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 向 延 安 刘善本
一九四六年的一个下午，灰色的低云沉重地笼罩着黄浦江，美国军舰和货船象一座座黑灰色的礁石突出江面，全付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士兵象沙丁鱼似地被塞进登陆舰的大舱。那一头，码头工人在沉重的货箱下呼喊，箱子里装的是美国卡宾枪、罐头、香烟、橘子、口红……。
我伏在江边栏杆上，面对着这幅阴风惨惨的景象，心头象压着沉重的铅块，手里的报纸、杂志好象一团火，把我的心灼痛。在那上面洒满着一片血泪—美国吉普车制 造着惊人血案；上海屋檐下一周冻死五百多人；湖南旱灾饿死三百二十多万人，灾民在两千万以上；物价飞涨……。我的祖国刚从苦难里出来，又走向了新的苦难； 我的同胞被日寇蹂躏的血迹未干，内战的炮声又响起来了。这是谁的罪过？
愤懣、焦躁、不安，各种感情在心头起伏。脑子里充满着多年往事的回忆。
航 空 救 国
一九三五年，我在北平大学附属高中毕业。“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帝国主义已经侵占了东北四省，这时又侵占了冀东，日寇制造的所谓“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就 设在北平东郊的通县。北平的地位也有些特殊了，亡国奴的命运就在眼前。热血青年那还有什么心思考大学，只有投笔从戎。我冲着“航空救国”，考入了国民党航 空学校。
国民党航校里不但有美国顾问，还有意大利顾问。国民党陆军里还有德国顾问。德意日是轴心国，请日寇的同盟国当军事顾问，那里还有一点抗日的味道？
蒋介石在国民党空军里并不积极宣传反抗日寇侵略，却不断叫嚷“攘外必先安内”。长官把黑的说成白的，下级也得答应“是”。真是不讲理！这就是所谓绝对服 从。这种奴才教育使我十分厌恶。在洛阳初级航校里还讲法西斯的理论与实践，原来在拜德、意、日法西斯为师了！我苦闷，悔恨自己不该听信国民党政府的那一套 “航空救国”的欺骗，误入歧途。我对飞行没有兴趣，想快些技术淘汰。我抓紧时间复习物理、数学、英文，准备考大学。
最 初 的 启 示
在洛阳航校自修英文时，从一本外文杂志上读到了美国新闻记者斯诺写的一篇《共产党领袖毛泽东访问记》。毛主席在答问中，不仅表示了坚定的抗日决心和必胜的 信心，而且分析了情况，指出了抗日前途，提出了组织抗日统一战线、动员全民抗战等一系列抗日的方针和策略。这和国民党所叫嚷的“武器不如人，训练不如人， 战必败，抗日必亡”失败论、亡国论，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思想对我是多么新鲜！这些崭新的抗日救国思想对全国人民也是十分宝贵的，应该大力宣扬，我怀着满 心激动，把这篇文章一口气翻译出来，寄给了天津《大公报》。
过去我常说应该抗日，但是有人问我，武器不如人，训练不如人，抗日怎么办？我就无言以对。自从读了《共产党领袖毛泽东访问记》，就有了抗日理论武器，对抗 日也有了胜利的信心。不久发生了西安“双十二”事变，蒋介石被迫表示同意抗日。我的飞行学习有了目的，和抗日的愿望一致起来，从此，学习飞行异常起劲，对 飞行兴趣也日益浓厚，积极钻研飞行技术理论。
报 国 无 门
七七事变发生，抗战开始。我十分兴奋，随国民党航校由杭州辗转到了昆明。在昆明先飞驱逐机（歼击机），后飞轰炸机。敌机到昆明去滥肆轰炸，时常有空袭警 报。住在昆明的美、法志愿军飞行员拿着高额薪金，却驾着昆明机场上最优良的驱逐机，飞低空吓唬中国老百姓，不去打日寇飞机。我痛恨异常。警报一响，人们就 向机场外跑，我却向机场里边跑，为的是拣一架飞机飞上去痛击日寇侵略者。拣过一架侦察机，很可惜，机枪子弹不能上膛，原来是根本未装子弹；拣过一架新出厂 的大北美AT—6。飞到空中去才察觉尚未装机枪。这事不幸被校领导上发觉，要严厉处分我。但是要处分我，首先要处分负责这些飞机值班的军官失职，因为，有 警报他们不到机场去疏散飞机，只顾自己逃命。学校不敢把事情闹大，我才幸免于处分。
一九三八年底，我从航校毕业，到了成都。在这里不仅没有作战任务，连飞机都很少。一九四○年调到国民党唯一的远程轰炸机大队——第八大队，同样是没有作战 任务。可是这时敌人的飞机却经常到成都疯狂轰炸，特别是一九四一年，敌机低空扫射，猖狂万分。而我们的任务就是驾飞机跑警报。
一九四一年，我们飞到了兰州，由兰州又飞到嘉峪关，在嘉峪关还怕不保险，又飞到了接近新疆省的安西。等到再回到兰州时，飞机摔的摔，坏的坏，剩不了几架了，就在兰州闲呆起来。
真是抗日有志，报国无门，苦闷至极！
在抗战大后方，蒋政府大官们囤积居奇，物价飞涨。政府又征粮，又要税，又抓丁，弄得民不聊生，鸡犬不宁。
在前方，蒋军更是节节失利。一九三八年，蒋军为了逃命，阻止日寇前进，竟然惨绝人寰地炸开花园口的黄河堤，淹死了几十万中国老百姓。这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 军适成鲜明的对照。八路军在山西平型关消灭敌人精锐的坂垣师团，以后又挺进敌后，解放了大片国民党失陷的地区。我山东老家来信说，我有几个弟弟、妹妹参加 了八路军，在敌后抗战。这一切都十分振奋人心。
我曾经把满腔抗日救国的热情，寄托在国民党身上，至此幻梦破灭了。我想投到八路军那里抗日去，驾飞机去延安。但是正在抗战，国共合作，会不会送我回来？会 不会有人说我被鬼子的“零”式飞机吓跑了？实质是我还没有投向人民的决心。我不知如何是好，好像徬徨在歧途。我难道就这样混下去吗？实在不甘心！
一九四三年，国民党空军派一批飞行人员到美国去受飞行训练，接收重轰炸机，我也是其中一个。在美国将近两年的时间，我深化了自己的航空理论和技术，同时，也细心观察、体验这个资本主义的“天堂”，认识它的腐朽性。
谜 底 揭 开
我殷切盼望着回国去参加抗日行列。我想，中国人民进行了八年艰苦抗战，为抗日才学航空的我至今却还没能出一点力。一九四五年五月，我们终于离开了美国，跨 上了回国的旅途。但是到了卡拉奇就住了下来。我们运回来的飞机在机场上生锈，人在营房里整天呆着。没有想到已经走到祖国的大门口，却不让进去！这是为什么 呢？
这一年的“八·一五”，日本侵略者投降了。我们终于胜利了，我万分兴奋！我想，我们可以和平建设祖国了。不久，我们接到火速回国的指令，很快就回国了。当 中国人民在前方、在敌后浴血抗战的时候，我们这支借抗日为名培养起来的部队，却被送到西北，送到美国，留在卡拉奇，休养，训练，闲呆。如今，日本投降了， 我们却被火速调回，这是为什么呢？中国今后往何处去呢？我又往何处去呢？我带着满腹的问题踏上了祖国的大地。
我们住进了上海大场机场，整日目睹耳闻的，都丝毫不是和平建设祖国的景象。美国的军舰和飞机正在为国民党忙着运兵。军舰从上海把军队运到东北。飞机从四 川、武汉把军队运到北平。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物资源源不断地运来上海，美国的飞机由云南、四川等地飞到南京、上海移交给国民党。日本投降了，美国和国 民党倒空前忙碌起来。美国的军舰在中国沿海和内河自由游弋，美国的飞机在中国各地随意飞行。中国各大城市都驻扎了美国兵，国民党军队里有美国顾问。我所在 的空军第八大队就有四五个美国顾问。美货充斥上海市场，美国的香烟、口红、可口可乐，甚至美国橘子都源源运到了上海。上海这个“冒险家的乐园”，大部分好 建筑都被美军霸占了。美国兵在大街上横行霸道，欺压我善良居民，侮辱我妇女……。祖国受尽摧残的土地上，前门赶走了狼，后门又来了虎！难道这就是我们的胜 利！
过了几天，国民党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和政治部主任简朴到我所在的第八大队“训话”。周至柔说：“我们有四十个美机械化师，有美国给的几百架作战飞机，三个月以内一定可以消灭共产党”。
原来如此！当民族敌人的刺刀逼在鼻子前时，国民党借“留作建国用”为名，保存实力，把我们阻在祖国大门之外，不让回国抗日。所谓留作“建国”之用， 原来就是为了留着打坚决抗日的共产党。天理何在！八年抗战，人民涂炭，现在美国又要把中国推进内战的深渊。我堂堂七尺之躯，不能为祖国人民效死于抗击侵略 者的疆场之上，却要被人驱逼着向自己的同胞，尤其是抗战有功的共产党军队投掷炸弹，杀害中国最优秀的儿女。我决不能！我决不能为美帝国主义开拓市场，奴役 中国人民，用外国的武器屠杀自己的同胞！
眼前的黄浦江上，一艘艘美帝国主义的炮舰、运输舰，登陆舰，引起了我无限的憎恨，我扭身向寓所的路上走去。
真 理 的 召 唤
经过北四川路，走到老靶子路三民书店门口，心想买本什么杂志，以排除胸中的烦闷。书摊上有一本《新民主主义论》，翻开第一个标题——“中国向何处去？”引 起了我的兴趣，于是就买了一本带回去。我一开始看，就再也不愿意放下了。书中精辟的论述，好象一只巨手掀开了遮住我视线的帐幕，突然使我看清了这个世界， 看清了中国人民的前途。我越看心中越明亮，多年积累下的问题，突然得到了答复，正象高空跳伞久久浮悬在云雾中，忽然脚踏实地那样，心中充满喜悅。我想，谁 能把中国的社会看得这么清楚，讲得这么透辟呢？我看作者的签名，“毛泽东”三个字赫然入目。
我曾听说延安有广播电台，一天晚上，我独自留在机场的办公室里，打开收音机仔细寻找。不久，听到一个微弱然而清晰的声音，女广播员的音调与别的电台迥然不 同。我想，这一定是延安广播电台，一段播送完了，就听到电台的广播呼号。从此，每天晚上，我都关掉屋里的灯，倚在收音机旁，聆听着延安的声音。后来，又找 到了经常转播延安广播的张家口广播电台。从这些声音里我听到了许多难得的消息，给了我许多崭新的思想，在我眼前展开了正确的全国形势的图画，展示了祖国的 前途的远景……。
听从真理的召唤去延安是该决定的时刻了。从第一次阅读到斯诺写的《共产党领袖毛泽东访问记》以后，我的心就向往着延安。共产党能救中国，我就跟他走，全国 人民的希望都寄托在共产党，解放区，我就应当顺应人民的愿望，跟随时代的潮流，飞向延安！过去，为了抗战，我想去延安；现在，为了反对内战，我更应该去延 安！
我知道，飞向延安，途中埋伏着多少危险；我知道，飞向延安会给我的妻儿老小的生活，直到他们生命，留下多大的危险；我也知道，面对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的思想、我的身体，要经受多大的考验！不管怎样，巧克力糖和可口可乐换不去我的良心，决不能对准真理开枪！
一九四六年六月初，一次，我奉命飞东京，载国民党官员去谈判。在那里，我亲眼看到了作为战胜国的蒋介石政府的代表仰承美帝鼻息，奴颜婢膝的丑态。麦克阿瑟 的少将参谋长蛮横地说，不能拿日本的轻工业和机器作为对中国的赔偿。他要发展日本的轻工业，拿日本的轻工业品到中国去换取原料。这依然是日本帝国主义的 “工业日本，农业中国”的老调，使我异常愤慨！这件事充分说明了蒋介石政府投靠美帝国主义，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实质，更坚定了我投奔延安的决心。
时 机 一 到
由日本东京回来的当天晚上，我坐在收音机旁，如饥似渴地倾听着延安播送的新闻——国民党积极部署内战，水陆空载运军火忙，冀中形势严重，苏北也在集结部 队。联想到最近听说的，上海出现的大批军队即将开往苏北，徐州有大量军队正在空运济南，……看来美蒋精心策划的全面内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就在这时候，我们接到了蒋介石手令：限令八大队在六月廿三日前将昆明美军移交的全部无线电器材空运成都。很明显，这是国民党准备将这些无线电器材送往内战前线使用。八大队也开始投入内战的赌注上来了！但是我要用自己的行动，给蒋介石一个响亮的耳光。
这次共派出七架B—24型飞机。我是作战训练科的飞行参谋，借口需要了解气象情况和各项飞行中的问题，争取参加了飞行。
日期太紧促，可是决定起飞时间的不是蒋介石，而是我。十九日，我说： “天气不好，不能飞”。二十日，还是“天气不好，不能飞”。事实是：我有许多准备工作要做，不能飞。
同行的人们忙着买货做生意，见我一再拖延出发日期，个个对我翘起大姆指：“够朋友！”他们哪里知道我更忙着呢。我把在八大队当机械兵的弟弟隐藏到一个朋友 家里，以免我走后连累他；欠别人的钱我全部还清，别人托我带东西的钱也托辞交还了他们，使别人在我起义之后无所指责。我找了两份西北地图、一册导航资料、 两支手枪、照相机。为了将来打游击，还特地买了一双海绵底的球鞋，带了四十片刀片，还买了最新出版的《群众》、《民主》、《文萃》、《世界知识》等刊物， 塞在提包的底层，准备作“介绍信”用。
二十一日晚，我回到迪斯威路（现改名栗阳路）麦加里（麦盛里）家中，安排了一下。第二天一早就到机场起飞了。七架飞机各飞各的，并不编队。我的副驾驶张受 益，大家叫他小受，是炮筒子脾气。其他几个人，机械士唐世耀、通讯士唐玉文等都是年轻小伙子，和我也合得来。只有绰号“鬼样子”的领航员李彭秀比较差劲 些。他平时对国家大事不闻不问，只想跑单帮赚钱享受。最近，他准备结婚，这架飞机上的香烟，大都是他贩的，指望赚一笔大钱。为了避免意外，我决定一概不向 他们透露。
飞机在昆明装上器材，准备二十四日早晨飞往成都。我想，如果这次返航中能借机起义，将是收获很多。“鬼样子”因贩的东西没赚多少钱，情绪不高，我就有意建 议他留在昆明，把支票换成银子，跑个双帮，带回上海去捞一把。我答应两天后回来接他，要他把航线画好，计算好，把领航用具交给我，飞机由我领航。他放心地 答应了。
二十四日早晨，昆明天阴，我借口询问成都天气，跑到气象台要气象图看。糟糕！陕西、山西、绥远一带正下大雨。好象当头浇了一盆冷水，我楞了好半天，只好走向停机线去。一眼看见“鬼样子”也来了，我没好气地问道：“你怎么也来了？”
“我怕出岔子。”
“胆小鬼！”我把一肚子气都出在他身上，狠狠骂了他一句。
其他飞机都起飞了，我也只好起飞。爬到白云海上，蔚蓝的天空悬着明晃晃的太阳，分外耀眼。我们把自动驾驶仪调整好，对正成都的航向。飞机平稳地飞行着，发 动机发出单调的声音象催眠曲一样。这时，副驾驶已半入梦乡了。我的心潮却象白云海面那样起伏：这趟就这样失败了吗？不，我还得尽最大努力抓住这个时机去解 放区。
我调整了一下无线电罗盘，没有找到延安导航台。因为美国制的无线电罗盘使用波长范围是在二百到一千七百五十千周之内，而延安广播电台是短波，不能用。延安 机场的导航台今天又还没有开放。我记得张家口广播电台波长在一千三百千周附近，它的广播时间完全可以利用来导航。现在西北天气不好，看来只有飞张家口。我 偷偷量了一下地图，从昆明飞张家口，要经过重庆附近。我想，不如先飞重庆，到了人烟稠密、交通方便之处再向他们说明，不愿去的可以跳伞。
于是，我把副驾驶放在我们俩座位中间的手枪里子弹夹悄悄取出来，又把机械士放在我左边地图盒里手枪的子弹夹取出来，统统装进了我的裤腿口袋里。随即唤醒了 副驾驶员，又把领航员，机械士都叫来说：“你们听，新津（成都附近）的导航台直到现在还没有出来，重庆台的声音却很大，现在又看不见地面，我看不如先飞重 庆，再飞成都，免得迷航。”
谁知他们都不同意我的意见，认为经过重庆太绕路，在云上飞行不会迷航，何况地面已经通知新津，导航台一定会打开的，我们也可以直接要求新津打开导航台。我的理由本来不充分，无法说服他们，只好作罢。心里却非常懊恼，眼看这满飞机的无线电器材送不到延安了。
在降落之前，我把机械士的子弹夹放回去了，只是副驾驶的枪摆在众目所视之下，弹夹不能放回去。只好等到飞机停在停机线上，他们都下飞机了，我才从飞机窗口里装着问谁的子弹夹丢在飞机上了，然后扔给了副驾驶。
在新津机场上，遇到了成都空军通信学校实习工厂的厂长老陈，我们把运来的器材交给了他。他说，这些无线电设备是安装在汽车上的，拿到华北、东北平原地带指挥作战。他和我是老熟人，畅谈起来，表示想搭我们的飞机去昆明。
“好极了”！这时候，一个念头在我的脑子里触动了一下。“我们后天走．老陈你来吧，你有多少东西都可以带得了。”
廿五日晚上，我躺在床上，读了当天的《华西日报》，上面登着毛主席发表反对美国军事援蒋法案，上海群众反内战游行，要求停止内战的上海请愿代表马叙伦、阎 宝航等在南京车站被国民党特务殴打等消息。我的心潮和窗外的暴雨和着，激腾不已。蒋管区人民的命运，正象处在这暴雨的袭击之下。我一定要用行动来反对这个 卖国独裁、腐败透项的蒋家王朝；我也要用事实警告美帝国主义，它用武器装备蒋军，爱国的中国人会把这些武器交给中国人民。
失败一次算什么，明天继续干！
险 途 斗 争
六月二十六日，早晨起来，雨已停止，天空还是阴沉沉的。我们坐上汽车，经过红牌楼接上老陈，来到新津机场，准备驾原机飞回昆明。
我首先跑到气象台问天气，工作人员无精打彩地回答说：还没有收到任何地方的天气报告。我要最近的天气图看，他们回答说，老早就不画天气图了。满屋灰尘乱 纸，航空地图扔得到处都是，颇有些仓惶撤退的景象。我顺手拣了些地图，心想，没有能带无线电器材去解放区，带点航空地图，也可能有点用。
老陈正在机前等我，他三十岁左右的年纪，神气显得很干练。他和我们机上的人都不认得。从他身上我突然想到一个新的主意。于是，我在同机人员面前，替他吹嘘了一顿。然后我跑过去搂住他的肩膀，在机前拍了张相，又拉他跳上吉普车，在机场里兜了两圈。
吃完早餐，一个气象员来报告：“昆明的天气来了，可以飞。”“其他地方的天气怎么样？”我希望了解一下西北天气情况。他摇摇头说：“没有收到其他地方的报告。”我考虑了一下，成都这一夜大雨，说不定是西北的坏天气推过来的，我判定西北的坏天气可能已经过去了。
起飞后，很快就穿到云上，我对正了昆明的航向，调整好自动驾驶仪，让飞机平稳地飞着。这时，老陈站在我的座椅后看我飞行。我便站起身来，暗暗拍了一下老陈 的肩膀，他便跟着我出了驾驶舱，穿过炸弹舱，来到后舱。我用极其严肃的口气说：“老陈，我们前边几个人要飞到延安去反对内战，你老站在前面，他们会怀疑你 的。”他一听，脸色顿时惨白。“老刘，你知道我才结婚呀……你借个降落伞，我跳下去算了！”
“不行。你看，我们现在云上，下边是山是水也不晓得。如果掉到大山里饿死了，怎么办。我保证到那里后，把你送回来。”
老陈听了，一屁股坐落在二层甲板上，两眼发直，一声不响。这时，我回头一看。在尾甲板上横竖地躺着几个人。我记起来了，这是通讯学校的毕业生，回昆明的。 来得正好，我想，借他们倒可以壮壮声势。于是，我把后舱门闭上，到了驾驶舱，把门闩上，向通讯士唐玉文要手枪。他正在收发报，没有说什么，就把枪递给了 我，我把它插在口袋里。
“糟了，糟了！”我装着惊慌万分的神情，实际上心里也是很紧张。
领航员、机械士和副驾驶都连忙围上来问：“出了什么事？”
我上了座椅，一边用脚把小受放在座椅中间的手枪踢到我的座椅下，一边伸手把自动驾驶仪转弯旋钮转动，咀里说：“先转回成都再说。老李，把无线电罗盘调到新津导航台。”
等他调到新津导航台，我才紧张地低声说：“糟了，后边全是共产党。他们拿着手枪、手榴弹，威胁我一定要把他们送到延安去，否则，就和我们同归于尽。”
驾驶舱里顿时轰动了，你一言，他一语。我趁他们乱哄哄的时候，悄悄把我座椅下手枪的子弹夹取下来，放进裤腿口袋里。机械士唐世耀的枪又放在我座椅旁的地图盒里，我去后舱时，已经摘下了他的子弹夹。好了，飞机上的全部手枪都在我的掌握中了。
“我的朋友也是共产党。事情已经这样子，你们看怎么办？”我征求他们的意见。
大家沉默了一会，小受突然从座椅上站起来，大声说：“我去跟他们讲理去！”
我一把拉住他：“无论如何不能去，你毛里毛燥，准坏事。你一个人惹了祸，大家跟你遭殃。”这一说，大家慌了，都不让他去了。他坐下来，叹了一口气说：“管他的，去就去，反正延安也不是外国地方。”
小受这一句话打开了窘境，我趁势说：“对，反正延安也不是外国地方。我们抗战八年没死，这样死了多冤枉，就送他们去延安吧！老李，你找出地图来量一量。”
大家都回到自己的位置，只有李的眉头打着结，咀唇披拉着，我知道他是在想歪点子了。果然，他一拍他的图囊说：“没有带西北的地图，这可没有办法啦！”
其实，我提包里有西北地图，但直接说出来不好。同时，刚才小受想到后舱去说理，倒使我想起万一后舱的人跑到前面来，西洋镜不就戳穿了吗？对，得到后舱去一下。我说：“我去告诉他们，没有西北地图，不能飞延安！”
老陈两手抱着头，躺在后舱二层甲板上。我一叫，他猛地坐起来。我说：“老陈，你知道我们要到延安去，这是性命攸关的事”，我拍拍腰间手枪套，“你可千万不 要到前边去；否则，发生了性命危险，莫怪我做朋友的没关照。你也告诉他们。”我指了指躺在机尾甲板上的几个人。他们大概因为初次乘飞机，有些人晕倒了。
说过后，心中轻松了不少。我把炸弹舱门关好，又急忙回到驾驶舱宣布：“我的朋友说，他们话已说出口，不管怎么样，一定要送到延安。地图，他说有，就在那 里。”我指指暖水壶后边从气象台捡来的那一堆乱七八糟的地图。领航员过去，翻了翻，没有。这时，我也过去翻，又在我提包里翻，最后，把西北地图拿了出来。 我说：“共产党真有办法，什么时候把地图塞到我的提包里来了！”
小受说：“准是你和他兜风时候。瞧你朋友那付神气，我知道来头不小，老资格的地下工作者。”
领航员在地图量过后，告诉我从新津到延安的磁航向和距离，它跟我过去量的差不多，说明他没有搞鬼。于是，把磁罗盘的指标调在延安的航向上。这时，我们依旧 在云上飞行。不久，无线电罗盘指示过了新津导航台，便扭转自动驾驶仪，把飞机对准了延安的航向。当国民党空军地面电台不时地向飞机询问所在的位置时，通讯 士唐王文就告以“等待”的讯号迷惑他们。
越往前飞，云层越厚，云顶越高。因考虑到若在更高的高度上作长时间飞行，需要用氧气，我们把飞机调整在三千七百公尺高度，钻入云中。从地图上看，我们航线 距成都西北的一个海拔五千多公尺的高山，只有几十公里，为了避免撞山，便向右转了九十度，飞了三分钟，又向左转，对正原来的航向。
云里的雨越来越大，雨点打得飞机刷刷响，玻璃窗上水直流，好象飞机在水里钻。云也越来越黑了，起初两个机翼尖看不见了，后来连外侧发动机也看不见了，座舱 里黑暗得很，但机身却一点也不颠簸。过去飞行，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恶劣的天气，这样浓黑的云。原来估计西北坏天气已经过去了，谁知竟还是这样严重。我不禁 有点担心：人的问题初步解决了，起义还会被气候破坏吗？
这时，“鬼样子”老李伸过头来说；“我们在云中乱飞一气，把后边的人摔晃昏了，抓活的！”我没有想出理由反驳他，便信口哇啦了几句，连自己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在发动机声、雨声响得很，他听不清，看到我表情是坚决不同意，便缩回去了。
我们检查地图，秦岭最高峰是四千多公尺，因无法判定这时飞机的确切位置，只好把飞机上升到四千三百公尺飞行。
领航员的鬼点子又来了：“他们后边没氧气，我们继续上升，把他们蹩死！”我心里真有点生气，心想，其他几个都很配合，就是这家伙一而再、再而三地在谋算着 破坏起义，如不刺他一顿．他不会死心。于是，我大声说道，目的是想大家都听见：“鬼样子，你怎么啦？你是跟我们大家过不去吗？共产党遍天下都有，你整死了 这几个，你还想活吗？俗话说，为朋友两肋插刀，你却要拖我们往死路上走！”
小受是个躁脾气，一听这话，火了，也哇啦啦向他吵了一顿。接着，我点了他一下：“你不想回上海结婚啦？”
这一反击，果然有效，“鬼样子”缩着脑袋变乖了。
把这个家伙制住了，我就完全放了心。过了一阵，“鬼样子”又说：“现在天气这样坏，西北山又多，没有无线电导航不行，要他们告诉我们延安导航台的波长呼号。”
我说：“问过了，他们说按照导航资料上的波长呼号。”于是，我把准备好的那本导航资料丢给他，他按资料调整了无线电罗盘，立刻说找到了。我很奇怪，我本是 搪塞他的，延安导航台没有开放，我们预先也没有联络，莫非碰巧他们正在开放？又仔细听了听，原来是他听错了无线电呼号前一个字母的电码，西安是HA，延安 是YA，他把西安听成延安了。我也不好说明，便把无线电罗盘关掉说：“节省电，反正距离不远，归航不可靠，等到靠近了再用。”我深怕按着这个电台归航，会 引导到国民党的飞机场去。但我心里有底，延安飞不到，飞张家口是没有问题的。
飞 抵 延 安
过了秦岭，按计算再有三十分钟就可到延安了。地图上这一带山都在海拨二千公尺以下，于是，我们调整飞机，下降到二千三百公尺飞行。这时，雨小了，云也没有刚才那么黑了，灰白色的云，一阵阵从机头掠过，座舱里亮多了。看来，越向北飞天气越好，我们心放宽了不少。
忽然发现前下方有团黑影，原来是个云洞。在浓云大雨里飞行了一个多小时，乍看见地面，大家很高兴，立即关掉自动驾驶仪，推机头下去。猛然发现前方一座长满青葱树林的高山插入白云里，又急忙把机头一拉，重新进入云中，上升到原来高度。好危险，几乎撞山！
飞了一会，又看见一个云洞，推头下去看，云和山峰已经离开几十公尺，我们就在云下山上飞行。这时外面还在下着小雨。
忽然，左下方发现了一条河，河东边有一个城市，按方向、速度、时间计算和地形、河流看，应该是甘泉，但用的这张日本出的地图上，甘泉是在洛河西岸。这时， “鬼样子”已经变得无精打彩，既不向外看，也不看地图。我只好把地图拿过来，自己计算。假定是甘泉，从甘泉到延安要八分半钟，于是，改飞航向十度，一路上 尽是连绵起伏的山岭。飞行了约九分钟，过了一座山岭，忽然看见三条河岔，一片开阔地展现眼前，依地形看，应该是延安了。但是，既看不见城市，也没有机场， 我就在这个河岔上空盘旋寻找。
几年前，我问过到延安的飞行人员，他们都说延安的机场很不好，就是一块平地压了压。莫非这几年已经种了庄稼？但城市还应该有呀！在隋唐小说上就写到过大破延安，延安应该是个很不小的城市才对。
“看，那边有房子！”小受忽然喊起来，他手指的方向，果然有一座青色砖瓦房子（后来才知道这就是杨家岭礼堂）。我立即向右转弯，一条明显整齐的跑道出现在前面。我高兴极了，对正跑道右边山飞去，这才看见左边山腰上一排排密密层层的窑洞房子，原来延安城在这里。
突然，我又想到危险．我们距山顶只有几十公尺，下边一开炮不就打下来了吗？绕过宝塔山，飞过跑道，我急忙喊：“放下起落架，全关油门，全放下襟翼。”飞机 向左急转弯，对正了跑道，我将机头一推，迅速下降，便着陆了。原来跑道是这样平直，也相当长，只用了一点儿刹车，飞机滑到跑道另一头，便停住了。
待要关车时，我的心又被另一个念头抓住了：万一不是延安，而是国民党机场，那就糟了。我没有关掉发动机，坐在机舱里待一会，准备随时重新起飞。这时，外面 还在下着小雨，我一眼看见左边深草里有两个穿灰色军服的士兵，两手端着枪，弯着腰向飞机走来。看到他们含有敌意的行动，我十分高兴。后来又清楚地看见了他 们衣领上的红布，这一定就是当年的红军。我完全放了心，伸手把四个发动机全关了。
直到这时候，我的紧张的心情才随着飞机的发动机平静下来。也直到这时候，我才真正意识到：我确实到了延安——全中国人民的希望所在地。一阵狂烈的喜悦涌上 了心头，涌上了眼角。我掏出手帕擦呀擦呀，可是眼睛怎么也是模糊的，我真想仔仔细细看一看延安，看一看我多年来梦想的地方。我从窗口伸出手去，热情地向那 两位战士招手。他们立刻看出了我的友谊的手势，便直起身提着枪走过来。
我拿起所有的手枪便往下走。领航员拉了我一把说：“让后边共产党先下去好了。”我说：“没关系，我先下去看一看。”
我跳下飞机，跑到一位带手枪的同志面前，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说：“我们是反对内战来的。”说着，就把带下来的四支手枪全部交给了他。
“这是到了什么地方？”有人在后舱窗口问。
“延安到了！”我拉长了声音回答，音调中充满着愉快、兴奋。
机组中张受益、唐世耀、唐王文等都愿意留在延安参加革命。领航员“鬼样子”不愿意，就发给他路费，送他回去了。
到达延安的第四天，六月二十九日晚上，毛主席、朱总司令和中央其他首长亲切接见了我和机组人员。周恩来副主席也多次接见我，给予亲切的鼓励。当我握着毛主席的手时，许多话奔涌喉头，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好不容易才说了一句：“主席，我终于到你这里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