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西路军历史的因缘 序 zt

我与西路军历史的因缘 序

六年前，初上和讯时，我曾发表了两篇关于西路军的文章。在和讯网上获得了很大反响。收获如下： 《谁毁灭了红四方面军西路军？》 [2006-08-09 13:57:52] 阅读(14) | 评论(0) 西路军战俘的不同命运 [2006-10-04 14:41:24] 阅读(24923) | 评论(65) 如果加上在凤凰网，天涯社区等国内大小十余家网站的网友转贴，其实际点播率都在数十万以上。可以负责任地说，作者的史事性的文章，都是写实的作品，没有任何虚构的部分。史论的文章，一般也不重蹈前人的窠臼，拾他人的牙慧，而是另辟蹊径，独树新见。所以，有时候，不被受检文字认可，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并不意味这作者轻率为文，缺少功力和内涵。至少，作者从来不以噱头和吸引眼球取胜。也不以爆炸性的手段故弄玄虚，赢得所谓的点击率。但作者明白自己的写作存在着潜在的价值。和那些今天吸引了点击率，明天成了一堆垃圾无人问津的文字比起来。自不可同日而语。正因为有这点自信。相信还是有识人之明的睿智者在。所以，无论新创还是修订发表，作者的参赛文章大都能获得国内大赛奖项，这次，为应河西走廊西路军历史研究，轶闻、逸事、回忆，史论散文诗词国内外大赛之约，将上述两篇内容加上部分补充，修订为新作《我与西路军的因缘》一文，即获得大赛二等奖。故特此刊出，以飨读者。 我曾是一个爱看书的童子，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已经在读厚厚的《中国青年英雄的故事》《铁道游击队》和父亲作为先进工作者的奖品《把一切献给党》了。父亲从西安调到青海西宁后，我转入大同街小学读书。在班主任马玉天的书架上看到了《红一方面军长征记》，就生方设法，从老师那儿蹭来读。其中，作为一方面军后卫的五军，后来参加了远征新疆的西路军，我开始知道了长征后期的这段插曲。直到陆续读了父亲拿回来的《红旗飘飘》1-14期，以及大哥读的《星火燎原》以后，从程世才（中将、三十军军长）、李天焕(中将，西路军高级将领)等人的回忆录中，我才知道，长征历史上还有那样一段惨烈的故事。都是张国焘的逃跑主义，和另立中央的企图造的孽。当然，对她的真实的复杂的政治军事原因，根本不甚了了，只是一头雾水。 使我加深了对西路军的认识的是母亲的介绍，和我们家的西路军妇女团的长辈（西路军战俘）。母亲做针线，哄小妹睡觉的时候，会给坐在她身边的我们讲故事——她读的古典名著，逸闻轶事，以及少女和成人后的历史见闻。见我在读西路军的回忆，就说她年轻时见过这个军队。因为那时，他家已经从陇南阴平搬到西宁，住小西门内的大同街，那儿，就是从大通过来，沿莫家路过南川河，进西宁城的必经之路。 外祖父春藻公是甘肃阴平人（今文县），因为是绵阳人女婿，清末参加四川保路同志会，为川督赵尔巽通缉，不得已亡命青海，因善文墨，通金石之学与医道，为州县小吏。到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叶，已在青海站稳脚跟，遂举家迁居西宁，就定居在小西门附近的大同街。过了几年，大约是1937年4月中旬，还是少女的我母亲正在家中刺绣，听兄弟们跑回来说：马家军从河西班师回来了，押回了许多红军战俘。闻讯，她随手拿了一个鞋底，跟着哥哥，一边纳鞋底，一边走出院子门，到街上去看红军。 军队是从扁都口班师回来的。从门源沿着北川河下来，经过莫家路桥，从小西门进来，穿过大同街出北大街，拐向大什字，从那儿就可以通向东大街、东关。 只见马家军荷枪实弹，押着一队红军战俘，已经从小西门进入街市。西宁四月，虽是春天，却乍暖还寒，人们还没有脱去冬装。但是战俘们却赤着脚，靸着破鞋，衣衫褴褛，一个个瘦骨嶙峋，蓬头垢面，其中也有不少步履蹒跚的伤病员。队伍拖了很长，哩哩啦啦地、沉默地走着。到最后是一队女兵，年龄都不大，十五六，最大的也就是二十余岁，惶恐而无助，望之，让人可怜。 街头，父老乡亲们议论着、叹息着，这个军队没吃没穿，都是娃娃，打什么仗，怪可怜的！听说从四川过草地到河西，被军队包了饺子，只跑了头头徐向前。 后来，又进了几批战俘，就见年轻的马步芳，骑着一匹黑马，几乎天天趾高气扬地从北大街跑过，后面跟着气喘吁吁的勤务兵。再后来，听说男战俘，一部分编入了新二军，一部分编入了南部边区警备司令部。当官的都被拖到小南川活埋了。而女兵嘛，漂亮的编了个歌舞团，几乎定期给军官们跳红军舞。其余的都被马步芳赏给了大小军官，作老婆或姨太太去了。到后来，母亲随少女们也去湟中大厦看过红军表演，跳得还蛮好的。 很快，我对西路军的认识，由想象变为了感性。因为后外祖母的侄儿媳妇，就是一个女红军。高大的表舅，是一个马家军军官，从征河西，也分了一个女战俘，长得还不错。伊只知道自己是四川宣汉人，至于宣汉在哪里，怎么走，伊就如云里雾里，一头糨糊，不知道了。 外公70大寿和四舅结婚的时候，我在外公家见到了那位红军姨娘。四十岁上下，人很端庄，戴着青海西宁旧日妇女们长戴的圆型黑丝绒帽，一身黑色衣裤，只是上身罩着一件绸缎马甲。伊不多语，一来外公家，就带着十几岁的女儿，躲进厨屋，要么坐在小炕上，要么帮厨，也不应对亲朋宾客。解放都好久了，没有人来证实她的红军身份，也没有人给她政治荣誉，生活保障。她的荣辱系于夫家，成分待遇都看夫家。只有我们，亲戚们都知道她是红军。不过，大家除了好奇，就是同情，说不上什么荣耀。我们就是个军人世家，外祖父两个儿子，一个曾是蒋介石的侍从副官，一个又是解放军劲锐39军主力师的政工干事；三个女婿，老大是青年军军官，老二是马家军骑兵，老三是解放军三军的军官。所以什么女兵，什么战俘，什么军队的军官，我们已经见惯不怪，习以为常了。 不过，好学的我，从此特别留心西路军的历史，几乎翻篇了能够找到的所有当事人的回忆录，可以条分缕析这段历史了。 1936年10月，红军三个方面军会宁会师后，担负左翼掩护任务的红四方面军第五军（原中央红军第五军团，过草地时，隶属左路军留滞红四方面军。过草地后与三十三军合并为第五军），第九军，第三十军于10月25日至30日，分梯次从甘肃靖远虎豹口一带强渡黄河，向河西走廊前进，史称西路军。目的有三：最初，是从中卫迂回，进行宁夏战役；政府军从西、北三个方向进围陕北后，宁夏战役无果而终，西路军改为向西运动，牵制西线政府军，确保中央安全；到后来，又改为西进河西，打通通向新疆的国际通道，以获得苏联的武器物资支援。至于张国焘逃跑，到新疆另立中央，那只是一种政治说辞（起码，张国焘不在军中）。1937年3月，经过千里跋涉，历经山丹之战、高台之战、临泽倪家营子之战的西路军终于在六倍于己的青海马步芳、马步青军阀的部队与民团的围剿下，全军覆没。仅有以三十军政委李先念为首的左支队四百余人到达新疆，副总指挥王树声为首的右支队，有零星人员化装回到陕北。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军三个方面军六万余人，至此损折三分之一。 历史没有如果，也不可能重来，但是可以演绎推理，吸取教训，索取真相。 孤军深入河西的西路军，如果趁马步芳大军尚未完成集结，民团也未完成动员，马步青骑五师做鸟兽散之际，丢开堡寨，一边筹粮，一边大步前进，可以在河西如入无人之境，强行军二十天就可到达星星峡，取得苏联装备给养，再回头建立河西根据地，扫荡增援河西的马家军。即完成了牵制西北四马（青海方面，马步芳新二军，河西凉州地区，马步青骑五师，中宁中卫，马鸿宾三十五师，灵武、银北，马鸿奎十五路军）、又完成了在河西建立根据地的任务，同时可以随时东返支援陕北。即令不取此策，也不应对叛属无常的西北四马存在任何幻想，搞什么围而不打，和平谈判，联合抗日。结果屯兵于坚城之下，靡费时日，给马步芳大军完成集结，倾巢出动，围堵河西走廊提供了全部时机。如果，以三十军迅疾攻克武威，灭骑五师，马步芳失去臂膀，独木也难以支撑。再以红五军守住乌鞘岭，九军急行军至张掖民乐守住扁都口，青海马家军在天险面前，只能望山兴叹，而无法奈何我军。此时，以三十军大部转战，扫清凉、甘、肃州的马家军，站稳脚跟，在河西建立根据地未尝没有可能。但是这一切可能都被中央军委朝令夕改，变幻莫定的电令磨灭了，西路军只有空腹单衣，与敌殊死搏斗在大西北酷寒的河西走廊，流血裂冰，伏尸盈雪，外无援军，内无粮弹，欲急进则不可，欲速退亦难行，等待他们的只有全军覆没一途。 2.18万人就这样在举棋不定、首鼠两端中崩溃了。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伤亡8000余人，被俘11600余人，散失在河西民间10000余人。这1 万余人的战俘，被押送青海西宁5600人，留在河西整训的有6000人。其中被张掖福音医院高金城大夫解救的有200余人，零散逃跑者不足百人。经过中共中央转托与马步芳有关系和历史渊源的西北上层各界人士和中共驻兰州、西安办事处的大力救援，约有八批，5000名指战员，被以各种方式救回陕甘宁边区(感谢河西人民，能够生还的西路军战俘，大多属于河西，那是在河西人民的救助下，和相关人士的援颊下，能够侥幸幸存而生还)。而送往西宁的5600名战俘，除2000名战士以青海新二军补充团名义于1938年5月在开往第一战区途中经我方反复交涉，迫使国民党当局移交给驻三原的八路军办事处外，余3600人（包括妇女400余人），除妇女外，大部分于青海被马步芳杀害。其中，5军军长董振堂在高台战死后，被马步芳割下头颅，报送南京，向蒋介石请功。九军军长孙玉清，被新二军二九八旅旅长马步康派团长马忠义解送西宁，软禁在东关马步康公馆，由参谋长韩得庆陪伴，1937年初夏，也被马步芳腰斩。三十军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身负重伤，被左支队坚壁在祁连山中，为搜山部队发现，也被押送西宁，被马步芳绑在大炮筒上，活活轰死。 西宁小南川河凤凰山麓，有一座面西的烈士陵园。上了山坡，进了陵园，是一座朱德手书的烈士纪念碑。烈士纪念碑后是一个面积广大的祭奠堂，堂两翼是红军烈士遗物展厅，堂后有一座砖拱矮墙的圆形墓丘，体积很大，宛若一座小山丘。这就是红军烈士万人冢。我当少先队员的时候，每逢清明，学校里每年都要组织少先队员们来此祭奠烈士。第一次来凤凰山陵园的时候，大队辅导员请了西宁沙石场一位姓郝的书记来给我们讲话。他是一个瘦瘦的，几乎两腮无肉，个子不算高的中年人，湖北话的底子，夹杂着点青海方言，总之是一口南腔北调。原来这万人冢里埋葬着近七百位西路军烈士。1937年夏，马步芳将从河西押来青海的战俘七百人，解往小南川河河谷，于入夜后秘密处死。刽子手没有使用枪支，而是用马刀，军镐，铁锹，将人砍的砍，刨的刨、削的削，杀死在预先挖好的大坑里。由于是夜间，暂时没有掩埋。郝书记后腰挨了一镐，当时栽倒在坑壁沿上，并没有断气。敌军走后，夏夜的雨露将他浸醒。他爬出深坑，慢慢直起身来，发现自己还能勉力行走，遂连夜逃到西宁东川，为一户农民收藏。养好伤后，隐瞒了来历，在东川乡间为人佣工，直至1949年，解放军3军贺炳炎部从民和进军西宁，才找到部队，重新参加工作，恢复了党籍。 望着那高大的土丘，看着展厅里残损的军衣、军帽、刀枪，炊具，煮吃后残余的皮带，带毒的野菜样板，我们激荡不安，悲愤而肃穆。但死者已矣，化为青山黄土，苟活者又如何呢？ 西路军共有妇女两个团，2000人。河西战死近千人，被俘后，被马步青赏赐给部下，或被蹂躏而死者500余人，散失在民间数十人，只有几十人或被救回，或是逃回。如谢觉哉的妻子王定国就是辗转反侧，逃到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得到解救的。而被俘后，备受磨难，费时三年，展转逃离虎口的另一个妇女团长王泉媛（前湖南省长王首道的前妻），因为离队时间超过规定，不被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接受，不得已嫁了个湖北小贩，回到故乡，凄凄凉凉，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西路军正名，才得到抚恤安置。 失散的西路军基本都在河西，陆续生还的名将（不包括去新疆的左支队）有王树声、陈锡联、秦基伟、刘瑞龙、黄火星、肖新槐、刘培善、肖传银等。而红四方面军川陕苏维埃主席，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熊国炳，倪家营子突围后，散失在民间。因为是地方干部，没有多少军队因缘（1933年在川北入党），本人也没有多少文化，故被遗忘了，在河西隐姓埋名23年，1960年，在饥寒中死于酒泉一个偏僻的乡村，如今连坟墓都早已堙没了。 山丹、高台、临泽、安西，跑散的西路军人员，大多就地融入民间，一半佣工，一半成为当地人的女婿，受到庇护，得以安身立命，尽管清苦，却也没有遭遇过分不公正的政治待遇，只保留着老百姓的身份。而青海落户的妇女们，就没有这样幸运。上世纪中后期，大哥从青海大学毕业，分配到化隆从事农业机械化工作，一年里有大半时间泡在化隆农村，见到了许多当地老人称之为蛮子红军的西路军被俘女战士。因为无论马步青的骑五师还是马步芳的新二军，其军官班底基本是化隆的回族和循化的撒拉族，所以，被马步芳赏赐给部属的西路军女战俘，大都散落在这里的乡间。到面上和点上社会主义教育的时候，这些女红军大多被揪了出来，成为逃兵和叛徒，反动军官家属，多数人被戴上四类分子的帽子，接受贫下中农监督改造。一个个凄凄惶惶，背地里向大哥诉苦，可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离开家乡的时候是一群啥事不懂的娃娃，没有文化，没有起码的地理知识，只知道跟红军走有出路。等到做了俘虏，命在人家手里，咋拨弄都成。嫁了人，也就认命了。 其实，中级以上军官，组织部门有名册，只要没死，上级会通过各种方式了解其下落，予以营救。如张琴秋（陈昌浩妻）、吴仲廉（妇女团长）、陶万荣（妇女团营长）1937年8月由国民党青海省党部特派员李晓钟解往南京，被在南京的中共和谈代表周恩来等解救。一般男兵，有幸编在壮丁、新兵、苦力营里，只要派上前线，就有机会脱逃或被解救。而沦落民间和虎口的妇女们，就只能等待上帝的安排了。 感谢徐向前和李先念，感谢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西路军正名平反，那些被俘、失散老红军才恢复了名誉，得到了抚恤，尤其是戴了三十年四类分子帽子的女战俘们。虽然她们大多数在饥寒中已经作古。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是非成败转头空……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但它毕竟是历史真实的一部分，我们不应当掩没它。这样才对得起死者在地下不安的灵魂，愿他（她）们摆脱沉沦，早升天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