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揭秘中国爆发“共产革命”原因：离苏联近

杨奎松揭秘中国爆发“共产革命”原因：离苏联近

 核心提示：具体到20世纪共产革命的问题，一个十分简单的事实是，距离苏联较近的国家，形成社会主义国家的较多，而距离苏联较远的国家，形成社会主义国家 的较少；同样，在革命和战争时期，社会主义国家出现较多，而在和平发展时期，社会主义国家出现较少。

本文摘自：《“中间地带”的革命》，作者：杨奎松，出版：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

共 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是一次成功的革命，这是历史已经证明了的。但是，通向成功的道路又是如何向前伸延的呢？如果我们没有忘记，中国最初并不是共产主义思 想的故乡；如果我们还记得1920年代初组织起来的中共党组织开始只有几十个人；如果我们注意到共产党在二十八年的漫长革命生涯中几乎始终处于强大敌人的 压迫之下，我们就应当想到，这样一种革命并不是中国自身发展的必然产物，它的成功也不可能一帆风顺，它必定经历了许许多多的曲折与牺牲。也正是在这许许多 多的曲折与牺牲中，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毛泽东，才逐渐摸索出了一条通向成功的道路。

中国革命的成功，正如它所经历过的种种失败一样，有 着各种各样的具体原因。多少年来，人们多方探讨过它的内部原因，分析说明过国内社会、阶级、党派集团以及各种经济、政治、文化条件对于中国革命的影响和作 用。但是，作为一个专门的课题，我们对于外部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对于中国革命的影响和作用，似乎还缺少系统和深入的讨论。事实上，我们都知道，无论是共产主 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还是共产主义事业在中国的生长和发展，都是一定的国际环境的产物。离开了特定的国际环境和条件，基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任何一种革命 的成功和失败都是不可想象的。

比如，我们可以试问：为什么五四爱国运动之后，极少数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会把共产主义，即革命的社会主义这 种外来文化，看成是救国的不二法门？为什么中国共产主义者最初要按照俄国共产党的模式建立中国共产党并确立自己的奋斗目标？为什么中国革命者会主动要求接 受来自外国共产党人的帮助、指导，乃至于经费援助？为什么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策是出自一个外国人的主张，而整个合作的进程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外国的顾问或外 国的代表人物来规划和设计？为什么中国革命会一度提出一个连中国革命者自己都不能弄得很清楚的“苏维埃”革命的口号？为什么无数中共革命者为之奋斗几达十 年之久的“苏维埃”的革命形式竟会被永远地放弃？为什么扭转中共和红军命运的西安事变，其发生和解决都与苏联密切相关？为什么毛泽东要争取独立自主，又坚 持以莫斯科为世界革命的“总司令”？为什么中共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一度会把美国参战视为中国革命的最大威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把美国看成是自己实现阶级 革命目标的一种助力？为什么毛泽东战后一直反感斯大林“不许革命”，最终却还是走上了向苏联“一边倒”的道路？

与此相关连，我们似乎更应 当试问：把中国的革命和解放建立在与外部影响因素互动的基础上，这种情况在不同的时候，在不同的条件下，对于中国革命发生了怎样的影响？中共的政策策略、 路线方针，乃至于组织建设、人事安排，受其制约的程度究竟有多大？1940年代中共与共产国际及其国际无产阶级领导中心苏联关系之若即若离，是否意味着中 共的意识形态及其思想观念发生了重大改变？中共抗战后期对美国人做出的种种表示，是否影响到了他们的革命目标和政策？中共战时和战后的道路选择，无论左 右，其最终的取向是否始终不曾离开过俄国式革命的理想？总而言之，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不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它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受国际环境支配 的？而国际环境的变化，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革命的进程？

我们都知道毛泽东讲过的这样一个观点，即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外因是通 过内因起作用的。但是，历史的辩证法还告诉我们：任何事物至少都存在两个方面，它们往往也互为因果，即不管什么样的内因，总要通过外因才能发生作用。比如 没有适当的温度，鸡蛋也不能孵出小鸡来，而鸡蛋距离热源的远近，热源本身的变化，以及整个气候条件对于热源温度的作用等等，都可能对鸡蛋的孵化过程产生直 接的影响。具体到20世纪共产革命的问题，一个十分简单的事实是，距离苏联较近的国家，形成社会主义国家的较多，而距离苏联较远的国家，形成社会主义国家 的较少；同样，在革命和战争时期，社会主义国家出现较多，而在和平发展时期，社会主义国家出现较少。这种情况清楚地告诉我们，外部原因不仅在发生作用，而 且有时可能还有决定性的意义。

中国之所以会不断发生革命，这无疑是由中国社会的内部原因决定的。但中国革命究竟将要达到何种目的，这又是 与整个外部世界的形势和条件密不可分的。中国的共产革命之所以会从1920年代开始，而不是从1905年开始或1911年开始，显然是与俄国1917年十 月革命的成功和1919年第三国际成立，布尔什维克开始对外输出革命的情况密不可分。毛泽东所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就高 度形象地概括了这种关系的本质。它告诉我们：中共所领导的这场革命，就其基本内容和方向而言，都是得益于俄国革命性质的影响和规定的。恰恰是由于中共与苏 联和共产国际之间存在着这种特殊关系，由于来自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理论、政策和策略的指导，由于后者对于前者的援助乃至干预，中国革命才走上了今天我们所看 到的这条通向社会主义的艰难曲折的漫长道路。

当然，我们不是外因决定论者。何况，中国革命的成功归根到底还是由中国人实现的，因此它不同 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不完全取决于包括苏联在内的外国干预。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办，而不能由共产国际那些管中国问题的外 国人来办。事实证明，完全依照苏联人的方式来处理中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所面临的种种复杂关系，多半都是不能成功的。在中国革命最初的十几年里，共产党人 所经历的种种挫折无疑都与太过依赖于莫斯科的做事方式有密切关联。但结果，不论苏联在中国革命身上投入了多少钱财和心血，中共都无法完全按照苏联人的意志 去发展自己，因此也无法真正实现莫斯科所制定的革命目标。

中国共产革命，从完全背靠莫斯科，坚持世界革命，公开主张保卫苏联，争取百分之 百的“布尔什维克化”，到逐渐相信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信中国居于美苏之间，完全可以特立独行，曲折地走出了比较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然而，尽 管如此，抗战中它还是不能不受制于盟国政治和军事发展变化的左右，抗战后它一样无法摆脱美苏冷战格局形成所带来的影响，外因仍旧在起作用，而且其作用丝毫 不比内因的作用来得小。因此，无论是从意识形态，还是从历史联系来看，在整个国际大气候、大环境中，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人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越紧密，它考 虑和制定中国革命策略的因素就越复杂，其成功与失败的机会也会同时存在。通向成功的道路注定了充满荆棘。

从中国革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来考察中国革命的发展过程及其策略变化，是本书写作的目的。如果我的这种研究能够使读者加深对中国革命曲折性和复杂性的了解，并注意到中国革命产生和发展背后的国际政治背景，和它们之间存在的种种因果关系，那么，我的目的就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