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真相
一桩奇怪的间谍暴动案
·成子云·
１９５１年８月１８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布新闻“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叛军 美国特务间谍阴谋武装暴动案，主犯李安东、山口隆一判处死刑昨已执行枪决”，同时 全文刊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判决书”。在同一天报纸的 第四版全文刊登了“北京市人民检察署对美国特务间谍阴谋武装暴动危害中华人民共和 国案起诉书”，第三版刊登了“美国特务间谍阴谋暴动的罪证”。一桩间谍案占去了《 人民日报》前四个版面５０％以上的容量，这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迄今半个多世纪过 去了，再没有任何案件受到如此隆重的待遇，可见此案的重要程度。
２００４年中国外交部解密了部分档案，有人从中发现了该案的起诉和判决文件，把该案又 炒作了一番。其实，从发表的文章来看，那些解密档案中并没有什么内部消息，全部都 是当年《人民日报》报道过的材料。而此案的一些奇怪之处在解密的档案中并没有找到 答案。这桩案件之所以被定性为“武装暴动”，是因为案件主犯阴谋用迫击炮在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１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之际轰击天安门，意图暗杀中国最高领导人。而在主犯意 大利人李安东家中搜出的迫击炮自然就成了该案的头号证据。
“北京市人民检察署对美国特务间谍阴谋武装暴动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案起诉书”说：
“在李安东的住所中搜出阴谋武装暴动所用的六零迫击炮一门”。
在起诉书所附的查获罪证实物清单中也清楚写明：
“（１）山口隆一测绘射击天安门图稿一幅；（２）六零迫击炮一门……”。
这毫无疑问地表明作为炮轰的工具是６０ｍｍ口径的迫击炮。然而，翻看近年来出版的报刊 杂志和书籍上说法，几乎众口一致都说美国间谍使用的是８２ｍｍ迫击炮。
例如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０年９月出版北京市公安局编写的《炮击天安门阴谋案侦破 记》中就写道：
“在二处办公室，一名侦察员把这黑呼呼的东西，小心翼翼地放在地上。‘啊！’ 众人被这东西所震惊。室内一片沉默。原来对这起案件犹豫不定的人，顿时目唬口 呆。过去认为敌人没有这么大胆的同志，这时也哑口无言。这是一枚八二迫击炮弹。 ”
北京市公安局保留有此案的全部档案，是不应该搞错这种问题的。
再如２００４年７月“法制日报”记者根据外交部解密文件编写的文章：“５４年前炮轰天安 门真相”一文中说：
“当时，间谍分子想用来‘炮轰’天安门的工具是一门８２迫击炮。据这份外交部档案记 载，美国特务机关在北京解放前夕，把这门８２迫击炮掩藏在救济物资中交给李安东。李 安东又将这门迫击炮和炮弹分散暗藏在自己和马迪懦家中。”
“法制日报”是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机关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管理，是中国 目前唯一一家向国内外发行的中央级法制类日报，因此，有关该案的报道，应该是具有 权威性的。还有其他数不清的有关该案林林总总的文章中也都说是８２ｍｍ迫击炮。这岂不 是太可疑了吗？作为这样一桩轰动全世界的大案，竟然有着如此大的证据误差，确实让 人摸不着头脑。
该案的起诉书和判决书登载在１９５１年８月１８日《人民日报》上。落款日期分别是１９５１年８ 月９日和８月１７日，距离侦破此案已经有将近一年的时间。因此，对于证据的调查和确认 应该是有着充足的时间，所以可以认定应该以起诉书和判决书的说法为准。炮击阴谋的 工具不是８２ｍｍ迫击炮，而是６０ｍｍ迫击炮。然而怎么来解释北京市公安局和法制日报的说 法呢？
１９５１年８月１８日的《人民日报》上登载了此案查获的迫击炮照片。笔者就该照片咨询一 位熟悉迫击炮的朋友，朋友马上就说，这是中国的民国２０年式８２ｍｍ迫击炮，改自法布朗 德１９３０式８１ｍｍ迫！因为这门炮的炮架是独一无二的平板分离式炮腿，在世界上，只有中 国民国期间生产的８２迫和少量的１５０迫采用这种炮腿。法国布朗德１９３０式８１ｍｍ迫原设计 采用的是国际通行的圆柱炮腿，中国引进后改为扁平炮腿，并将口径改为８２ｍｍ。其他国 家均无这种设计。而各国（包括中国）二战期间生产的６０迫全部都是圆柱炮腿。估计这 就是北京市公安局文章的依据。
虽然这位朋友研究迫击炮多年，对此言之凿凿。笔者不敢轻信，翻查了各国迫击炮资料 ，果然如朋友所言，这种外貌特殊的炮腿，只在中国民国期间的８２迫和１５０迫上有此设 计。而从图上看，涉案的这门炮不可能是１５０迫，因此基本可以肯定是８２迫。
这就引出了另一个疑问，美国间谍为什么要使用中国制造的迫击炮呢？这里还要补充的 就是，８２ｍｍ口径的迫击炮只有中国和苏联两个国家生产，美国、法国、英国、日本等国 家在这个等级上生产的都是８１ｍｍ口径迫击炮。
为什么起诉书和判决书上说是６０迫呢？这门迫击炮究竟是６０迫还是８２迫呢？百思不得其 解。
这次炮轰天安门的行动方案，按照公认的说法是：
“根据东京盟军司令部情报机关老牌特务鲍尔德上校的指令，他们正详细研究策划１０月 １日那天炮击天安门的行动计划：当那天中国党政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宣布国庆大典开始 并鸣放礼炮时，从李安东家的院子里用迫击炮向西南方向的天安门发射三发迫击炮弹。 ”
再来看看用迫击炮炮轰天安门从技术上讲是否可行。迫击炮是曲射炮，几乎没有射击死 角，这对于翻越天安门屋脊，击中主席台是有利的。但迫击炮的缺点是炮弹初速低，炮 弹飞行时间长，导致准确度较低，弹着点散布很大。也就是说，尽管瞄准的是一个地点 ，但炮弹落点可能偏离瞄准点很大距离。这主要是由于气温、风向、风速、火药温度（ １千米以上射程需要附加药包）、炮筒磨损等各种非人力因素引起的。根据苏军炮兵教 程（美国没有８２迫）《迫击炮》，８２迫在１千米的射程上，弹着点散布范围为４７米Ｘ １２０米的椭圆形。因此，在所有迫击炮教程中都特别重视试射和弹着点校正。标准教程 是要有两次试射的。从李安东、山口隆一住处（炮击处）到天安门约有１８００米，在这个 距离上，弹着点散布范围更大。这样大的散布范围对于射击仅有数米宽的天安门主席台 来讲，没有现场试射和两次以上的弹着点观察校正，那是几乎没有可能命中的。
李安东、山口隆一住在甘雨胡同乙十七号，位于天安门东北方向的东四附近。从那里是 无法直接看到天安门主席台的。因此只能采用间接计算瞄准。有关资料都说是山口隆一 负责这个测算。例如法制日报的文章就说：
“定下行动计划后，山口隆一在５月到７月间，经常亲自跑到天安门去测量广场周围的地 形”。
当时并没有现在使用的激光测距仪等先进仪器。山口又不能明目张胆的拿出尺子丈量， 他所能做得也就是目测和步测。就算山口能登上天安门步测。从天安门城楼到甘雨胡同 不知要拐几个弯，走多少步。这种测量的精度，无论怎么说，也很难保持在２－３％之 内。而１％的误差就有近２０米，即使不考虑弹着点散布，光看这测量误差，炮弹也十有 八九打不中仅几米宽的主席台。不是落在屋顶上，就是落在城楼下面，很难威胁到主席 台。
从《人民日报》公布的照片上看，作为呈堂证据的这门迫击炮部件也不齐全，连底座都 没有，炮尾直接座在地面上。这样的迫击炮虽说仍然可以发射，但是绝对谈不上什么准 确度。是否李安东隐瞒了炮座的隐藏地点呢？根据判决书所说，李安东自己已经交代了 炮击的“阴谋”，那他还隐瞒一个炮座干什么？
从上面的分析看来，李安东等人想用这门迫击炮来暗杀毛泽东的计划实在是奇怪。
此案的另一个重要证据就是山口隆一绘制的“炮轰天安门”草图。这份草图也登载在 １９５１年８月１８日的《人民日报》上。据《炮击天安门阴谋案侦破记》所记载：
“１９５０年９月１８口，山口隆一寄往日本东京都的日洲产业株式会社的一封航空封，均以 英文拼日文音用英文打字机打印，内装有１０封信。在这些信中，有一张绘制有天安门的 射击图草稿。”
对于这张图上的内容，通常都说画得是炮击射线。而从图上看，那条射线是以金水桥头 为起点，抛物线的终点越过了天安门屋脊。图上还有另一条直线箭头，指向天安门城楼 中央，并画出了毛泽东站在中央的位置，这被认做是炮轰的目标。
然而，从实用上讲，这张图对于美军情报机构是毫无价值的。一来所谓的炮击射线是根 本不现实的，任谁也不会妄想光天化日之下在天安门金水桥上架设迫击炮射击，何况是 戒备森严的国庆游行之日。可以确认的是，山口的迫击炮是决不可能放到金水桥头来进 行炮击的，而且也不应打过天安门屋脊。因此说这曲线是表示炮弹射线非常奇怪。山口 完全没有必要画这条莫名其妙的射线。二来，毛泽东等领袖国庆在天安门上站立的位置 是公开的消息，美军东京情报部门可能要比山口知道的还要清楚，何苦要山口亲笔画图 呢？在这张图的右上角，山口清晰地亲笔签上了自己的真实姓名。作为间谍情报图，这 也是十分难解的做法。没有任何间谍会采取这种既没有必要，又会危及自身安全的做 法。山口如果是真的用这张图来示意炮轰天安门的话，那么他可是愚蠢到家了。
山口为什么会画这张既无用而又危及自己生命的图画，并用普通航空信寄出呢？山口自 己解释说这是为说明进口“消防压水机”功能而画的，寄给东京“日洲产业株式会社” 作为订货信件的附加说明。
北京市公安局《炮击天安门阴谋案侦破记》文章中详细描述了这张图：
“一是天安门中央主席台的一个人。左边用日文写着；‘到现在水还是达不到这里 ’。第二个目标指向天安门顶上，右边也用日文写着：‘从日本买来消防压水机，能超 过这屋顶’。原信中介绍了天安门的位置和政治上的重要性，说：‘据说最初试用的地 方在天安门，水从屋顶越过去，是为一代趣事。所谓天安门系紫禁城正中间的一个门， 其前建有人民广场，每当政府祭礼之日，政府中有名望的人登在门口台上，检阅军队分 列式和民众的行列，以前的消防压水机仅能压至毛主席立着的台子附近的样子。’”
如此，从图的内容和信件内容上看来，山口的灭火器解释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合乎逻辑 的。画出毛主席的位置只不过是为了进一步强调消防龙头有越过那个位置的功能，这也 解释了那条射线为什么越过了天安门屋脊。
“日洲产业株式会社”的老板是日本大财阀涩泽敬三，曾任战后日本币原内阁大藏 相。这样一个大型综合企业，在业务中有消防器材进出口是不稀奇的。要查清山口说的 是否实话，非常简单。只要搞清楚以前是否有过在天安门试用消防压水机这件事，并且 查清楚山口以前的通信记录中有无此事的记载就可以了。如此简单的事情，在判决书中 竟然没有提起，也没有对山口的辩解做出有力的批驳，比较令人遗憾。
作为同案犯，“罗马教廷驻华公使”黎培里“北京代表”马迪懦的表现也令人费解。 根据该案起诉书所说：
“我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于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二日在乃兹府甲六号将被告马迪懦予以 逮捕，并曾查获马迪懦为充当美国政府特务间谍的李安东隐藏的迫击炮弹、步枪子弹、 手枪子弹等二百五十九发，手榴弹八枚，迫击炮弹弹头和底火、兵器零件等二百七十三 件以及他为李安东、黎培里搜集的有关我军解放‘四平街战役’等情报底稿六件。”
这样看来，马迪懦被捕时距李安东１９５０年９月２７日被捕已经７个多月了。但在这么长的时 间里，马迪懦既不销毁情报底稿也不转移暗藏的军火，本人也不逃匿，令人很难理解。 而这些都是间谍的基本常识。如果马迪懦是间谍的话，也是一个十分蹩脚的货色。
还有一点难解的就是在所有关于本案的资料里，从来没有数据和资料显示究竟查获了多 少发迫击炮弹。而是笼统说“迫击炮弹、步枪子弹、手枪子弹等二百五十九发，手榴弹 八枚”。这让人感到有些不正常。炮弹应该是炮轰案的重点证据，却被混在子弹里一起 计数，而不是十分重要的手榴弹却到单独分开计数。在人民日报登载的物证照片上，几 乎可以看到所有的子弹和手榴弹，独独十分重要的炮弹只看到一枚。十分奇怪。
李安东不可能蠢到只用一枚炮弹去炮轰天安门，但是他有多少炮弹，都在哪里呢？
还有更怪的事，就是被指控为这次炮轰阴谋的直接指挥者，美军驻东京间谍头子包瑞德 已经被中国免去了这个指控罪名。
１９５１年８月９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在本案的起诉书中说：
“右列各被告在北京解放前后，先后分别受日本侵略军、意大利法西斯政府、蒋介石匪 帮、美国政府的间谍机关美国战略情报局、日本东京美国占领军总部和前美国驻华大使 馆驻北平武官处上校武官包瑞德指使，破坏我国人民抗日战争、人民解放战争，对人民 解放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断地进行阴谋破坏与间谍活动。在北京解放以后，被告李 安东、山口隆一等在上述美国政府间谍机关及其代理人的指使之下，不仅继续进行潜伏 活动，刺探我国军事、政治、经济机密，并阴谋武装暴动，隐藏军火武器。被告李安 东、山口隆一等妄图于一九五○年十月一日我国国庆大典时，炮击天安门检阅台，谋杀 我国国家元首和中央人民政府其他首长。”
《炮击天安门阴谋案侦破记》中也说李安东和山口隆一是在包瑞德的直接指挥下策划炮 轰天安门的阴谋。其他文章更是有很多描写包瑞德是如何写信、派特务指使李安东进行 阴谋活动的细节。
然而《南方周末》２００４年２月１９日第１０４５期登载了李耀宇的文章《我所知道的延安美军 观察组》。文中写道：
“１９７１年，周恩来与应邀来华访问的谢伟思谈话，明确指出，指控包瑞德卷入炮击天 安门案件是个错误，并表示欢迎包瑞德来中国访问。然而包瑞德没能来中国与他的延安 朋友们相见，他终老北京的愿望也没有实现。１９７７年２月３日，包瑞德在旧金山病故，终 年８４岁”
李耀宇１９３３年参加红军，１９３６年长征到陕北，曾任中宣部管理员、美军观察组管理员， 在延安与包瑞德和美军观察组有过密切接触。ＣＣＴＶ最近拍摄制作《美军观察组在延安》 节目时，还对他进行了专访。按照李耀宇的说法，这桩案子可就是“无头案”了。
其实，包瑞德在到延安之前的公开身份就是美国ｚ军总部内军事情报局（Ｇ一２）的工作人 员。他到延安的任务之一就是搜集八路军的情报。其中包括：共产党军队的实力、组 成、部署、装备、训练和战斗效率；共产党情报机构的行动及范围扩展；共产党官员的 完整名单（名人录）；共产党的战斗序列等等。中共对此是非常清楚的，但并没有为此对 包瑞德有所限制，反而为包瑞德的工作提供了大力协助。对于包瑞德在延安的表现，中 共是满意的。当美军在延安为包瑞德授勋时，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最高领导人 都出席了仪式，这使得包瑞德受宠若惊。授勋后，由康克清为包瑞德献花。当时包瑞德 激动的用中文发表了一篇文绉绉的演讲，要马海德翻成英文，把马海德憋得满脸通红翻 不出来。
按照李耀宇的说法，如果美军间谍负责人包瑞德没有参与炮轰阴谋，那就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李安东等人是擅自行动。但这样就又不能解释山口的炮轰图为什么要寄往东京。 思来想去，理不出头绪。
美国情报部门的表现也是十分蹊跷。按说这几个涉案人员都是美军雇用的情报间谍，至 少包瑞德与他们有所联系。《人民日报》的材料中也有包瑞德写给李安东的亲笔信，虽 然与“炮轰案”没有直接关系，但证明李安东还是为包瑞德做过工作的。说他们是美国 间谍不算太冤枉。可美国人对这几位的下场几乎毫不关心，只是简单否认参与阴谋就完 事了。也许是因为里面没有美国人？记得美国总统曾经为了一个美国小痞子少挨几鞭子 而亲笔写信给新加坡总理求情。
这桩案子可真是稀奇古怪的紧啊。
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初建伊始，国内百废待举，局势未定，国际上强敌环伺，磨刀霍霍，在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正与美军殊死鏖战。战云密佈之下，中共政权对国内或是国外的不同意见者，不管是国家还是个人，都充满了敌意，对任何怀疑是敌人的人，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宁枉无纵，先“严办”了再说，公安的风雷荡涤无日无之。当时留在中国境内的西方人，因为有著殖民地侵略者的“原罪”，更成为了众矢之的。
在那段仇外的岁月中，最轰动也最离奇的案件，无过于发生在1950年10月1日国庆节的惊天谋杀案——外国特务组织计划炮轰天安门，要刺杀毛泽东！
这是建国后唯一涉及行刺中国领导人的案件，震动全国，也在国际上掀起波澜，更给中国人的仇外情绪火上加油。
但有不少人认为，这件案子的疑点重重，当时的目的是警告西方各国，案件只有一半属于警方的调查，另一半属政治的考量。更有人断定，这个案件是彻头彻尾地基于虚假档案、凭空捏造的证据和子虚乌有的推断，多宗涉外案件如法炮制。
意大利记者白杨写成了这本近乎案件调查报告的24万字《刺毛阴谋》。以学者的严谨搜证态度加上记者的敏感触角和发掘精神，一层又一层深入地揭开了这件惊天大案的重重黑幕，中文版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这本书可以称之为“历史纪实小说”，其中记述的故事虽然仍包裹著层层迭迭的神秘面纱，却是真正发生过、实实在在的事情。
著名的法国汉学家杜明（Jean-Luc Domenach）所写、1992年由法国法耶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被遗忘的古拉格群岛》中，第74页和第75页专门谈及此事，对中国共产党开始执政，入城并定都北京的这个历史阶段有非常清晰的介绍。让我们在此摘录片断：
【（1950年）10月份过后，气氛日趋紧张，召开了“全国安全工作会议”。当务之急是要镇压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和与外国人有交往的中国人，要给点颜色瞧瞧。前者被视为“间谍”，而后者则是“叛徒”。一桩莫须有的事件掀起了攻击的序幕——刺杀毛泽东的阴谋。在一场熙熙攘攘的喧闹之后，宣佈逮捕六个外国人和一个中国人，这些人被控接受美国中央情报局指示，策划在10月1日国庆节炮击天安门的主席台，谋杀毛泽东及其他领导人。1951年8月，六人被判重刑，其中包括两人死刑，立即执行——两人均为商人，一个是意大利人李安东，另一个是日本人山口隆一。这一事件至今犹疑云层层，令人费解。不仅因为这个案件是彻头彻尾地依靠虚假的档案，凭空捏造的证据和子虚乌有的推断，同时关系到多宗如法炮制的涉外案件。而且，因为这案件是建国以来直至迄今为止唯一涉及谋杀中国领导人的案子。当时的目的只是向西方各国发出警告。中国政府将对任何敌对行为採取严惩不贷的政策。说实在的，中国当局亦算是煞费苦心，因为这批案犯中没有一个是美国人。
这就是本案的主要事实，一半属于警方的调查，另一半属政治的考量。意大利记者白杨以汉学家和作家的双重身份，对事件进行了持久严谨的调查和细緻入微的分析。她毕业于罗马大学中国历史系和大陆的某大都市语言学院汉语系，曾在中国居住。】
比起在意大利，李安东间谍案在中国更为人熟知。199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週年，中国的官方通讯社新华社，还特别提到在1950年发生的未遂的、由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的炮轰天安门谋杀案。
北京的一本杂志还发表了以此案为背景的一篇小说。
《刺毛阴谋》的作者不厌其烦地描述了她在调查过程中遇到的种种困难，详尽地叙述了当时激励她完成本书的动力。
“为了撰写这本书我参考了中意两国的资料，有官方的文告，也有记者撰写的文章，有回忆录，有我本人亲自进行的访谈录。参阅罗马的意大利外交部档案，使我有幸瞭解自二十世纪初直至五十年代的中意两国关系。
“洛迪家族的继承人希尔维奥•斯卡罗尼将军记载意大利空军教导团在中国活动的书，后来担任罗马大学汉语教授的意大利外交官裘里阿诺•贝尔图克西奥利写的证词，艾达•齐亚诺的日记，这些著作为我提供了另一方面的资料。
“我访问了许多当时在中国生活过的人，阅读了许多传教士写的回忆录，特别是福尔图那托•蒂贝里神甫，他在书中不但讲述他在监狱里受尽折磨的日子，而且让我认识了中国和梵蒂冈的关系以及易县的红衣主教马迪儒。令人遗憾的是梵蒂冈没有向我开放他们收藏的档案。
“我很感谢李安东的一位儿子，我是第一个得以採访他的记者，我们进行了内容丰富、令人感动的长时间谈话。小李安东还向我介绍了他的姨妈、李安东的妻妹贝蒂娜写的一本书，我採用了其中描写李安东判刑和处决前的一些情节。
“感谢我的德国同行乔尼•埃尔林帮助我认识了甘诗纳的养子，在我们的谈话中，他为我澄清了一部份细节，解答了我提的一些问题。包瑞德上校用文字记录了迪克西使团的延安之行，书中有详尽的细节描写他个人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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