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后三杰":把白崇禧讲演稿送周恩来修改(图)

在台北，余则成对着墙上的结婚照，缓缓流下两行热泪——《潜伏》的结局，定格于此……谍报电视剧 里，罕见地出现了中共特工李克农的形象，激起了人们对龙潭三杰(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和后三杰(熊向晖、陈忠经、申健)为代表的，所有在隐蔽战线上的谍 报人员的敬意。真实的历史中，国民党要人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傅作义、胡宗南、孔祥熙等的身边，都潜伏着共产党的情报人员。

    熊向晖    胡宗南率军“攻入”延安  中共中央早已收到情报转移 

胡宗南机要秘书:熊向晖

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1月，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的宴会上，国民党派来的和谈代表张治中遇到了熊向晖，问道：“这不是熊老弟吗？你也起义了？”周恩来告诉他，“他不是起义，是归队”，“是我们派他到胡宗南那里去的”，蒋介石的作战命令还没有下达 到军长，毛主席就看到了。

    熊向晖于1936年在清华大学秘密加入共产党，后以向往“三民主义”的革命学生身份打入胡宗南部。因其学识和才华得到胡的赏识，被任命为待从副官、机要秘书。

    作 为国民党在西北的首脑人物，胡宗南绞尽脑汁欲将延安的中共中央摧毁。19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蒋介石欲乘机“使军权政权统一于中央”，胡宗南密 令部队准备夺取“囊性地带”(即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熊向晖当即密告中共中央，中共将此视为“第三次反共高潮”，毛泽东冒着暴露熊向晖的危险，断然决定 公开这一情报。时值“国共合作抗日”期间，外国记者纷纷质问此事，英、美、苏大使亦警告蒋介石不得发动内战，否则便停止援助，终使蒋、胡紧急踩刹车。后来 胡宗南调查泄密人员却毫无头绪，只得草草了事。

    1947年，正当熊向晖按胡宗南的安排，准备赴美学习时，胡又将其拦下，让他 “推迟三个月”，回到西安准备“打延安”。熊向晖很快将这次的作战计划通过与其联系的王石坚送到毛、朱手中。此时，胡宗南的军、师、旅长都还不知此计划。 但熊向晖又发现，国民党的情报人员使用的电台侦测技术可能侦得中共中央所在位置，而他已离开西安，无法面告王石坚，自己又从未使用过密写、密码、缩影之类 的技术。无奈之下，熊向晖只得违反秘密工作常例，将情报白纸黑字写在纸上，封入信封，写上王石坚的代名，另写一封信给其旧友潘裕然，托其勿拆，迅速转交， 然后一并装进第一战区司令部长官专用信封，封好后交给胡宗南的机要交通员，嘱咐其亲交潘裕然并索要收条——这之间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熊向晖都会掉脑袋，但 已是当时能采取的惟一办法。等胡宗南率军“攻入”延安，中共中央早已收到情报后转移。

    熊向晖被称为中共情报战线“后三杰”之一，传出的情报屡次保障了延安的安全，毛泽东更称其“顶几个师”，胡宗南却一直不明己方泄密者究竟何人。

 

白崇禧的讲演稿送周恩来修改 

白崇禧机要秘书:谢和赓

    白崇禧在国民党中央被称为“小诸葛”，其足智多谋之名早已有之，却始终未能发现身边机要秘书谢和 赓是共产党。谢和赓于1930年初在北平入党，被中共北方局派回广西老家工作，打入桂系。抗战爆发后，他开始担任白崇禧的中校机要秘书。按照指示，谢和赓 只与周恩来、李克农保持单线联系。

    抗战初期，他起草了一份一万多字的《全民军事总动员纲领与展开全国游击战争之方案》，建议全 国实行军事总动员，并在全国及省、县、乡村训练组织游击队伍，以配合正规军进行长期抗战，经周恩来、李克农进一步修改，深得白崇禧、刘斐的赞赏。谢按白崇 禧指示将此方案呈送蒋介石。蒋介石阅后批示：“游击战重于正规战，政治战重于军事战”，中共的游击战思想被蒋介石接受。

    1938 年5月，白崇禧让谢和赓和另外两名秘书各写一份题目为《军队政治工作与群众政治工作之关系》的讲演稿，供他向师以上干部和师级政工人员进行训话时选用。谢 和赓找到李克农请求帮助。李向他提供了大量材料。三天三夜后，谢写出成稿一万四千余字，由李克农连夜转交周恩来审阅。

    第二天， 李克农将周恩来用红笔改动过的讲演稿交给谢和赓，并告诉他，周恩来删了文中揭示国民党中央军队脱离群众的过火言论和指责他们在政治工作上的种种毛病那几 段。其中白崇禧站在副总参谋长的地位指责政治工作失误的部分，改为白以军训部长身份的讲话。同时，周恩来还提醒谢和赓，注意不要让原稿提出的政治训练的原 则和方法与共产党太相似。按照李克农的指示，谢和赓急忙复写了两份，毁掉周恩来删改过的原稿，将原稿压缩到一万字左右，把完成稿送到白崇禧的办公桌上。

    白崇禧对该讲演稿大为赞赏，从此更加重用谢和赓，将其军阶由中校提升为上校。事后谢和赓与李克农谈及此事，李克农笑说，这恐怕是两党合作中的一件奇事，“不但老蒋和白崇禧想不到，就是毛主席他们也想不到啊”。

 

汪精卫随从秘书:汪锦元

原名汪国梁。江苏苏州人。少年时，因其父早逝，被其母（日裔）送到日本。1929年随母到上海谋生，并改名汪锦元。后受日籍中共党员西里龙夫等人的 影响，于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初，奉命打入伪上海市政府秘书处。由于其有一半日本血统，日语熟练，办事认真负责，深得汪精卫私人秘书周隆 庠的信任和欣赏。1940年9月，汪锦元因周隆庠推荐去了南京，并打入“汪公馆”，做了汪精卫的随从秘书兼日语翻译。从1940年到1942年的两年多 中，汪锦元随汪精卫参加了和日本人的一些会谈。汪锦元抓住一切时机搜集汪伪和日本军国主义“交易”的各种情报。

例如，汪精卫与日本方面签订的**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汪精卫从日本政府得到的武器，汪精卫处来往人员的情况等绝密情报。这些情报都被汪锦 元迅速送交南京情报小组，又由上海情报部门经秘密电波传到延安，受到周恩来的称赞。1942年8月，汪锦元等人因西里龙夫牵连被日本警方逮捕。1945年 5月，汪锦元等人获释后随新四军联络部部长扬帆来到新四军淮南根据地。经了解审查和上级组织批准，汪锦元恢复组织关系。1945年9月，汪锦元受命到国民 党统治区长期潜伏，相机打入国民党机关，开展对敌隐蔽斗争。从此，汪锦元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上海解放后，汪锦元曾在东方经济研究所和保卫部门任职。 1955年夏，他因所谓“潘扬案”被捕，关在北京。1982年8月，潘汉年、扬帆案得到彻底平反，汪锦元的问题也得到昭雪。有关部门对其的评价是:在从事 党的情报工作期间表现积极，认真负责，对革命事业有一定贡献。1992年3月26日，汪锦元因病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