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真实——评〈李志绥回忆录〉》
| 前 言 | |
| 第一部分 李志绥其人其书 | |
| 李志绥其人 | |
| 谎言与事实 | |
| 李志绥其书 | |
| 第二部分 还毛泽东真貌 | |
| 李志绥有什么特殊身份 | |
| 李志绥和毛泽东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 | |
| 李志绥是一个怎样的保健医生 | |
| 从李志绥对毛泽东的人身攻击看李志绥的人格 | |
| 毛泽东临终前，李志绥在哪里 | |
| 我们眼中的毛泽东与周恩来 | |
| “回忆录”中对毛泽东会见尼克松一事的情节编造 | |
| 附 录 | |
| 潇洒莫如毛泽东 | |
| 毛泽东巧定对台策略 | |
| 毛泽东的五步高棋 | |
| 毛泽东的保健养生 | |
我们这篇文章，讲述的事实和引用的证词都是有根据的，是对读者和历史负责的，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李志绥和毛泽东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
李志绥在“回忆录”里总是把他说得和毛泽东的关系十分亲近，深受毛的信任，毛对他几乎是无话不谈。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毛泽东与李志绥的关系究竟怎么样，我们太清楚了，特别是吴旭君。我们深感有责任把真实情况向世人、向一切看过李志绥“回忆录”的人们说清楚。
李志绥为了编造一些毛泽东同他的“个别谈话”，特地给自己安排了许多特殊身份和工作任务，如：教毛读英文，毛让他看《参考资料》，研究政治，向毛写报告，帮助毛挑选红卫兵小报，等等。读者也许不会想到，这些也都是他编造出来的。先从教毛泽东读英文说起吧。
1、毛对李的印象
李志绥在“回忆录”中多次讲到他教毛泽东读英文，在教英文中间，毛又怎样同他进行交谈，甚至是“彻夜长谈”。到底是谁和毛泽东一起读英文呢？一九五四年下半年，林克调来做秘书，毛泽东就要林克教他学英文。从这时起，直到一九六六年大都是林克同毛一起读英文。
林克一九六一年一月下乡后不久，有一天毛泽东对吴旭君说：“国家困难时期，要节约开支，精兵简政，我要带头执行。你帮我的忙，我这里的人，秘书、卫士等都陆续离开了，你多承担些工作，既当护士长，又兼点医生工作。我们订个约法三条：第一，发烧不超过三十八度五不许找医生，我病了由你看；第二，学着搞些国际问题，每天看了《参考资料》要和我讲，还要和我读英文；第三，你也参加卫士的值班。”从这时起，吴旭君就和毛泽东一起读英文，谈“参考”。林克回北京后，仍由林克继续同毛一起读英文。李志绥只是在一九六一年初偶尔和毛泽东读过几次英文，后来就不读了。
吴旭君曾经问过毛泽东：“主席，为什么不找李大夫读了？”毛说：“此人不像你的徐涛（徐是吴的丈夫）和林克那么温和，他是另一种类型的人，我还不太适应，他比较紧张，我觉得不舒服。我看还不如找你来和我一起读好。”
吴旭君说：“我的英文程度不如林克那两下子，恐怕达不到你的要求，怕胜任不了。”毛说：“我们不是读过几次吗？就按你的办法挺好。你爱跟我争论问题，有时提出一些问题促使我去思考，我对我们的争论挺欣赏。就这么办！你就辛苦点，多背点政治术语和单词。”
吴旭君和毛泽东一起读英文，吴还给他选了一些医学词句读，把中英文句子分别用大字抄在八开的纸上。
在一九六四年初，毛还曾找章含之（当时是外国语学院教师）教过几个月英文。唐闻生曾任外交部翻译、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长、《中国日报》副总编辑，现任铁道部对外合作司司长。她回忆说：“在六十年代未和七十年代，毛主席会见外宾前后，或者当我们向他汇报工作时，他常问一些中文词句用英文怎么表达，还让我给他写下来，有时他会反复念好几遍。我给他写过不少英文单词和句子的卡片。在我为主席担任翻译期间，没有听说过他向李志绥学习英文。”
关于看《参考资料》，据我们所知，当时一组只有汪东兴、叶子龙、林克各订有一份，每人一天两大本。毛泽东告诉吴旭君说：“特别批准你可以看我的那一份，看完了，每天要和我谈。”因此看“参考”、谈国际问题，又成了吴旭君的工作任务之一。李志绥根本没有《参考资料》，毛泽东没有给他看《参考资料》的任务。李志绥的“回忆录”说：“毛知道了我的处境（按：这里指“回忆录”里写的“文革”初期红卫兵抄家对他造成的不安全），特别给我一个工作。毛让我和吴旭君筛读每天由全国各地如雪片般涌来的各种小报，挑选一些送给他看。”“文革”初期小报很多，毛泽东把筛选小报的任务直接交给了吴旭君，并且每天她要和毛交谈这些小报的内容。毛对吴说：“我现在不得不借你的眼睛了。”这件事同李志绥毫无关系，毛从来没有交给他筛选小报的任务。
2、李接近毛的机会少
李志绥的“回忆录”反复说，他是毛泽东“闲聊的对手”，是毛的“清客”，经常同毛“彻夜长谈”，“几乎熟知他人生中所有细枝末节”。李志绥和“回忆录”的参与者们特别强调这些话，无非是为他们编造毛泽东的“谈话”和所谓“深刻入微”地描写“真实的毛画像”作铺垫。
然而事实是，他同毛泽东交谈得很少很少，长谈是绝对不可能的。
李志绥同毛泽东接近的机会很少，毛泽东很少找李志绥。李在毛泽东面前很紧张， 有事几句话说完就走了。李 平时从不主动去看毛，我们感到他是有些发怵，他可以很长时间不同毛见面。李志绥自己对我们说过：“没事少在他（按：指毛泽东）眼皮底下晃，说不定哪天就给晃下去了（按：指下放基层）。”
卫士们也反映，李志绥了解毛的健康情况大多是向值班卫士和吴旭君询问，了解毛泽东的意见和指示大多是靠吴旭君转达。李志绥亲笔在毛的病历上所作的记录更足以证明这一点，上面反复地写着：“根据吴旭君反映”、“根据值班卫士反映”。
我们同李志绥相处那么多年，他几乎没有单独一个人为毛泽东检查过身体，他怕负责任，只是在会诊时跟在专家后面去看看。
毛泽东在五十年代曾跟徐涛说：“我要在自然科学方面补课，以后你就和我多谈谈自然科学问题。”当时正值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毛和徐涛除了谈些历史、哲学、文艺、诗词以外，更多的是谈工农业建设中的实际问题，谈物理、化学、天文、原子能等，但从来不跟我们工作人员谈中央领导之间的人事关系问题。
在六十年代前期，毛泽东忙于搞三线建设，忙于克服经济困难，他常找吴旭君或卫士了解社会情况和群众对生活问题的反映等，从来不找李志绥闲谈。七十年代毛的健康状况日渐下降，经常生病，他一直带病坚持工作。那些年代，他同身边工作人员闲谈的时间很少了。
李志绥同毛泽东既然在思想上很隔膜，没有什么共同语言，那末，他有没有可能经常与毛进行交谈，甚至是“彻夜长谈”，读者自然会作出自己的结论。
3、虚构的情节
李志绥在“回忆录”里讲了许多他和毛交谈的具体情节，我们仔细看了，全是假的。这里举一个例子。
“回忆录” 里说： “一九五五年四月三十日凌晨一点多钟，我匆匆赶往后门（按：指毛居住的院子的后门），心想毛一定生病了。门卫看到是我，立刻按电铃，卫士开了大问，我同他一起走进卫士值班室。我问他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叫我。他说：‘主席已经吃过两次安眠药，睡不着，叫你来谈谈。，我穿过相接的明廊（按：我们记得，一九五五年还没有“相接的明廊”，这个明廊是一九五八年以后修建的），入北屋进到毛的卧室。”接着，“回忆录”编了好大一篇毛同李的谈话。据说，谈完话，李“回到南船坞宿舍，已经是凌晨三点半钟”。这段描写，在“回忆录”的第七六页至八一页上。在不明内情的人看来，会觉得像有那么回事。但对于毛身边工作人员，特别是我们两个长期做毛的保健医护的人来说，一眼就看出这是假的。
首先，一九五五年毛还不认识他，这在前面已经说过。
其次， 根据我们多年的经验，毛泽东吃过两次安眠药 以后，不能兴奋，要安静下来，逐渐人睡。这时绝对不会找任何人谈话，顶多和值班卫士随便谈几句家常，或是找护士长用十分平和单调的语气给他读读诗词， 这是有的，那是为了催眠。
“彻夜长谈”是没有的，是绝对不可能的。
毛泽东的脾气是喜欢同讲真情实话的人交谈，他要了解交谈者的真实想法和社会上的真实情况。而李志绥对上级讲话一向是顺从逢迎，毛不喜欢这样的人。在“回忆录”中，李志绥说毛和他谈到“医生总有那么一副医生架子，让人讨厌”。毛又间李：“你有没有架子呢？”“我才恍然大悟，我是受西方医学教育出身，自然有‘医生架子’。”这件事，我们倒曾经听说过。毛在这里不是泛指一般的医生，主要是说李志绥有医生架子。这也是李不可能跟毛多接近、多交谈的一个原因。
毛泽东同身边人员进行交谈，总是有来有往，不只是他一个人发表长篇讲话，真正是交谈。他希望对方能对他的意见作出反应，能说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即使说错了也无妨。要是能跟他争论，提出不同的看法，他是高兴的。但必须是讲真话，他才能听得进去。尽管如此，他很少同我们谈过什么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更没有同我们“彻夜长谈”。
这本长达六百多页的“回忆录”中，写了那么多所谓毛、李的交谈。可是我们这些长期在毛身边工作的人，谁也没听说过李同毛有什么“彻夜长谈”。而谁跟毛谈话，谈多久，值班卫士都是一清二楚的。
第三章 李志绥是一个怎样的保健医生？
李志绥“回忆录”说：“一九五四年……我被任命为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以后
并兼任毛的医疗组组长。从此，直到一九七六年毛去世为止，……为时二十二年。”
这些话，在书中反复他讲，似乎他还长时期地担任“毛的医疗组组长”。
1、毛泽东的两次医疗组
毛泽东的医疗组，是在他病情危重时，根据需要临时组织的。总共只有两次，
每次时间都不长。第一次是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二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前）毛
泽东病重期间组织的，时间一年多。第二次是从一九七四年到毛逝世，共两年多。
第一次的医疗组，组长是李志绥，副组长是徐涛、卞志强、胡旭东（原为中国
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内科主任，后调中南海保健处做保健医生）。参加医疗组的
有北京医院的心血管内科主任吴洁，外科主任周光裕，麻醉科主任高日新，医学科
学院院长、泌尿科专家吴阶平，阜外医院麻醉科主任尚德延，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喉
科主任徐荫祥等。
周恩来很重视医疗组的工作，后来决定由吴洁担任这次医疗组的专家组组长，
对保健。医疗、抢救等业务负总责。护理工作由日夜坚持在第一线的护士长吴旭君
负责。毛会见尼克松后，健康日渐恢复，各位专家陆续回到原单位，持续一年多的
第一次医疗组就结束了。
第二次医疗组，是在一九七四年六月中旬，由神经科和内科专家会诊时提出、
经领导决定成立的。李志绥不是医疗组组长，他只负责医务行政方面的事务。有关
这次医疗组的情况，我们访问了几位当年参加医疗工作的主要专家。
王新德（北京医院神经科主任、教授，第二次医疗组专家成员，直至毛去世为
止）说：“没有宣布过李志绥是医疗组组长。”
方析（北京协和医院副院长，心血管内科主任、教授，第二次医疗组专家成员，
直到毛去世为止）说：“不清楚，没听说医疗组组长的名称。”
那末，在医疗组大会诊中，关于诊断、治疗、抢救，到底如何集中意见，如何
决定治疗方案，如何进行抢救，由谁下定医嘱？
经多方了解访问后得知，情况是这样的：在心血管内科、神经内科、麻醉科、
耳鼻喉科、呼吸管理、外科、重病护理等各科诊治、护理、抢救的综合配合下，每
一科都有一二位独当一面的专家，负责把关和直接管理，如神经科是黄克维（解放
军总医院神经科主任）、王新德，耳鼻喉科是姜泅长（解放军总医院耳鼻喉科主任），
外科是周光裕（北京医院外科主任）、高日新（北京医院麻醉科主任）。
在以心血管内科为主的三个专家小组里，陶寿淇（阜外医院院长，心内科主任、
教授）、陶桓乐（北京医院心内科主任、教授）、方析三位是分组组长，吴洁（曾
任北京医院院长、心内科主任）也是心血管内科专家组的重要成员。总负责是陶寿
淇。这些人都是第二次医疗组的专家成员。
方析对我们说：“陶寿淇、陶桓乐和我们一起商量，决定由我、陶寿淇、陶桓
乐三个人各领一组人值班，三组人倒班。最后的医嘱，由陶寿淇说定，护士记录、
执行。我有时在这边，有时在心电图处监护，我在主席床头右手，另外王新德、高
日新等专家都在。”
专家们都没提到李志绥是医疗组组长。那末，李志绥在医疗组中起些什么作用
呢？
李志绥在“回忆录”中把自己描绘成为医疗业务的决定人与领导人。不妨再听
听医疗专家们是如何评说的。
方析说：“主席的病情我们向李志绥讲，需要向外单位送查化验，或者对外面
联系一些事情，还有医疗组内的分组、分工等，都由他分管。他主要管医务行政方
面。在主席的医疗、抢救等业务工作上，他不起什么作用。”
陶寿淇说：“当讨论主席病情时，都是医疗组的专家们发表意见。李志绥只坐
在后边，不参加讨论，不发表意见。由专家们讨论决定治疗方案与下达医嘱。”
王新德说：“凡是重要的医疗讨论和作决定的时候，或是在抢救的时候，李志
绥都向后缩。毛主席心肌梗塞抢救时，李志绥又是向后缩。”（着重点是引者加的）
把这些话归纳起来看，在整个医疗组的诊断、治疗、抢救过程中，在医疗业务
上，主要由各有关科的专家负责，李志绥不起什么作用。他分管的是医务行政工作。
这同李志绥在书中所吹嘘的情况就有天壤之别了。
2、毛病危时李的表现
前面讲到在毛泽东病危需要抢救时，李志绥总是“向后缩”，使我们联想到一
九七二年毛病情危重抢救时，李志绥临阵逃脱一事。
事情发生在一九七二年尼克松访华之前。那年二月十二日凌晨，吴旭君正观察
毛的病情，发现他突然精神不好，出汗很多，脉搏细弱，吴旭君叫他，也没有反应。
吴意识到他发生了休克，便一只手给他做穴位指针按压，一只手紧按电铃，大声喊
人。胡旭东、吴洁立即跑来，吴旭君按照他们的医嘱，同他们共同进行抢救，但一
直没有见到李志绥。
胡旭东回忆这一段事情的时候说：“我听见吴旭君在大声叫人，我立刻向主席
屋里跑去。当我进到屋后，看见李志绥向屋里探探头，然后扭头就走了。我发现主
席心脏已停止跳动，赶紧做胸外心脏按压，吴旭君、俞雅菊（原为阜外医院心内科
护士长，解放军三○五医院内科护士长及门诊部副主任）配合注射药物等急救，那
时吴洁也在，但自始至终没有看见李志绥进来。经大力抢救，主席很快恢复了。”
胡旭东还说：“事后听李志绥自己解释说，他当时跑去工字楼找尚德延去了。
其实，他是有意躲避的。工字楼离毛的住地有一段距离，约四五百米，李志绥要找
尚德延尽可以打电话，或者派人去找一下，在那么紧急的情况下，为什么非要亲自
跑去找呢？这且不说，那末后来尚德延也来一同进行抢救了，可李志绥还是不来，
是什么理由呢？”
这次我们查阅了这一段期间毛的病历，当时医生的分析，是毛泽东原有的肺心
病，在心律失常情况下，由于严重缺氧所引起的。李志绥在“回忆录”中用了十七
页的篇幅，来描绘一九七二年一月十八日至二月二十一日那一段时间他如何“主持”
对毛泽东重病的诊治（实际是吴洁和胡旭东主治），而对这次十分危重的抢救工作，
只字不提。这并不奇怪，就是因为这一次他临阵逃脱，对抢救情况实在是一无所知。
顺带说一句，我们正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又看到了李志绥的儿子李大重的谈
话，说在毛泽东治丧委员会的名单里，李志绥的名字列在陶寿淇之前，证明李是医
疗组组长。我们查阅了发表在一九七六年九月十日《人民日报》上的治丧委员会名
单，名单中有陶寿淇，但没有李志绥。这份报纸是很容易找到的。它说明，陶寿淇
在毛泽东医疗组中的地位和作用是首屈一指的。
在平时的医疗保健工作中，李志绥又是怎样一个情况呢？
李志绥在“回忆录”里，自我吹嘘了一番：在做毛的保健医生之前，“无论是
首长或是普通工人，我都一样的细心认真治疗”，受到“上上下下人们的交口赞誉”，
“我被任命为（中南海）门诊部主任”，后来又担任“北京医院第二保健办公室主
任”，等等。
这里提到中南海门诊部，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门诊部是为中南海内中央办公
厅所属的工作人员做医疗服务的。它同专为中央领导人做保健医疗工作的中南海保
健科（后改保健处）没有直接关系，是两码事。
李志绥在中南海门诊部工作过七年多，但没有当过主任，主任是郑学文。黄树
则（从一九四三年起做过毛的保健医生，曾任中南海保健处处长、卫生部保健局局
长、卫生部副部长）证明说：“当时门诊部主任是郑学文。”郑学文说：“李志绥
不是门诊部主任，那时我是主任，他从来也没有当过副主任。”
李志绥在书中说：“直到一九七六年毛去世为止，我作为毛的专职健康保护人
和监护人，无论在北京或去外地，都跟随在他身边，为时二十二年。”
“健康保护人和监护人”，根本就没有这个名义，而且也不通。“监护”，作
为法律用语是指对未成年人、精神病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一切合法权益的监督和保
护。毛既不是未成年人又非精神病人，所以不属于这种“监护”范围。
“监护”的另一含义，是指对病情危重的病人，进行密切的观察和记录，有的
还应用电子仪器——监护器，随时记录和显示病人的心电图、脉搏。呼吸、体温、
动脉压、中心静脉压、尿量及各种引流量，以便及时发现微小的病情变化，采取紧
急治疗措施。从这个含义上讲，符合毛晚年几次病重抢救期间的情况。但是在毛病
情危重期间，真正进行这种“监护”的是轮流值班的各科医疗专家，及经验丰富的
特别护理组的人员，他（她）们是分秒不离地昼夜二十四小时轮流守候在床旁。
李志绥既不参加专家分组值班，也不参与医嘱的决定，更不参加任何医疗仪器
的操作。当时负责临床诊治的专家们一致的印象是：在专家讨论诊治方案时，李坐
在后面不发言；毛病危时，李甚至很少到床边去观察与检查，一切都靠其他专家医
护人员；在紧急抢救时，李志绥不但不抢上前去，辱而向后缩。作为毛的保健医生
的李志绥的这种表现，实在是使人感到吃惊！
3、李志绥被毛摒退
到后期，毛泽东对李志绥的工作已经很不满意了。在一九七五年到一九七六年
很长一段时间内，毛不让他在一组工作。
关于这一段，李的“回忆录”透露出一点信息。他说：“（一九七四年九月至
一九七五年一月）毛仍在长沙，未参加北京的会议。”“我想回北京。我在长沙起
不了作用。我们的人手不足，万一发生突变，需要抢救，很难进行。”“胡旭东、
吴洁和我于一月初回到北京。”“我留在北京，开始向几位高级领导做简报。我先
找到叶剑英，希望寻求各领导人的合作。毛不肯接受治疗，我们亟需政治局的帮助。
另一方面，也该让政治局了解毛的病情。叶元帅很热心。我们聊了一会，谈到我已
负责毛的医疗保健二十一年之久。然后我将外出这半年的情况详细告诉了他。”
从一九七四年底到毛泽东逝世这一段时间，吴旭君已经不在毛身边工作，其间
有关毛的医疗情况，我们主要是通过访问当事人包括一些专家了解到的。
关于上面李志绥说的那些事，我们访问了当时随同毛泽东在长沙的汪东兴。汪
说：“这是假的。他怎么能同叶剑英去谈？实际上是主席有病，对李志绥有意见，
不满意。主席说他只观望不行动，不动手，不解决实际问题，病好不了，不要他，
让他回去！”
这就完全明白了，李志绥之所以回北京，不是他“想回北京”，而是他“在长
沙起不了作用”。一九七四年底李回北京后，一直到一九七六年六月他基本上就不
参与对毛的医疗工作。
一九七五年，毛泽东做了白内障手术。当年为毛做眼科手术的唐由之教授是著
名的眼科专家，现任中医研究院副院长。他对我们说：“我于一九七五年春节大约
是二月份，在杭州与毛主席见面，给毛主席做眼科会诊。那时李志绥不在杭州，汪
东兴要我负责准备了眼科。耳鼻喉科等有关各科的整套手术室需用的器械设备。回
北京后，我住在中直招待所，和几位眼科专家选择了适当的病人做了二三十例的手
术，效果比较好。几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治疗方案汇报，李志绥也没有参加。我
于一九七五年三四月间住进中南海，约住了七八个月。在手术前、手术中、手术后，
都不见李忐绥。”
我们问唐由之：李志绥的“回忆录”中说，手术前，毛说：元朝人萨都刺写过
‘天低吴楚，眼空无物’。那末做完手术，我的眼里就会有物的了”。您当时一直
在毛泽东身旁，毛泽东说过这些话吗？
唐说：“没有，毛主席没有说过这些话。李志绥没有在场。毛主席只是问过：
‘你准备好了？’我说：‘准备好了。’主席说：‘准备音乐了吗？’后来由秘书
找来弹词《满江红》录音带放的。做手术时，周恩来、汪东兴等都在门外等候，李
志绥并不在。”
李志绥真是会编“故事”。那段对话，又是他或那些参与者们发挥想像力所写
出来的。
我们又问：李志绥书上说，“从注射麻药到针拨完成，一共不过十二分钟。这
次做的是右眼，打算两个月以后再做左眼”。是这样吗？
唐说：“不是。手术用了七分钟，做的是左眼。毛主席说：‘明年我再请你来，
为我做右眼手术。’”
一九七五年做的那次眼科手术，在当时对毛的保健工作来说，不是件小事。但
就在这个重要时刻，李志绥不见了。一直住在中南海主持手术的唐由之，在七八个
月的时间里没有看见过李志绥的影子。这就是自称每天都随侍在毛身边的、为时二
十二年的毛的“专职健康保护人和监护人”哩！李此时根本不在毛身边，却偏要装
出他对毛的眼科手术情况十分了解的样子。于是又不得不靠编造了。既然是编造的，
尽管有那么些中国通下手，也难免错误百出。
从唐由之的谈话，我们又想到要弄清楚李志绥自一九七五年一月以后离开毛泽
东的保健工作到底有多久。我们向从一九七五年初起就一直在医疗组里的两位医护
人员进行了访问。
俞雅菊护士长说：“一九七五年初我第二次去长沙，毛主席在长沙游泳馆游泳。
当时毛主席有皮肤瘙痒症，只有皮科医生在，我很着急，临时从湘雅医学院请了心
脏科专家来值班。毛主席最后游了三次，那时李志绥肯定不在长沙。我到长沙，以
后又跟随主席去杭州，李志绥也没有去杭州。从一九七五年一月以后，直到一九七
六年六月，始终没见到李志绥。”
这是第一见证人的证言。李志绥却在“回忆录”里编造说什么一九七五年一月
二十一日他“带着十二名护士和十名医生”由北京去杭州，这全是假话。
胡旭东说：“一九七五年初去长沙时，主席对李志绥已不信任了。李志绥已走
了，由我负责主席的保健。李志绥也没有去杭州，什么‘带着十二名护士和十名医
生’，没那回事。从一九七五年一月直到一九七六年六月，李志绥一直不在主席处。
我主持并组织眼科手术的准备工作等。眼科手术时他也不在。”
在文章的开头，我们就根据事实说明，李志绥开始做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不是一
九五四年而是一九五七年。现在又可以说，在毛的最后年月里，从一九七五年一月
到一九七六年六月，李志绥实际上已经不担任毛的保健工作了。正是在这一头一尾
的两段时间里，李志绥的“回忆录”编造了许许多多的中伤、诽谤毛泽东的“故事
情节”。
再说一说李志绥对毛泽东的平时保健工作，这个我们更清楚。平时他和毛很少
照面。偶尔组织专家会诊，他不直接介入医疗业务，不承担任何责任，只做医务行
政工作。毛泽东平时的防病、护理、饮食营养管理、康复等工作，常年主要是靠护
理人员、卫士组、管理员、炊事员、服务员等协作完成的。
李志绥明知毛泽东日常生活中有许多不利于健康的生活习惯，但他怕和毛意见
不一致，不提合理的建议。比如徐涛做保健医生时，常常劝毛戒烟，少吃肥肉，减
少安眠药量，多安排体力活动，调整安排合理膳食，定期检查身体等等。而李志绥
强调“习惯难改”，“（主席）多年的习惯，不可能再改变了”，“（安眠）药量，
可以不改”。
徐涛原来规定对毛食用胆固醇含量高的和油脂多的食 物，要适当限量和掌握，
要毛少吃“红烧肉”、动物内脏一类的食物，毛最后同意了，配合得很好。但李志
绥改变了这个规定，决定“饮食不再禁食鸡蛋、动物内脏等（包括肚子、肝子、腰
子等）”。（按：原来只是适当限食，从未禁食。）“食物中未加特殊限制，目前
食用油均为猪油”（以上都见于李志绥所写的毛的病历记录）。直到一九五九年，
护士长吴旭君一再提出要搞饮食营养热量计算，要改进膳食，尤其要减少油脂，并
建议花生油与猪油按比例配用等。一九五九年五月专家会诊后，也认为原来油脂过
多（见病历记录）。李志绥才不得不改变他的办法，再度限制食物中的油脂类，最
后毛泽东还是同意了。可见并非“习惯难改”。
吴旭君把毛的安眠药，根据需要作了调整，既保证睡眠，又不增加用量，毛也
接受了，可见也不是“习惯难改”。所谓“习惯难改”，这是李志绥为迎合毛的老
习惯不坚持保健医疗原则的一个托词。
根据以上所述，对李志绥这个“毛的专职健康保护人和监护人”应当怎样看呢？
我们想读者会有自己的评价的。
第七章 “回忆录”中对毛泽东会见尼克松一事的情节编造
从“回忆录”上看，在毛泽东会见尼克松这个重大的政治事件过程中，李志绥
好像在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他先是“等在大厅”迎候尼克松。见了尼克松，跟
尼克松“点头”、“打招呼”，随后陪着尼克松去见毛泽东。会见结束，毛又问李
志绥谈得如何，并向李讲了一大段对尼克松的看法。
这又是一段编造得太离奇的“故事”。它是真的还是假的，恐怕稍有常识的读
者也很容易分辨清楚。
对这次会见的一些情况，吴旭君记得很清楚。那是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上
午，毛泽东刚一睡醒，就叫吴旭君立即去了解美国总统尼克松到达北京的具体时间。
吴前后打过五次电话，总机都迅速接通。最后了解到总统座机即将在北京机场着陆
时，毛泽东告诉她说：“你给总理打个电话，告诉他请总统从机场直接到游泳池来，
我立刻会见他。”
吴打电话给周恩来时， 周正在路上。到了钓鱼台国宾 馆后，周一得知毛要立
刻见尼克松，当即作了安排。等吴旭君打完电话，毛就要起床。那时，他因病已有
七八天很少起床久坐了。
起床后，吴安排他坐好，就一路小跑地去告诉张玉凤，因为会见时由她负责搀
扶毛。又跑去告诉周福明（毛的卫士），去给毛刮胡子、理发，把会见大厅（也就
是毛的书房）和茶水准备好。吴又跑去值班室，通知毛的近身警卫李连庆，叫他通
知汪东兴、张耀祠、徐业夫（秘书）和门卫，又通知了管理员吴连登（他做毛泽东
的生活管理员多年，毛病重时，他对饮食、生活物品供应等都十分尽心）准备点食
物，因担心毛在会见时有可能出现低血糖。吴又跑去医疗组，告诉他们毛要立刻会
见尼克松，请专家们待命。
吴赶回毛的卧室，把他扶到会见大厅让他坐好，再到医疗组所在的地方，再一
次检查了医疗器械和急救用物。那时看见李志绥也在那里。李一直没有去游泳池门
口，尼克松和周恩来到底几点几分才能来到游泳池，他根本就不知道。他的“回忆
录”却说：“尼克松与周恩来乘坐的红旗车抵达时，我已等在毛书房外的游泳池大
厅。”这是不可能的。这次外交会见与李志绥毫不相关。
李志绥在“回忆录”中还说：“尼克松总统进门时，我点头打招呼，并领他到
毛的书房。”
我们又问了当时在场的汪东兴。他说：“毛主席会见尼克松总统，照李志绥的
说法，好像他从头到尾都参加了。没有那回事。尼克松来到主席住地门前，周总理
在门口迎接，周总理让我也在门口，负责安全警卫，李连庆（毛的住地警卫）站在
另一边。尼克松车子过来时，周总理指示让尼克松的警卫陪同人员不要来。我立即
通知我们的警卫，让尼克松的警卫人员等在怀仁堂休息。李志绥当时不在。尼克松
来到时，是周总理陪同尼克松进入毛主席书房的。礼宾司有韩叙、王海容，翻译是
唐闻生。我在大门口，连我都没有进书房，李志绥怎么能陪尼克松进去呢？去他的
吧！”
我们还访问了王海容和唐闻生。她们都是在场的第一见证人。
王海容，曾任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外交部部长助理、外交部副部长，现任国
务院参事室副主任。有关基辛格秘密来访和尼克松正式访华的许多事情，周恩来都
是直接交给她办理的。当时毛泽东会见外宾，她一般都在场。她回忆说：“当时，
周恩来总理在毛泽东主席的住地门口迎接尼克松总统，并陪同他进入毛主席的书房。
礼宾司由韩叙（礼宾司司长）和我陪同会见，还有外交部的翻译唐闻生。我协助唐
闻生的工作，为会谈作记录。汪东兴同志在门口负责指挥安全警卫工作。李志绥不
在场，谈不上他向尼克松‘点头’、‘打招呼’，‘领他到毛的书房，。”
唐闻生回忆说：“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毛主席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当
时我担任英文翻译。尼克松一行到达中南海毛主席的住处游泳池的时候，中共中央
办公厅汪东兴主任和张耀祠副主任在大门口迎候。周恩来总理陪尼克松进入大门，
经过走廊和值班室，再进入毛主席会见外宾的大厅。我和王海容随同进入。主席身
边工作人员张玉凤扶他站起来迎客。我当时看见吴旭君和周福明站在值班室门口，
但是没有看到李志绥。”
毛泽东会见外国国家元首，外交部礼宾司有一整套接待规格。按外交礼节，只
有周恩来总理才有资格代表中国去迎接对方国家元首，这是基本常识。当时，毛泽
东大病初愈后，第一次进行外事活动，体质很弱。宦疗组的全体人员都集中起来，
一切急救设备都已备齐，大家坚守岗位，处于一级战备状态。作为保健医生的李志
绥，此时此刻也只能在医疗组所在地一起待命。可是照“回忆录”的描写，他却置
本身职责于不顾，而去做不属于他的工作范围的、不应当也不可能由他去做的事情
——到大门口迎接外国国家元首，向尼克松“点头”、“打招呼”、“领他到毛的
书房”。“回忆录”这是胡诌了一些什么呀！
李志绥的“回忆录”中说：“书房和内走廊只以筛幔相隔，因此我听到了所有
的谈话内容。”
这只能欺骗不了解实际情况的读者。其实，游泳池同会见大厅之间有一个五六
米宽的内走廊，一侧不但有筛幔相隔，筛慢后还有厚墙和关闭的房门，另一侧还有
一道高大结实的金属框玻璃墙。关上玻璃墙上的门以后，李志绥在游泳池的这一边，
根本不可能听到大厅内的声音。李志绥就是想去偷听也不可能，因为当时还有严格
的警卫和外事保密纪律。
王海容说：“毛主席不喜欢对话的人说话声音过大，他曾批评过我：‘你说话
的声音能不能小一点？，所以那天与尼克松会谈时，毛主席的声音、翻译的声音都
不大。我也知道大厅外面有个走廊，放了乒乓球台，再过去还有游泳池的玻璃门，
李志绥说他在外面听到了‘所有的谈话’，那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与尼克松会谈时，除规定在场的人以外，没有任何人敢在附近偷听。当
时只有吴旭君为了了解毛的身体情况，曾经隔着会谈大厅的大门从缝隙去观察过四
次，看毛的神情、体态、语音等，以防有意外变化，在房里根本没有看到过李志绥
的影子。
李志绥在“回忆录”中又说：“送走尼克松以后，毛十分高兴，换上睡袍，坐
在沙发上。毛主动伸手让我测量他的脉搏。脉搏洪大有力，搏动规律。毛问怎么样。
我说，脉跳得很好。毛问我：‘你听到我同尼克松的谈话了吗？，我说，我一直坐
在书房门旁，听到了。……毛说：‘我很喜欢：尼克松这个人。……’”下面紧接
着的还有李编造的毛的讲话，共三行，这里从略。
毛泽东和尼克松会谈结束，客人要走的时候，吴旭君在场。为了避开摄影摄像
镜头（这是多年来的工作纪律，除非因工作无法躲开，一般都要想尽办法远离镜头），
她站在旁边。由张玉凤搀扶毛泽东送走客人，然后她和张玉凤一起把毛送回座位，
把会见厅里用不着的灯光都关了，让他休息。
这次会见，从下午两点四十分开始，原定十五分钟，后来毛决定延长到一小时
零五分。会谈结束时已经是将近四点钟了。毛确已十分劳累，吴、张让他在沙发上
休息了三十分钟，然后请他上床休息。在这段时间，一直到上床以后，他绝对地需
要安静与休息。
“回忆录”的作者们，为了抬高李志绥的身价，强化这本“回忆录”的政治性，
凭空捏造出会见后毛、李的一大段对话。这难道是可能的吗？这难道是合情理的吗？
这是不可能的，是既不合情也不合理的。
当时李志绥根本没有和毛泽东见面，吴旭君和张玉凤一直在旁照顾着毛。毛会
见外宾后，从来不会向身边工作人员去询问谈得怎么样，他压根儿就没有这个习惯。
所谓毛泽东对尼克松的那段“评论”，就同书中其他许多内容一样，统统都是凭空
编造出来的。看过这本书的读者们是不是会想到，事情竟然是这个样子的！
文章就要写完了，但我们总觉得言犹未尽。对李志绥“回忆录”所制造的谣言，
应当戳穿和批驳的实在大多太多了，真是驳不胜驳。我们这篇文章里所说的只不过
是其中的一些。
李志绥这个人，我们过去同他相处的时间不能说不长，对他的了解，也不能说
很浅。他的缺点和毛病大家也是知道的。
李志绥做毛的保健医生也有十几年，尽管他不是真正在第一线直接值班，虽然
他不常和毛泽东见面，但多年来他是处于听班待命状态，做了一定的保健工作。但
是万万没有想到，他一跑到国外，就堕落到这个份上，确切他说，是他的彻底自我
暴露。他伙同几个外国人，搞出这么一部“回忆录”来，专门造谣，作假，诽谤人，
诬陷人，对别人进行人身攻击。这能叫回忆录吗？不能。有什么价值吗？没有。
当然，那些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的人们，以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
“宝贝”，把它用来打人。但是，一旦这本书的谎言被戳穿，他们就会落得一场空。
毛泽东是二十世纪的伟人，是在中国革命洪流中造就出来的深受中国人民尊敬的民
族英雄。他根本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对世界的历史进程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毛泽东来自人民，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人民。我们长期在毛身边工作，看到的
毛泽东是廉洁奉公，敏而好学，生活俭朴，贴近人民。他的精神、思想、学识、智
慧、骨气、品德，为世人所称道。
当然，在李志绥等人的笔下，毛泽东的这些根本方面和本质特点，是见不到的。
他们刻意向世人宣扬的，是用谣言编织起来的攻击和诽谤毛泽东的种种荒诞无稽的
故事。
若要问我们对李志绥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怎样评价？我们只有三个字：
“不可信！”
我们这篇文章，讲述的事实和引用的证词都是有根据的，是对读者和历史负责
的，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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