望推着难于自拔。他们体会到人的本性具有“不善”的特征。即基督教的“原罪”。这种原罪生来具有并无法靠自身的努力来去除。而人生的意义就在于相信并依赖上帝的救赎而不是自我的努力。在此，人们不禁要问这两种观点到底哪个对？笔者认为它们都对。因为这种问题已触及终极真理的实质，并超出语言的范畴。一个有成就的精神追求者也许能摆脱这些观念的束缚。而对于入门者， 它们都是指路明灯。笔者将在宗教的专栏里探讨这个问题。这里我们更感兴趣于，这两种不同的人生观对东西方的文化带来什么不同的内涵。
让我们首先看看伦理道德方面。通过观察自身与外界，东方人把个体与个体以及个体与整体的关系做为伦理道德的基点，并把关系的和谐作为伦理道德的目的。许多东方道德的观念就此产生。 例如：仁，义，礼，智，信; 温，良，恭，俭，让。儒家在这方面形成了体系。它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人的最高行为准则。另外， 它还强调修身作为改变自身不道德习性的重要性。只有在个体完善的基础上， 才有
个体与整体的完善。由此就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说法。而个体完善的目的是为了整体的完善。修身是为了奉献而达天下。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激起了多少中国士大夫心中的共鸣。这些对西方人是那么神秘，但也是吸引他们目光的一个原因。现在让我们把目光转向西方。从“原罪”论出发，西方人把自身与超自然的主宰客体（上帝）的关系做为伦理道德的基点。并把上帝的光辉通过自身的辐射作为伦理道德的目的。西方人认为，靠自身的努力去消除“原罪”是徒劳的，有时甚至是自大的。而个人道德的完善在于让上帝进入我们的内心并带领我们。在上帝的爱面前，任何道德都是暗淡无光的。而“原罪”所推动的个体行为是被上帝的爱所宽恕与接受的，尽管某些个体行为带有罪恶性。只要每个信徒将上帝的福音带给大家并像上帝一样去爱别人，那天堂就不远了。那里没有德，只有爱。 我们又一次来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认知体系面前。让我们避开那种非此即彼的辩证跳跃，先来看看这两种伦理道德体系的历史作用。东方道德体系在中原大地形成了凝聚力，并整合多个民族为大家庭。大同世界的理想使民族冲突降低。而西方道德观也为欧美各民族建立了沟通平台，使得民族之间相互了解得到深化。它们都为历史的进程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没有它们，人类的历史是不可想象的!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生活习俗上的差别。 关注与依赖整体，使得东方人的家庭，家族观念比较强，对“父母官”有着强烈的依赖。他们的进取心和竞争意识都比较弱。容易得过且过，并墨守成规。他们含蓄且不善于表现自己，重礼仪并好面子。当有冲突时，他们往往选择退让，心比较软。 强调与突出个体，西方人的家庭，家族观念相对淡薄。他们不喜欢依赖社会，喜欢自由独立。他们的竞争意识和生存能力都比较强。喜欢改变现状，并标新立异。他们直接且善于表现自己。不重礼仪但讲礼貌。当有冲突时，他们往往选择对抗，心比较硬。征服欲强, 不想做第二。这样的生活习俗也是东西方人生观，道德观的自然延伸。从以上认识论，人生观，道德观与文化习俗上的东西差别，我们就不难理解它们的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了。
有了以上分析的基础，我们就可以进入本文的中心，即东西方在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上的差别。在探讨前，让我们来回顾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人类社会由原始，奴隶，封建，资本到现在经历无数个朝代。每个朝代的兴起都缘于新理念的推动，而每个朝代的衰败也始于同一理念的腐朽。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当一个理念带来优点时，它的缺点就伴随其中。崛起是理念的优点被人民接受，衰败是理念的缺点被既得利益者利用。革命者打破了旧规则，但他们往往又成为新的既得利益者。历史给我们展现了一幅否定之否定的长卷。这种周期率的转变总是伴随着暴力。生活的沧桑使得每个善良的人期望一种体系，在那里，社会的改变是通过体制内理性和非暴力的方式来完成。让我们带着这种憧憬来探讨东西社会制度的特性。
东西政治体制的差别
远在中世纪前的东方，儒家的建立及诸子百家的补充完成“大一统”的理论基础。在经济发展的推动下，它整合了中原大地上各宗主国并形成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孤立的文化走向整体的共识。民族的国家迈进文明的国度。在以后的几千年兴衰中，中华文明延伸并影响周边区域。这种发展同时也是生存环境的需要。中原大地上的黄河与长江带来的巨大灾难使人们认识到，只有大家相扶相助，才有可能相依相存。为公的理念，从伦理道德延伸到政治体制。在这种体制下，部门负责，内阁参议，而皇帝主持最终的公道（王道）。尽管权力高度集中，但体制的核心意识仍然是“道”，而不是“王”。社稷为重君为轻的道理是皇帝，士大夫和百姓的共同理念。但这种体制，在二十世纪工业革命，列强入侵及民主浪潮下一溃千里。不过，中国的知识分子很快地摆脱“赛先生”与“德先生”的争辩，统一在“天下为公”的旗帜下。人们不难发现，“天下为公”并非新的理念，而是大同世界的现代表述。只不过它的载体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幸运的是，中国革命的轨迹从开始不久就离开了正宗的共产主义理论。因为其实践者始终受中华文明的影响。它以一种温和的方式进行了社会理念的转换。其实质是新民主主义。也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的共和与公有化过程。正是这种调和避免了理念的极端，为以后的调整提供了可能。但是公有理念的惯性还是将国家带入意识形态的争辩。然而，中华文明又一次扭转了历史的车轮。它不是某个人的英明而是社会各界的共识。人们认识到，允许适度的私有与“天下为公”并不矛盾。而社会的公正是可以通过发展和调节各种矛盾关系来逐步改善。并因此将整体的优势充分发挥。我们似乎看到了东方制度内良性调整的可能性。
当东方大地上形成文明国家时，西方仍在封建宗主的国度。由于缺乏有效的意识形态，“大一统”的罗马帝国很快崩溃。然而，圣经的传播使得天主教得以形成。对天主国度的向往很快演变成强大的政治势力，它以“十字军征服”的方式，冲破封建宗主的国度。在精神领域上统一了西方。可是， 在这神权之下，西方仍然是分裂的封建民族国家。“大一统”的神权理念无法整合各民族的文化。相反，神权理念的民族化衍生出许多神教流派。欧州的“文艺复兴”最终使得西方世俗政权摆脱神权的控制，并为资产阶级革命准备了思想理论基础。工业革命造就了新的政治势力。它以“资本”的形式整合了社会各阶层，以自由，平等， 博爱的理念来诉求人的基本权利。大革命推翻封建政权。它使农民摆脱了土地的束缚, 从而奠定了发展的基础。然而，对“资本”势力缺乏制约，社会财富的高度集中造成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这种对立不仅造成经济萧条, 而且促成了共产主义理念的诞生。为解决社会矛盾，西方各民族国家采取了掠夺资源与市场的做法。战争不可避免地爆发了。悲剧促进了人类的思考。其后的世纪里，西方社会引进了社会主义的元素 – 医保与社保，并用股份制防止资本拥有的集中。鼓励创新与竞争，削弱垄断， 健全人权法制， 并因此将个体的优势发挥到极致。虽然仍有一些民族国家的特征，但西方由此进入现代文明国家，并在二十世纪末达到发展的高峰。特别是美国，它摆脱奴隶制度阴影，并融合了多民族。人们似乎也看到了西方制度内良性调整的可能性。
从以上，我们看到东西方制度强调了两个不同的侧面。东方重整体而西方重个体。这些都是东西方的文化与价值观所决定的。正如黑格尔所说的“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只要人的素质高，它们都可能实现社会的公正与和谐。然而，“存在的又是不合理的”。如果体制的局限性不能得到及时的调整，它一定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因此，体制的效率与灵活性就很重要。现在我们来探讨东西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及局限性。
从人性善和大同世界理想出发，东方人要求体制具有善的特征，并有实现公正的效用。东方“大一统”的社会体制有由上到下的组织形式，具有高效率及灵活性，有利于为公正而进行调整。可是，权利的集中往往是滋生腐败的温床，必须要有权力制约。从哲学上讲，制约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缺乏制约，体系不可能稳定。西方的多党轮流执政是权力制约的一种模式，可称为势力制约。它不是制约权力唯一形式。如果轮流执政的各党仅为自身利益服务，那么中央集权的体制只能带来更多的危害。当今中国政体的制约主要表现在“理念制约”。不同于西方的利益政党，中国政党的纲领更多地体现了理想的实现，而不是利益的诉求。把理想写入党的纲领，不仅为其成员提供了行动的目标，更重要的是为民众提供监督自身的标准。言行不一的政党很快会被民众抛弃。中国的现状说明，这种“理念制约”虽然有很多缺陷，但还在起作用。世界上，没有一个西方政党会将“为人民服务”作为旗帜，因为他们没有这种文化。这种“理念制约”只可能产生在崇尚人性善并向往大同世界的东方。那种认为“一党执政加中央集权等于没有制约的独裁”的观点有片面性。但是这种“为公”的治国理念存在很大的局限性。 因为它容易造成重整体而轻个体。“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如果整体的关怀不能普及到大多数个体，那整体的意义就失去了。它的另一个缺点是，为公的“理念制约”很容易停留在执政党的口号上及自我约束上。执政党有责任将为公的“理念制约”普及为自身的自觉及民众的监督。这样，普及过程的细节就决定这个模式的成败，而且细节必须是透明的，随时可调的。否则执政党无法承担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作为普通百姓，应当理解“治大国如烹小鲜”。调整需要时间，发展要承受代价。进步来源于学习。我们应当用平和的心态去看待转型中出现的问题。中华民族最富有慈悲心怀与奉献精神。正是我们的人民承受了转型中带来的代价与苦难，使得改革初步成功。在国家渐渐富强的今天，没有理由让人民承担得更多。百年的苦难，使得极左的“口号革命”与极右的官僚买办在中华大地上失去生存空间。笔者赞赏“以人为本”的理念，并希望它能落到实处。
从人性不善或“原罪”论出发，西方人认为政府权力机构不可能具有善的特征。相反，当人的“原罪”与权力相结合时，它会具有恶的特征。而且，体制权力越大，其罪恶会越重。为防止权力的滥用，只有将权力细分并使它们相互制约。这就是三权鼎立的根源。而且，制约这些细分的权力应该通过个体的权力。民主就是个体权力的表达。更具体的说，民主就是个体利益的诉求。每个人的自私权力都得到法律的保障与社会的尊重。通过每人自私权力的争取来达到社会公平。这是一种与“为公”截然相反的治国理念。它是重个体而轻整体。它与“为公”的治国理念之间不存在对错之分，而是互有利弊。它的优点是发挥了个体的积极性。它的缺点是对人的素质要求太高。与“博爱”和“慈悲”不同，“民主”或“为公” 理念因取决于操作方式而不具有绝对的普世价值。如果社会公平要通过个人争夺来达到，那它对不想争的人就不公平，对不知道怎么争的人就不公平，对被误导而争错的人就不公平。它的另一个缺点是，争利要依赖于势。对此，普京有一名言。他说，西方的民主就是谁喊得最响。李鸿章曾感叹，洋人讲势不讲理。只要争得到，都是上帝赋予的。所以，党派就成了集势的平台。西方这种重个体的治国理念有成功的例子。以色列在宗教的影响下，个人和党派争取利益中并没有伤害整体。公平在那里基本得到实现。但是大多数西方国家的情况就并非如此。首先，西方的政党仍然没有完全摆脱雍正“朋党论”的范畴。他们的目的是为其派别争夺利益。其次，民主的操作方式是选举代理人（议员和政府官员）。选民的利益诉求通过代理人来表达。然而，在以争夺来实现公平的社会，代理人代表利益的次序是：自己的，党派的，选民的，最后才是国家的利益。人人“争名于朝，争利于市”。权力制约的结果往往是整体利益得到损害。国家以借债的方式缓和矛盾。但是，这些都不是根本的缺点。资本主义的桎梏仍然是资本。资本的目的是为了获利。而获利必须要得势。资本取势却非常容易。它以媒体来左右民意，超然于党派之上而游离于部门之间。时而整合经济时而炒作泡沫。它的贡献与破坏一样大。它是既得利益者的栖身之地。 人们不禁会想：如果“原罪”与权力相结合时会产生恶，那么“原罪”与资本相结合时不更如此吗？那么资本运作在西方为什么没有得到充分的制约呢？笔者在此将这个问题留给读者。西方国家面前已经到达这样一个历史节点；体系结构必须进行调整，否则稳定性就会失去。
思考
对东西方体系进行了以上的比较后，我们不难理解它们各自的许多社会现象。它们之间的差异都可以追溯到各自的认识论与价值观。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它们都为人类文明做出了贡献，并将沿着自己的轨迹继续向前探索。那些认为“东方应该全盘西化”或者“儒家道德会主导全球”的观点只不过是学术界的浮躁。浮躁的心承载不了厚重的历史。东西方现在都面临调整，而且在调整中对方又都是自己最好的借鉴。为了人类更好的明天，让我们祝愿东西方会在历史过程中以“细雨润无声”的方式相互启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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