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沦陷时期周作人的污点和亮点】
作者：陈漱渝
··周作人沦陷时期的立场和表现虽然并不能掩没他“五四”时期的光芒，不能抹杀其上世纪 30年代散文创作的成就，也不能抹杀他晚期翻译日本、希腊文学和提供鲁迅史料之功，但这一段经历却是他人生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环。这相当于人胤体发胤育过 程中一个无法割裂的阶段，前有因，后有果……周作人沦陷时期的立场和表现虽然并不能掩没他“五四”时期的光芒，不能抹杀其上世纪30年代散文创作的成就， 也不能抹杀他晚期翻译日本、希腊文学和提供鲁迅史料之功，但这一段经历却是他人生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环。这相当于人胤体发胤育过程中一个无法割裂的阶段， 前有因，后有果。
··记得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胤央文献研究室对《毛泽胤东著作选读》的部分注释进行了修订。此时有人发表文章说：“中胤央对周 作人的评价改变了，要为他平胤反了。”有些报刊也信以为真，公然断胤章胤取胤义，宣布毛选注释不再提及周作人曾在抗战时期出任伪职之事。影响更为恶劣的是 竟有人发表了《关于周作人的一些史料》，公然说周作人不是汉胤奸，他站到前台出任伪职是中国共胤产党方面的意见。这样一来，曾经身着日本军装威风凛凛公开 亮相的周作人摇身一变，俨然以共胤产党的地下尖兵现身了。这组所谓“周作人史料”不仅蒙骗了大胤陆的不少读者，而且在海外也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杂文家 牧惠在谈到当时的文化背胤景时指出：“十一届三中全胤会以后，文艺界、历胤史界眼界开阔了，思想活跃了，提出了好些新问题、新评价，与此同时，也不可避免 地带来一点混乱，一些未必正确、未必可以接受的观点。把鲁迅的成就和作用贬得低而又低，甚至替周作人的汉胤奸罪名翻案，就是其中之一。” ··我当时感到，如果任凭“共胤产党让周作人当汉胤奸”、“共胤产党邀周作人去延安”之类的说法在海胤内胤外泛滥，就不可能真正使周作人研究步入健康的学 术轨道。于是，我所在的鲁迅研究室在1987年11月12日召开了一次“敌伪时期周作人思想、创作研讨会”。与胤会胤者除专胤家学者之外，还有敌伪时期跟 周作人有过接胤触、交往的人胤士，共四十余人。中胤央有关领胤导部门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动向十分关注。胡耀胤邦同志十分谦虚地表示，他读书不多，对周作人不 甚了解，特派当时在中胤央统胤战部任职的陶胤斯胤亮同志来馆了解情况。中胤央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对这次会胤议所取得的成果也给予了积极评价。
··由于时间关系，这次会胤议不可能对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但在两个主要问题上基本达成了共识。、
一、 周作人出任伪职决非中国共胤产党派遣。 1938年至1942年，也就是周作人正式附逆的这一段时间，中胤共北平特委书胤记是王定南。面对谣言，他发表了以下严胤正胤声胤明：“我胤党抗日政策是 反胤对任何人去任伪职。就周作人来说，他是已经任伪职的人，再活动当教育督办是从已任的伪职再向胤上胤爬，而不是破题儿第一遭任伪职。即以何其巩、张胤东 荪二人向我谈出任伪教育督办的话，周作人、缪斌二人，无论谁出任教育督办，都对中胤华民胤族有危害。”这就断然否定了周作人当汉胤奸“是共胤产党的意思” 的奇谈怪论。有人提供的“史料”说潘汉年同志曾指示地下党对周作人的《中国的思想问题》一文进行声胤援。实际上潘汉年是如何看待周作人的呢？在《身在曹营 心在汉》一文中，他反驳了周作人的抗辩内容，明确指出片冈铁兵宣布他为“老反胤动作家”不能成为他不成其为汉胤奸的反证。在《周作人的思想根据》中，潘汉 年又通过周作人的《岳飞与秦桧》、《关于英雄崇拜》两篇文章，说明他堕胤落为汉胤奸绝非偶然。周作人在1935年就“完全否定了岳飞的主战为忠，同时也否 定了秦桧的主和为奸”，就已经埋下了他成为汉胤奸的伏笔。潘汉年讽刺道：“可惜的是他在此次公胤审的时候，没有引用这两篇文章来为自己辩白，拉扯什么营救 地下工作者和保存文化，毕竟还是缺乏勇气做秦桧吧。”由此可证，潘汉年对于周作人附逆的态度是声讨，而不是声胤援。其实，周作人附逆的原因，他本人表述得 清清楚楚：“关于督办事，既非胁迫，亦非自动（后来确有费力气去自己运动的人），当然是由日方发动，经过考虑就答应了。”如果他附逆确系中国共胤产党推 动，解胤放后他岂有不表白之理？至于他附逆的主观动机和客观因素，已有许多专文论述，有人说是基于对人生和民胤族的双重悲观，有人说是基于在“自利利他主 胤义”掩盖下的极端个人主胤义，还有人说是生活无着和家庭拖累……见仁见智，纯属学术探讨问题。但此次会胤议之后，把周作人附逆说成是共胤产党鼓动的观 点，在学术界可以说是没有市场了。
二、周作人黑胤暗生涯中的若干亮点。
历胤史人物和历胤史事胤件往往具有复杂性，不能作简单化判断和表述。同样是汉一奸，其劣胤迹的性质和程度各有不同。在周作人出任伪职的黑胤暗生涯中，也的确存在若干“亮点”，主要是：
1.保管北大校产，增建北大校舍，保管北图图书。
七 七事变之后，北大南迁。当时的北大校长蒋梦麟曾委托周作人、孟森、冯祖荀、马裕藻等四教授保管校产，月酬五十元。但周作人堕胤落为汉胤奸后北大即停止与之 合作，津贴也随之取消。经调胤查核实，沦陷时期的北大增添了74051册图书，包括购置清藏书家李木斋存书，比原藏书多了四分之一。与此同时，北大还增建 了一些教学楼。周作人出任伪华北教育督办期间，还代胤理北胤京图书馆馆长一年。在此期间，北图所藏报刊均称完好。承认这些事实，是当年国胤民党法庭为周作 人减刑的主要依据，但这一“亮点”并不能改变周作人“汉一奸”的性质。同受蒋梦麟委托，孟森、冯祖荀、马裕藻均未出任伪职，可见保管校产不能成为附逆投敌 的理由。
2.帮助李大钊烈士遗属，营救抗日地下工作人员。
李大钊是周作人《新青年》时代的故交，就义后其遗族生活窘迫。周作人 “感念存殁”，不仅多次为其出售藏书，而且帮助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李光华就职、就读。李星华1940年带光华和一个孩子去延安，周作人为他们代办了“良 民证”，并预支了两个月薪水，使他们得以成行。对于李大钊的另一女儿炎华及其丈夫侯辅庭，周作人也予关照。《庸报》记者郭健夫（后改名高炎），系中共地下 党员，周作人虽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但他1942年6月被日寇逮捕之后，周作人曾出面营救，使他提前两年零两个月假释出狱。周作人还提出，他营救过的国民 党地下工作者共六人：张怀、董洗凡、英千里、杨永芳、沈兼士、刘书琴。但国民党法院调查取证，最后落实的只有张怀、董洗凡二人。英千里没有承认受过周作人 的营救。杨永芳是周作人的女婿，他的证言未被法庭采纳。而且营救张怀、董洗凡并非周作人一人之功。那是在1944年3月，日寇在华北发动大检举，被捕者多 达八十余人。1945年4月，曹汝霖等平津士绅三十余人联名向日军驻华北司令部保释，周作人是联名者之一。虽然周作人这样做并非出自共产主义的信仰和抗日 的信念，而主要是念旧怀友或某些尚未泯灭的正义感，但无论如何这些事情毕竟还是应予肯定的。
··承认周作人在沦陷时期有若干“亮 点”，还牵涉一个对这些“亮点”如何恰如其分进行估计的问题。从1939年1月至1945年8月，在这短短的六年中，周作人担任的各种伪职名目竟达三十种 之多。周作人曾撰文鼓吹“大东亚主义”，制造汉奸舆论；参与改编教科书，推行奴化教育；直至日本无条件投降后，还出席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宴会。这充分说 明，周作人并不是什么“文化抗日者”，并没有全面抵制奴化教育，反而在文化领域内有着斑斑劣迹。有人认为从“道德论”的角度周作人虽有污点，而从“效果 论”的角度则应对周作人予以肯定。这是对周作人沦陷时期的“亮点”作了不恰当的夸大。正因为周作人曾经是一位在中国文化界独树一帜并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的 作家，所以从苦雨斋的屋顶悬起太阳旗的那一天开始，他给中国文化界带来的羞辱就是不可计量的，其负面效应也是难以估量的。还有人以德国思想家马丁·海德格 尔为例，说明不能把个人道德节操看作衡量一个人价值的绝对标准。这种看法当然不能算错。正如同没有人否定海德格尔作为思想家和学者的存在，也没有人否定周 作人五四前后对新文学的贡献和《语丝》时代的积极态度。但海德格尔在纳粹德国时期当过弗莱堡大学十个月的“短命校长”毕竟是他的不幸和迷误，跟周作人的不 幸和迷误比较起来，海德格尔真可谓是“小巫见大巫”了，所以不能以此为例说明中西方的“道德论”有什么不同。
··前不 久，友人忽然寄来了发表于2000年的一篇文章：《关于“周作人史料”的争议问题》，作者葛鑫。这篇文章一开始就抬出了中一共中一央文献研究的负责同志， 说他们当年修订《毛泽一东著作选读》中有关周作人的注释是为了纠偏。特别是在涉及周作人的历一史问题时，将“投降日寇”改为“依附侵略中国的日本占领 者”，“纠正正文中某些缺乏事实根据的不正确断语”。
··为了澄清这一问题，我于今年1月18日上午十时电一话采访了原 中河蟹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一任龚育之同志。他明确告诉我，葛鑫摘引的《〈毛河蟹？泽一东著作选读〉新编本的特色和意义》一文是由他执笔的，跟逄先知同志联一 名发表于1986年9月9日《人？河蟹？民日报》。他说：“当时中河蟹央负责同志只是对修订毛选注释有一些原则性的指一示，根本没有具体涉及周作人的历一 史问题，更没有任何领一导人说过周作人跟共河蟹产河蟹党有联一系。我们只是感到过去的注释承担了过多的任务，所以当时在修订工作中只突出跟原文有关的内容 而不作全面评价，注文也力求全面地客观地反映人物的主要情况和经历，避免下过多的政河蟹一治断语。后来有人对周作人注释条目断章取义，只引前一部分，说他 是散文家，而有一意抹杀后一部分揭一露周作人附河蟹？逆的内容。这不符合我们的原意。有人说中一央某领一导要给周作人平一反，这是毫无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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