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立凡
记得家中曾悬挂一张徐悲鸿的奔马图，上面题了两句诗："直须此世非长夜，漠漠穷荒有尽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1966年，父亲已年近古稀。他象夜幕中一匹孤独的老马，奔跑在看不到希望的荒原上，一直坚持到地平线上出现曙光的时刻，才默默地倒下……
一、红色恐怖，九死一生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反修"时期，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了一场轰动一时的话剧，叫做《以革命的名义》，说的是革命导师列宁的故事，后来还拍成电影。我至今记得其中的两句台词：一是“以革命的名义，想想过去”；二是“谁要是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我家第一次被抄还算是以"法律"的名义实施的，而第二次抄家则是以"革命"的名义进行的。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之后，整座北京城开始笼罩在"红色恐怖"之中。我那时是清华附中的一名初中学生，本校是红卫兵运动的发祥地。当月23日清华园内抄家和暴力事件已不时发生，我见形势紧张，晚上特地跑到大学校园一个僻静的电话亭，与父亲通电话（不敢在本校打），得知家里也有红卫兵来贴大字报，但他说自己能够应付，并嘱咐我暂时不要回家。
24日晚我发现自己宿舍中的床位被毁、蚊帐撕烂，还有一张"狗崽子快滚蛋"的大字报，于是夤夜逃出，没敢去灯草胡同父亲处，回到汪芝麻胡同的母亲家中（父母已分手数年）。本胡同的邻居张洁凤、傅毅茹已在抄家时被打死，另一邻居周康玉被打后上吊自杀。次日母亲探知，父亲已被抄家，人被红卫兵押走，生死不明。
我坚信父亲不会自杀，那时心中最大的疑团，是他是否还在人世？
母亲终于打听到父亲还活着，但已被扫地出门，赶到东郊的呼家楼居住，据说住在地下室。几经周折，她获知地点在呼家楼19楼，但具体门号不详，我马上前去探询。
那时北京市的地界还不象现在这么大，呼家楼是个很荒凉的新小区。到了19楼发现没有地下室，心一下子凉了半截，只好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准备逐户敲门探问。我从3单元一层敲起，居然一击成功。
这是一套两居室的住房，父亲正躺在卧室休息。他精神很好，脸上还残留着被打伤的淤血，并长出了列宁式的胡须。见到日夜挂念的亲人，我不知是喜是悲，欲哭无泪。
父亲于8月31日被扫地出门后，先送往一处国务院机关家属院入住，但遭到院内住户强烈抗议，认为若与"大右派"章乃器为邻，本院将永无宁日。于是国管局只好重新安置到呼家楼，但红卫兵主张“牛鬼蛇神” 该下地狱，只许住地下室，以示镇压之威；不幸本楼没有地下室，只好住进底层，对红卫兵则说已经安排在“楼底下”了。母亲打听到的住在地下室一说，不谓无由。
父亲在1964年与王者香结褵，不久即发现她患乳腺癌症，此时已到晚期。王嬢嬢过来招呼我，不到四十岁的她，容颜憔悴，头发已经花白，并被红卫兵剃得长短不齐。
劫后余生，谈起半个多月来的噩梦，恍如隔世。
当我8月23日在学校给父亲打电话时，已有二十五中学、灯市口中学的红卫兵到家里去过，并贴了大字报。据父亲说，当时他曾考虑了三种应对方案，一是马上乘火车去上海暂避，二是原地坚持不动，三是到中南海要求保护。因王嬢嬢当时正在住院，没有采用第一方案，改为采用第二方案，将第三方案作为备用。于是父亲写了一份《呼冤书》贴出，自述爱国历史，说明1957年被划"右派"是一桩冤案，并与前来"破四旧"的红卫兵头头谈话，试图缓解形势。这个方法竟一时奏效，头头将部众撤回，还叮嘱父亲将客厅中陈放的文物撤下，以免被毁坏。
然而"革命"本来就是"无法无天"的事，8月24日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革命群众"光临，不由分说便开始抄家，附近几所中学的红卫兵也闻风麇集，一场家难迅即降临。他们将父亲押至东安市场旁的吉祥戏院，参加"打人集会"。被打的都是本区的"重点打击对象"，一旦进入这个"鬼门关"，便有去无回。
皮带狂抽、血肉横飞之下，周围的受难者都咽了气。只有年近七旬的父亲，靠着多年习练气功的功力，在那里硬挺着，但性命已在呼吸之间。此时有一位管片民警来到会场，向红卫兵要人，说是此人若被打死，不好向中央交待，将受伤的父亲送到了附近的协和医院。
1966年8月24日在北京吉祥戏院开始的惨剧，是何时收场的，究竟打死了多少人，至今仍是个谜，父亲可能是这座人间地狱中唯一的幸存者。
当时各派出所都向红卫兵提供过本管片的抄家对象名单，后来也曾有大字报揭发：四川省开始抄家时，西南局负责人曾亲自圈定成都市三十余家知名人士的重点抄家名单。本市那么多"黑五类"死在疯狂的暴力下，却没有一位受冲击的知名人士被当场打死，本身就说明--存在着有关部门对事态的掌控。但难道"小人物"的命就不是人命吗？
据《北京日报》1980年12月20日披露的官方统计，从8月下旬到9月5日止，北京市共打死1762人，我一直怀疑这个数字的准确性，因为在广泛的暴力下还有大量自杀者，名人老舍先生即其中之一，上面说到的小人物周康玉也是，他们都可能被排除在打死的名单之外。殴打侮辱到让人活不下去而自尽, 当然比直接杀人高明。
二、残虐荼毒，人间何世？
父亲抬进协和医院后，先是被拒绝救治，后来又获得治疗，但具体经过如何，我一直不忍细问。多年后章伯钧夫人李健生对我说："你父亲很了不起！医院当时不给他治疗，他挣扎着给周总理写了一个字条说，“总理，我被打，已经受伤，医院不给治疗，请你指示。后来总理指示医院，‘无论何人，一律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给予治疗’。你父亲这个条子，救了很多人，连同我们在内。”
父亲从医院被送回家，但苦难并没有结束，总共在各种酷刑和侮辱中度过了八个昼夜，这段日子里他一直绝食。红卫兵还将重病中的王嬢嬢，从医院的病床上光着脚拖回家里，铰了头发一起批斗；并将父亲的藏书全部堆在院子里，燃起熊熊大火，架住他的身体，在烈焰烤炙下推搡殴打……
有一位朋友告诉我，曾有某红卫兵向他炫耀“革命”经历，出示一本珍藏的像册，内有将父亲踩在地上、架起双臂批斗的照片，取义于伟大领袖“将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教导。
在令人发指的暴行面前，有不少人自行走上绝路，如老舍先生即是。父亲之所以作出另一种选择，是他不愿死得不明不白，需要让后人永远记住这段血腥的历史。灯下翻阅父亲1967年写成的《七十自述》，我总会想起纳粹迫害犹太人的“水晶之夜”。
父亲记述说：“这是我有生以来所遇到的最大的灾祸，是对我一次最严峻的锻炼和考验"；"我对付的态度．就是镇静、镇静，再一个镇静。我之所以能镇静，首先是因为我没有畏惧之心。死没有什么可怕，所求的只是死得其时和死得其所"；"镇静，尤其是积极的镇静，不仅增强了我的生命力，而且也增益了我的应变的机智"；"八月二十五日以后七天的遭受，是每天总有几批人来拷打、凌虐我。门是开着的，又没有人管，拷打和凌虐的自由是很充分的。值得记述的．是有人用钢丝包橡皮的鞭子打我，所得的伤肿特别不容易消退。还有人划了火柴烧我的手，更有人用汽枪射击我的头面。此外，如用冷水浇头，如用水壶灌鼻孔，如硬要我吃肮脏的食物，等等，就算是轻微的了。可怕的是居然有人主张用辣椒水灌我的鼻腔。大概是因为我家里找不到辣椒，所以没有实现。但到最后我们要迁出之前，竟有人在用油彩涂抹我的面部之后，用氨水灌我的鼻孔，我真不知道这些坏人是怎样教育出来的。”
水火鞭枪的肉刑我不忍再说。当年时兴墨彩涂面、戴高帽、挂黑牌侮辱人，真如鲁迅诗中“万家墨面没蒿莱”的惨景；所谓 "肮脏的食物"是些什么东西，我始终不敢问父亲。不过后来听说，某小学的“红小兵”（小学红卫兵）毒打他们的女校长，并将窝头抹上粪便，强迫她吃，校长不肯，便将她按倒在地，用木棍往喉咙里硬捅，最终将校长捅死。
一位国外心理学家说：“儿童是残酷的。” 鲁迅曾沉痛地发出呼吁：“救救孩子！” 父亲在自述中谈到那些共和国同龄人时说：“他们主要是一群天真的孩子，他们的缺点只是水平低和受蒙蔽而已。” 当时他曾充满怜悯地问施暴的红卫兵：“你们还是些孩子，将来怎么做人呢？”
有海外学者举某某事件为例，说西方文化是“杀父”的文化，中国文化是“杀子”的文化。但“文化大革命”是大革一切文化的命，既“杀父”又“杀子”，连道德良心也一齐杀。当年那些体验过虐杀快感的红卫兵小将，而今已过知命之年，有的恐怕还官居高位，不知清夜扪心，可感到一丝丝愧疚？
历史是科学，有谁可曾见过“宜粗不宜细”的科学？历史的每一页都沉重，不是那种可以随手掀过的广告宣传册。如今刚纪念过“文革”发动者的一百一十周年诞辰，又怎能让人单独遗忘那段仍在滴血的历史？
三、“文革”权贵，巧取豪夺
灯草胡同旧宅，有一段时期被红卫兵组织“公安队”占作总部。入冬后小将们为了烧火取暖，便撬开地板，拆散明清硬木家具，充作燃料。劫后偶遇一名当时参与抄家的红卫兵，他一见我就啧啧惋叹：“那时我太革命了！你家那么多值钱的好东西，我一件都没敢拿，现在后悔死了！”
父亲是有名的收藏家，1964年法院抄家后还残存一批文物。在康生的圈点下，装上六辆大卡车全部运走。后来在北京展览馆举办“红卫兵造反战果展览”，我在展厅里见到了父亲及张效彬、孙照、关祖章等收藏名家的藏品。这些文物“革命小将”们没敢“沾包”，“革命老将”们却一点不手软，“文革”结束后，北京市文物局交给我一张权贵们攫取文物的不完全清单，内容如下：
章乃器提供33件
4-457 铜印章 2方 陈伯达
4-410 铜印章 14方 康 生
A-1081 铜 滴 1件 康 生
A-425 铜小印章 2方 康 生
4-449 铜 印 1方 林 彪
A-1135 松石、玉图章 2方 陈伯达
4-448 玉 章 1方 康 生
4-272 黄冻石章 1方 康 生
4-903 石 砚 1方 陈伯达
A-1172 仿哥水丞 1件 曹轶欧
A-1176 康熙郎窑红水丞 1件 邱会作
1-983 黄山谷字卷 1件 曹轶欧
已退回A-1141 竹雕山水笔筒 1件 刘贤权
素有文物鉴赏家之名的康生最内行，胃口也最大。他以其妻曹轶欧名义掠走的黄山谷字卷,即宋黄庭坚的稀世墨宝《梅花三咏》，只象征性地付了五元钱。至于其余所列，均非父亲重视的文物。许多重要藏品至今下落不明，也未列入上述清单之内。据国家文物局提供的数字，红卫兵抄家上缴的章乃器文物为1464件；而到1980年北京市文物局发还时仅为1134件。
掠人财物，还要注明"×××提供"，可谓强盗逻辑。更令人吃惊的是，文物局某工作人员对我说：“这么多抄家文物，如果不是康生下令集中封存保护，岂不全都毁了？他也算做了件好事。”
康生等人巧取豪夺的文物，远不止舍下一家。没有“文化大革命”，哪来这集中下手的好机会？如果真想做“好事”，莫过于不制造这场动乱。
不过父亲的收藏也有流入民间的。例如当今有位新收藏家著书说，他在八十年代买回一套硬木镶钧窑瓷片的四扇屏，是自己生平的第一件藏品。有一年我到其私人博物馆参观，一眼认出故物，“楚弓楚得”，我不想吭声。父亲的古旧家具中有一部分被弄到了全国政协，落实政策时被一位政协委员冒领。
古今的私人收藏，很少有超过三代的。
四、如棋世事，旧雨寒温
王嬢嬢在1967年春天就去世了，父亲变成了孤老头。好在那时学校停课，我有不少时间可以陪他。父亲想与老朋友们恢复联系，但通讯录抄家时被抄走了。他首先想起了康有为的次女康同璧先生，于是我成为“信使”，去东四十条豁口的康家探望。在康老的女儿罗仪凤帮助下，查到了不少父亲老友的地址。
接下来我去拜望陈铭德1、邓季惺2夫妇，这一对创办中国著名民营报纸《新民报》的老报人，1957年双双被打成“右派”，多年来与父亲往还最多。我家经济拮据时，两老每月都有所接济。他们被抄家后，赶出南池子自置的小洋楼（这座楼房，在当时政协委员的住宅中是最讲究的一座），搬到建国门外灵通观的一座公寓大楼内，楼内还有抄家后新迁入的龙云夫人、李觉（何键的女婿）等。
我悄悄登上大楼西端的二层，见到了陈、邓二老。过去的印象是陈铭德儒雅，邓季惺精明，如今的感觉只剩下小心翼翼。他们详细询问了父亲被抄家的经过和目前的经济状况，却没有多谈自己经历的劫难。陈铭德拿出一本《毛主席语录》，念了第174页的一段话：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
他小声对我说：“我不写回信了，你把毛主席的这段话，给令尊看就可以了。”那时人们经常利用伟大领袖的语录作为工具，暗中传达自己的信息，我不大明白其中的寓意，便起身告辞。
回家向父亲禀报，他想了一下，命我取纸笔，口述了一段话，叫我过几天再送去。其中的主要内容，我至今还记得：“我是民族资产阶级中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急先锋’，很早就已经把财产捐献给国家。古人云‘天道好还’，1957年黄炎培说我是‘求仁得仁’。现在回想起来，我确实过早地给自己刮了‘"共产风"，有意给自己安排了一个‘身后萧条’的下场。不过，我现在如果过着比别人更好的生活，我将无法面对那些一起走过来的朋友们。”
陈铭德看了父亲的回复，没有再说什么。过了几天，他又把我叫去，问：“父亲现在每月给你多少钱日用？”我答：“十元。”他说：“以后不要从你父亲那里拿了，这笔钱每月从我这里给你吧。”他还说：“你父亲年纪大了，你在思想上划清界限，生活上还是要照顾好他。”这笔每月十元的接济，持续了将近一年。
父亲还派我去拜望过两位湘籍老人，一位是仇鳌，一位是章士钊。
仇鳌3又号半肺老人，是湖南著名耆宿，曾推动湖南和平起义。仇老那时已经九十岁，住在北新桥草厂胡同一座不大的院落里。我进去的时候，他正在与一位弟子交谈，见我来到，那位弟子很快告退了。老人问起父亲的情况，我述说了父亲九死一生的经历，老人叹了一口气说：“别说是令尊了，连我这个九十岁的人，都被红卫兵打了！”
老人曾是毛泽东的师长，但反对“痞子运动”，罗章龙说他曾策动“马日事变”（有些记载则说法相反）。不知他以九十高龄遭此劫难，心中作何感想？我向仇老转达了父亲想来看望他的意思，老先生说：“令尊就不必亲自来了，还是我去看望他吧，请转告他好生保重。”看来，风烛残年的老人，已经不起世事风波了。我回家向父亲禀报后，就没有再去打扰。
章士钊（行严）先生与我家是同宗，但他家是湖南人，我家是浙江人，追根溯源同为炎帝之后，姜太公的后代。姜姓后代封地在鄣（今山东章丘县），战国时被齐所灭，子孙以国名去邑为姓。
章士钊在“反右”以后，曾以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的话勉励父亲。他给章行老的信，写得就比较长些，还提到了行老当年对他说那段话。也许是“苦”、“饿”、“劳”、“空”都已遍尝过了吧，父亲着重谈了对生活的乐观态度，以及自己亲自做饭洗衣、料理家务的情况。
我敲开行老在史家胡同的宅门，先见到的是他的养子袁绍良，小袁把我让到西厢房的客厅，拿着信去正房禀报，过了好一阵，洪钧彦（章含之的前夫）出来见我，转达了老先生的意思，说是信老先生认真地读了，待到能够回信的时候便会回信。我知道这次不会有回复，便起身告退。
父亲还有一位需要看望的宗兄也姓章，那就是1957年一同被钦定为"右派头子"的章伯钧先生，这可是个高度危险的任务。出使之前已编好一套假话，遇有“小脚侦缉队”盘问，就谎称是找错了人家。我高度警惕地敲响了地安门东吉祥胡同章宅的大门，见出来的是伯老的大女婿柴君衡，才松了一口气。
我发现章伯钧一家挤住在原来的门房里，偌大的庭院到处贴着封条，一副破败的样子。门房潮湿阴暗，里面放着一张紫檀木的躺椅，还有两个樟木大柜，刻着“经部”、“史部”的字样，看来这曾是他家藏书的柜子，但“子部”和“集部”已经没有了，这点家具似乎是宅中仅有的劫余之物了。伯老坐在一张旧椅子上，章伯母李健生也凑过来，一起谈“红八月”以来的经历。临走的时候，两老打开一个铁盒，里面是他们的亲家（小柴的父母）从苏州捎来的两块月饼，伯老包上一块对我说：“我不写回信了，你把这块月饼带给父亲。”
回家向父亲禀报后，父子一同分食这块代表着思念和团聚的月饼。这是我平生吃月饼的经验中记忆最深的一次，老一辈中的患难情谊，已尽在其中了。
五、劫后情怀，以诗会友
“最难风雨故人来”，有些老朋友是打听到我们的新住址，自己上门来看望的。
赵锡麟先生早年在清华与罗隆基同学，后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国民政府时期做过四川造币厂的厂长，因为不肯朋比贪墨，挡了别人的财路，被排挤去职。1949年以后被中国人民银行聘为专门委员。他有一个精致的四合院，本人又好做诗，不时在家里举办雅集，与一班朋友诗酒酬唱，父亲过去常应邀参加。“红八月”里他自然在劫难逃，其夫人是协和医院的理疗科主任，被红卫兵活活打死；老先生被扫地出门，每月从街道领取十二元生活费，孤身一人度日（他的独子已在五十年代因意外事故身亡）。过去赵老生活优裕，又有夫人悉心照料，如今却连吃饭都困难。好在他朋友多，每天去一家，一个月下来也不过三十家。不过老先生从来不白吃人家的饭，每次来我家不是拎上一个冬瓜，就是带上一斤切面。
有天我回家，看见桌上有一张纸片，写着：“谨订于某月某日（重阳节）上午十时，在陶然亭登高雅集，恕以诗代柬。”下面是一首七绝：
天时人事两茫茫，碧草黄时鬓亦霜。
我欲一杯酬知己，陶然亭上度重阳。
纸片最后的是赵老先生的署名。当时正值“文革”高潮，社会上一日数惊，老先生竟有如此雅兴，真令人不可思议。我问父亲：“你打算去吗？”他说：“赵老亲自送来，还说邀了二三老友，我不好不去。”我还真有些为他们担心。后来父亲果然去赴会，回来后说：“无非是几个老人聚聚，发了一番牢骚而已。还吃了一顿便餐，大家都没有钱，采取AA制分帐。”牢骚有没有成诗，父亲却未提起。
后来搞“清理阶级队伍”，赵老被关进了学习班（地点在东四八条111号朱启钤家的前宅），他曾经在抗战期间担任过国民党的中央训练团教官，有上校军衔，被认定是"国民党残渣余孽"。学习班里斗争他，要他交代在中央训练团时的罪恶历史，赵老先生不服，争辩说：“我被请去给学员讲课，讲的都是抗日救国的内容！”于是他被“升级”关进公安分局，最后以“历史加现行”的“反革命罪”判刑入狱，到1975年特赦全部县团级以上国民党人员时释放，于1979年凄然辞世。
还有一位邱卫材老先生，是菲律宾归国华侨，过去在邻居赵老的诗会中与父亲相识，也来家中探望。他对父亲说：“我从有关部门听说，章乃器这个人，跟各方面都没有钩。”邱老没有说是从哪个部门听来的，所谓没有“钩”无非是没有“勾结”。父亲为人做事向来是独往独来，不喜欢到处拉关系，因此尽管“文革”搞得轰轰烈烈，把党外党内翻了个底朝天，不少民主人士也被关押，但他除了被抄家毒打之外，没有受牢狱之灾，原因恐怕就在于此。
邱老没有被抄家，经济上还算宽裕，也曾经接济过我们一个时期，但他要求我定期去帮他料理些杂事，按照国外生活的观念，天下本来就没有白吃的午餐，而他家里也确实缺少男丁。邱老住在东单的新开路胡同，宅子不大，外面贴着漂亮的浅黄色的瓷砖，像一座洋房，里面却是中式建筑。他家里有位五十多岁的续弦夫人及一儿一女。儿子还没有上小学，十几岁的女儿邱珍宝，长得楚楚动人，不幸染上过小儿麻痹症，双腿落下残疾，令人怜惜。
邱老已经八十多岁，早年闯南洋做小工，靠个人奋斗挣出一份家业，归国后把钱投在华侨投资公司，因此在新侨饭店有股份。“文革”中政策有变，不再分红，改为逐年还本，还完为止，因此老先生对前途惴惴不安。
邱老喜欢做诗，还自己刻版油印了一部《归侨吟》，曾送给我一册。他知道我常去看望康同璧先生，便托我也送给康老一册，并表达了识荆之意。但这请托我没有完成，因为罗仪凤表示不方便。平心而论，他的诗无法引起康老的激赏，恐怕也是原因之一。
原文2005年发表于《老照片》第38-39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