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 污蔑陷害易 平反昭雪难（牛虻）
温故而鉴新。近日，大会期间，老夫陆续发出了有关中共早期领袖、烈士瞿秋白的四篇博文。它们是《中共领袖中的烈士--瞿秋白》、《瞿秋白女：父九 泉下仍遭莫大凌辱》、《周恩来：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周恩来—怎忍对瞿秋白下口》。今日，将发出此系列最后一篇，谈谈“文革”后，党内外为瞿秋白平 反曲折而艰难的工作。
尽管前四篇博已大略讲到“瞿秋白冤案”“前因”，本文将着重在“后果”处着笔，但为了方便各位，我还是在此文开始处，再简略提一下“瞿案”前因……
中 共建国前，瞿秋白自1935年6月被杀害后，则一直被党内尊为英雄和烈士。他的家乡常州从1953年起筹建瞿秋白烈士陈列展览，1959年展出；而后，又 准备瞿秋白故居陈列展。1964年，瞿故居接纳参观。但不久，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在南京——传达毛泽东对《李秀成自述》和瞿秋白《多余的话》批评后，陈列 即停办。
瞿秋白1935年慷慨就义，当了29年中共的烈士，却在1964年，再次遇到他死时高呼“万岁”组织领袖的质疑，而这种质疑，最后又发展到否定、批判、直至——掘墓戮尸，这其间，是有一个历史背景的。
1962 年香港出版《瞿秋白传》，书后附录瞿的《多余的话》。1963年，《历史研究》4期发表戚本禹《评李秀成自述》，斥李秀成为叛徒。学术界对戚文反映强烈， 意见反映到国务院。在周恩来过问下，中宣部约二十多位历史学家讨论此文，与会者严厉批评此文歪曲历史。中宣部表示赞同，认为戚文站不住脚、理论错误，政治 有害。
但，在1962年中共“七千人大会”遭到党内质疑的毛泽东，为了再度强化个人权威，重执党内斗争主动权，又别有用心的重提 “阶级斗争”概念！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节点处，毛先在《瞿秋白传》看到《多余的话》，继而又在《历史研究》看到戚本禹《评李秀成自述》文，毛于此两者中 间，终于发现他想要解决“党内叛徒问题”的突破口。于是，便有了后来流传甚广的“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终，不足为训”的最高批示。毛发问：“《多余 的话》看不下去，无非是向敌人告饶，自首叛变。为什么不宣传陈玉成而宣传李秀成？为什么不宣传方志敏而宣传瞿秋白？”
此后，就是 当年曾为瞿秋白亲密战友的周恩来在“文革”中的多次放水，将30年代与之并肩战斗的亲密搭档定性为“叛徒”，并“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去”！于是，就 有了红卫兵的“掘墓戮尸”，连瞿早已死去的父母之墓也一并毁之。整了死的还不够，又把活着的瞿秋白女儿打成“叛徒、军统特务、苏修特务、国民党员”，关了 十年“牛棚”，将瞿夫人打成“历史反革命”，扔进秦城监狱，直到死前三天才放出来“保外就医”！——唉，行笔至此，老夫想起了还是在小学课本里学到的一个 词，那就是——罄竹难书！
1976年，随着周、毛离世，无比荒唐的“文化大革命”，终于走到历史尽头，毛麾下的“四人帮”也终于——灰飞烟灭。此后，“瞿秋白冤案”平反，才得以走上艰难而又曲折的道路。
1979 年3月，16年前曾发表戚本禹评李自成文的《历史研究》，又发表了社科院学者陈铁健《重评“多余的话”》一文，公开为瞿秋白平反。此文一出，立即轰动，因 为此时中共11届3中全会虽已召开，一些冤假错案也开始平反，但刘少奇、瞿秋白等一些重大案件尚未平反。于是立即有人对陈文进行“大批判”，东北一家省报 用了整版再批瞿秋白。这些批判之文，仍坚持领袖标准，口气严厉。陈铁健要求著文反驳，但被拒绝。
1979年6月，陈铁健到福建参 加学术讨论会，主持者执意要他讲瞿秋白，然后则对他进行事先准备的“围攻”。但就在陈被“围攻”两天后，社科院却转来中纪委通知，要陈铁健即日赴沪，与 “瞿案”复查组会合，参加复查，此时会议论调又为之一转，改为庆贺。7月1日，陈见中纪委“瞿案”负责人，旋即参加复查工作。
瞿 秋白亲属在粉碎“四人帮”后，多次写信要求为瞿恢复名誉。中纪委在1979年春成立“第八组”，复查“瞿案”。瞿胞妹、79岁瞿轶群写信给中纪委第一书记 陈云，要求为瞿恢复名誉，修复“文革”被砸瞿母之墓。陈云当年5月20日批——“耀邦同志：此信请你阅批”。2天后胡耀邦批“瞿秋白同志要在明年给他一个 公正的评价，请现在就搞材料。此信中的要求合理解决。请陈野苹同志办”。陈野苹（中组部常务副部长）批：“请鹤寿同志阅后再转中纪委第八组”。这样，“中 纪委第八组”于1979年6月开始了“瞿案”的复查。
1979年6月18日，在瞿秋白就义44周年之日，中纪委书记王鹤寿、秘书长魏文伯首次约见瞿秋白女儿瞿独伊，希望她相信中央一定会做出正确结论。
其后，“中纪委第八组”在上海、杭州、南京、常州开始了紧张的调查工作，与瞿多位亲人见面访谈，并访问当年高层知情者，举行一系列座谈会，以下转载部分高层人员的访谈资料……
周 扬1979年8月对“第八组”谈话时说道：戚本禹评李秀成文发表时，我不知道，没有看。有一天看戏，总理问我看过戚文没有，我说还没有。总理说你要看看， 过问一下。现在台湾也在反对太平天国，这么样一个历史人和物翻案，怎么也不和中宣部打个招呼？弄得阳翰笙的戏（指《李秀成之死》，写李秀成征战，太平天国 灭亡）也不演了，博物馆也停了（英国送来一把剑刻有李秀成名字，文章一发表引起全国反响，剑也收起来了）。
我看过戚文后，在中宣部召开一个会，意思是戏还要演，文章作为学术讨论，大家可以发表意见。范文澜、郭沬若、刘大年都对戚文有不同意见。刘大年根据我的意见写了一篇文章，尚未发表。文革就批判刘大年、周扬为叛徒李秀成辩护……
我问陈伯达，对李秀成怎么看。他说李秀成还不是为了保他部下。陈是为李辩护的。陈伯达又说，瞿秋白不也写过一个自述吗？陈说是黄敬（俞启威，江青当年同居对象）告䜣他的，因为黄敬被捕后也写过这种东西。
我 见到江青，向她说起黄敬说瞿秋白写过自述的事。江青说：“什么自述，他（黄敬）根本就是自首分子，所以我才和他离开的”。我见到主席时，把对李秀成不同看 法向主席汇报，主席一言不发。以后江青见到我说：“主席认为李秀成是‘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终，不足为训’！主席关照不要告你，但我还是告你了。”
我 又见主席，主席第一次对我那么生气地批评了我（他从来总是表扬我，没有批评过）。他说：“范文澜、郭老，还有你，你们都为李秀成辩护。你这个人没办法，你 是大地主阶级出身，本性难改……”（其时毛“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决心已下！而周扬哪知，以致毛大为光火——牛虻注）。我当时听了很难受。总理在一旁承担 责任说他有错误（因为是总理要我过问的）。我说还是我的责任。这时主席也提到了瞿秋白。我问主席看《多余的话》没有，主席说：看不下去，无非是向敌人告 饶，自首叛变。为什么不宣传陈玉成而宣传李秀成？为什么不宣传方志敏而宣传瞿秋白？
陆定一1979年4月对第八组谈话时说道：三 年困难时期，有一股很大的为彭德怀翻案力量。我给总理写信说：彭德怀反对毛主席是错误的。总理告诉我，他把我的信在政治局传阅了。这时有人提出彭德怀有 功，军事上行，演出《李秀成之死》是为彭德怀翻案。我认为这是攻击主席。63年64年，香港国民党杂志，又把《多余的话》登出来了。有一次在人民大会堂， 有毛主席，有总理，还有我，三个人，怎么谈起的我不记得了。我向他们报告说瞿秋白《多余的话》在香港那里又登出来了。毛主席就要看，我就拿给他了。……毛 主席看后对我讲，以后少纪念瞿秋白，多纪念方志敏……他的话是那么讲的，此外就没有多的话了。周总理想把《多余的话》原稿找到，据我所知，没有找到。文化 大革命开始时，1966年总理派两个人问过我瞿秋白事，我就把以上情况再一次报告了他。
戚本禹1979年6月在秦城监狱的交代材 料里说道：1963年，我写了《评李秀成自述》。写的目的是说对人的评价应看到功劳，也要看到晚节，晚年反对毛主席也不行。这是决定我对《海瑞罢官》的态 度。我投入文化大革命，犯错误，都不是偶然的，是有历史根源的。我的文章发表后，全国都知道，斗争是尖锐的。当时周扬批评我，他骂我很厉害，翦伯赞也反对 我。这时我与江青就有接触了，她批了一个材料给我，我也不知道她是赞成我，还是反对我。那时我跟田家英很好，田也支持我的文章。江青叫我去，田家英说你要 去，她是中南海首长。我去了，江一开口就说你给党做了重要的事情，毛主席表扬了你，他很满意你写的文章，你可别骄傲。又说主席叫把《李秀成自述》原文影印 本给你，叫你继续作战。我说现在还开会围攻我，她听了大发其火，说她向主席汇报。这次接见是决定我以后跟她跑的原因。在我困难时，她代表主席支持我，叫我 再写文章，要快写，这是1963年底的事。
看到戚本禹这篇交待材料，陈铁健和第八组感到有些事情要进一步查清，1979年秋到秦 城监狱再次提审戚本禹，问他写《李秀成自述》是否涉及瞿秋白。戚说1963年他写批判李秀成文章，开初只是认为中国“防修反修”，可从近代史上找到同类例 证，影射彭德怀晚年反毛也是“晚节不终”。1963年底，江青找他谈话，说主席认为党内叛徒问题长期未能解决，你的文章提出这个问题，为党立了一功。你要 继续写。可以请教康生的“九评”写作班子。
戚写完第二篇文章，到钓鱼台找康生。在饭桌上，康生要戚不必跟着批评观点跑，要高屋建 瓴，抓住要害予以反击，务使对手无还手之力，如此，才能置对手于死地。1964年，戚本禹第二篇文章《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发表，明确提出叛 徒问题，从李秀成、汪精卫到彭德怀，从伯恩斯坦、考茨基到赫鲁晓夫，大批特批，其势汹汹，在全国引起更大震动。
其实，公安部关于 瞿被害调查，早在1954年湖南公安厅上报公安部参与杀害瞿秋白案犯材料时，就已开始。同年10月，公安部组织专门力量查办。经过十年严密调查侦审，于 1964年10月完成《瞿秋白烈士被害问题调查报告》。证据确凿，事实清楚。当时中央决策者，完全可以据此做出瞿秋白在狱中对敌斗争坚决、从容就义的结 论。而这时正是常州瞿故居陈列被下令停办之后两个月（请注意，此前2个月说明中央已经内部指令——牛虻注）。又过两个月，1964年12月，北京军事博物 馆、历史博物馆依据中宣部向中央的报告，将陈列中的瞿秋白、项英、博古、谭政、甘泗淇、袁国平、彭雪枫、陈光等人名字和形象文物完全除掉。历史事件的真 伪，历史人物的沉浮，就这样被党内高层为了某种目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玩弄于股掌之中。
首发为瞿平反文的陈铁健认为：“刘 少奇的叛徒、内奸、工贼三顶帽子，公开判定于1968年8届11中全会，而其张网以待的秘密部署应不晚于1962－1963年间。”因为“大跃进”导致数 千万人饿死，面对灾难，毛泽东和刘少奇对中央指导方针和政策举措正误的评判，存在巨大差距。毛始终认为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错误微不足道。刘 则认为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特别是1962年召开的党内“七千人大会”，使毛极为不满。
“文革”开始后，全国开始大批瞿秋 白。瞿母金衡玉1916年因贫债交逼自杀，葬于常州，1967年1月，其墓被红卫兵砸毁。1967年2月，八宝山瞿秋白墓像被砸。5月，瞿墓被毁。瞿父瞿 世玮1932年在济南贫病交加去世，也被红卫兵砸墓平坟。1972年中共发了12号文件，文中提到“瞿秋白在狱中写了《多余的话》，自首叛变了”。
经 过大量调查，“中纪委八组”1979年起草了平反文件，拟提交11届5中全会。1980年1月，中纪委2次会议在京举行。会议修改了提交中央的《关于刘少 奇、瞿秋白同志的复查平反报告》等文件。2月中共11届5中举行，但遗憾的是这次全会只通过为刘少奇平反，而对瞿秋白平反——则未通过。
虽然瞿秋白平反未过，但在5中全会3次会议上，当有人提到如何评价瞿时，邓小平则明确指出：“历史遗留问题要继续解决。比如这次会议上提到的瞿秋白同志，讲他是叛徒就讲不过去，非改正不可。”
尽 管会议为瞿平反未过，但实际已经平反。1980年6月，中国文联、作协和社科院联合举行座谈会，纪念瞿秋白就义45周年。会议由作协副主席贺敬之主持，中 宣部副部长周扬讲话，高度赞扬瞿一生。第二天，中组部老干局、社科院研究生院、中纪委八组负责人及瞿和亲属瞿独伊等人，在八宝山瞿秋白被砸墓碑残基前，敬 献了中共的花圈。
1980年10月，中共发出转发中纪委《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就义情况的调查报告》，结束了此案复查工作。该“报 告”明确宣布：“《多余的话》文中一没有出卖党和同志；二没有攻击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三没有吹捧国民党；四没有向敌人乞求不死的意图。”“客观地全面 地分析《多余的话》，它决不是叛变投降的自白书。”
此报告标志着对从1964年就开始罗织的“瞿秋白自首叛变案”正式、彻底平 反。1982年9月，中共召开第十二大，中纪委在工作报告中说：“对所谓瞿秋白同志在1935年被国民党逮捕后‘自首叛变’的问题，重新作了调查。瞿秋白 同志是我们党早期的著名的领导人之一，党内外都很关心他的问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经过对他的被捕前后的事实调查，证明瞿秋白同志在被捕后坚持不屈不挠的 斗争，因而遭受敌人杀害。”
唉，这就是1935年后的瞿秋白的命运！正可谓：烈士廿九年、叛徒十六载。不知，瞿秋白的故事，在今后的中共党史上，还会——演绎吗？
选择“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选择“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