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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共產國際啟用毛澤東“無心插柳柳成蔭”
2011年05月16日09:18 來源：《北京日報》
像人的成長過程一樣，幼年的中共，也有牙牙學步的過程，也離不開家長的喂養、攙扶和老師的知識傳授。今天，要想了解中共成長的歷史，一定要了解在中共早 期成長過程中曾經起過保姆、家長和老師作用的“共產國際”。這個1919年由俄國共產黨人創立起來的國際組織，曾經是世界共產主義者和革命理想主義者的大 本營。二十世紀，包括中共革命在內的東方落后國家的革命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大都是在它的推動、組織、指導或影響下起步的。但是，任何孩子開始步入青年之 后，都勢必會擺脫家長或老師的左右，走向獨立。這個純粹由俄國共產黨人在幕后領導、資助的革命組織，與各國革命黨之間的關系也是一樣。中共成立十七八年后 和共產國際日漸出現分歧，最終獨立自主，也反映了這樣一種成長的過程。
共產國際與中共關系史研究一直很糾結
共產國際即第三國際，又名世界共產黨，它從成立之日起，就肩負著雙項重要使命：一是領導和幫助世界各國共產黨和革命黨人成就馬克思列寧世界革命的理想﹔ 一是在資本主義列強包圍俄國革命的情況下，通過各國共產黨，引導各國民眾共同擁護和保衛俄國革命的成果。由於共產國際負有如此雙重使命，其成立、存在和工 作，又基本上都是在俄國共產黨的領導主持之下，因此，共產國際與生俱來就不可避免地兼具國際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兩面性。它既會不惜血本，包括捐出俄國的金銀 財寶，甚至犧牲俄共黨人的生命，來推動歐亞各國的革命運動﹔也會因為被援助國共產黨領導人與之意見分歧，尤其是不能忠誠履行保衛蘇俄的義務，而強行干預該 黨的事務，包括解散該黨的組織，另立共產黨等。因此，共產國際和各國共產黨的關系，就歷史的角度來評價，從來都是一個是非對錯糾結得不得了的問題。
共產國際與中共的關系，即使從中共自身的利益角度來看，也是一樣的情況。新中國成立后，一個十分明顯的現象是：盡管講述中共黨史、中國革命史的教材和書 籍汗牛充棟，但幾乎從來都不提共產國際的作用。成功，是中共自己的成功﹔失敗，也是中共領導人路線方針自身的錯誤，全都與共產國際無關。中蘇關系破裂前 后，盡管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曾系統地介紹過共產國際與中共的歷史關系問題（黨內其他領導人如陳雲等也說過共產國際對中共成立和指導中國革命起過一定的作 用），但也僅限於高層內部，以后對這方面的情況更是諱莫如深，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那樣混亂的年代裡，大量涉及中共歷史的文獻被以各種方式披露出來，也 不見有這方面的資料被披露出來。
改革開放以后，中國學者不期地面對著一個重要的挑戰，就是蘇聯檔案陸續開始對外開放。1980年代初 中期，莫斯科公布的一些最重要的歷史檔案中，就有一部分是直接涉及當年共產國際與中共歷史關系的。這種情況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海外學界的重視，並陸續有研究 成果披露出來。中國研究中共黨史的學者自然也不得不開始正視這段歷史，推出了不少研究成果。但在那個時候，多數研究者很長時間裡也都還是沿襲著舊的思維模 式，情感上很難接受共產國際與莫斯科起過怎樣的歷史作用的說法。他們一直堅持認為：無論如何，共產國際都是為莫斯科的戰略目標服務的，對中國革命的政策， 多半是民族主義和機會主義的。由此影響到許多研究成果都在著力於証明一個結論，即：中國革命一直是在和外國黨錯誤干涉的斗爭中，曲折前進的﹔並且是在毛澤 東取得領導地位之后，堅持獨立自主的路線，才得以走向勝利的。
這樣一種情況，一直到1990年代中后期，特別是二十一世紀以來，才發 生了比較大的改變。這裡面的原因很簡單：一是蘇聯解體后更多的檔案被公開，有關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包括與中共關系的文獻，甚至被大量結集出版，共產國際 在什麼時候究竟起過什麼樣的作用，不再是一個難以弄清楚的問題了﹔一是共產國際畢竟只是存在於1919年-1943年間，它即使起過怎樣的作用，距離今天 也太過遙遠了，因而隨著時間的推移，也日漸失去其敏感性了。
這種改變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可以說明。1980年代初，北京大學向青教授 發表文章，強調中國共產黨的建立，是在共產國際的幫助和推動下成立起來的。這一結論當即受到了其他黨史研究者的批評。這類說法自此一度消失，再難見諸於公 開研究之中。而2001年，持同樣觀點，並且直接挑戰傳統的中共建黨史研究的著作，卻得以公開出版，而且還得到了多數中國學者的好評。雖然該書是日本學者 寫的，但是，圍繞著該書所進行的熱烈討論，無論是肯定，還是否定，都能夠公開發表在中國報刊上，沒有受到任何政治方面的干擾。
中共早期為何受共產國際的困擾
中共與共產國際關系所以會比較糾結，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中共自成立之日起，其實就宣布加入共產國際，為其下屬的一個支部，自願聽從共產國際的領導。對 此，中共二大專門通過決議。共產國際對加入者也有明確的紀律約束，這包括：凡加入者，黨名必須為“某國共產黨——第三國際共產黨支部”﹔“必須以全力擁護 蘇維埃共和國”﹔必須遵守第三國際的一切決議，第三國際亦“有強迫加入國際共產黨之各黨一律遵行的權力”﹔等等。
也因此，我們可以清 楚地看到，早期中國的共產黨人，始終是自覺地把自己視同國際共產黨的黨員的。李大釗代表中共在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發言中講得很明白，即中共黨員加入 國民黨確是“跨黨”，但這並不等於“黨內有黨”。因為第三國際是一個世界性的組織，中國共產黨是第三國際在中國的支部，共產黨員的作用，就是要在國民黨與 國際組織之間做個聯絡，使革命運動更好前進。孫中山對此也很理解，說：你盡管一面做第三國際的黨員，一面加入國民黨來幫助我。
因為是 國際共產黨的黨員，因為是站在階級立場上來看待國家民族關系，因此，早期共產黨人在擁護蘇俄或保衛蘇聯的問題上，很少會有情感上的困擾。1924年中蘇兩 國政府商談建交，涉及到外蒙古主權問題時，中共方面就公開贊同莫斯科的主張﹔1929年張學良發動事變，試圖武力收回中東路路權，當時的中共中央也毫不猶 豫地打出了“保衛蘇聯”的旗號。
之所以中共早期會這樣行事，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為它深信馬克思的階級斗爭學說。按照階級斗爭學 說，資本主義條件下全世界無產階級才是一家，因此，“工人無祖國”，要不要為民族國家利益而斗爭，必須首先弄清楚它是不是符合國際無產階級的根本利益。因 為俄國革命所創造的蘇維埃共和國，是世界上唯一的無產階級的祖國，因此，任何爭取和保衛民族利益的斗爭，都必須服從和讓位於擁護和保衛蘇俄利益的斗爭。
但是，以這樣一種觀點和方法行事，在民族主義情緒日漸高漲的中國，難免會引來許多批評和質疑。1924年中共在外蒙古問題上的言論文章，就受到了不滿中 共的國民黨人的強烈抨擊。1929年“中東路事件”期間，已經下台的中共前總書記陳獨秀，也曾專門擬函，批評中共中央“保衛蘇聯”的宣傳不講策略，不知顧 及中國民眾的民族情感。
與此同時，太過把世界革命和國際主義理想化，反過來也常常使中共領導人對共產國際和蘇俄要求太多太高。一個最 典型的例子是：1930年2月，國民黨內部爆發了蔣馮閻大戰，亦稱中原大戰。按照共產黨人的觀念，戰爭從來都是革命的導火索。如此大規模的軍閥混戰局面， 自然刺激了急於成就中國革命的一部分中共領導人的熱情。當時的中共中央重要領導人李立三就全力推動部署全國暴動計劃，一心想要加速中國革命的全面勝利。為 此，他不僅打散了黨團工會各級組織，組成了行動委員會，調動遠在農村的紅軍來進攻城市，而且明確提出讓蘇聯出兵中國東北，配合中共的城市暴動，並藉此在遠 東與帝國主義列強展開大決戰，使中國革命成為促成世界革命的導火索。不難想象，這樣一個計劃，在莫斯科領導人看來會是何等瘋狂。李立三隨即被共產國際下令 免去領導職務，發到莫斯科去接受批判，由此一呆就呆了將近二十年沒讓回國。
早期中共為何離不開共產國際
共產國際和中共的關系中有再多問題，也不妨礙它們之間的相互需求和相互依存。
在共產國際方面，它原本就是世界共產黨，是靠一個一個國家的共產黨所組成的，它自然需要得到各國共產黨的支持。同時，共產國際的成立，原本就是為把蘇俄 革命的經驗推廣到各國去的，因此各國黨本身就是它輸出革命的渠道和手段。另外，共產國際既然肩負著保衛蘇聯的使命，在蘇聯外交上極端孤立，不斷有列強國家 壓迫蘇聯的情況下，各國共產黨也是幫助蘇聯拓展民間外交和牽制列強反蘇的一股重要力量。這也是為什麼俄國革命成功后，雖然經濟極端困難，國內人民還處在嚴 重凍餒之中，蘇俄政府就把從沙皇及其貴族和地主資本家那裡剝奪來的金銀財寶，偷運到歐洲去倒賣成外幣，直接用來支援各國共產黨人和革命團體。以后蘇聯的經 濟條件好些了，它用於這方面的援助開支也越來越大了。
在中共方面，因為它的組建是在一個極短的時間裡完成的，因此它和俄國黨即經歷了 二三十年斗爭磨煉、分化，最終成就出一個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不同，它的各方面准備都明顯不足。因此，它和共產國際的關系，從一開始就不能不是一種“父 子”關系。幼年的中共，就像是牙牙學語的稚童，開始時連路都不會走，必須要由共產國際攙扶著才能走上現實的革命之路。
因此，中共早年 的大批干部是送到蘇聯去學習培養的，共產國際從1921年中共成立之初，到1930年代中期，一直是在中國派駐有自己的組織機構，並在中共中央派有自己的 代表，以協助貫徹落實共產國際的各項指示的。中共最初的黨綱、政綱，包括統一戰線和聯合國民黨的政策方針，都是按照共產國際的指示或在共產國際代表的幫助 下制定的。甚至多年后中共六大的各項政策文件，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各項政策法律文件，還都是由莫斯科的蘇聯專家制定出來，然后直接譯成中文的。就連 1930年確定了以農村為中心發展武裝斗爭的方針之后，莫斯科還專門派來蘇聯軍官，擔任軍事總顧問，駐在上海租界，遙控指揮軍事﹔另派層級較低些的德國籍 軍官，深入中央蘇區，直接負責落實上海軍事總顧問的軍事方針。
中共早期所以離不開共產國際，不得不聽其指揮和號令，除了理論上、實踐上和干部組織等方面的欠缺外，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就是財政經濟上長期無法獨立。
我們看中共早年的檔案文獻可以發現，中共從1920年開始建黨起，就面臨著經費上的短缺情況。當時陳獨秀領導下的上海共產黨，並沒有幾個人，同時還辦著 《新青年》雜志，多少有些收入。但是，組織建立起來之后，需要進一步出版各種雜志和翻譯印刷各種小冊子，包括開辦外國語學校和工人夜校等，仍舊是入不敷 出。1921年1月陳獨秀和共產國際代表吳廷康（維經斯基）先后南下后，上海黨很快就陷入到財政危機之中，連派人去廣州的路費都籌不出來了。因此，共產國 際在上海的人員不得不借貸幫助上海黨的組織維持工作。
根據陳獨秀在中共二大、三大的相關信件、報告和張國燾1929年的回憶可知，中 共自正式成立之日起，就不得不全面接受共產國際提供的經費援助了。按黨章，黨員固然需要交納黨費，但是，由於中共自成立之日起，就照布爾什維克的建黨方 法，把自己變成了職業革命家的組織，骨干黨員大都是以黨的事業為職業的，因而也必須要靠黨來解決生活經費，沒錢可交。結果，從中共二大以后，黨費就收不上 來了。此后，共產國際即開始根據中共中央提出的預算，按月向中共黨、工、團等組織提供固定的活動經費。有特別事項，則還需要提供各種特別經費。隨著黨員人 數的日漸增多，這方面的經費提供額度也日漸龐大。到1927年，各項經費加起來，莫斯科提供給中共的經費，已不下100萬美元之數了。
由此可知，共產國際這段時間所以能夠很輕易地干預中共各項工作，包括黨內干部的配備和任命，中共經濟上不獨立，也是一個很大的原因。1933年以后，中 共中央撤離了城市，全部工作轉去了農村，后來長征路上獨立自主地召開了遵義會議，改組了中共中央，正是因為它與共產國際一度失去了聯系。抗戰開始以后，中 共中央逐漸開始擺脫了共產國際的領導，毛澤東領導的中央不再對共產國際言聽計從，一個重要原因，也正是因為中國黨這時在經濟上已經完全獨立了。
共產國際的作用：“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共產國際對中共及其中國革命的意義和作用，實可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共產國際的所有關於中國革命的理論、經驗和知識，幾乎 全都是從歐洲，即從馬克思、列寧的書本理論，特別是俄國革命的經驗中得來的。這些理論和經驗，在中共幼年，黨的領導集體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缺乏了解，對中國 應當如何革命還嚴重缺乏實踐經驗的情況下，確實極大地幫助了中共認識、了解中國社會的性質，極大地幫助中共改變一廂情願的革命幻想，判斷並規定適當的革命 階段性方針，從而有利於其依照不同形勢和階段制定不同的政策策略。正是這些重大政策和策略的制定，曾經有效地提升了中共的政治斗爭能力，促進了中共力量的 發展壯大。
以共產國際兩次統戰政策制定給中共帶來的飛躍發展，即足以看出這一作用。第一次是1922年-1923年，共產國際明確提 出了統戰政策，要求中共與國民黨實行黨內合作，在幫助國民黨革命的同時，創造獨立的生存空間和斗爭形式。結果，中共從國共合作前一個隻有400名黨員的秘 密小組織，不過兩三年時間，便一躍而發展成為一個擁有5.7萬黨員和掌握著上百萬工農團體的群眾性政黨了。第二次是在1935年-1937年，共產國際下 令重新恢復一度放棄的統一戰線政策，要求中共與國民黨再度合作。中共據此放棄了此前的蘇維埃革命方針，改行民主政治的斗爭目標和爭取一切中間派的斗爭策 略。結果，中共從國共合作之初隻有兩三萬正規軍、兩萬多黨員和陝甘寧十幾個荒僻之縣，不僅成功度過了八年艱苦抗戰，而且再度一躍而成為擁有100萬軍隊、 120萬黨員和擁有1.5億人口，佔據著西北、華北、華東、華中及華南大片敵后根據地的龐大政治軍事力量，擁有了足以同國民黨相抗衡的強大實力。
但是，共產國際從歐洲，特別是從俄國革命歷史中搬來的理論和經驗，特別是它基於蘇聯利益制定戰略政略的出發點，也不可避免地極大妨礙過中國的共產革命進 程。像1927年國共關系破裂后，共產國際在中國推行蘇維埃革命和暴動政策，就是依據俄國革命階段劃分的經驗，把中國的資產階級，甚至小資產階級一並排除 在了革命隊伍之外，並列為最危險的敵人。在俄國人幫助擬定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中，甚至明文規定：中國革命的力量，亦即可以享有國民權利與待遇的，隻有 工人和貧苦農民兩部分人。這一極端政策把中共弄成了“孤家寡人”。按照這樣一種政策策略來對待社會各種政治力量及其社會階層，最終不可避免地會走到毛澤東 所說的那種“為淵驅魚，為叢驅雀”的地步，把一切可能聯合的對象，都推到敵人一邊去，從而使自己慘遭失敗。
當然，對中共后來的成功來說，共產國際還有一個不得不提的重要貢獻。那就是，正是它把毛澤東推上了最高領導地位。
共產國際啟用毛澤東——“無心插柳柳成蔭”
從今天可以看到的大量資料可知，共產國際一直注意在中國黨內物色成熟、精明和有能力的最高領袖。在這方面，共產國際花了很多功夫，先是用陳獨秀這樣的大 學教授，后是用向忠發這樣的工人大老粗，然后又挑了自己培養的留蘇學生來挑大梁，但沒有一個是他們滿意的。在斯大林和莫斯科領導人的眼睛裡，這個人理當是 經驗豐富，而且足以應付中國軍事革命這一特殊環境，有相當威望的干部。
莫斯科最早注意到毛澤東是在1927年初。當時，北伐戰爭順利 進行，但兩湖農民運動出現了過火的情況，中共中央正力圖矯正。共產國際這時正積極推動中國革命走向激進，對中共中央的措施頗抱懷疑態度。恰好這時毛澤東發 表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全面肯定湖南農運“好得很”。共產國際主席布哈林讀到后公開表示贊賞，並將毛文刊發於共產國際的機關刊物以示推崇。
國共關系破裂之后，毛澤東沒有按中央部署進攻長沙，而是率秋收起義殘部轉去井岡山“落草”。此事讓中共臨時中央極度不滿，嚴厲地處分了毛澤東，取消了他 的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職務。但毛澤東卻由此開創了中共武裝割據的一片天地，創立了中共最早的農村武裝。對此，共產國際也很快給予了重視。從1929年起，莫 斯科開始高度重視“朱毛紅軍”的發展，並長期跟蹤，還連續在其機關報上予以公開報道。到1931年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之際，他們就已經很清楚毛澤東作為 政治和軍事領導人，在紅軍與根據地工作中的重要作用了，也因此批准將毛任命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的主席。而當1932年主持臨時 中央的留蘇學生們想把個性極強的毛澤東從軍事領導崗位上排除出去，並計劃將毛從蘇區送到蘇聯去“養病”的時候，共產國際則明確地表示了反對。它明確要求中 共中央必須要“團結”好毛澤東，並注意發揮毛的作用。
1934年，已經退入中央蘇區的中共臨時中央在對國民黨的“圍剿”作戰中陷入全 面危機之中，共產國際顯然再度注意到了毛澤東的作用。他們不僅批准將毛澤東重新選入政治局，而且開始在莫斯科公開譯制毛澤東的文集，出版毛澤東的中文選 集，發表毛澤東的個人傳記，並且在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破天荒地把毛澤東的頭像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幾個著名領袖人物的頭像一起，懸挂在會議大廳裡， 實際上公開表示了莫斯科對毛澤東的態度：毛應該在中國黨內成為最高領袖。
1935年1月，在長征途中與共產國際失去聯系的中共中央， 通過遵義會議，剝奪了此前得到共產國際認可的留蘇學生博古的總書記地位，推舉了另一位留蘇學生張聞天做新的中共中央總負責人。對此，共產國際事后沒有出面 否定，但它卻通過派遣長期在共產國際做領導工作的中共領導人王明回國的辦法，將總書記負責制，改變成了集體領導，分工負責制。抗戰開始之后，這一辦法因中 共中央負責人在延安和武漢兩地辦公，引發了權力中心歸屬的爭執，經斯大林等人同意，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明確表態，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要像眾星 拱月一樣圍繞在毛澤東同志的周圍，正式表態支持毛澤東在中共黨內擔任最高領導人。
把中國黨內能力最強，一心想要成就中國革命的毛澤東 推上中國黨的領袖地位，意外地帶來了共產國際領導人所未能料到的結果：動搖了中共黨內以往“言必稱希臘(蘇聯)”的政治思想和組織基礎。中國黨在毛澤東的 領導下，從此開始走向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共產國際作為國際領導中心的作用，乃至於蘇聯作為無產階級祖國的地位，都不得不讓位於中共革命自身的利益需要 了。影響到1941年蘇德戰爭爆發，中共破天荒地拒絕採取“武裝保衛蘇聯”的方針。兩年后，共產國際宣告解散，莫斯科在延安的代表發現，毛澤東不僅毫無痛 惜之情，而且還頗有如釋重負的感覺。
但是，共產國際此舉對中共自身的發展與成功，卻意義重大。正是在毛澤東的領導下，中共我行我素， 在抗戰中迅速壯大，最終形成了足以威脅國民黨統治的強大實力。戰后，它又在美蘇之間縱橫捭闔，利用戰后國際國內的有利形勢，不過三年就打敗了國民黨，實現 了20多年來共產黨人前赴后繼、孜孜以求的革命目標。
■主題延伸·一
周恩來談“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
◆共產國際從成立到解散共存在二十四年（一九一九年—一九四三年），三個八年。毛澤東同志說它是兩頭好，中間差。兩頭好，也有一些問題﹔中間差，也不是一無是處。
◆共產國際的初期（一九一九年三月—一九二七年七月）……，共產國際的工作對於中國革命，還是有益的多。當然，也有個別的原則問題的錯誤。……中國有五四運動的基礎，在共產國際的幫助和推動下，很快成立了中國共產黨。
◆共產國際對中國黨的指導在中期是有很大錯誤的。中國黨在這個時期犯了那麼多錯誤，使中國革命受到了那麼大的損失，我們中國人當然要負責，但與共產國際有很大的關系。
◆共產國際的后期（一九三五年—一九四三年）……，共產國際對我們黨的內部事務還是有些干涉，甚至在組織上也還有些干涉。但這個時期比共產國際初期對我 們黨的干涉少，比中期就更少。后來戰爭打起來，對我們黨的干涉就很少了。我們中國黨這時已經成熟，和共產國際的來往不多了。
（選自周恩來於1960年7月在一次黨的會議上所作的《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報告）
■主題延伸·二
與共產國際“抗爭”的三位中共領導人
在中共黨史上，有三位領袖人物都竭盡全力想讓中國共產黨獨立於共產國際。
陳獨秀：“中國革命應由中國人自己來領導”
陳獨秀在擔任黨的總書記期間，主張中共自己搞革命。他對包惠僧說:“革命是我們自己的事，有人幫助固然好，沒有人幫助我們還是要干，靠別人拿錢來革命是 要不得的。”他不同意接受共產國際的經濟支援，更不願意向國際匯報工作、受其領導。他說：拿人家錢就要跟人家走，我們一定要獨立自主地干，不能受制於人。 在下台后個人反省期間，陳獨秀經常念叨的一句話就是：“中國革命應由中國人自己來領導。”
李立三：試圖讓共產國際成為執行中國革命計劃的配角
1928年冬到1930年秋，李立三成為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之一。他進一步提出：中國革命必將發展為全世界最后的階級決戰﹔所以“蘇聯必須積極准備戰 爭”﹔“西伯利亞十萬中國工人迅速武裝起來，加緊政治教育，准備與日本帝國主義的作戰，從蒙古出來，援助中國，向敵人進攻。”在他的這一暴動藍圖中，中國 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共產國際只是執行這一計劃的配角。顯然，這犯了共產國際的大忌。共產國際以最快速度和最堅決手段進行干預:停發中共中央的活動經 費。這是中共自建黨以來所受到的最嚴厲制裁。
毛澤東：給中國革命開辟獨立發展道路
中國共產黨人要想改變這種對共產國際的依存關系，不僅有賴於政治上、軍事上斗爭經驗的日益成熟，更有賴於經濟上找到立足之地。后一條更為關鍵。給中國革 命開辟獨立發展道路的是毛澤東。他在嚴厲的白色恐怖下，在實行白色恐怖的各個軍閥政權連年混戰中，為中國共產黨人找到了一片廣闊的發展天地。紅色根據地和 農村革命政權的廣泛建立，不但在政治上開辟了中國共產黨人自己獨特的理論領域，在軍事上建立了中國共產黨人自己的武裝力量工農紅軍，在經濟上也擺脫了對共 產國際的依賴。“打土豪、分田地”既是紅色政權政治動員的基礎，也是中國共產黨人經濟獨立的基礎。
（林辰輯自金一南所著的《苦難與輝煌》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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