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南巡, 重庆模式 --中共十八大的难题

道路曲折，前途光明

信源：世界华人周刊

邓小平南巡讲话，击中了当时中国最迫切的追问。几十年后的今天,国人再寄希望于国家领导再次站出来讲话，但执政党高层像邓小平那样的强人早已不复存在。党内各派系互相制约，任何核心领导人都会担心因改革不可承受之后果,而被对手在政治上抓到把柄造成自己在政治上的失势。在这种情况下，目前执政党只能消极地从邓小平手里拿出“稳定压倒一切”的不变招数，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维稳”政策来应付日渐突出的社会矛盾和困境。即一方面动用国家财力向照顾弱势群体倾斜，调整有关政策，缓解最突出的社会矛盾；另一方面又收紧、控制意识形态及社会舆论，并采用包括动用 “国家机器”等一切手段,将可能导致威胁的人与事消灭于“萌芽”之中。于是维稳经费年年增加，群体事件却愈演愈烈，为世人所共知。

党内以重庆模式的代表的地方实力派,企图尝试用一种切割与邓小平改革理论与实践、吸取“毛泽东思想”的部分内涵及毛时代的某些政策及思路，包括群众运动之方法，来缓解社会贫富不均的矛盾，去争取社会上一部分在经济改革中未获得实际利益的“弱势群体＂的支持，企图寻找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一个方法。但是它在得到百姓叫好的同时，却得到各方的争议和批评。

重庆模式为什么会引起那么多的争议和批评? 我们知道绝对的权力代表绝对的腐败，腐败不仅仅会发生在经济领域，也会体现在政治领域，因对权力及欲望的无限制追求,导致不惜任何手段以达成自己的目的,比如官商勾结，利益集团和黑势力有联系,进行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等等。重庆式的打黑，触犯这些人的利益，并试图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平衡。这必然让某些人不安，一旦重庆模式得到认可并推广，那在老百姓得利之时，不可避免对社会产生冲击,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前提下，这种做法引起争议和批评是必然的。

如今,中国社会发展到了一个十字路口，路究竟在何方，是摆在执政者和所有国人面前的一个大难题。就我个人而言，显然我愿意支持任何可以导致中国民主、进步、自由、人权平等、经济繁荣、民众幸福的可操作、可预期的成功方案，但是至今为止，看不到任何一个既可解决问题，又能顾及各方利益，且可避免对社会产生重大冲击的方案。

当然，我曾经也是一个历史学者，我知道历史的发展是不为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又是充满着各种偶然性，是各种力量、各种事件互相作用、互相抵消、错综复杂的过程，最后形成的结果非当事方或旁观者者事先可以预计。中国的这艘大船究竟能否达到理想的彼岸，作为中国人，我永远为我们的中华民族祈福。

中国社会群体性事件发展趋势

中国维稳经费年年增加，群体事件却愈演愈烈，已为世人所共知。但是，接下来摆在知识分子面前一个问题是：这些群体性事件的频发和加剧是否会导致中国执政党现在的统治危机呢？许多海外华人特别是民运人士对此抱肯定的回答，甚至认为中共已经处在“摇摇欲坠”的垮台前夜，民运人士还将自己未来的前途寄托在这种可能性之上。许多国人（特别是有钱人）也对此深感担心，国内出现的投资移民潮即是其反应之一。但从我的观察和分析来看，群体性事件远未达到可以摧毁现有体制及社会结构的地步。

目前中国的中小城市及乡村出现越来越多的，因分配不公、官僚腐败及其他社会公共性问题（土地纠纷、拆迁、司法不公等）而引起的所谓群发性事件，并不断 朝“规模化”、“非理性”，甚至“暴力”倾向发展，民间（通过网络）体现出来的对执政党及政府的不满、批评，甚至“辱骂”，也越来越甚。

但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国目前这种“群发性事件”或“民变”，在没有强大的组织力量参与、领导，以及与城市知识分子联手结合的情况下，在现阶段是不可能导致所谓“天下大乱”乃至 “一日变天”的结果的。只要冷静地观察已经发生的“群体事件”，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个特点：

一、“事件”发生的地点大多是中国中小城市和乡村，较少发生在大城市，而且没有出现各地区同时、同事（情）联动的格局。

二、“事件”的起由大多与民生有关，鲜有直接牵扯到政治问题。即使有的话也是仅仅牵涉到事件背后的“贪官”和地方政府不法因素。

三、社会各阶层没有对某一事件产生联动效应，特别是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没有“卷入”事件，甚至连为之在道义上“发声”的人也为数甚少，对社会动荡敏感的大学生群体更没有产生“巨变”前的“集体骚动”。

四、政府处理此类事件的两手政策中，越来越多朝“妥协”的方向倾斜，曾被海外部分媒体称之为“人民起义”的广东陆丰的“乌坎事件”以意想不到的结果落幕，恰恰证明了执政者处理群体性事件的灵活性和新思维。

五、在网络时代，此类事件往往会被人有心或无意放大，甚至严重失真（这方面已经有很多实例），长此以往，造成社会大众往往对事件的真实性抱有合理的质疑，造成事件对大众心理的冲击性日益降低。

以上几点是否可足以说明，目前频繁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尚没有动摇具有庞大资源的执政党统治的根基，更何况执政党还有以“党指挥枪”为原则的军队在为其“护航”“保驾”。

至于社会大众的不满声音，本身有两面性：一方面反映执政党（官僚）和民众之间的尖锐矛盾，另一方面也必须承认，民众情绪借各种渠道手段（网络、“段子”等）的发泄，是因为没有表达民意的,减轻社会尖锐矛盾的“火气”的手段。按照西方人的观点，即民众骂政府是正常的，不骂政府的社会反而是不正常的。因此，我认为把中国百姓的普遍骂娘现象，当做执政党即将垮台的迹象，显然也是缺乏说服力的。

虽然我认为中国目前出现的社会乱象远没有到达导致社会或政权到了崩溃的前夜，但我必须承认中国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到了难以持续的时刻，社会的畸形发展已经触及百姓能够容忍的底线。各种社会矛盾互相交织，互为因果，各种利益互相制约，彼此消长。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使中国真正长治久安，百姓安居乐业，是为摆在中共十八大面前的一大难题，一大责任，一大危（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