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夜孤灯录——章乃器在“文革”中（下）zt

长夜孤灯录——章乃器在“文革”中（下）

 

章立凡

十一、正本清源，质疑“文革”

在本文行将结束的时候，我想首次披露父亲晚年的两封长信，一封是写给周恩来的，另一封是写给我的。这是他在一生最清醒的时刻，所作出的政治遗言和对后代的遗训。

1971年3月10日致周恩来的信，长达12400字，他交给母亲后，母亲没敢发出。直到周公和父亲都逝世后，才交给了陈云。

父亲在信中指出，由于对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的曲解，多年来给国家民主法制建设和政治协商制度造成了破坏，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恶果。他认为思想根源在于教条主义的定型论，并首先谈到了血统论：

血统论在"五四"运动中，已经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在我们这一辈人当中，已经没有人敢于流露"龙生龙凤生凤"一类的说法了。何以现在反而重新有它的市场呢？我们想，这真叫做"死灰复燃"，是没有什么生命力的。当然也是见不得太阳的。……

作为一个革命者，必须有方向性的定见，但决不可以有胶着于一点的、一成不变的成见。……脱离实际就一定犯错误，甚至反动。所以方向性的定见不可无，一成不变的成见不可有。

当然血统论问题的解决，最好是让血统论者自觉地起来进行深刻的自我批评。可是当这些人陷入成见的深渊，又有一些群众（尽管仅仅是一小撮）在他们的周围时，要他们这样做是困难的，这就需要领导上对他们"大喝一声"，才可能使他们清醒过来。二年以前的武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些可称为"变触之争"的军阀内战的"死灰复燃"，我们当时曾经多么迫切地希望他们自觉地停止下来呀！但是，他们的成见和周围的一班人，使得他们失去了理智；他们仍然在兴致勃勃地把武斗当作一种有远大前途的事业来干，是在毛主席对他们"大喝一声"之后，武斗才算真正停止下来了。血统论者恐怕也需要这样，而现在正是对他们"大喝一声"的绝好时机。……

当然人是可以改造的，成见是可以化除的，但这只适用于普通人。有权威的人的成见是可怕的。

父亲对国家政治生活的不透明提出批评说:

……在保密的状态下发动群众，那个发动群众就只能是过场，理由很简单，既然是保密的事，群众就不可能深入了解情况，让不了解情况的群众参加工作，当然只能是走过场。

为什么公检法要有那么多的保密呢？是否国家工作的保密，应当只限于国防、外交和科学技术的新成就呢？我从旁观察，认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群众对领导的不满，重要的可能就是新闻封锁的过严的保密的范围过大。前者表现在大字报和小字报的风起云涌，后者表现为档案的遭受冲击，这就发生了泄露机密和档案损失等不应有的事故，而且还可能有奸人从中捣乱。但尽管如此，我们的国家仍然屹立。这足以证明，适当放宽新闻封锁和缩小保密范围，更绝不会影响国家的安全。……

他也不认同当时制造战争气氛的"世界大战周期论"：

……历史上的世界大战一共只来过两次，有什么规律性可以建立周期论呢？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经过了百十年的探索，建立了经济危机周期论，也早已被事实冲垮了。根本上，这是把自然现象的规律应用于社会现象的错误，不但错误而且还可能反动。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现在还在流行的世界大战周期论，是说大战周期是二十三年，现在早过了，所以不久便要爆发了。这就把不怕战争的教导变成好战的叫嚣，显然是对我们有害的，应该在大破定型论的潮流中，赶快把它扫入历史的垃圾堆。

对于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根据《共同纲领》建立起来的民主协商制度，父亲有自己的理解：

……回忆解放以后，在民建会起初是有人不许自称政党（施复亮），以后是不许自称红色资产阶级政党（吴大琨等），再后是不许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孙晓村），甚至对外不许宣传社会主义更不许说解放全人类（许涤新）。在这种种不许讨论未来理想的束缚下，政治学习就完全陷于表态的导演和说话的技巧。这种情况，如果现在不记录下来，将来有人提示，可能连我这个身历其境的人都不肯相信哩！民革有一位老者还对我提出这样的问题，既然我们的学习不过为的是明哲保身，为什么又要批判明哲保身思想呢？可见其他的民主党派也是大致相同的。我当时是反对这些的，但由于我自己的认识水平有限，我就无力纠正这些错误。这也可以测定民主党派没落的必然性吧？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已经用不革命定型论把自己限制好了！我认为我们现在就应该把这些材料收集起来，趁着有关人物还多数健在的时候，询探他们当时的思想动机和预期后果，然后加以分析总结，这可能成为政治思想教育的经验教训。

父亲在信中以很大的篇幅，谈到对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的曲解：

……阶级成见是剥削阶级的东西，而阶级观点是无产阶级的东西。剥削阶级正由于坚持阶级成见，所以看不见工农分子的新生力量，也看不见社会发展的前途。他们早思夕想的，消极的是保守既得利益，积极的是垄断产业，传之子孙。这里重要的是"保守"、"垄断"、"子孙"三个概念。所有世袭制、遗产制、门阀制乃至血统论，都是从这三种概念发展起来的。剥削阶级原想利用这一套，把奴隶、农奴、堕民、雇佣劳动者、有色人种等等，永远踏在脚底。但，已有的历史已经证明，他们的这一切都是徒劳的，而他们自身的崩溃倒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的时候，就知道了无产阶级科学的阶级观点，是把阶级仇恨集中在剥削制度，对于剥削阶级的人则认为一般是可以而且应该争取改造的。这种观点，完全符合毛主席的统一战线政策，也符合"共同纲领"的规定。对于我国革命事业是起过巨大的作用的。但尽管如此，二十一年来的宣传工作，对此都有多次很大的反复。反复的由来，按照李维汉的话，是由于党内有反对统一战线的一派，毛主席的文章也提到过这些，但似乎是早被克服的"左"的倾向了。我所亲眼目睹的是，民主党派内一些不负责任不动脑筋的动摇分子，还在三反五反时期，他们就嚷"共同纲领"过时了。他们所求的不是革命的利益和"治病救人"方针的贯彻，而是自己"进步"的表现。这不是彻头彻尾的个人利己主义，又是什么呢？民主党派的任务，应该是把自己所属阶级的实际情况如实地向党反映，并适当地向社会报导。在彻底批判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同时，对于经营管理、生产组织等方法，则应一分为二，取其精华部分，按新观点加以整理，推广全国。列宁曾经号召苏联国家企业向德国容克世家和美国泰莱制度学习哩。……

反马克思主义的、把阶级仇恨集中在人的错误倾向，近年来有所滋长。这是使人十分遗憾的，血统论和唯成分论正是这种错误倾向的表现。这就是剥削阶级的阶级成见的死灰复燃，必须给以彻底的清除。

他还引用了自己在大字报上所见刘少奇检查的内容，大意是：在地富反坏右资六种人还没有杀尽以前该怎么办？杀尽以后对他们的子女又该怎么办？并谈了自己对革命专政的理解：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给予我的教训是，凡是事实都必须揭露。凡是可能的危机都必须揭发。否则便有可能给革命以隐患的灾祸。讳疾忌医是唯心主义，怕得罪人当然是"私"字作祟。这两者都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我现在敢于明确说，在专政的名义下掩盖着不利于革命的思想乃至企图。……

我的感想是似乎有这么一些人，他们认为专政就是要将数以千万计的被专政者宣布为可以让他们任意蹂躏、侮辱乃至屠杀的奴隶、贱民或堕民，或帝国主义眼下的有色人种，而且不许呻吟一声，更不许喊冤叫屈。然后他们才算志满意得地当上新老爷。为要保证他们可以为所欲为，还必须把被专政者隔离开来，免得他们的声音外传、上达。

父亲又举巴黎公社颁布的法令为例，说明革命专政不应与暴力划等号：

……巴黎公社竟不是古代野蛮专政的复辟，刚好相反，它是杜绝一切复辟的可能的。只提出当众烧毁断头机一举就足以说明，它把古代野蛮专政的残迹都消除了。……所以那些一提"暴力"就理解为"越暴越好"的人，实在不能检查他们头脑里的暴君和军阀思想的残余呀！同时也要注意，提出一个口号，引用几条经典著作的文句，发表几篇目的就在于借以吓人而不是为着教育干部和广大群众的文章，完全不提具体做法的一整套，显然都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是对革命有害的。

他接着又谈到专政对象的人权问题：

据闻人民来信来访工作是不受理地富反坏右资六种人的来信来访的，这就把国家工作中最容易发生弊害的方面掩盖起来了。这是对毛主席指示的正面的违反。毛主席说得那么清楚（批评）"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提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这表现了多么伟大的胸襟呀！现在有什么理由屏绝这数以千万计的六种人的呼声呢？这是不是如上文所说的那些新老爷为着保证自己可以为所欲为、防止被专政者的呼声上达的隔离政策呢？

对于"文革"中大量的冤假错案，父亲是这样说的：

在公检法和文教战线上。又有这么一些"斗士"，他们的"特长"就是从无辜者的身上找出罪状，于是在他们的手里，就制造出成千上万的无罪的罪人。他们是最危险的"斗士"。而他们也为老爷们所喜爱，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制造出来这么一大批"替罪羊"，不但使得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老爷们平安"过关"，而且还可以表功。……

这些"斗士"还有一个法宝，叫做初审判决定型论，或者基层判决定型论。他们反对上诉、申诉和复审，更痛恨平反。他们要千方百计使得这些规定都归于无效，使得他们所找出来的罪状，成为不可动摇的"铁案"。

父亲举了改造战犯的成功范例之后指出：

又据我了解，劳动教养的成绩就很差。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无罪的，然而被剥夺了自由，这就不能不有所拒抗。我们都有为自由而斗争的经历，应该记得不能无故剥夺别人的自由的教训。"不自由，毋宁死"的口号，在民主革命中曾唤起那么多的先烈抛头颅洒热血，这难道应该忘记吗？现在有些人对于要求有合理的、必要的自由，就认为是自由主义，从而无端限制乃至剥夺别人的自由，作为反对自由主义的措施，无疑是十分错误的，是完全违反毛泽东思想的。除了劳动教养以外，那种由于阶级成见对于剥削阶级分子乃至他们的儿女，无罪轻判或轻罪重判的，都是在判刑的时候就已经造成被判者的不服。这就注定了改造的结果完全落空。这些改造机关也自己知道改造的无效，因此一有风吹草动，便又把这些刑满释放或教养成功释放的人又拘禁起来。这是完全不必要的，这种人显然是没有社会地位可以兴风作浪的了。重拘一面表示自己的虚弱的一面，一面又使改造工作失去威信，这一切无理而又非法的事情，则是应该检查纠正的。

对于"文化大革命"以暴力侵犯公民人身及合法财产的行为，父亲有如下评论：

现在有一种反常的现象，就是被打、被抄家的人都讳言被打、被抄家的事实。这可能有两种原因，一种是怕丢面子的老一套，另一种是有人不许声张。不管是哪一种，我认为都是应该纠正的。被抄家、被打乃是别人犯法，我有什么罪过呢？……这些恶行的违反宪法、法律就不必说了。被害人不积极揭发这种种恶行，反而把它们隐蔽起来，岂不可怪？看来，这主要地还是那些做了坏事的人自己违法背令，才不许被害人声张的。也可以说，这是上文所说的隔离政策的一端吧。虚伪竟成为风气，可见这些人的势力是多么大呀！

父亲在信中回顾了自己在历尽忧患的一生中，如何靠着一颗"勇往直前的纯洁的童心"，在几次国家民族利益与个人名利发生冲突的关键时刻所作的抉择。并且说：

……最近我都想凭两条腿走万里路，借助于车船交通工具，计划在三五年内，走遍祖国的大地……甚至还想，象我这样的人，大可以过一种到处为家、日新月异的生活，把这个定型的家也破了。……
我踏进社会五十多年了。在这五十多年中，"傻瓜"的徽号和"学生腔"的讥讽是不断的，我始终不改。因为我所厌恶的是"世故甚深"、"暮气沉沉"和"老气横秋"，那就不能不喜爱"傻瓜"和"学生腔"。挫折和打击也是不断的，我始终不悔。因为，我觉得心安理得是最愉快的。现在我更加热爱我这颗童心。……

父亲在信的结束部分说：

活满74岁了，健康未减，看来还要活一些年。活下去？为着什么呢？只能为着要看见消灭剥削制度解放全人类的伟大理想的实现。人总是离不开社会发展的历史和他自身发展的历史所规定的道路的。

这是一位与共产党共患难多年的老朋友最后的忠告，他认同马克思解放全人类的伟大理想，并引用毛泽东以往的观点来批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可谓用心良苦。后来邓小平在起草《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也说过："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
有人读了父亲的《七十自述》后，批评章乃器有"愚忠"；但父亲说：他平生对待任何朋友，都坚持"为人谋忠"。

"文革"的历史的教训是无比惨痛和无比深刻的，其祸根远在爆发之前多年就已种下。我无须多加评论，若要将历史"宜粗不宜细"地轻轻翻过，历史就不是科学。

写到这里，不禁想起捷克作家尤利乌斯.伏契克在法西斯监狱中写下的绝笔："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啊！"

十二、 自述平生，无信不立

我在1969年成为"反革命"阶下囚之后，曾写信请已同父亲分手多年的母亲去照顾他的生活。为应付信件检查，信中套用了陈铭德曾对我说过的话--"思想上划清界限，生活上还是要照顾"。

父亲看到这封信后，在1971年8月25日，也就是"红八月"之难五周年的时候，给我写了一封5600字的长信，从自己的生平历史一直谈到修养、学习、保健。他在信中说：

我刚满十五岁就从浙江丽水千里迢迢地只身奔赴南京投入北伐军当兵。我曾经两次为着国家的利益自动地毁了自己的家业。我在过了三十年的城市生活之后主动地走向抗日的游击山区。我是资产阶级培养起来的一个高级人员，但就在我发展得很顺利的时候，我背弃了资产阶级，走向党领导之下的革命队伍，我是最先号召民族资产阶级跟着党走社会主义的一个人。

这样，事情很明白，你要同我划清界线，只能意味着你目前还没有条件走我的道路。……

我的健康情况之好是二十多年来所未有过的。特别值得我高兴的是，这完全不是养尊处优的结果，而是刻苦锻炼的收获。已经有五年不订牛奶了，有近四年不去医院了。我的体会是，人有了充沛的革命乐观主义。在早晨的阳光、空气之下进行足够强烈的运动，风雨暑雪不停，就可以消化尽管是粗糙的食物，同时防治一般的疾病。人决不可以娇惯自己，更不可以娇惯下一代。……

老实是我一生的特点。我记得曾经告诉你，当我还是一个淳朴的山乡孩子的时候，读到当时小学教科书国文，内中写了宋朝的司马光和美国的华盛顿终身不妄语的故事，给了我永不能忘的印象。以后，我长期在银行工作。在银行工作要讲究言而有信--讲信用。这就使我得以保持老实的性格。我曾经因此吃了多次的亏，但我始终不悔，因为觉得所失小而所得大。能心安理得地过活就是很大的所得。

……当年银行的一句行话，是"以信用为商品"。这句话的实质，就是"靠信用进行剥削"。但当时一般人也是不自觉的。我是在懂得了一些马克思主义之后，才恍然这就是剥削。由此保持了我的老实，这又是坏事当中有好事。当然象我这样的人也只是极少数。

以上就是我运用"一分为二"的法则的尝试。我相信这是有说服力的。这远比那些把旧社会上层描写成"黑漆一团、野兽一群"的言论有用。那是不符合实际的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言论。一个民族的伟大，一个民族的革命性，都是有悠久的传统的，绝不可能一个早上从天上掉下来的。……

关于我的政治问题，你用不着枉费心思。我相信事实--这是唯物论者起码的条件，我相信党的实事求是处理问题的方针。抄家也有好的一面，它彻底证明了，我的为国毁家是认真的，我对祖国、对党、对社会主义是忠诚的。四年来，我坦率、诚实地对待了二百多批的外调人员，除了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效了微劳之外，还使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我是一个事无不可对人言的大公无私的人。

写了四千多字了，不再写了。这一则可以说明我的心身健康情况之好，二则也表明我对你的热情。不但对你，对别人也是如此；不但现在，过去也是如此。当部长的时候，群众来信提出重要问题，也是亲笔答复，而且也往往是下笔千言的。但你应该知道，一个七十多岁的人这样对待你，并不是容易的。希望你好好地读，不要再辜负我的一片好意。特别欢迎你能提出不同的意见，能驳倒我。这就证明你真正重视我的信了，我当然高兴。欢迎别人批评我的言论，也是一向如此的。

父亲在后面又谈了如何运用气功，治疗我当时所患的胸膜炎。全信结束之后，他意犹未尽，又写了八百多字，回顾1949年以后在民主建国会内的论争和自我反省："我有一种习惯，把批评别人、告诫别人的话来检查自己。检查结果我发现，已经有不少超过必要的限度，从而滋长了个人主义的情况了！"他谈及自己当年遭到围攻时，"为着应战，我就在经典著作中找武器，这样，在每次论战中，我总是胜利的。周总理说他们说不过你，确是如此。现在想来，好辩过分不能不是知识分子的毛病，它导致一个人脱离群众。……即使是自己的论点完全有理，当群众的觉悟水平还不够理解的时候，也应该先主动撤回，耐心等待群众觉悟的提高。"

我至今把这封信当成父亲的遗训。

重读这封长信，回想起某年冬天的一幕：那天我本来准备回学校，但外面风雪交加，就打算作罢。父亲激励我说："做人就要有一股冲风冒雪的劲头！"坚决把我打发出门。多少年来，在人生道路上遇到困难的时候，我都会想起父亲"冲风冒雪"的教诲。


十三、身后萧条，托梦谁知？

父亲一直拒绝违心承认强加在自己头上的"右派"帽子。早在1974年，大伯父章培曾为解决父亲的问题写信给陈云，又给父亲写信劝他检讨。父亲回信说：

听毛主席、周总理的话，我自省是百分之百做到了的。我所欠缺的就是不会喊"万岁"，而且我还认为他们并不喜欢那一套。我认为歌颂一个人总应该用点脑筋，举出具体的事实加以肯定。空喊"万岁""伟大"，不能不是无原则的捧场。……您为我事写信给陈云同志，甚感！我看这没有什么冒昧。说人好话是永远不会错的；兄弟间相知特深，更应该说。应该造成一种说人好话的风气，以代替那种诽谤人的歪风，我要看陈云同志，但不想说我自己的事。

在周恩来病重、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后，国家在1975年3月宣布特赦全部国民党战犯。父亲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谈及当年自己在香港是有工作的，应邀回来，是为了建设新中国；现在国民党战犯均已特赦，自己的问题多年仍未解决。父亲这封信意味深长，他是专业人士兼企业家，不是靠弄政治混饭吃的政客，舍家业而赴国事，请进门来却因言治罪，这不象是待客之道。

此信受到了重视，根据毛泽东、周恩来指示，中共中央准备为他落实政策。但父亲脾气倔强，完全有可能谈崩。高层考虑到陈云同他的历史关系，决定由陈出面约父亲谈话。

同年4月25日，父亲被接到人民大会堂，陈云代表中共中央向他宣布了"摘帽"的决定。据当时一同谈话的张劲夫回忆,谈话是在大会堂南门的一个小房间里进行的："章先生听了之后没有讲感谢的话，只讲我过去讲的意见没有错"；"我和陈云两个懂得他的意思，是你把我搞错了，我不是右派，把我搞成右派，要改正他就满意了。"


就这样，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右派"的父亲，被摘掉了"右派"帽子。事后他对我母亲说："戴帽子是错误的，摘帽也是错误的。我是个顶天立地的人，从来就不承认那顶帽子。"由于"四人帮"的干扰，不久又开始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运动，原定恢复他全国政协委员、担任财政部顾问的安排未能实现。
父亲"摘帽"之后，开始去一些老朋友家走动。当时陈铭德夫妇和章伯钧夫人李健生都住在灵通观大楼内，故人相见，恍如隔世。还有一些民主党派领袖的遗孀也住在那里，父亲去看望她们之后，有两位夫人惶恐不安地跑去对李健生说："李大姐，这怎么得了！章乃器居然跑到家里来了，我们这个楼今后还有安生日子过吗？"

1976年初周恩来逝世、全国"反击右倾翻案风"之际，父母间曾谈及谁能担起治国重任的问题，父亲说："只有一个人，那就是邓小平。"

相比之下，父亲同邓小平的关系不如与陈云的关系好。一是邓在主持西南局工作时，曾批评父亲在川东搞"和平土改"；二是父亲主持粮食部工作时，邓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下令停止该部推行"米糠榨油"，父亲有不同意见。然而这些工作中的歧见，没有影响父亲对邓小平的客观评价；也没有影响邓小平当时对父亲工作的表扬，以及后来改正他的"右派"问题。

父亲象一盏风雪中的孤灯，熬过"文革"的漫漫长夜，黎明到来时已蜡炬成灰。1977年4月父亲病重，当时他仍是一个没有任何职务的"摘帽右派"，住在北京医院不见天日的地下室里。无论他一生多么顽强，终究年事已高，加上多年政治运动给身心造成的伤害，药石罔效，于同年5月13日离开了人世。

在"两个凡是"紧箍咒仍在束缚人们思想的形势下，八宝山举行了一个小型的追悼会，"七君子"中的两位健存者--史良和沙千里出席。比起没有举行追悼会的罗隆基和章伯钧来，已算是一种礼遇。由民建中央负责人孙晓村所致的悼词中，在肯定他"在历史上为人民做过好事"的同时，还不忘指出他"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错误"，并登在《光明日报》第四版末尾的简短消息中。这种带鞭尸语句的悼词，也算是社会变迁过程中的一条痕迹。

父亲辞世时，我尚在缧绁之中，不知道任何消息。也许是父子间的一种心灵感应，我做了一个梦：父亲熟睡在床上一动不动，我担心他已停止了呼吸。他枕下有三张白纸，我抽出了其中的一张，上面竟一个字也没有……

不久母亲来探视，告诉我父亲逝世的消息，当时的场景心情，我不忍再付诸笔墨。回到监舍后竭力不使旁人看出悲痛，我要象父亲那样保持尊严。这时突然有一位小青年问道："你家出事了？"我沉默不应，但接下来的话却令人大吃一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位白胡子老头来看你，他是你的爸爸。老头对你说，我要走了。你们谈了一阵，便送他出了院门……"

5月13日父亲逝世那天是周五，即西方人所说的"黑色星期五"。我猛然想起，当日我所在的远郊关押处，发生了一场局部的小地震，所有的人都惊慌地跑到院中，然后天就下起雨来……这场地震未见任何报道。一年后又做一梦：走入一座黑漆漆的森罗大殿，供桌上有一影壁形的楠木座牌，在昏暗的光线下，依稀辨出顶端有"赦免"二字，下面是一大串人名，我从中发现了自己的名字。不久，便在父亲的老朋友陈云过问下重获自由。

后来听说，那位小青年得胃穿孔死去。回想他的面相有些奇特，是山根凹陷的夭寿之相，并有些象庙宇中的罗汉。

"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人生者，百代之过客"，红尘世界真若一场大梦。父亲后来很少入梦。据一位活佛说，他去了一处遥远的好地方。我想应该是理想中的大同世界吧。

父亲是一位特立独行的理想主义者。他一生经历两场民主革命，始终做着一个强国之梦。1933年他曾与一百多位知识分子一起，在《东方杂志》新年号上同时发表"新年的梦想"；1946年又发表《我想写一篇小说--二十年一梦》，借主人公新年之梦，描画出一幅民主富强中国的理想蓝图。他晚年写过一篇《冥冥中的上帝》，认为造物之手自有安排。他不信神，但已相信命运。

父亲的命运是由他的性格决定的。但他们这一代人的奋斗，结局都不美满。

不思量，自难忘。父子生离，竟成死别。最后的一面，也是在梦境中。

我至今未悟出抽取出父亲枕下三张白纸之一的含义，难道他是要我在上面描绘一幅新的画图吗？这是父亲留给我的永久之谜……

2004年3月17日 风雨读书楼

2004年10月25日 增订




注释：

1)
陈铭德（1897—1989）四川长寿（今属重庆）人。1924年毕业于北京法政大学政治经济系。1929年在南京创办《新民报》，任社长、总经理。抗日战争期间，迁重庆出版。1945年后，在上海、南京、北平、重庆、成都五地出版日报和晚报，拥有“五社八版”。1945年，当选为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7年，《新民报》被国民党政府勒令停刊。1948年12月出走香港。建国后，长期任上海《新民晚报》顾问，1957年错划右派，1980年后改正。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民革中央委员、常委、监委会副主席。1989年逝世于北京。

2)邓季惺（1907—1995）名友兰。1923年入南京暨南大学附中女生部。1930年入北平朝阳大学法律系，1933年毕业后，入南京在司法部工作，后辞职，执律师业。1937年，接受丈夫陈铭德之邀，正式加盟《新民报》，任副经理，掌管经营管理和财务。为报社的财务会计、发行、广告、印刷等业务建立起严格的财务制度和管理体系并监督执行，使报社经营达到收支平衡、自给自足。1937年将报社股份化集资五万元，成立新民报股份公司，陈铭德由社长改称总经理，邓季惺任经理。为《新民报》走上企业化道路打下基础。最终使该报发展为五个分社，出版日、晚刊八版，成了中国四大报系之一。1947年通过“自由竞选”成功当选立法委员，1948年赴香港。1949年后定居北京，各地《新民报》相继被政府接管，任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长。1957年与陈铭德一同错划右派，1980年后改正。历任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委员、常委，全国工商联委员、常委。1995年在北京逝世。

3)仇鳌（1897-1970）湖南汩罗人。原名炳生，字亦山、一山。七十二岁时患肺癌割去右肺，自号“半肺老人”。自幼随父兄习农事。十六岁入乡塾，1902年应长沙府学试为生员（秀才）。1904年赴日本留学，首习师范，继学政法，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日本结识了孙中山等革命志士。先入“华兴会”，1905年转为“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爆发后，仇奉命回湖南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1912年被推为国民党湖南支部副长，并出任湖南省民政内务司司长。1913年参与讨袁运动。1917年随革命军回到长沙，任湖南交涉外交司司长兼长岳关税都督，创办了船山学社。1921年，毛泽东、何叔衡、李维汉等在船山学社内创办自修大学，仇筹集资金数千元支持。1923年游学英、美、法、意等国。1825年经莫斯科取道西伯利亚回国。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入湘，主持《湖南民国日报》。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战地政务委员，后任国民政府铨叙部次长。抗日战争爆发后，自南京回湘任省赈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兼任湖南省政府委员、省参议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抗日战争胜利后，先后任湘、鄂、赣敌伪产业接收清查团长，湖南省政府委员、省参议员，并主持湖南文献委员会。1948年协助程潜筹划湖南和平运动。湖南和平解放后，任湖南省军政委员会委员。11月应毛泽东电约入京。旋任中南行政委员会委员兼参事室主任。历任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委员，第二届湖南省各界人民代表和协商委员会委员。1970年2月9日在北京病逝，终年九十二岁，遗《半肺老人吟草》诗集。

4)吴鉴泉(1870－1942)又名爱绅，吴氏太极拳创始人。满族。从汉姓吴。北京大兴人。太极高手全佑之子。幼秉家学，并在其父之杨氏小架拳式的基础上逐步修改，形成松静自然、架式紧凑、缓慢连绵、不纵不跳、长于柔化的吴氏太极拳。1914年在北京体育研究社任教，1928年到上海授艺，被上海精武会及国术馆聘为教授。张群、褚民谊、王晓籁等前来聆教。1928—1936年上海市各届武术比赛、国术国考及旧第六届全运会国术比赛，皆被聘为评判。1930年聘为上海市国术分馆董事，1932年任该馆太极班教员。同年创鉴泉太极拳社，任社长，此后并在香港、九龙、澳门等处成立分社。其门生遍及海内外。

5)参见章乃器：《我和救国会》，《章乃器文集》下卷，第633页。

6)刘鸿生（1888—1956）出生在上海商人家庭，早年接受私塾教育，后进入圣约翰大学读书，因父亲突然病逝辍学，先后在租界当过华语教员、翻译等，1909年经进入英商上海开平矿务局任推销员，1911年被提升为买办。此后联合煤商从事开滦煤的销售，并经营码头堆栈业。曾先后创办苏州鸿生火柴厂、华商上海水泥厂、中华煤球股份有限公司、裕华毛绒纺织厂(后更名为章华)、中华码头股份有限公司、大华保险公司、上海华丰搪瓷有限公司、大华煤业公司、生泰恒振记煤业公司、华东煤矿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企业银行等众多企业，形成包括轻重工业、运输业、商业、金融业的企业集团，完成了从买办资本向民族资本的转化。抗战爆发后经香港到达重庆，在西南和西北投资创办了一批火柴、水泥、毛纺企业。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收复和整顿了原有企业。1949年5月被国民党当局挟持到广州，后避入香港。不久回到大陆。1952年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1956年刘氏集团全部公私合营。当年因心脏病在上海逝世，享年68岁。

7)《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2页。

8)《张劲夫访谈记录》（根据电视采访同期声整理），2004年9月7日上午。


原文2005年发表于《老照片》第38-39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