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三年的罕见真实图片
昆明陈鹰军五世 ： 湖南贫农的女儿刘桂阳的叔叔家饿死了6人，剩下叔叔和2个堂妹。她把带去的4包共6斤高价饼干给了堂叔堂妹，亲人接了饼干就没命的一口气吃光，边吃边灌 水。第二天一早，堂叔和两个堂妹久饿猛吃猛灌水，都胀死了!1960年7月，她在皇宫北门外宫墙下高举“消灭人民公社，人民公社饿死我叔叔一家六口!” “打倒毛XX！彭德怀万岁！”两块牌子。
大跃进广西环江：亩产十万斤 饿死四万人
王定
４０年前，即公元１９５８年９月９日，广西环江县放出了水稻丰产亩
产稻谷１３万斤的“大卫星”。这颗全国最大的水稻假卫星，在一个正常年
景里，给环江县造成巨大灾难，党和政府的威信更是受到难以估量的损失。
自１９４９年末建环江县政权之始，直到１９５７年底反右，我是环江
县的任官，有责任就所亲见、亲闻及３０多年来搜集的有关资料，具书陈述，
并供后世查寻。
环江县位于广西西北部，总面积４５００多平方公里，居住着毛南族、
壮族、汉族、苗族、瑶族、仫佬族、水族、侗族等多种民族。山区人民敦厚
纯朴。环江是个产粮大县，畜牧业以养牛、养猪为主，农民有圈养黄牛的传
统。县内森林资源较为丰富，有大片的原始森林（只是在放水稻大卫星后两
个多月，环江又放出日产钢铁６万吨的大卫星，原始森林遭到严重破坏）。
合作化滋生弊端
土改后，农民分得了土地，生活有所改善，生产积极性很高。１９５３
年开始成立互助组，随即成立合作社，１９５４年春，全县还只有３个初级
农业社。１９５５年初，上级要求提高合作化的进程，在几个月内，多数农
户已加入农业合作社。遵照上级指示，１９５６年春，全县的初级社又全部
合并为高级社，共计有１０９个。
成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后，实行集体的生产方式和统一的分配制度，
这给环江的农民带来许多困难。尤其大石山区，一些居住分散的农户，为了
参加集体劳动，五更前便要起床，走两三个小时山路后才能到达劳动地点；
下午集体收工后，回到家中已近半夜。全家老少，叫苦不迭。秋后分配也出
现诸多问题，一个村屯收获的农产品，其它村屯农民都来参加分配，农产品
互相挑来挑去，疲于奔命，偏僻的村屯种出的粮食瓜茶，因路途遥远竟无人
收割烂在地里，造成了浪费。有的梯田田块小，集体劳动也极不易，有的人
形容一个蚂拐（青蛙）可跳过１２条田埂，田块太小，几头牛进去无法耕犁。
不合理的生产方式使农民难以适应，群众对此反映强烈。
包产到户、到组，县委遭改组
上述情况反映到环江县委，当时正好又接到上级要求整顿农业合作社的
指示，县委决定由我带几个同志下乡调查，其中有农业部长李坚和下南区委
书记韦明等几个干部，下到几个经营管理问题较大的大山区乡的高级社调查
整顿。
调查回来后，召开了县委会。根据实际情况，县委决定在边远山区实行
“水稻三包（包工、包资、包产）到队，到组，到户，超产奖励，旱地零星
作物下放到户”的经营管理办法，并在１９５６年９月１２日县委三级干部
大会上提出讨论。会后县委还组织部分干部由景阳、希远两个山区社介绍“
包产到组到户”和“小作物下放”的经验，总结了山区搞三包到户的优点和
好处。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５日，我就此向宜山地委作了专题书面报告。
我的报告上报地委后，地委以文件的形式批转各县委，并加了按语，要
各县参考，同时批复环江县委可以搞试点。最近发表农民日报总编辑张广友
对万里的访问，万里指出，包产到户救了中国，也救了社会主义。环江县在
全国是最先搞三包到户的，却为之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这一方案后来被戴上瓦解农业合作社、破坏集体经济、带头走资本主义
的大帽子。提出方案的环江县委被迫改组。原县委四个正副书记，三个划为
右派，书记王定划为极右，副书记车丙寅、陈朝群为右派；农村部正副部长
谭彦明、李坚划为中右；全县八个区四个区委书记划为右派，一个划为中右
，全县干部中有９７人打成了右派，６６人被划为中右；更多的则被扣上“
王定的社会基础”的帽子，被清除回农村管制劳动。
密植夺高产的假戏法
１９５７年１１月，新任县委书记洪华等人清洗了一大批所谓“右派”
分子以后，接着在全县开展大跃进运动，提出“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
只要想得到，一定能做到”的口号。洪华曾宣告要“争全区第一，全国第一
，天下第一”，他在大大小小的会议上打“擂台”，誓言要放水稻高产卫星 。
为了让环江放出天下最大的水稻高产卫星，经过县、区两级的精心策划
，决定选用并蔸的方法。柳州地委（这时环江县已改属柳州地区管辖）领导
也特别关照环江的水稻卫星，并为放卫星具体地指出了方向，他们暗示：“
……湖北三万斤亩（产）的卫星是把六亩移到一亩里去了。全国卫星没有十
万斤（亩）恐怕放不出去的。”
县里根据上面意图，制定了实施方案，派出了县委管农业的副书记季某
和农业部副部长覃某、李某等一批人马，于１９５８年８月２２日前后，召
开了城管农业社的社队干部会议，８月２３日，行动开始。
具体的做法是：把原来搞试验的一块１．１３亩试验田中的禾苗全部拔
出来，再犁耙、深耕，将大量各种肥料施入田中，然后耙融耙烂；８月２８
日至３０日内，动员当地社员、县直机关干部和在县里参加集中学习的中小
学教师等近千人，从城管大队的南门、北门、地麦、陈茶、良伞，三乐大队
的刘家、地理、欧家等生产队的一百多亩中稻籼谷水稻田中，选出长势最好
、且已成熟的禾苗，将禾苗连根带泥移到试验田中并蔸。由于不分昼夜，那
块田的并蔸两天即告完成。其植之密，乃至小孩在禾苗上即使爬来爬去也掉
不下来。
在并蔸过程中，为了将禾苗稳住，他们用木桩支撑后再用竹篾片拦腰，
将田块分割成五六尺见方的格子；四周也用木桩顶实，这样禾苗便直立在一
块一块的格子里。他们还在田头搭棚扎寨，成立现场指挥部，装有电话机，
由大队干部日夜看守，派专人护理。移植的禾苗密不通风，他们便用喷雾器
改成鼓风机、给禾苗插装竹管，由十多个人轮流鼓风，日夜不停。
按常理，禾苗在收割前是无须施肥的，但是人们不断给这块地的禾苗施
肥；在施人畜粪尿时，粪渣子粘在叶片上压了禾苗，人们竟用蚊帐将粪水过
滤，再用洒水壶喷洒。
一台密植夺高产的假戏，布置就绪。对此，不少人表露了反感的情绪，
但均被压制。
亩产１３万斤的“制作”过程
１９５８年９月初，以洪华为首的环江县委就向柳州地委和自治区党委
报了喜，声称要放一颗亩产超１０万斤的全国最大的卫星。自治区、柳州地
区党委随即发函邀请各新闻单位和电影制片厂到现场采访报道；还组成检查
验收团，成员有党政领导、政协领导，还有广西农学院、广西大学等科研院
所的与水稻种植有关的教授、专家。
１９５８年９月９日上午１０时左右，中共环江县委书记洪华，向一名
领头开镰的副书记授勋似的授给了系有红绸带的新镰刀，举行了隆重的开镰
仪式。开镰仪式共有六千多人参加，包括特邀来的检查验收团成员，来自广
西各县每个生产队的参观者、环江县各公社的代表以及奉命到场的当地社员，
四百多男女社员参加现场收割。
在收割时，把田头收割下的谷子用一担担箩筐装满，每人一担挑起排成
队伍，在县城主要街道游转一圈后，把谷子运到县委大院过秤堆放。在街道
上游行时，在四个生产队的粮仓里，一群群社员遵照指令，将准备好的一担
担谷子等游行队伍路过时，就尾随跟上。挑谷游行的队伍人数，一下子便增
加了两倍多。
即使如此，恐怕还不能达到预计的产量。在乱哄哄的过秤现场，策划者
又施展魔术，指挥过完一次秤的，不倒上谷堆，又挑起谷子回到未过秤的队
伍中再次过秤。如此循环往复，过秤的数字便越来越大了。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折腾，县委大院堆满了谷子，统计人员从登记簿累计
出数字，这块试验田共１．１３亩，当天收割了１．０７５亩，收到干谷１
４０２１７．４斤，折合亩产１３０４３４．１４斤。就这样，一个全区、
全国、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水稻亩产最高纪录便魔术般地“创造”出来了。
事后细心的人士作过了解和统计，当天在这块收割的１．０７５亩稻田
里，实收谷子２６０００多斤，从四个生产队的粮仓里又挑出了６７０００
多斤谷子参加过秤，另外４７２１７．４斤，则是团团转、重复过秤“创造”
的。
策划者要求验收团在验收喜报上签名。大多数成员都把自己的大名列在
了参加验收的名单里。
不过，区党委组织部一名副部长陈东没有签名。
第二天，１９５８年９月１０日上午，县委书记洪华为试验田的大“丰
收”举行了有中央和区、地各新闻单位１６名记者参加的记者招待会，正式
宣布这块１．１３亩并蔸移植的试验田已收了１．０７５亩，实收干谷１４
０２１７．４斤，平均亩产１３０４３４．１４斤，尚有０．０５５亩未收
，留待以后组织参观。
全国最大的水稻卫星，就这样放出去了。
浮夸骗来荣誉、权位
环江县放出荒谬绝顶的“大卫星”，荣誉也随之而至：环江县成了区内
外闻名的红旗县、上游县，县委书记洪华成了英雄。在地委召开的三级干部
会上，洪华除披红挂彩，还领到一面特大红旗。洪华在扛红旗回县里那天，
预先动员和策划的欢迎队伍挤满街头，在一片锣鼓和鞭炮声中，洪华被高高
抬起，从街头一直抬到县委会。
洪华不断地吹嘘、浮夸、放“卫星”，也一次次得到奖励。有人统计过，
在环江县委书记两年多的任期内，洪华共领到过９６面红旗。洪华渐渐以
党的化身自居，树立他在环江县的绝对权威。在环江县，洪华要去哪里，先
必打电话通知当地，要求组织社员夹道欢迎。有一次洪华去山川公社巡视，
离公路远的社员晚上便打着火把往公路边赶，有的凌晨两点钟便守候在公路
边。全公社１８０００多人口，这次出动了１１０００多人，欢迎的队伍有
５里之长。
放“卫星”的“功臣”相继得到提拔和重用。洪华后来被提升为中共柳
州地委书记处书记。
放卫星后的高征购
环江的粮食似乎已堆积成山，无仓可放了。不过，１９５９年初，县里
向上级汇报和向外公布的数字是：１９５８年全年粮食总产量３．３亿斤；
而实际的产量却只有１．０５亿斤（就是这个数据，也还含有水份）。
环江粮食“丰收”了，向国家多交征购粮是理所当然的，上级给环江下
达了０．７１亿斤征购粮任务，是上年（１９５７年）实际完成任务的４．
８倍。这当然无论如何也完成不了。
不能完成征购任务，怎么办？县里便强迫基层干部和农民上交粮食，说
是“瞒产私分”。柳州地委在环江县水源公社召开现场会，组织了全地区３
３４０个社队干部和社员代表前来参观。他们预先策划和布置了瞒产私分的
假现场，证明群众有粮不交，向参观现场会的队干和群众施加压力。这次会
议逼出达２．４２９６亿斤的所谓“后手粮”（即黑粮和瞒产粮）。
结果，各社队仅留的一点口粮和农民家中的存粮都被当作“后手粮”上
交外运了。但是，催交征购粮仍没有放松和停止。到１９５９年春，农民的
口粮都无法保证，粮食出现全面紧张，断粮的农户越来越多，四五月间饥荒
出现，死人日益增多。这时区党委贯彻落实中央郑州会议精神，给环江批了
１００万斤统销粮，才使环江人民勉强渡过了１９５９年上半年的饥荒。
１９５９年８月庐山会议召开后，全国掀起了反“右倾”和保卫“三面
红旗”运动，一场高产浮夸、高指标分配征购任务的狂风吹到环江县，伴随
而来的“反瞒产运动”掀起了新的高潮，环江县委书记洪华自告奋勇，争当
先锋。
１９５９年，上级分配给环江县的粮食总产量指标是９．６亿斤，比１
９５８年的３．３亿斤又翻了两番，分配下来的征购任务是贸易粮０．７１
亿斤（折合原粮便是１亿斤），而当年环江县实际产粮仅为０．８２８亿斤
，将全部粮食上缴也交不出这１亿斤粮食，群众无粮可交。
实在没办法，只得将原来分配的９．６亿斤总产量调整为２．４亿斤总
产量上报。按上报的２．４亿斤产量，环江县１９５９年分得征购任务０．
３８５亿斤贸易粮。洪华为了夺红旗，在当年１０月２０日地委召开的三级
干部会议上报喜完成了０．３８８亿斤。环江县倒是又扛回了一面红旗，但
实际入库数仅有０．１８８１亿斤。
虚报的数字，要用实物去兑现，各公社都无法用实物去完成分配的任务，
当权者以高压手段强迫农民交出粮食。
追瞒产置人于死地
县里开展反“右倾”、反瞒产的政治斗争：召开大会，发动各公社开展
声势浩大的反“后手粮”（即反瞒产）运动。在会议上，由各大队选一个报
产量报得多的小队为标兵，要其它小队向他看齐，达不到的便是瞒产私分，
就要挨斗受批。他们还要报得多的小队干部去批斗报得少的小队干部。不愿
多报的、报不出瞒产私分的人，就要拿去“小劳改”，不给饭吃。
在洪华亲自蹲点的城关公社陈双大队的逼粮会上，连斗带伤加上挨饿，
竟死去１３人。洪华还说：“这些人是社会主义的逃兵，死去几个不要紧。 ”
逼得走投无路，也有人在会上当众指责洪华放卫星是好大喜功、出风头、
吹牛皮。这些人都遭到残酷的迫害，有的甚至被迫害至死。
为了完成上交征购粮任务，环江县委按自治区的布置，将各集体小仓库
里的粮食作为征购粮一起并入国家仓库，这样总算完成了征购任务０．３１
５６亿斤。
县里既将群众的口粮，猪、牛牲畜的饲料粮全部并入国家仓库，又实行
饿死人也不给开仓的政策，谁若擅自开仓，轻的开除党籍、公职，重的挨批
挨斗，甚至被整死。
城关公社塘兰大队党支书崖日坚，不忍让群众活活饿死，开仓库拨了部
分粮食给断炊的群众救急。洪华在全县三级干部会议上指着崖的鼻子大骂：
“有你崖日坚，就没有我洪华；有我洪华，就没有你崖日坚。”于是这位土
改的积极分子、多次的劳动模范、合作化的带头人、公社党委委员、大队支
部书记，就被当场宣布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并被罚站到散会。此后又
被拉去县里和村里，召开大大小小的斗争会，轮流斗争后还不给饭吃。在一
次斗争后，这位身强力壮的三十多岁农村好干部走不到两里路，活活地饿死
在回家的路上。
饥饿难以忍受，一些不甘心等在家中饿死的人纷纷外逃，到贵州、金城
江等地讨饭。县委即下令追捕，集中关押进行“教育”。在关押之中，连闷
带挤，死去４４人。在追捕过程中，水源公社书记韩祖文曾按照洪华指示宣
布：“外逃人员经动员还不回来的，就打死算了。”
大饥荒，饿死四五万人
饥荒愈演愈烈。社员家中无炊烟，几个公社的公共食堂都长期停火，最
长的达１３０多天，最短的也有１个月以上。因饥饿造成了各种疾病，浮肿、
肝炎、干瘦、妇女子宫脱垂等病人不断增多。
据调查，１９５９年５月至６月间，环江县的明伦公社病倒１６００多
人，其中重病１００４人，浮肿４８６人，死亡１４６人。
在１９５９年至１９６０年间，环江县究竟死了多少人，没有统计出一
个准确数字。我的计算方法是：我任县委副书记兼县长的１９５４年人口普
查时，环江县的人口为１５．７万人。当时实行奖励多生育政策，是人口增
长速度最快的时期；到１９５９年，环江县人口已增长到１７万多人；而到
１９６２年，全县统计发布票人数（当时发布票是一人一份的，这个数据比
较接近实际人口）是１２万人。粗算下来，这段时间人口减少了４万多，占
当时人口的四分之一。另据自治区一位领导在１９９５年春节告诉我，环江
县在那一场灾难中死去５万多农民。
据当时调查者不完全的统计，１９５９年至１９６０年，城关公社的陈
双大队，付点公社的中山大队，驯乐公社的康宁大队等大队的死亡率分别为
２６％、４６．５７％、４５．５％；水源公社的龙树屯、驯乐公社训林大
队岩口屯两个自然村的村民则死光了。据对水源公社所死的１７０６人的情
况调查，其中饿死的有１５００多人，斗争吊打至重伤而死的８２人，当场
斗死１５人，开枪打死５人，全家死绝的有９户。
迫害反映情况的人
面对着不着边际的浮夸和大量死人的严重事实，有良知的人曾用不同的
方式进行抗争，但在狂热的背景下，抗争不但无济于事，反而屡遭无情的迫
害。
１９５９年３月，环江县人委干部谭绍儒在刚出现饥荒时，就以环江县
城关区公所的名义向中央和报社写信反映饥饿情况。“木薯在环江来说约在
１９４０年引进的，至１９５４年王定号召推广作养猪的饲料，自古以来人
民是没有吃过的，……洪华看待环江人民（连）鸡狗也不如，……现在人民
每天吃一斤木薯，吃的木薯还压迫群众讲每天吃两饭一粥，菜是每餐三菜一
汤，……请（问）洪华书记，三菜一汤在哪里。请上级党委深入农村调查。
”此信被洪华截获，他指定公安机关拍成照片，在全县范围内查对笔迹，追
查写信人，后来查出是谭的笔迹，便下令组织机关干部进行斗争，并在全县
轮流批斗。谭后来被开除公职，送回农村监督劳动。
１９５９年３月，谭绍儒又以“环江县全体农民”的名义，写信给毛泽
东，信中写道：“在我们环江县委直接领导下，在实践中，有些是与中央提
的不相称的，请派员下来深入调查，针对问题纠正。”“环江亩产十三万（
斤）粮食是怎样得来的呢，县委领导把那块田耙好，在禾苗已抽穗勾头谷粒
已黄近收时，把禾株全部拔出来云集在那块田里（发动整个的群众来搞），
这不是浪费劳动力吗？这样做我认为十三万斤太多（少）了，那块田可堆百
多万斤谷子呀”。这封信也成为谭攻击“三面红旗”的罪证。
为了掩盖环江死人的真相，洪华曾对邮电局长下令：“凡是写给上级党
委的信，全部扣留，送交县委审查。”
１９５９年上半年，环江各地开始出现饿死人现象，干部群众议论纷纷
。洪华则说：“死几个人值得什么大惊小怪，有生就有死，生生死死，死死
生生，这是自然规律。”
１９５９年下半年，县人委监察室副主任罗杰多次反映明伦公社死人多
、饿死路边也无人掩埋的真实情况，结果被扣以“对党不满，是反领导”的
罪名，于当年１０月被停职反省，管制劳改，在机关反复批斗，每天罚捡三
担牛粪。
１９６０年１月，城关公社副主任莫仁忠下到塘兰大队，见到病人很多
，死人现象严重，回来后与医院院长谈论。院长向洪华汇报此事，洪华听后
气愤地说：“莫仁忠反映社员没饭吃，病人死得多，真是岂有此理！这个人
一向右倾，你们要好好解决他的问题。”结果，莫在反右倾中给戴了顶“右
倾分子”的帽子。
有些环江籍部队战士回家探亲，见饿死家人，写信到报社被批回环江调
查。结果，有的被开除回家，有的被送去劳改。
设置障碍，调查受阻
后来，自治区还是觉察出环江县大量死人的现象。１９６０年３月，区
党委、地委检查团的一个组来环江县实地调查。
洪华等人如临大敌，想方设法给调查组设置障碍，他们多次组织召开秘
密会议，在会上威胁说：“乱反映情况是大是大非问题，是敌我矛盾的斗争
。”共青团区委干部李月清（现任区老干局副局长）带调查组来到环江后，
发现死人严重，想把死人情况向上级反映，电话无法挂通，拍电报电报稿还
没发出去，便被扣压下来交到了洪华手中。
洪华指责检查组是“不怀好意”“专找岔子”，还说：“这些人年轻无
知，生活在城市里很少下乡，下来后专找死人材料，反右非打成右派不可。
”还指责检查组不向县委汇报就直接报自治区党委；强迫检查组在上报材料
中把死人的数字一再改小，死人的原因说成是传染病引起的。改成这样后，
才允许向区党委汇报。
在对待敢于向检查组反映情况的干部和群众，洪华等人的态度也很恶劣
。腰间常挂有手枪的县委副书记韦某曾说：“你反映（死人）的情况如果真
实，坟头在哪里，你敢签名盖章吗？”
这样，检查组的工作困难重重，无法顺利进行。后来由于环江县灾难日
趋严重，饿死人无法掩盖，自治区的党政领导亲自下到环江，调查工作才得
以进行。
造假者的结局
１９６０年元月，洪华被提升为中共柳州地委书记处书记；３月５日，
洪走马上任。
经检查团调查，环江县大量死人是由于饿死的这一事实被认定。６月，
洪华被撤职，改任地委财贸部长；１９６０年冬，在“整风整社”运动中，
因在环江县大放卫星、大刮“五风”受到干部群众的揭发批判，洪被揪回环
江批斗；１９６０年３月２日，在环江县干部群众大会上，洪被宣布开除党
籍，并逮捕法办；１９６３年１０月３１日，洪被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判处
有期徒刑５年。
１９８０年，有关方面作出决定，给洪华平反
原载《南方周末》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９日第１８版，题为“广西环江曾放最大卫星 水稻亩产竟达十三万斤”.
饥饿的回忆
黄志谋
我出生在桂西山区凤山县的那片不算富饶，但也不算是贫瘠的黄土地上。世世代代，我的先人、亲人们在这片黄土地上倾注着毕生的精力，浇注着辛勤的汗水，等待着这片土地上的春华秋实，期望着一代又一代人可望而不可即的丰衣足食，也守侯着那份与世无争的淡定从容。
1958年以前，我的家乡虽然不是富裕，但我们总算还能吃饱饭。1958年热火朝天的大跃进、大办钢铁、大放卫星的烈火似乎烧过了头，一场饥饿梦魇便随之而来。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十年，一场大饥饿突然而至，黄土地上的人们陷入生存难保的万劫之渊。
1959年 以后，正在长身体的我们留下对“饥饿”的终生难忘记忆。那时，除了粮食，几乎所有的副食和蔬菜都没有了。刚开始，人们还可以从公共食堂里领到少许的蒸饭， 即使吃不饱肚子，也还能将就熬过一天。到后来，谁都没有吃的。为了生存，只能吃树皮、野菜，吃牲口才吃的野草，吃拉不出的观音土……小孩熬叫，大人叹息， 生产陷入停顿，生存听天由命，万劫不复。
那时候我还是凤山中学初中二年级学生，在一个礼拜六下午，我和我的同村同学从学校赶回村里过礼拜天。在不足4华里的盘山路上，就有5个 饿死人的尸体横躺在路上，几乎每隔不到一里路就有一只饿殍，其中有一个还是我的亲大舅，我妈的亲哥哥。是我首先发现大舅死在盘山路上，然后跑步到外婆家给 外婆他们报丧的。后来听我表姐说：大舅是饿得无法忍受，想爬到县城去找儿子、我那位表哥要点东西吃，不想，已经有几天没有饭吃的他，饿倒在盘山路上，成为 那个年头千千万万个饿死鬼之一。
在 我大舅饿死后的两个月，百色地区行署专员赵世同来到凤山县检查工作。这位曾经在凤山县带头闹革命的共产党官员，了解了凤山县大量饿死人的情况后，愤怒地拍 着本县县委书记的桌子，大骂这个县委书记是混蛋官、草菅人命官。接着，他下令开仓放粮，把仓库里的蓄备粮紧急调运到饥荒最严重的村寨。后来，赵世同一直被 凤山的老一代人称为“赵青天”。
不过，当年年幼无知的我，却抱怨赵专员为什么不早两个月来到凤山县，也抱怨凤山县的大大小小官员们为什么没有赵世同那样良知和良心。
毛 泽东的“大跃进”悲剧，首先在于他这时已经不能真正了解农民与农村的实情，却有太多的民粹主义情绪。他害怕农村中出现资本主义经济，他看不到在经济落后的 中国，农村资本主义经济的出现，其实就是社会的进步。毛泽东对资本主义国家农业的了解，基本上是一片空白。当然，他也不愿意了解不符合他的心意的资本主义 国家的农业。他的晚年，总是认为资本主义一切都是坏的，这是他的晚年悲剧。
大跃进、大锅饭、大集体的必然结局，就是使农民丧失了自主性、丧失了积极性。农民既然是一群在土地上耕耘、播种、收获的人，如果没有了自己能够支配使用的土地，农民就不是真正意义的农民了，他们就变成不会耕田种地了。
中国人常说的“三年困难时期”，就是指1959－1961年这三年。那时候中国面临着空前的大饥荒，各地农村都有饿死人的，谁都承认这件事，只是饿死的数量不知到底是多少。
在主要是由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回忆和撰写的《毛泽东遗物事典》这本书里，有一个毛泽东的“60年代初用的西餐菜谱”，配有照片，上面的文字说明写道：1961年4月26日， 几位工作人员会同厨师为毛泽东精心制作的一套菜谱。这菜谱并不是宴请客人摆酒席用的，而是毛泽东的日常伙食。其中包括下列这些异国风味的鱼虾：蒸鱼卜丁、 铁扒桂鱼、煎（炸）桂鱼、软炸桂鱼、烤鱼青、莫斯科红烤鱼、吉士百烤鱼、烤青菜鱼、波兰煮鱼、铁扒大虾、烤虾圭（原文如此）、咖哩大虾、罐焖大虾、软炸大 虾、生菜大虾等等。
书中还说，60年代初工作人员制订西餐菜谱时，考虑到毛泽东喜欢红烧肉，特别为其安排了小乳猪，这样就能做到肥瘦适中，面面兼顾。
毛泽东困难时期吃不吃肉，本来是一件不需要大肆宣传的事情。作为一个国家，必须保证其领导人的安全、健康，不然的话，国家机器就无法运转了。国家再困难，也不缺这一点肉！身居最高位的毛泽东，给国家出个好主意，不知会创造出多少财富，让多少人民受惠。问题是：过去一直有一个宣传材料，总是说在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为了与全国人民同甘共苦，就不吃肉了。这件事不知感动了多少人。
我们不应该神化什么人，也不应该妖魔化什么人，但我们看了1960年毛泽东的菜谱之后，觉得一些以讹传讹的说法还是不要传下去了。
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他应该不相信在中国的黄土地上一年能够每亩产出“13万 斤”粮食的神话。可是，这样的神话，竟然赫然出现在人民日报和广西日报的头版头条，许多人为之欢欣鼓舞，欢呼这史无前例的“特大丰收”。虚报粮食产量的结 果就带来大征购，促使全国各级干部下乡对农民进行反“瞒产私分”。在广西邻近的贵州省，有一个叫帅好的省粮食厅干部撰文回忆道：在1959年4月上旬，国家粮食部召开会议，因为中央给各省下达的粮食征购任务太高，各省对粮食的购、销、调、存政策一片叫喊声。根据中央指令，贵州当年粮食征购任务为36亿斤，秋收过去五个月了，入库为26亿斤，其中还有5亿斤为虚报数字。
牛皮吹得太大，困难越大。硬着头皮说有中国当年有7500亿斤产量。4月下旬，中央直接给各省委和粮食厅党组发电报，责令：一，粮权高度统一集中；二，压缩本地销量，确保上调中央。
政治制度不良和战争是饥荒的主要原因，它对饥荒的责任远远超过经济落后和粮食歉收。但责任者往往把饥荒的责任推给了自然灾害。人民权益的丧失会恶化饥荒的后果，使得本来容易克服的困难变成灾难性的。
中国三年饥荒是因为取消了国际国内的粮食自由交易，又不允许饥民出门讨饭，最后只有饿死一条路。防止饥荒再次发生的不只是增加粮食生产，更重要的是让百姓有交换的自由，有流动的自由。何况没有自由粮食也增不了产。所以说：自由是抵抗灾害的最有力的武器。
有 人说，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带来了大饥荒。对于这一点，我是有深切体会的。在人民公社的体系下，社会救济系统消失，人们连在哪里吃饭的自由都没有，不仅不能 有“自留地”甚至连锅碗瓢勺都不许拥有时，后果肯定是灾难性的。如果农民能保有一小块“自留地”，如果拥有最低限度的“人权”——任何人无权任意到农民家 里搜尽最后一粒米、拿净锅碗瓢勺——怎么也不会有以“千万”为单位的人饿毙。
历史好不容易走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分 田单干”，是那个年代农村的缩影。还是这片黄土地，在“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指导下，我的乡亲们，对脚下的这片黄土地付出了前所未 有的热情，干活总有使不完的劲，种庄稼总有挖掘不尽的潜力。他们深知“人哄地一时，地哄人一年”的道理，他们总能根据季节变化应时干活，四季交替，从不懈 怠，尽量避免“大集体”时期的“人哄地皮，地哄肚皮”的覆辙。
建 国六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黄土地的面貌发生了太大变化。作为“三农”的载体，黄土地承载了太多的使命，她对整个国家是不可动摇的根基。目前，落后 的黄土地是整个社会无法绕过、不得不面对的。国家在制定、落实政策时，不能满足于纸面上漂亮的数字，更不能因部分人对“有树有园有几亩田”的短视向往，而 “屏蔽”掉对黄土地的人本关怀，既要身临其境感受空气的新鲜、民风的淳朴，更要对单调的生活、长久的牵挂、脆弱的保障感同身受。同是共和国的土地，与城里 的那片土地相比，黄土地的内心深处是否隐隐作痛，是否在无声地呼唤“给我更多的关注”？
六十年，弹指一挥，黄土地上“换了人间”。但是，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作者为已退休新闻工作者）
一 九五九——一九六二年，中国人民经历了噩梦般的大饥饿，说不清有多少人倒毙在家中、田间和逃荒的路上。此时，美国新任总统肯尼迪及其政府对中国的情况并未 袖手旁观，而是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他们认为，中国国内的严峻形势在短期内不会得到缓解，这必将导致更多的中国人死亡，因此，决定尝试通过粮食援助，向中国 伸出橄榄枝，并制定了援助方案。
一九六二年二月，美 方提出了一份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方案：允许中方用硬通货向美国购买500万吨小麦。另一个附带政治条件的方案是：如果中国同意放弃它对邻国的军事政治压 力，美方同意以长期和低息赊销的方式每年出售上千万吨小麦给中国。不久，肯尼迪利用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的时机，指示美国驻波兰大使比姆与中国特使王炳南进 行沟通。肯尼迪明确说道，如果中方表示，人民的生活受到影响，美国将从人道主义立埸给予尽可能的帮助，美国甚至可以给中国的穷人送救济包。
不 过，在中美双方的沟通中，王炳南传达了毛泽东的立埸：虽然中国受到了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的影响，但是，中国人民有信心战胜困难，赢得胜利，绝不会依靠别 人、尤其美国人的施舍过日子，更不会拿原则做交宜。美国人再三表示，他们的500万吨小麦的援助计划，是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甚至硬通货的支付方式，也 可以在情况好转后再兑现。中方仍然断然拒绝，并以幽默的口吻转达了毛泽东的建议：如果美方需要我们的帮助，我们也愿意勒紧裤带援助一些大米和小麦。美国代 表顿现窘态，中国代表哈哈大笑。中国再一次展现了她的骨气。
毛泽东不食嗟来之食：1961年拒绝苏联粮食援助
核心提示：此时，毛泽东已退居二线，住在广州，但所有重大问题仍需老人家亲自拍板。为此，周恩来、邓小平、彭真专程飞穗。毛泽东一锤定音，不要粮食，可以接受糖。从杨尚昆的这段叙述中，后人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主席不食嗟来之食、坚持自力更生的意志是何等坚强。 本文摘自《革命年代：对远去的革命年代的思索和纪念》 作者：高华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在杨尚昆所担负的工作中，有一块是负责协调中共中央与苏共中央的联络。杨多次参与两党谈判，也经常安排苏联驻华大使与毛泽东、刘少奇等的会见。杨通俄文，有时甚至亲自担任毛泽东与苏大使会谈的翻译。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通过新党纲，杨一面安排工作人员进行翻译，送交领导同志参阅，同时他还找来俄文原件，直接阅读。 1960 年夏，苏联政府突然中断对华援助，撤走专家，恰逢我国遭受特大经济困难之际，雪上加霜，给我国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严重的影响。1961年3月，赫鲁晓夫对 我国作出姿态，提出愿意以贷款方式供给我国小麦100万吨和转口古巴糖50万吨，事关重大，刘少奇主持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后，要向毛泽东汇报，请毛泽东定 夺。此时，毛泽东已退居二线，住在广州，但所有重大问题仍需老人家亲自拍板。为此，周恩来、邓小平、彭真专程飞穗。毛泽东一锤定音，不要粮食，可以接受糖。从杨尚昆的这段叙述中，后人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主席不食嗟来之食、坚持自力更生的意志是何等坚强。 《杨 尚昆日记》也有不少空缺部分。在一般情况下，某些时日，日记主人因工作繁忙，而无暇坚持每天记日记。杨尚昆也有此种情况。《杨尚昆日记》中，有一些年份都 为空缺，例如，从1949年4月1日至12月3日、1950年全年、1952年全年，都未记日记。1951年只记了头四个月的日记。1953年杨也只是从 12月24日记到31日，其他全为空缺。 编 者对《杨尚昆日记》中的空缺部分曾予以说明。例如，编者明确提到，杨的“一部分日记已在‘文化大革命’中散失”，虽然并未注明散失的是哪些部分。但在另一 种情况下，日记的空缺则可能情况不同。例如，从1956年5月16日至1957年1月17日，杨尚昆的日记空缺，编者未加注明是否杨本人在这一段时间确未 记日记，而其他的空缺，编者都予以了说明。这一段时间为中共八大召开，杨升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中央提出“双百”方针和波匈事件的发生。 1957 年1月27日至11月1日，杨的日记也出现了空缺，编者也未说明原因。此一时期，为整风“反右”前后。然而对于1959年的庐山会议，杨的日记中却有极其 简略的记述。1959年7月23日，毛泽东就彭德怀的信发表重要讲话，杨在日记中作了记述。自此以后，杨也每日有日记，虽少涉及彭德怀事件，然仍透露出若 干重要信息。例如，1959年8月12日，彭的夫人浦安修来杨处谈话，“由十点半谈到四点”，次日下午，彭德怀向八届十中全会作了检讨。日记首次披露了庐 山会议后，由杨代表中央与彭联络事。9月12日晚，杨向毛泽东汇报“昨夜彭来谈的情况”。 庐 山会议后，毛泽东很关心彭德怀的学习和生活情况。从庐山返京后，1959年10月21日，毛泽东要杨“常去彭处，每月两次”。10月26日下午4点30 分，杨去彭处探望，当夜12点便将与彭德怀谈话的情况向刘少奇、周恩来、彭真汇报。自此后，杨尚昆经常向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汇报彭德怀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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