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销访民户口：无有效身份信访窗口不接待，住旅馆也不行
掩耳盗铃式维稳
谢勇 2012-4-21 来源：南方农村报
两个省份,因为维稳就将公民的身份剥除,使之脱离社会政治文明体,并进一步排除社会管理对之服务、救济的可能——因为无有效身份,信访窗口不接待,连住店、银行开户等都不可能。这种行为无论有何种借口,都是野蛮之举,实际上已经触碰到社会运行底线。
因为上访,远嫁河北的湖北居民吴远秀先后被故乡和居住地注销户口,而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身份也随之失效。现在,吴远秀成了一个没有身份的“被遗弃”者、游荡街头无人管理的上访“黑户”(4月18日《南方都市报》“被“销户”的访民：吴远秀“消失”记”)。http://nf.nfdaily.cn/nfd*****/content/2012-04/18/content_43432198.htm 
因为上访,因为维稳,中国社会出的乱象已然不少,悲凉、气闷、绝望,随着事件的不断发生,围观民众体会了各种负面情感。不过,吴远秀的遭遇,却似乎将“维稳”事业提升到了“哲学”高度,这倒是此前没有出现或被观察到的。
不得不佩服有关部门对于现代生存方式的洞察力和思辨力。在发现吴远秀身上存在着管理系统错乱——她居然拥有两套户籍之后,在不长的时间里,河北省泊头市以及湖北丹江口市先后作出注销吴远秀户口的选择。而依据现行维稳规则,没有户口就不需为其上访行为负责,当地政府也就由此卸下了一副“重担”。
现代社会中权力对人的管理、规训是哲学家福柯的重要研究内容,福柯将之概括为“生命政治学”这一概念。权力可以用户籍、身份证等方式为公民“命名”,同时,也可以用拒绝“命名”的方式:对那些所谓低等种族、精神病人、退化者加以排斥,使之脱离社会体,甚至将其肉身消灭。当年纳粹的第三帝国就是采用这种方式,剥夺了集中营民众的身份,将之抽象化成一个个数字符号,并最终使之彻底消失。
当然,在这里引用福柯的观点,并不是说湖北、河北两地相关部门就是想重复纳粹的罪恶,甚至臆测他们在剥夺吴远秀身份之后的种种恐怖行为。但除去这种极端之恶,确实能看出权力之间存在的的某种共通性。回到吴远秀事件本身,两个省份,因为维稳就将公民的身份剥除,使之脱离社会政治文明体,并进一步排除社会管理对之服务救济的可能——因为无有效身份,信访窗口不接待,连住店、银行开户等都不可能。这种行为无论有何种借口,都是野蛮之举,实际上已经触碰到社会运行底线。
此外,事情还存在其他的观察维度,也可以由此理解中国社会的真实状况。
首先,可以明确这个社会与福柯所批判、厌恶的现代性精细化管理还相去甚远。可以想象,如果我们的权力体系真像他理解的那样完善而睿智,怎么可能出现一个人拥有两种身份如此低级的错误?据媒体披露,吴远秀之所以能有两个身份,是因为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她接受了入户普查人员的登记,就这样稀里糊涂上了户口。吴远秀说:“当时来普查的人问我多大岁数,我说你看我像多大岁数,也没正经回答,当时刚生孩子,看起来显老,后来身份证发下来了,把我岁数给弄错了,大了十几岁,错就错了,也没当回事。”可以看出,社会管理是多么粗糙、草率。
其次,统一的社会整体还没有真正形成,地域割裂性依然存在。全国统一的身份证制度是建立在“户口“这一将人之身份锁定在特定地域的前现代管理方式上。而湖北、河北两地政府有关部门在注销一个公民身份时候,亦可以不需告知公民。看来,自1984年身份证制度实行以来,中国社会的实质进步并没有我们想像得那么大。
就上访和维稳问题,已经出现了“黑监狱”、公开雇人上访、起诉上访者赔偿维稳费用等等怪象,吴远秀遭遇的“哲学维稳”也不会是最后一单。下一个后来者是谁,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作者系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