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夜孤灯录——章乃器在“文革”中（中） zt

长夜孤灯录——章乃器在“文革”中（中）

 

章立凡

六、 善邻义友，投桃报李

呼家楼19楼的住户来历各自不同，据说其中也有被抄家后迁入的，但全是普通老百姓，象父亲这样的人物是很特殊的。父亲很注重搞好邻里关系，很快与左邻右舍混得很熟。

那时的北京居民，虽然已开始住进楼房，多少还承袭着大杂院里淳朴的民风，不象如今这样"老死不相往来"。即便外边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天翻地覆，回到自家的小范围内，四邻还保持着一团和气，至少本楼是如此。况且大家对于社会上你斗我、我斗你的所谓"阶级斗争"，早已感到厌烦，不想把这种坏心情带回家。在周围的人看来，父亲只是个和蔼可亲的花白胡子老头，大人们称他“老章”，孩子们叫他“章爷爷”，很少有人想到，他是个曾经做过“大事”的人物。

邻居们有串门走动的习俗，父亲每次都热忱欢迎。一位退休的老矿工，不时来找他杀几盘象棋，老矿工不识字，某日要办理转退休关系的手续，便请识文断字的父亲代书，丝毫没有把他当作“阶级敌人”的意识。

对于邻居的来访，父亲也不时回访。邻居中有一位郭老师，夫妇都是小学教师，家境清寒，上有老母，下有正在哺乳的婴儿。有次父亲到住在四层的郭老师家，发现他一家三代四口，打地铺挤住一间14平方米的小房间里，便主动提出与他换房。

用一套独用的大两居室住房，去换半套两家合用的小单元，在住房紧张的北京市，至今仍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但父亲说办就办，很快就把房子换到了四层。他担心郭老师的老母和孩子睡地铺受凉，又命我将一块抄家劫余的地毯送了下去。

多年后郭老师来看我，还感激地说：“我是个普通老百姓，当时哪有能力分到这么大的房子。这一辈子都会记住，我的房是章先生给的。”

四层是两家合用的格局，各有一间居室和独用厨房，厕所公用。随着时代的进步，这种设计如今是见不到了。西边较大的一间，住着一位吴奶奶及其六岁的小外孙女。老太太是个干净利索的四川人，待人和气有礼，小姑娘眉目清秀，是个小美人，因父母离异，随外祖母生活。两家之间除照面会聊上几句之外，从不打听对方的事情，更没有传舌的坏习惯，这在“阶级斗争”之弦紧绷的年月，是极为难得的善邻。父亲就在这种窄逼而平静的邻里环境中，一直生活到逝世。

前面说到的那位退休老矿工，也有个小孙子。有天他来找“章爷爷”玩，听说父亲床上铺着的云豹皮（我们习惯称为“虎皮”）是毛主席送的，就十分虔诚地提出一个请求：想从上面拔一根胡须，回家供到伟大领袖的画像前。父亲满足了小朋友的请求，于是他小心翼翼地拔走一根，举在手里欢天喜地地回家了。当父亲说起这件趣事时，我脑海中第一反应就是——“救救孩子！”

在四层住定之后，父亲逐渐恢复了正常的生活。他买了一张月票，每天黎明即起，到附近的日坛公园练功。练功完毕天已大亮，便到一家小饭铺吃早点，然后前往朝外菜市场买菜，有时也会顺便看一看路边贴的大字报。回家后的时间，除了做饭吃饭外，全都用来读书看报和写作。他完全过着普通市民的生活，并且活得很充实。用父亲自己的话来说，是"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对生活既不乐观也不悲观，而是达观。

某天父亲在公园练功完毕，有两位老人上前问讯说：您可是章部长？这两位都是退休老司机，一位曾在粮食部工作，另一位则在国务院开过车。攀谈了几次之后，两位老者与父亲成了好朋友，还不时到家中来看望。

粮食部司机陈秀珊师傅是位古道热肠之人，除经常同父亲切磋拳艺外，还不时给送来一些自家蒸的包子馒头，并把衣物带回去让老伴洗涤缝补。这种友谊一直保持到父亲辞世。他还热心地给父亲找来《吴氏太极拳谱》和《验方新编》，这两本书大有用处。

吴氏太极宗师吴鉴泉4先生曾于1928年应上海市政府、精武体育会、中法大学等团体聘请南下传艺，受业者甚众。当时沪上政要名流焦易堂、王甲宝、熊式辉、彭养光、袁良、吴思预、谷正伦、褚辅成、陈布雷、章乃器、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王晓籁等，皆同列门墙；后来成为武术名家的唐豪、顾留馨、吴图南等，均为父亲的师兄弟。父亲根据练拳心得，写成武学名著《科学的内功拳》一书，是近代用科学方法解释气功的嚆矢（当时只有“内功拳”这个名词，“气功”一词是五十年代刘贵珍所创）。

这次重温恩师的拳谱，父亲十分高兴，不但作了详细的心得笔记，还兴致勃勃地给我看他所画的推手图。父亲的拳法我和其他人一样心悦诚服，但对他的画却不敢恭维，因为我画得比他好。

至于《验方新编》，对于早已失去公费医疗关系的七十岁老人当然重要，父亲偶有伤风感冒之类的小恙，便照书开上一纸药方，吩咐我到药店抓药，自疗自愈。

父亲在晚年仍时时以国家民族的前途为念，并在与普通百姓的日常接触中，了解了更多的民情。他曾对我母亲说：“如果有一天允许我讲话，我要提两件事。一是请国家提高中小学教师的工资，他们是灵魂工程师，应当受到社会的尊重，他们工作最辛苦，工资最低，这种现象是不正常的；二是要提倡粮店出售主食面包，面粉营养价值很高，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又低于大米，主食面包如能进行工业化生产，一定价廉物美，既节省时间，又能提高中国人的体质。”


七、撰文述往，青史存真

那时社会上到处"抓叛徒"，外调人员满天飞，兴师动众地调查个人历史。父亲党内外朋友很多，各种外调应接不暇，他便乘机写起了回忆录。由于外调的内容属于不同的历史阶段，他就分为几个历史主题写，复写多份。来人问哪一时期的事情，就给他们那个时期的材料，好似中医的配方成药，这样双方都省事。遇有特殊要求的，则另附补充材料。

以前我在家读《文史资料选辑》时，曾问父亲："爹爹，那么多朋友都写回忆录，为什么你没写？"他回答说："我是要写的，但是现在不写。"当时他认为自己的冤案没有得直，还不到写回忆录的时候；而此时国家动乱，自己年已迟暮，到了不能不写的时候了。他说：“泼在我身上的脏水太多，自己不写谁写？”他定稿之后总有一份交我保存，其余则分送至亲好友，意在传世。

我是回忆录的第一读者，父子间经常谈论其中的掌故，他不再避讳一些敏感的人事，我由是得知其中的一些秘辛。例如1936年“七君子”之狱，史良初次被捕后保释，法院再发传票时没有到案。“西安事变”爆发，陈果夫在国民党高层会议上主张枪毙已被捕的六人，父亲等已准备好从容就义。史良到事变结束后投案，当时曾有人点拨了一句：千古成名，正在此时。

“文革”中批判周扬的“国防文学”口号，以鲁迅的“民族的大众的文学”为正方。有篇文章是《周扬射向鲁迅的一支暗箭》，父亲读后有疑问，他认真查对《毛选》后对我说：“国防文学”是毛主席当时的主张。父亲在回忆录中说，冯雪峰曾安排他与鲁迅见面。我问起经过，他只说：“事先没有安排好，谈的效果不理想。”
但父亲与鲁迅发生了什么分歧，他说记不清了。“文革”结束后，我遍查《鲁迅日记》，却没有这次见面的记载。于是询问研究雪峰、鲁迅的包子衍兄，他告诉我，为了保密，有一些重要事情鲁迅是不写进日记的。

如今分析，父亲当时倾向于推动国民党抗日，鲁迅的观点可能比他激进。鲁迅下葬时，萧军和胡风曾反对父亲等救国会领导人扶柩，理由就是：这些人仅仅是民族主义者，不配为国际主义者鲁迅扶柩。但由于许广平的坚持，萧、胡的意见未被采纳。


谈起1957年的“反右”，父亲说，如果鲁迅活着的话，以他的性格，这一关肯定是过不去的。父亲对鲁迅十分崇敬，他挽鲁迅的挽联是：“一生不曾屈服，临死还要斗争”，其实他自己也是这种性格。

父亲还谈起储安平，说他发表“党天下”的言论是书生气，原先党内党外之间，多少还存在着些情面，他捅破了这一层纸，事情就不可收拾了。至于“章罗联盟”和“六教授会议”，父亲直指：“是胡愈之造的谣。过去大家一直认为民盟中罗隆基是比较右的，章伯钧是比较左的，根本扯不到一块。愈之事先安排‘六教授’开会，临时把伯老请去讲话，然后由史良、闵刚侯出来揭发，分明是设好圈套罗织入罪。愈之不够朋友。”章夫人李键生晚年也对我谈起：“当时胡愈之给伯老打电话说，我给你请来了六位教授，一起谈谈高校的情况。”

“文革”结束后我到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工作，在办公室聊起过这段“反右”掌故，不料同事中有一位是胡愈之的亲戚，曾为此与我大吵一场。胡愈老是父亲三十年代的老友，秉性温和，虽身为秘密党员，似乎不是那种喜欢害人者。他之所以这样做，不过是充当“阳谋”的驯服工具而已。体制也能使羊咬人。

毛泽东在“反右”时批的是“章罗同盟”，与“民主同盟”只差两个字，但到了胡愈之口中，总是讲“章罗联盟”，回避“同盟”二字。民盟（中国民主同盟的简称）在“反右”中受创最重。1980年“右派”改正时，民盟的负责人（我不清楚其中是否有胡愈之）曾提出给章伯钧、罗隆基改正；但中共中央60号文件最终还是保留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不予改正。胡愈老曾说过一句话：“怎么这五位不改正的，都是我们民盟的呀？”

父亲用外调材料的形式写回忆录，坚持两条原则——忠于历史和保护好人。

某天从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来了位年轻漂亮的女演员，大约是个“造反派”，前来外调父亲在电影界的一位老友。父亲抗战胜利后与阳翰笙、蔡楚生、郑君里等合作，拍摄了《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两部巨片，因此在电影界朋友甚多。

美女往往骄横，特别是“革命造反美女”。女演员对父亲写的材料不满意，强要按照她的意思写，被拒绝后大发雌威，开始用“革命群众”那一套语言训斥父亲。父亲回答说：“毛主席教导要‘实事求是’，我所知道的就是这些。你要就拿走，不要就请自便。我没功夫听你这些！”女演员无奈，拿上材料悻悻然离去。

张劲夫在中国科学院被当作“走资派”打倒，但有人一定要将他打成“叛徒”，见材料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外调者便拍桌跺脚地大声威胁。父亲当着来人的面，把材料一条条撕成碎片，扔在地上说：“伪造历史的材料我不会写！”大概是没法交差，过了几天那人又来，请父亲照原样给了一份带走了。

他在为陈国栋、黄玠然、卢绪章、钱俊瑞等党内朋友等写证明材料时，都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即便有些人曾经伤害过自己。钱俊瑞是中共在救国会的秘密党团书记，曾在历史上与父亲有“过节”（因发动群众抗战的方式问题，两人发生过争执）。但当有人要父亲写材料证明钱是“特务”，同样被他拒绝。他对我母亲说：“我同钱俊瑞是有过不同意见，但也不能无中生有地诬陷人家。”

抗战初期国民党桂系曾在安徽与中共合作，为此“文革”中有一大批干部受到审查，父亲就在回忆材料中用事实说明，安徽当时确实存在着一个统一战线政权。他曾给周恩来写信说，干部是革命的宝贵财富，请保护好这些干部。有一次他看到大字报上有“林彪同志指挥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内容，还在给周恩来的信上，对这种随意杜撰历史事实的做法提出异议。

八、人的世界，何处相寻？

谈起老朋友们的景况和社会的种种乱象，父亲不时会流露出孤愤之情，常常叹一口长气说：“这不是人的世界！……”

父亲1948年元旦开始了他的新中国之梦，在香港《华商报》发表《乾纲重振》一文说：“‘世乱奴欺主，运衰鬼弄人’，这是多少年来中国政局的写照。可是于今为烈。老百姓豢养的公仆，变成特权阶级，进一步我为刀俎，民为鱼肉，要吃主人的血肉骨髓。”“新的开始就是主人‘乾纲重振’，自己来管事，把这一班恶奴扫除得一干二净。同时，人抬起头来，把鬼打到地狱里去。这就是民主世界，也就是人的世界。”

就为追求这“人的世界”，他1948年底舍弃了香港的产业，秘密前往东北解放区。在那里又给留在香港的母亲写信说：解放区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将来建立的新中国人人平等，社会富裕，秩序良好，人民安居乐业。你快回来吧。

母亲信了他的话，回到大陆想为新中国效力，却发生种种变故，最终学非所用，穷愁潦倒。父亲晚年时母亲又去照顾他，谈起这段往事，她埋怨地说：你那时一再写信叫我回来，回来了又怎样呢？父亲叹一口气说：我那时相信中国真的要有民主了。

父亲平时出门，始终衣冠整洁，不象当时的“专政对象”那样故意穿得破旧，自称“这是人的样子”。自1957年以来，他人被打倒，但架子一直不倒，坚持作为“人”的尊严和价值。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见面时问他，怎么穿得还是一副首长样子？他回答说，这是人的样子。

有天父亲见我的衣服已经破旧，从箱底里翻出一套浅米色的生毛料中山服说：“人要象个人的样子。这套衣服是当年刘鸿生送我的，把它穿上吧。”对于民族工业家中的“火柴大王”刘鸿生，我是久仰大名。父亲说：“刘先生兴办的实业很多，当年他曾发出宏愿，要让中国人都穿上毛料衣服。这套衣服就是他创办的毛纺厂试产时，送给大家试穿的。他家大业大，但自奉甚俭，生活是很平民化的。我们有一次上海街头巧遇，他拉着我到馄饨摊上吃早点，边吃边谈，一点没有‘大老板’的架子。”

多年来我在学校一直被教育说，资本家如何如何骄奢淫逸，听父亲介绍“实业救国”前辈兼济天下的抱负，才知道教育原来也是一种宣传。

父亲也一向节俭。他自1949年参加政府工作以后，基本上没有做什么新衣服，所穿的毛料中山装，大部分是用旧西服改制的。我至今保留着两件这样的中山装，一对上衣兜的面料，是从西服下兜上挖取的（这两个洞用其他布料衬补）；两个下衣兜则是用西服背心改制后，盖在挖过的地方。无论从哪一头都很难想象，这是一位新政权部长的“行头”，而此人曾做过上海银行家和香港地产商。

面对艰难时世，父亲始终是一位乐观主义者。他作了一副对联自勉：“肠肥必然脑满，理得而后心安。”
经过1966年“红八月”之难，父亲就不再刮胡子，此时已蓄起一大把长髯。他还捋着胡子风趣地说：“我年轻时胡须少，在苏州监狱坐牢时，李公朴常常嘲笑我没有胡子（李那时已满脸胡须），现在我的胡子比他还长了。”

父亲曾对我说：“现在我们全靠一个‘挺’字。曾国藩写过一部书叫《挺经》，老先生一辈子历经忧患，是很辛苦的，他靠的就是一个‘挺’字。”过去我只知道课本上讲曾国藩是“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听到对他的正面评价，还是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后来读书才知道，毛泽东年轻时最佩服的人，也是曾文正公。

但是靠每月50元的生活费‘挺’日子，我难免会有所怨艾，但他总是说：“现在的生活，比我四十多年前在北平失业时好多了。”父亲是山民的后代，具有草根性，好日子能过，苦日子也能过。他常同我谈起家乡青田的明秀山川，并诵读《五柳先生传》，幻想有一天能够“衣布还乡”，带我一起去过隐居生活，但我对他的想法不感兴趣。我习惯了大城市，况且青田那样的小地方，政策水平只会比北京更差，乱世中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父亲原来烟瘾很大，此时改为每天只抽一支香烟。他解释说之所以还抽上一支，就是要表明自己不是禁欲主义者。至于饭食，除了日常的米面蔬菜之外，他不时到菜市场买些下水、猪肺之类价格便宜的东西，兴致勃勃地下厨做成溜肥肠、酱猪肚、猪肺汤等菜肴，以补充动物蛋白。平心而论，他的厨艺很不错。我跟父亲学会了腌制腊肉，做“腌笃鲜”汤以及一种青田家乡的特色风味——山粉饺。他将芋艿蒸熟后剥皮揉烂，与淀粉掺和揉成面团，以菜肉为馅，包成饺子蒸熟，口感糯滑有弹性。

抄家劫余的一套花梨木桌凳，由于年代已久，开始散架。父亲找出两条干鱼鳔，熬成鳔胶，带着我一起动手拼合粘黏，再用绳索绑紧，第二天解开绳子，整套家具修复如初。从父亲身上，我学会了许多生活经验，特别是动手的能力，至今有些器具损坏时，都能亲自动手修复。

我每月6号拿着父亲的象牙图章，到西安门大街的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财务科，替他领取50元生活费。当时李宗仁、程思远等“文革”之前不久从海外归来的国民党人物，生活费也在这里发，金额是我所领取的很多倍。对于父亲晚年的境遇，我内心总是感到不公平。

有一次，我凭着年轻人的锐气，向财务科的科长提出交涉，要求增加生活费，但科长说：“章乃器已经没有任何名义了，他领的是生活费不是工资，革命群众认为该发多少，我们就发多少。”于是我问道：“李宗仁不是也没有任何名义吗？你们也想发多少就发多少吗？”“他怎么能跟李宗仁比？”“那李宗仁又怎么能跟他比？！”我开始比较起两人对共和国的贡献来，科长见说不过我，就推脱说：“这件事是革命群众定的，有意见你找军代表去。”

我果真去找了军代表，结果等于是重复了一遍刚才争论的内容，不过他们的态度更加蛮横，指责我为“右派”老子翻案，最后当然是不欢而散。

回到家向父亲叙述经过，他说：“人家可以不讲理，我们还是要讲道理的。”虽然我出师不利，但对于儿子有这样的口才和勇气为他伸张，他仍然感到满意和欣慰。


九、求医问药，遭遇盘查

1968年下半年，罗仪凤告诉我，章伯钧得了癌症，可能是胃癌。我回家向父亲说起这个消息，他的脸一下子变得阴沉了。父亲打开抽屉，取出一只装着黄褐色的结晶体的小瓶交给我。“这是一点麝香，中医认为有治癌功能，王嬢嬢也用过，效果是不错的。伯老这个病是郁闷所致，你拿去送给他，对癌症是有疗效的。”

父亲这么一说，我想起这年春季在地安门大街路遇的情景。那天走在街上，远远望见一人独立，头戴便帽，一身浅色旧毛料中山服，气度与常人迥异。走近一看是章伯钧，他面色忧郁，若有所思，我叫了一声“章伯伯”，他才从沉思中换过神来。我陪着伯老穿过马路，一路上他问起父亲近况，又寒暄了几句后道别，便径直朝方砖厂胡同（农工民主党机关所在）的方向走了。

我那时的感觉，是他的心境不如父亲好。父亲早已被政协、民建和工商联彻底开除，不属于任何单位或组织，来找麻烦的人反而少；而伯老保留着政协、民盟、农工的三层关系，虽然已是“死老虎”，还得应付无穷无尽的批斗侮辱，身心遭受的折磨比父亲要重得多。

我想起有好友熟识的一位中医，是歧黄世家，祖上曾供奉太医院，对这类病症很有办法。父亲说，你可以向章伯母推荐一下。我带上麝香，到东吉祥胡同章宅去看伯老。他一脸病容，但情绪似乎比上次好些。我悄悄向章伯母李健生询问病情，她对伯老的病很是焦虑。谈起求医之事，她当场写了一份病历，托我给那位大夫看，并约时间出诊。

章伯母的字十分有功力，病历的内容大意是：“章伯钧，男，73岁。曾患有某某、某某等病症。1966年8月曾受打伤，今年某月出现某某症状，初步诊断为癌症。”我请好友约那位大夫见面，但大夫家已被抄过，直接去有所不便，于是约在北新桥附近的一条胡同口。正当我们一起看病历的时候，被一群戴红袖箍的街道“小脚侦缉队”团团围住。

她们质问道：“你们鬼鬼祟祟地在这里看什么？”还有一个女人指认说：“前些天在北海公园见过你们。”

我马上想起那天上午在北海的情形。我这位好友新交了一位女友（当时称为“拍婆子”），恰好是我的中学同学（姑隐其名），他没有勇气单独见面，要我陪他去，地点在北海琼华岛上的茶座。那天穿了父亲给我的一件米黄色学生服，是毛料西服改制的，在那个人人都是“蓝蚂蚁”的年代，显得很特殊。结果被群众纠察队盯上，将我俩扣留了半天（女孩溜走了）。

纠察队再三盘问，我除答复了自己住址、所在学校及父母名字外，其他一概不理。那时我开始跟父亲学习气功，便坐在藤椅上静坐，直炼到手脚有了酥麻的感觉，初次打通了“小周天”。纠察队查不出任何问题，拖到傍晚才放我们走。回家对父亲说起经过，他说：“你已经‘得气’了，现在可以抓紧时间炼‘童子功’，收效一定很快。”

指认的女人是那天的纠察队员之一，她显然记得我父亲是个“大右派”
。“小脚侦缉队”坚持要我们交出那张纸，我见无法脱身，把心一横，便将病历往她们手里一丢：“我要找大夫看病，这不犯法吧？！”
这帮人围着那张纸仔细端详，并指指戳戳地议论着其中的“曾受打伤”那句话，为首的（是个中年男人）开始盘问我：

“章伯钧是你什么人？”

“伯父。”我想既然是“同宗”加“右派头子”，平时又以“老伯”相称，这样回答没什么不妥。

“谁叫你给他找人看病的？”

“是周总理叫看的。”我不知哪里来的胆量，居然当面伪造了一条“总理指示”，反正周恩来有过这类指示，虽然不是针对章伯钧的，谅她们也没本事去找周公对证。

“你们这么年轻，为什么要帮大右派找大夫？……"”那人口气有些软了，但还想“教育”我。

“有什么事你们别问我，问总理去。我们走！”她们还想留住那张病历，被我一把夺了过来。大约是被我的气势一时压住，“小脚侦缉队”们悻悻然望着我们扬长而去，没有阻拦。

我向章伯母禀报了求医时的意外。虽然那位大夫仍表示愿意出诊，但她怕我们受连累，便斩钉截铁地宣布此事作罢。一年后听说伯老逝世，心中一直无法自解，觉得自己没有尽到责任。


十、公民权利，算数也无？

孔夫子说：“士可杀，不可辱”，但自五十年代以来，有人却专门以侮辱知识分子为快事，特别是那些过去忽视过自己的“大知识分子”。所谓“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鼓励“小人物”造“大人物”的反，就是这个道理。到了“文革”的年代，更形成一种社会变态心理，就是喜欢挫辱名人、师长，或是曾经比自己地位高、成就大的人。

搬到呼家楼后不久，当时煤气未通，煤铺又只管送蜂窝煤，不管送引火的炭块。于是只好自己去买。父亲和我用一只人造革提包装上十块炭，各拉一边提着回家，一路上有小孩追着喊：“大右派！大右派！”还丢来石子，我感到深受侮辱，父亲却处之泰然，说小孩子不懂事，随他去吧。

但是对成年人，父亲却不肯宽容。有一次，当地派出所的一位年轻警察，听说他辖区内住着一个“大右派”，便找上门来教训父亲，以下是他们的对话。

警察：“我警告你章乃器，在我的管片里你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接受人民群众的专政。”

父亲：“我有公民权，不是专政对象。”

警察：“毛主席教导，对地、富、反、坏、右要实行专政。”

父亲（递上“小红书”）：“毛主席没这么说。你硬说有，查给我看！”（小警察翻到《毛主席语录》第37页，上面只写了“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没有“右派”字样）

警察：“……”

父亲：“怎么样？毛主席没有说吧？”

警察（恼极）：“你敢到街上去，在群众中跟我辩论吗？！”

父亲：“可以，不过我有个要求。”

警察：“什么要求？”

父亲：“你穿我的衣服，我穿你的衣服。”

警察：“……”

过了这么多年，回忆起这段趣事，我总会想象一下留长髯的父亲穿起警服的滑稽模样，忍不住要大笑。

但有权的人是得罪不起的，哪怕他只有芝麻大的权力。父亲调侃小警察后不久，当地街道通知他去开会，到了会场才知道是批斗会，他和一些“黑五类”分子一起被斗。父亲不服，声称自己是有公民权的，不能被人随意批斗。回家后，他愤愤不平地说：“我要去中南海见周总理，当年（1957年）他代表毛主席和党中央，亲口对我保证，你们（指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享有完全的公民权，行动也完全是自由的。现在我要问问他，这话还算不算数？”

我以为他只是说说而已，不料父亲穿上大衣真要去，这时已是下午五点多钟。他认定了的事情，谁也拦不住。我本来要回郊外的学校，一路上北风呼啸，走到半路越想越担心，毕竟是年过七旬的老人，又是去那种地方……于是登上公共汽车进了城，在北海前门附近下了车，绕着中南海转了大半个圈，不见父亲的踪影，眼看天色渐暗，心乱如麻，又折回呼家楼。快到家的时候，瞥见窗内一灯如豆（那时还住在一层），心中石头方才落地。进门问起究竟，父亲叹了一口气：“铁桶江山，进不去！”便没有再说别的话。昏暗的灯光下，父子默然相对，良久无语……

父亲与中共算得上患难之交。周公在重庆时，不时到家中与父亲讨论中国的民主前途；1949年后一同共事，父亲也是中南海的座上客。现在想见老朋友一面，要求信守当年的诺言，却已是咫尺天涯，宫门似海……

在那段将阶级斗争作为“一抓就灵”的万应灵丹的荒唐岁月，一切都会与政治挂钩。父亲在1971年给周恩来的信中（我在后面还会引用），谈到过两个事例：

1.有一个工厂的军方代表，在对厂内职工讲话时，竟指责我每晨去日坛公园锻炼身体，是企图东山再起，搞资本主义复辟。

2.有一个军方人员在附近的工厂礼堂对居民讲话，说那些政治有问题的人，如敢乱说乱动，要在战争爆发的前夕给以集体处决。他估计战争是不久便要爆发的。他所指的乱说乱动，当然包括向上反映情况，而且这还是着重点。

父亲争公民权的事，还不止这一次。后来曾听母亲说起，父亲每天清早到日坛公园练功，并与一些老拳友切磋技艺。有次一位青年上前向他求教，却被几名便衣一拥而上带走了，父亲为此很不平，说年轻人学点拳艺有什么错？!尼克松访华那年，街道和派出所如临大敌，从楼梯到大门口都安排了人，不许他下楼。父亲又与他们争辩起来："尼克松访华，不能影响公民的正常生活！我有公民权，这是毛主席、周总理给我的权利！"


在那连主政者都主张"无法无天"的年代，这种争辩当然不会有结果。尼克松也不会知道，他的"破冰之旅"曾经影响了多少中国百姓的正常生活，致使一位七十五岁的老人向中国的基层执法部门主张公民权。直到今天，每当我望见国宾政要的车队在清空的车道上呼啸而过，总会想起父亲所要求的权利。

原文2005年发表于《老照片》第38-39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