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１９５３年１１月１日的一篇题为“红色滑铁卢”的文章指出：“共产党劝 说战俘回国的努力持续得越久，板门店附近的“解释”帐篷区就越象是他们的滑铁卢。在这里他们正遭遇着最丢脸的失败。”
１０月１５日开始甄别解释。头两次解释完全证实了中共得预感：第一次解释５００人，只有１０人愿意回国；第二次解释 ４３０人，９人愿意回国。１９比９３０，占２%。再往下是个什么趋势，小学生也算得出来。各国媒体每天都有人在解释营地观察采访。这使得战俘的解释过程成 为一盘明棋。共产党方能看出结局，联军方面以及国际媒体当然也看得出。
“解释代表”们用超长时间对战俘重复相同意思的话语。是当时“解释帐篷”中多次出现的一景。据现场各方人员回忆，连续重复“父母/亲人等你回家”这个句型的最高纪录是三小时。那天有三个志愿军解释代表在场。他们对着一个战俘，或“独白”或“二重白”或三人“合白”，反反复复就是这几句话。数小时的心理煎熬，使接受“解释”的战俘不堪忍受。他焦躁不安，语无伦次，渗出了鼻血。那单调顽固的语音使不懂中文的“中立国代表”们也疲劳不堪。捷克与波兰代表打起了瞌睡。终于，在场的联合国军观察代表，美军上尉劳伦斯•菲尼根忍无可忍。他跳起来用汉语咆哮道：混蛋！这样不行！菲尼根的行为违规，面临被罚出帐篷的处置。但他的咆哮打断了那不人道的折磨进程。主持“解释”的印度主席听完菲尼根的申辩后表示赞同他的意见。他下令强行中止“解释”。这位战俘的磨难方告结束。
作为志愿军里的政工干部，解释代表们早已熟知志愿军官兵们怀乡思亲的情感。他们过去的工作之一就是批判这种情感，以防止官兵们因思念家人而影响士气。他们曾反复教育官兵们要“放下家庭包袱”、“抵制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抛弃反动封建的仁义孝道观念”等。然而今天他们的态度都转了一个１８０度的弯，比任何人都需要这些“反动封建的仁义孝道”。他们只恐“个人主义的家庭包袱”不够沉重，“反动的封建孝道”不够威严。他们巴不得对父母的思念愧疚之情早点压垮战俘们抗拒遣返的意志。
四、五个志愿军首长，用三、四个小时时间，使尽吃奶的力气去帮助一名战士想家。着实创下解放军思想政治工作史上一个极重要的里程碑。
反共志愿军战俘们心里很清楚，一旦松口答应回国无异于自投罗网。不但自己受罪，家人也必定受连累（已归国的数千志愿军战俘的悲惨遭遇已经提供了有力的历史证明）。但人心都是肉长的。谁都会想家，谁都牵挂爹娘。眼前这一声接一声的“父母盼着你回家”象针一样刺痛战俘们的心，令他们坐立不安。他们希望尽快结束这“解释”磨难。但主持解释的印方主席通常要征询解释代表的意见。只要解释代表说他还没有“解释”完，战俘就不能离开。
前首长们“忽然爱爹娘”，让战俘们怎么看怎么觉得别扭。太难适应了，战俘的脑子里始终摆脱不了首长们过去严肃教育大家“必须放下家庭包袱”的革命道理。一位被敲打得身心交惫的战俘带着几分恳求语气对解释代表说：“我已经放下家庭包袱，彻底抛弃反动封建仁义孝道观念了。这样行了吧？”。
解释代表用超长时间重复话语，是为了拖垮战俘。各国记者们每天统计单个战俘的平均解释时间。最短的为七十五分钟，最长的达到一百五十三分钟。
那份“金日成彭德怀告被俘人员书”，本来已通过高音喇叭向全体战俘营区广播过多次。每天被带出营区到解释区接受解释的战俘们集中在等候区等候传唤。而等候区旁边也安着志愿军方面广播喇叭，一遍又一遍地向战俘广播。按理说，“个别解释”开始后完全可以不必再读这份文件。但解释代表却坚持要再宣读。读就读吧。那文件总共不到五百字，以正常速度朗读两分钟即可读完。但这些嘴头功夫高强的志愿军政治干部们竟能颠来倒去把它读到二十分钟以上。
在解释过程中，几乎任何话语都可以被解释代表N遍地重复。１１月４日，有位战俘在解释代表的追问下已经回答了一百多次的“我要去台湾”。但解释代表仍然问：“你到底要去哪里？”。战俘被气得发昏。在场的各国人士谁也无法理解这位共军政委到底犯了什么病。
战俘们若开口反驳，解释代表就说“不许你讲话”。战俘捂耳朵唱歌等不听解释，解释代表就扬言“你不听，我就要讲一天，讲一个月”。当战俘疲惫消沉下来，减少叫骂对抗的时候，解释代表就认为“有希望”了。这一来更要拉长时间“再接再励”。此时帐篷外机动替补的解释代表还会被追加进来以“加大力度”。深陷挫折的解释代表们太想“出成果”了，急得要抓狂，硬是想把任何百分之零点零零一的“希望”变成百分之百的成功。
中立国的瑞士或瑞典代表频繁抗议解释代表长时间折磨战俘的不人道行为。他们多次以退席强行中止解释（按协议规定，必须有五国委员同时在场才能进行解释）。１１月４日，中遣会的主席蒂玛雅将军也看不下眼了。他谴责道：“简直越来越不像话了。非阻止不可”。他一口气下令中止了六个帐篷里的疲劳解释。但志愿军解释代表毫无愧疚之意。他们振振有词地辩称：“解释规则并没有规定时限”。“没有规定时限”就等于可以无节制地纠缠折磨战俘，这就他们的逻辑。至于这逻辑是否损害道义形象，他们不在乎。
有位战俘坐在那里叫了整整一上午的“回台湾”。临到午饭时间时，解释代表仍不情愿放战俘走，说他的“解释”还没完，要印方把战俘看押起来，下午还要继续“解释”。
“长时间高强度”的疲劳轰炸策略由中方负责人乔冠华亲自布置。更高一层的决策者应该是李克农或者周恩来。１９５４年２月，乔冠华、杜平的朝语翻译李春邦（Lee Chun Bong）越过板门店分界线向联军投诚。他向世人公开了中朝共方的一些幕后活动的情况。据他说，当１０月１５日第一次解释结果比预期还要糟糕时，乔冠华立即召集会议向各解释组施加压力。乔要代表们在解释中加强政治攻势。特别要求在解释中使用“台湾很快要解放”、“蒋帮就要完蛋”等一类带有威胁性的用语去打击战俘的信心。他同时要求各组把解释时间拉长，可以拉长到四小时（！）以上。这些恶性的措施甚至激起参与密谋的波兰和捷克代表的反对。他们指出“解放台湾、消灭蒋匪”一类用语违反了解释规则，会造成解释代表被驱逐出场的后果。而部分志愿军解释代表也想不通，他们尤其不赞成数小时解释这种对他们说来非常吃力、招人厌恶甚至可能遭到战俘暴打的做法。但乔冠华坚定推行。那些想不通的解释代表遭到乔的严厉批评，被责令作检讨。在乔的压力之下，各解释组只好加大力度，不择手段地威胁、哄骗和折磨战俘。于是出现了上述连问一百多遍“你到底要去那里？”这种神经病式的“解释”。
有个解释代表越说越狠，刹不住车竟说出“台湾已经解放”的傻话来。被志愿军战俘们及媒体界传为笑谈。隔了几十年后，贺明对此出洋相的难堪感觉依然鲜明。他专门在其书中提起此事，并企图以“翻译捣鬼”来解嘲。真是越抹越黑。“翻译捣鬼”只能影响洋人。现场听解释的志愿军战俘也听到了这句话，而他只懂得中国话，与翻译何干？
战俘们离开家乡的时间，充其量也就两、三年。就这么短的时间，也让解释代表们觉得有机可乘。他们还象以前在部队里那样糊弄人。他们大咧咧地吹嘘“祖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什么“祖国农民耕地都不用牛，用上拖拉机康拜因了”、“治理淮河工程的土方能绕地球好几圈”、“新中国已经成为最大工业国”、“祖国医学发明的人造眼给你装上去，能看五十公尺远”等等。这类拙劣宣传本来就是引起志愿军战俘厌恶，导致抗拒遣返的因素之一。搬到解释帐篷里来重演怎么会有好结果？
大部分志愿军战俘是中国农民，堪称学识浅陋。但他们居然也拉开架势与昔日的“首长”辩论一番“主义”。有个解释代表很不屑地问一个满身土气的战俘说：你也晓得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是哪“三民”，你知道吗？这战俘果然答不出来。但他会变通。他有着实实在在的理由藐视这位喝过墨水的前首长。他沉思片刻说：“怎么不知道？第一人民有饭吃。第二人民走路不要路条。第三人民思想有自由。这三条，你们共匪有吗？”这自编的“三民”主义固然是笑话，但这笑话所爆发出的震撼力反而令解释代表难以应对。因为它是战俘自身所经历苦难的总结。他的“三民主义”是他内心的追求。标准答案反倒不具备这等分量。
还有位战俘模仿解释代表N遍重复话语的做法，不断地喊叫“回台湾！”去干扰解释代表的讲话。叫一次就在心里数一次数。叫到第１３７次时，解释代表被他搅得实在心烦，就赌气地用“打台湾！”与战俘对攻。而那战俘一听不对，就改口说“守台湾！”。这样一来一去又顶了１９次。把在场的人都给逗笑了。
两次解释后，中方就借故停止解释。以避免出现更难看的结果。此后几个月里只进行了三几次解释就再也不搞了。整个中朝方转入声势浩大的宣传控诉活动，为自己的失败打掩护。１２０天解释完毕时，仅有４４０多人接受遣返。其中不乏事先潜伏的特务人员。而余下一万四千余人中，除了少数选择去印度或瑞士定居以外，其余全部去了台湾。
全世界都看到了这历时数月的对抗局面。纽约时报用“红色滑铁卢”来称呼板门店旁边的“印度村”。文章指出：“共产党劝说战俘回国的努力持续得越久，板门店附近的“解释”帐篷区就越象是他们的滑铁卢。在这里，他们正遭遇着最丢脸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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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月１５日开始甄别解释。头两次解释完全证实了中共得预感：第一次解释５００人，只有１０人愿意回国；第二次解释 ４３０人，９人愿意回国。１９比９３０，占２%。再往下是个什么趋势，小学生也算得出来。各国媒体每天都有人在解释营地观察采访。这使得战俘的解释过程成 为一盘明棋。共产党方能看出结局，联军方面以及国际媒体当然也看得出。
“解释代表”们用超长时间对战俘重复相同意思的话语。是当时“解释帐篷”中多次出现的一景。据现场各方人员回忆，连续重复“父母/亲人等你回家”这个句型的最高纪录是三小时。那天有三个志愿军解释代表在场。他们对着一个战俘，或“独白”或“二重白”或三人“合白”，反反复复就是这几句话。数小时的心理煎熬，使接受“解释”的战俘不堪忍受。他焦躁不安，语无伦次，渗出了鼻血。那单调顽固的语音使不懂中文的“中立国代表”们也疲劳不堪。捷克与波兰代表打起了瞌睡。终于，在场的联合国军观察代表，美军上尉劳伦斯•菲尼根忍无可忍。他跳起来用汉语咆哮道：混蛋！这样不行！菲尼根的行为违规，面临被罚出帐篷的处置。但他的咆哮打断了那不人道的折磨进程。主持“解释”的印度主席听完菲尼根的申辩后表示赞同他的意见。他下令强行中止“解释”。这位战俘的磨难方告结束。
作为志愿军里的政工干部，解释代表们早已熟知志愿军官兵们怀乡思亲的情感。他们过去的工作之一就是批判这种情感，以防止官兵们因思念家人而影响士气。他们曾反复教育官兵们要“放下家庭包袱”、“抵制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抛弃反动封建的仁义孝道观念”等。然而今天他们的态度都转了一个１８０度的弯，比任何人都需要这些“反动封建的仁义孝道”。他们只恐“个人主义的家庭包袱”不够沉重，“反动的封建孝道”不够威严。他们巴不得对父母的思念愧疚之情早点压垮战俘们抗拒遣返的意志。
四、五个志愿军首长，用三、四个小时时间，使尽吃奶的力气去帮助一名战士想家。着实创下解放军思想政治工作史上一个极重要的里程碑。
反共志愿军战俘们心里很清楚，一旦松口答应回国无异于自投罗网。不但自己受罪，家人也必定受连累（已归国的数千志愿军战俘的悲惨遭遇已经提供了有力的历史证明）。但人心都是肉长的。谁都会想家，谁都牵挂爹娘。眼前这一声接一声的“父母盼着你回家”象针一样刺痛战俘们的心，令他们坐立不安。他们希望尽快结束这“解释”磨难。但主持解释的印方主席通常要征询解释代表的意见。只要解释代表说他还没有“解释”完，战俘就不能离开。
前首长们“忽然爱爹娘”，让战俘们怎么看怎么觉得别扭。太难适应了，战俘的脑子里始终摆脱不了首长们过去严肃教育大家“必须放下家庭包袱”的革命道理。一位被敲打得身心交惫的战俘带着几分恳求语气对解释代表说：“我已经放下家庭包袱，彻底抛弃反动封建仁义孝道观念了。这样行了吧？”。
解释代表用超长时间重复话语，是为了拖垮战俘。各国记者们每天统计单个战俘的平均解释时间。最短的为七十五分钟，最长的达到一百五十三分钟。
那份“金日成彭德怀告被俘人员书”，本来已通过高音喇叭向全体战俘营区广播过多次。每天被带出营区到解释区接受解释的战俘们集中在等候区等候传唤。而等候区旁边也安着志愿军方面广播喇叭，一遍又一遍地向战俘广播。按理说，“个别解释”开始后完全可以不必再读这份文件。但解释代表却坚持要再宣读。读就读吧。那文件总共不到五百字，以正常速度朗读两分钟即可读完。但这些嘴头功夫高强的志愿军政治干部们竟能颠来倒去把它读到二十分钟以上。
在解释过程中，几乎任何话语都可以被解释代表N遍地重复。１１月４日，有位战俘在解释代表的追问下已经回答了一百多次的“我要去台湾”。但解释代表仍然问：“你到底要去哪里？”。战俘被气得发昏。在场的各国人士谁也无法理解这位共军政委到底犯了什么病。
战俘们若开口反驳，解释代表就说“不许你讲话”。战俘捂耳朵唱歌等不听解释，解释代表就扬言“你不听，我就要讲一天，讲一个月”。当战俘疲惫消沉下来，减少叫骂对抗的时候，解释代表就认为“有希望”了。这一来更要拉长时间“再接再励”。此时帐篷外机动替补的解释代表还会被追加进来以“加大力度”。深陷挫折的解释代表们太想“出成果”了，急得要抓狂，硬是想把任何百分之零点零零一的“希望”变成百分之百的成功。
中立国的瑞士或瑞典代表频繁抗议解释代表长时间折磨战俘的不人道行为。他们多次以退席强行中止解释（按协议规定，必须有五国委员同时在场才能进行解释）。１１月４日，中遣会的主席蒂玛雅将军也看不下眼了。他谴责道：“简直越来越不像话了。非阻止不可”。他一口气下令中止了六个帐篷里的疲劳解释。但志愿军解释代表毫无愧疚之意。他们振振有词地辩称：“解释规则并没有规定时限”。“没有规定时限”就等于可以无节制地纠缠折磨战俘，这就他们的逻辑。至于这逻辑是否损害道义形象，他们不在乎。
有位战俘坐在那里叫了整整一上午的“回台湾”。临到午饭时间时，解释代表仍不情愿放战俘走，说他的“解释”还没完，要印方把战俘看押起来，下午还要继续“解释”。
“长时间高强度”的疲劳轰炸策略由中方负责人乔冠华亲自布置。更高一层的决策者应该是李克农或者周恩来。１９５４年２月，乔冠华、杜平的朝语翻译李春邦（Lee Chun Bong）越过板门店分界线向联军投诚。他向世人公开了中朝共方的一些幕后活动的情况。据他说，当１０月１５日第一次解释结果比预期还要糟糕时，乔冠华立即召集会议向各解释组施加压力。乔要代表们在解释中加强政治攻势。特别要求在解释中使用“台湾很快要解放”、“蒋帮就要完蛋”等一类带有威胁性的用语去打击战俘的信心。他同时要求各组把解释时间拉长，可以拉长到四小时（！）以上。这些恶性的措施甚至激起参与密谋的波兰和捷克代表的反对。他们指出“解放台湾、消灭蒋匪”一类用语违反了解释规则，会造成解释代表被驱逐出场的后果。而部分志愿军解释代表也想不通，他们尤其不赞成数小时解释这种对他们说来非常吃力、招人厌恶甚至可能遭到战俘暴打的做法。但乔冠华坚定推行。那些想不通的解释代表遭到乔的严厉批评，被责令作检讨。在乔的压力之下，各解释组只好加大力度，不择手段地威胁、哄骗和折磨战俘。于是出现了上述连问一百多遍“你到底要去那里？”这种神经病式的“解释”。
有个解释代表越说越狠，刹不住车竟说出“台湾已经解放”的傻话来。被志愿军战俘们及媒体界传为笑谈。隔了几十年后，贺明对此出洋相的难堪感觉依然鲜明。他专门在其书中提起此事，并企图以“翻译捣鬼”来解嘲。真是越抹越黑。“翻译捣鬼”只能影响洋人。现场听解释的志愿军战俘也听到了这句话，而他只懂得中国话，与翻译何干？
战俘们离开家乡的时间，充其量也就两、三年。就这么短的时间，也让解释代表们觉得有机可乘。他们还象以前在部队里那样糊弄人。他们大咧咧地吹嘘“祖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什么“祖国农民耕地都不用牛，用上拖拉机康拜因了”、“治理淮河工程的土方能绕地球好几圈”、“新中国已经成为最大工业国”、“祖国医学发明的人造眼给你装上去，能看五十公尺远”等等。这类拙劣宣传本来就是引起志愿军战俘厌恶，导致抗拒遣返的因素之一。搬到解释帐篷里来重演怎么会有好结果？
大部分志愿军战俘是中国农民，堪称学识浅陋。但他们居然也拉开架势与昔日的“首长”辩论一番“主义”。有个解释代表很不屑地问一个满身土气的战俘说：你也晓得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是哪“三民”，你知道吗？这战俘果然答不出来。但他会变通。他有着实实在在的理由藐视这位喝过墨水的前首长。他沉思片刻说：“怎么不知道？第一人民有饭吃。第二人民走路不要路条。第三人民思想有自由。这三条，你们共匪有吗？”这自编的“三民”主义固然是笑话，但这笑话所爆发出的震撼力反而令解释代表难以应对。因为它是战俘自身所经历苦难的总结。他的“三民主义”是他内心的追求。标准答案反倒不具备这等分量。
还有位战俘模仿解释代表N遍重复话语的做法，不断地喊叫“回台湾！”去干扰解释代表的讲话。叫一次就在心里数一次数。叫到第１３７次时，解释代表被他搅得实在心烦，就赌气地用“打台湾！”与战俘对攻。而那战俘一听不对，就改口说“守台湾！”。这样一来一去又顶了１９次。把在场的人都给逗笑了。
两次解释后，中方就借故停止解释。以避免出现更难看的结果。此后几个月里只进行了三几次解释就再也不搞了。整个中朝方转入声势浩大的宣传控诉活动，为自己的失败打掩护。１２０天解释完毕时，仅有４４０多人接受遣返。其中不乏事先潜伏的特务人员。而余下一万四千余人中，除了少数选择去印度或瑞士定居以外，其余全部去了台湾。
全世界都看到了这历时数月的对抗局面。纽约时报用“红色滑铁卢”来称呼板门店旁边的“印度村”。文章指出：“共产党劝说战俘回国的努力持续得越久，板门店附近的“解释”帐篷区就越象是他们的滑铁卢。在这里，他们正遭遇着最丢脸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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