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前锋报》：秉笔直书的中国报人 zt

原文地址：【转载】秉笔直书的中国报人 《外滩画报》2012年11月21日 第516期作者：沈冬

围绕冯小刚反映1942年河南大饥荒的电影《1942 》即将上映，一年多来全国各地媒体（含央视、凤凰卫视有关电视栏目，以及河南、湖北、上海等纸媒）和出版机构纷纷来到我家采访，收集有关被湮没70年的河南的那场特大灾难。

已故岳父李蕤（化名流萤）在1942年底到1943年春多次到灾区采访，在河南南阳《前锋报》发表十多篇报道灾情的通讯，后汇集成《豫灾剪影》一书。至今健在的百岁岳母是那场灾难的见证人。我夫人宋致新撰写的《1942河南大饥荒》在200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时，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在国内外引起了一些反响。

随着冯小刚电影不日公映，各地媒体跟风报道升级，今天上海《外滩画报》根据我夫人提供的有关图片和研究资料刊发了“《大公报》、《前锋报》：秉笔直书的中国报人”文章。转载备存。

《大公报》、《前锋报》：秉笔直书的中国报人

文/柯文浩图片提供／宋致新、张刃

 

李蕤、张高峰，《前锋报》、《大公报》的两名记者，一人骑着一辆旧自行车，沿着死亡线，26天实地采访；一人则因报道事实真相被汤恩伯软禁，所在报纸被停刊3天。70年后，在李蕤的女儿宋致新看来，这场1942年灾难能够在今天较为完整地展现在世人面前，着实是个“小概率事件”。

河南灾民扒火车逃亡




年轻时代的李蕤




张高峰（右）与长子张刃




1947年，开封“沙城七君子”出狱后合影（前排左二为李蕤）




《1942河南大饥荒》作者宋致新

 

 

在《前锋报》记者李蕤看来，古书中“析骨而炊，易子而食”的故事，读来时常感到毛骨悚然，而眼下他却听说“亲娘吃亲女”，连“易”也不“易”了。（《前锋报》是当时河南南阳的一家地方民营小报，1942年元旦刚刚创刊。）

“在黄泛区，野犬吃人吃得两眼通红，有许多濒死但还能蠕动的人都被野狗吃掉了。在郑州市，有成群的乞丐掘食死尸；郑州马永道夫妇，亲自动手煮吃了他们的亲生女儿香菊。”

这是1943年4月6日，李蕤发表在河南南阳《前锋报》上的一段文字。这篇题为《喑哑的呼声》的文章，是当时作为该报特约记者的李蕤发表的11篇灾区系列通讯之一。

他不禁惊叹：“这些事实，如果不是亲听亲见，我们恐怕会惊奇为鬼世界的传说吧！”

这是1942年秋至1943年春，发生在河南的一场大饥荒。

据《河南大事记稿》载:“河南本年（编注：指1942年）饿死300万人，流亡他省300万人，濒于死亡等待救济者1500万人。”

当时河南全省人口3000万，而就是这样一场饿死者占十分之一的大悲剧，在当今各种版本的中国近现代史书籍中，竟难以找到应有的记载。

在官修的《河南通史》（共四卷，两千多页）中，这场大灾荒所占据的篇幅只有5页多一些，在体例上仅仅是第4卷第42章第4节中的一个小节。

“在河南，三百万人的死亡被遗忘了。”刘震云说。

七十年后，由于冯小刚的电影《一九四二》，这场相当于三个奥斯威辛集中营死亡人数的灾难，逐渐在舆论中被大众所知晓。

但在李蕤的女儿宋致新看来，这场灾难能够在今天较为完整地展现在世人面前，着实是个“小概率事件”。

“相关资料的丢失，是不可想象的。”宋致新目前已从湖北省社科院退休，她向《外滩画报》感叹，“我手上的材料，真可说是命悬一线呐！”

2005年，宋致新曾根据父亲留下的一点珍贵史料为线索，编著《1942 河南大饥荒》一书，较为详实地反映了这一历史事件。

而在传递这一历史事实的过程中，她亲身体验到其中的“惊心动魄”。

“这就像打排球，你眼看球就要落地了，这时候有个二传手倒地把它救起来，球又可以在空中飘一会儿。”宋致新这样形容史料的抢救与传承。

这些“二传手”，将这场湮没半个多世纪的灾难，递送到了刘震云和冯小刚手中。

灾难的发生

这场发生于1942年的灾荒，事实上在四年前就已埋下伏笔。

“七七事变”后，华北沦陷，日军在河南境内先后发动了十多次大规模进攻。中国军队抵抗后节节败退至黄河以南，豫北沦陷。日军在黄河北岸与中国军队隔河对峙。

为了阻挡日军西犯，1938年6月，蒋介石下令在郑州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堤，“以水代兵”暂时阻止了日军西进，但此举同时也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89万人丧生，数百万人流离失所。

更深远的影响体现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黄河水退后形成长达400多公里的黄泛区，豫东平原的万顷良田沃土转眼间变成沙滩河汊。

与此同时，抗战爆发后，沉重的兵役、徭役和赋税，早已使河南的民力物力财力濒临枯竭。

早在1941年夏天，干旱就侵袭了豫北，蝗灾也让豫东的收成毁于一旦。这一年河南共有100多个县受灾，饥荒的种子开始种下。

随着1942年春天的持续干旱，夏粮无望，秋粮绝收，崩溃来临了。

“七月流火，夏日炎炎，南风长啸，晴空万里，亢阳不雨，旱象已成??如此亢旱，再有十日不雨，秋收即完全绝望。兵连祸结，饥馑荐臻，影响抗战，实深且巨。”1942年7月24日，《前锋报》在社评《灾象已成，迅谋救济》中率先对大饥荒作出了预警。

《前锋报》的“前锋”二字取义于孙中山的“咨尔多士，为民前锋”一语；报头题字则是从岳飞的《请停止班师表奏》草帖集下来的。

“用孙中山先生的遗言，反动势力无可挑剔；岳飞是抗敌御辱的民族英雄，集他的字作报纸刊头字，在当时也有现实取义。”时任社长李静之在回忆录中解释道。

只是他没有想到，报纸刚创办不久，便遇到了这场大灾。对于李静之而言，这时候最大的挑战，不在重大事件背景下的激烈新闻竞争，而在于国民党的新闻封锁。

1942 年，政府对舆论的管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理由是“影响抗战士气”，“妨碍国际视听”。

时任《解放日报》总编的陆定一 1943年9月1日曾在《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中批评国民党当局贯彻“事实为政治服务”的新闻理念，文中举的例子便是“河南大灾不准报道”。

“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实行新闻检查制度，说明当局忌惮舆论监督，压制言论自由。”《工人日报》副总编张刃接受《外滩画报》采访时表示。

张刃是时任《大公报》记者张高峰的长子。1942年12月，刚从武汉大学政治系毕业的张高峰被《大公报》派到河南任战地记者，报社的本意是让其到前线报道战事进展。

当时《大公报》的社址在重庆，张高峰前往河南需要经过陕西。路过西安时，他便看到大批河南灾民蜂拥入陕，“个个鸠形鹄面”，沿街乞讨。东行至洛阳，只闻城内呼救声不绝于耳，大街小巷都有饿倒的灾民和弃婴。

战时的河南，由于只剩下洛阳至西安一段铁路通车，河南各地的灾民便扶老携幼纷纷奔向洛阳，准备乘火车逃往陕西活命，洛阳车站内外挤满了灾民。

“陇海铁路，在灾民的心目中，好像是释迦牟尼的救生船。他们梦想着只要一登上火车，便会被这条神龙驮出灾荒的大口，到安乐的地带。”李蕤在《无尽长的死亡线—记陇海线上的灾胞》一文中写道。

眼前哀鸿遍野的景象令张高峰感到震惊，他决定调整报道重点，把披露河南灾情、为灾民发声作为他到中原战地采访的首要任务。

“我做梦也没想到吃柴火”从洛阳开始，张高峰的足迹遍及豫西、豫东和黄泛区的临汝、宝丰、叶县、鲁山、许昌、西华、淮阳等地。在叶县，由于树叶已经吃完，村民每天都在村口用杵臼捣花生皮和榆树皮，然后蒸着吃。

一个孩子问张高峰：“先生！这家伙刺嗓子，什么时候官家放粮呢？”

“月内就放。”张高峰只好用谎话来安慰他。

有的村民在吃一种干柴，这种干柴连杵臼都无法捣碎。一位老农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吃柴火，真不如早死！”

1943年1月17日，张高峰从叶县寄出长篇通讯《饥饿的河南》，详尽记述了水、旱、蝗等天灾给河南百姓带来的苦难，披露了当局不顾人民死活横征暴敛的人祸加剧了灾情，批评政府的不作为。

2月1日，《大公报》为通过新闻检查，将《饥饿的河南》改题《豫灾实录》全文刊出。虽然张高峰对题目的更改并不满意，但报社“敢于把一个24岁年轻记者如此尖锐地披露灾情、批评政府的报道一字不改地刊登出来”，令他十分感动。

“这不仅冒了相当的风险，更表明它作为一张有社会责任感和广泛影响的大报的用人之道和独特风格。”张刃告诉《外滩画报》。

《豫灾实录》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总编王芸生对比重庆的现状，提笔写下社评《看重庆，念中原！》，发表在2月2日《大公报》重庆版上：“读了这篇通讯，任何硬汉都得下泪??忆童时读杜甫所咏叹的《石壕吏》辄为之掩卷太息，乃不意竟依稀见于今日的事实。”

文章将重庆的灯红酒绿与河南的赤地千里作对比，诘问道：“灾民卖地卖人甚至饿死，还照纳国课，为什么政府就不可以征发豪商巨富的资产并限制一般富有者‘满不在乎’的购买力？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

这是王芸生一生中最著名的一篇评论，等待他的，是《大公报》停刊3天的处罚。

王芸生后来回忆说：“这篇文章不足写尽任务之万一，竟如此触怒蒋介石，摘去‘民主’、‘自由’等假招牌，公然压迫舆论。”

然而，停刊事件却给《大公报》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当时，《大公报》的发行数是每天6万份。重庆市民听说《大公报》因发表社评被罚，都想看看这篇文章，到处去买报纸；担心以后买不到，还特地赶到营业部订阅，结果报纸销路大涨。重庆的同行见到《大公报》的人便道“恭喜发财啊”。停刊3天后，《大公报》的发行量由6万份增至10万份。

这时候，河南旅渝民主人士也联名控告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纵兵殃民，蒋介石立即电令汤恩伯“查明事实真相具报”。

汤恩伯气急败坏，迁怒于张高峰。1943年3月初，张高峰在叶县被国民党豫西警备司令部以“共党嫌疑”的罪名逮捕并遭刑讯。这在当时被称为“张高峰事件”。

由于查无实据，汤恩伯只好将张高峰软禁于驻守方城县的78军。

当年8月间，《大公报》催问蒋介石，要求恢复张高峰的自由，蒋便让手下电告河南查询。78军军长赖汝雄向汤恩伯汇报说，没有发现张高峰有任何政治背景。

电话中，赖汝雄发现汤恩伯怒气未消，便婉转试探：“张高峰的文章，虽有措辞不当之处，但基本还是有事实的，老总看，这事怎么办？”

汤正想找个理由下台阶，便告诉赖：“那就把张高峰放了吧！备马把他送到大林头（编注：31集团军总部所在地），我有话跟他说。”

向来盛气凌人的汤恩伯，这回竟向张高峰道了歉，希望后者勿计前嫌，继续留在河南做记者。张高峰安抵重庆后，轰动河南的“张高峰事件”才算画上句号。

“无尽长的死亡线”

《大公报》停刊与张高峰被捕事件，在该报百年历史上留下了浓重一笔，并引起《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对河南大饥荒的关注，最终迫使蒋介石承认了灾情。此为后话。

时至今日，大部分灾荒史研究者提及 1942河南大饥荒，都绕不开《大公报》。然而，除了张高峰，还有一位记者值得铭记，他便是本文开头提到的《前锋报》记者李蕤。

李蕤与张高峰颇有渊源：两人都是战地记者出身，1938年春都采访过台儿庄战役，且同是范长江发起的“国际新闻社”（中新社前身）和“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中国记协前身）早期成员。

“当时他对打破国民党新闻封锁这一点是有意识的。”宋致新认为，父亲后来能够冒险前往灾区采访，与早期孕育下的新闻理想不无关系。

1941年秋，河南省印书局成立，总编辑于赓虞是李蕤在开封师范读书时的老师，他见后者赋闲在家，便让李蕤到印书局编一个名为《新儿童》的刊物。

1942 年12月，天寒地冻，李蕤从洛阳坐火车前往西安出差，沿途目睹灾民遍地的惨象。“从平汉线到陇海线，川流不息，尽是衣衫褴褛、面黄肌瘦、携儿带女、辗转向西奔逃的人流，构成一条无尽长的死亡线。”李蕤在通讯合集《豫灾剪影》重印后记里写道。

沿途每到一个火车站，他都要下车看一看。在灵宝站，李蕤看到一名妇女守着一个老头僵硬的尸体恸哭，当地的朋友拉了拉他说：“走吧，这是夜里在车顶上连饿带冻死的，平常得很，每天都有！”

车站附近，有个秘密的“人市”，一些狠心的父母，流着眼泪卖掉了自己的女儿。朋友告诉李蕤，“过得去”的女孩子，“行情”是一百五六十元左右。

返回洛阳后，记者出身的李蕤根据沿途见闻写下了通讯《无尽长的死亡线—记陇海线上的灾胞》。他想到《前锋报》此前发表过不少救灾社评，便试着把稿子寄到了南阳。

按照人们的一般设想，当时在国统区，连重庆《大公报》那样实力雄厚的大报，报道豫灾都难逃停刊的严厉惩戒，在这种形势下，必不会有第二家报纸敢冒风险了。

但凡事总有特殊。李蕤没有想到，《前锋报》不仅在1943年2月19-20日连载了这篇通讯，社长李静之还亲自给他写信，表示很欣赏他的文章，希望他能作为“特派记者”，从洛阳到郑州，到灾情最严重的陇海铁路沿线采访，继续披露灾情。

李蕤很高兴，便回家与妻子宋映雪商量此事。当时他们已育有一子，方才两岁，且此趟东行，需承担的政治风险不言自明。

“《大公报》都被封了，这么一个小报能有多大的担待呢？”妻子不禁犹豫。

“一个拿笔的人，如果在这种时候还不能替老百姓讲几句话，那还不如死了算了！”李蕤的态度很坚决。

妻子沉默了，一连几夜辗转反侧，不能成眠，内心经历着剧烈的思想斗争。

临行前夜，妻子一边替他整理行装，一边说：“放心去吧！家里的事，由我全部承担！以后因笔招祸，我们也不后悔！”

1943年3月25日一早，她抱着孩子把李蕤送到村头，说声“沿路多自保重”便转身走了。

当时，陇海线从洛阳到郑州的铁路已被拆毁，更没有什么长途汽车，李蕤便借了一辆旧自行车，沿着公路东行，对灾情严重的偃师、巩县、汜水、广武、郑州等地进行了26天的实地采访，写成11篇灾区通讯，并以“流萤”的化名在《前锋报》刊登。

“替国家保存几片段史料”

按照李蕤生前的回忆，他每到一地，便住在当地的“鸡毛店”（编注：小型旅馆），当晚便把白天采集到的素材成稿，次日寄回报社，七八日后寄达刊登。

目前在南阳档案馆可以查阅到的《前锋报》原件也印证了这一点。如《喑哑的呼声》刊发于1943年4月6日，《走出灾民的“大聚口”》发表于4月8日，而彼时李蕤仍在采访途中。

宋致新曾对此表示不解：战火纷飞的年代，何来如此便捷的邮政服务？

后来，还是母亲宋映雪解开了她的疑惑。原来，当时的铁路和邮政均由外国人经营管理，战时依旧保持着正常的运转秩序。

当年5月，在李静之牵头下，《前锋报》将李蕤所写的灾区系列通讯汇集成册，命名为《豫灾剪影》出版，首印2000册，每册定价6元。

李静之为这本小书撰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表示出版这本书的目的是“使远方人，后代人，借以明了河南灾情的实相，并替国家保存几片段史料”。

几十年过去，《豫灾剪影》一书早已被人遗忘。直到1984年，曾供职于《前锋报》、时任《河南文史资料》主编的袁蓬写信给李蕤，提出重印该书。

李蕤在家中翻箱倒柜，找到了逃过“文革”抄家而仅存的一本《豫灾剪影》。2005年，宋致新把重印版《豫灾剪影》的主体内容编入《1942 河南大饥荒》。至此，她对于这段历史的钩沉才告一段落。

宋致新坦言，如果没有李静之和袁蓬这两个关键人物，关于那场大饥荒的详情、《前锋报》在灾难中的出席，很可能将永远埋于历史的深处。

而作为当年灾荒亲历者的后代，她也对这段历史的传递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2005年之后，许多河南灾荒史的研究者，都将《1942 河南大饥荒》一书作为重要的参考文献；《前锋报》也和《大公报》一起，代表中国媒体，和美国《时代》周刊共同出现在还原这段历史的现场。

当然，更重要的是见证者和记录者。在本文中，他们是张高峰、李蕤、王芸生、李静之；而毫无疑问，还有许多名字遗落在了历史长河中。

“历史不应当被遗忘，而文字是不朽的。”宋致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