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抄写《延安讲话》者的回应

两位抄写《延安讲话》者的回应

 

 

叶兆言的回应

 

作家出版社寄了一千块现金，要没头没脑抄一段。选择一，把钱用了，不理它。选择二，去邮局退钱，这事太麻烦。第三，不就是抄一段吗。你会如何选择呢，让网友一骂，有些后悔。不是把这事当回事，是太不当回事

 确实有些丢人，黄泥巴掉在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
              
吃 苍蝇的感觉很不好，对于”讲话”，自小没什么好感。我为自己的不当回事深深懊悔，有些事不能不当回事。在抄写时，写到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为人民大众，既觉得 好笑，又觉得庆幸，今天似乎已没有这些词汇了。我以为它已经不能再伤害我们，但是事实显然不是，这个纸老虎仍然狠狠地刺痛了我。

 

 

 

 

 

周国平的回应

 

             纪念《讲话》时我纪念什么？

     昨天读到一位好友的信，对我参与手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事严词责问，向我要一个解释。接着，其他朋友的同样责问纷纷来到，一律表示疑惑和震惊。此时，我才意识到我做了一件多么糊涂的事。

    我几乎已经忘记这件事了。两三个月前，收到作家出版社的信函，约请我手抄《讲话》中的一页，专用的稿纸也一并寄达。当时略觉诧异，直觉告诉我，此事不该我 做。但是，遗憾的是，这次我没有听从我的直觉，而是顾及了情面。我想，该社的人我熟识，手抄一页书也说明不了什么，让抄就抄吧。我还想，从我的角度来说， 我也有纪念《讲话》的理由，就是它在我的成长岁月里曾经起过重大的作用。

    我找出了我在北大上学时的诗歌习作册，扉页上抄录的正是《讲话》中的一段文字：“那么，马克思主义就不破坏创作情绪了吗？要破坏的，它决定地要破坏那些封 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式的、颓废的、悲观的以及其他种种非人民大众非无产阶级的创 作情绪。”当时的感觉是，这段话简直是我的一面镜子，照出了我的真面目，所列举的情绪，从“小资产阶级的”开始，我几乎占全了。事实上，那个诗歌册之前， 我还写过许多诗，但大多销毁了，只把自己觉得在创作情绪上还算“健康”的保留下来，誊抄在了这个本子上。那已是文革开始的时候，我决心按照毛的教导来破坏 自己的一切不“健康”的创作情绪。

，但大多销毁了，只把自己觉得在创作情绪上还 算“健康”的保留下来，誊抄在了这个本子上。那已是文革开始的时候，我决心按照毛的教导来破坏自己的一切不“健康”的创作情绪。 不过，我内心仍十分矛盾。一方面，在那个政治高压的年代，知识分子改造是不容置疑的律令，而当我发现我有如此多的不“健康”情绪时，便深感我的改造之必要 和艰难。另一方面，正是这些不“健康”的情绪使我顾影自怜，觉得自己毕竟比周围许多同学心灵丰富。《讲话》中还有一句话是我当时经常重温的：“他们的灵魂 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我强烈感觉到这句话也是在说我，击中了我的要害，同时又因此充满了忧虑和疑惑：如果我的灵魂深处没有了这个“小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我还是我吗？我一方面似乎愿意按照毛的指引改造自己，另一方面恰恰害怕自己真的被彻底改造了。 也许正因为《讲话》触到了我的痛处，其实也是触到了一般文艺知识分子的痛处，在全部毛选中，这篇文章是我反复阅读因而读得最多的。现在我当然已经明白，当 年我在读《讲话》时发生的内心斗争，实际上是我的被压抑的精神本能寻求突围的曲折表现。我在2004年出版的《岁月与性情》中如此反思：“在中国当时的政 治语境中，知识分子是有原罪的，真

    不过，我内心仍十分矛盾。一方面，在那个政治高压的年代，知识分子改造是不容置疑的律令，而当我发现我有如此多的不“健康”情绪时，便深感我的改造之必要 和艰难。另一方面，正是这些不“健康”的情绪使我顾影自怜，觉得自己毕竟比周围许多同学心灵丰富。《讲话》中还有一句话是我当时经常重温的：“他们的灵魂 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我强烈感觉到这句话也是在说我，击中了我的要害，同时又因此充满了忧虑和疑惑：如果我的灵魂深处没有了这个“小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我还是我吗？我一方面似乎愿意按照毛的指引改造自己，另一方面恰恰害怕自己真的被彻底改造了。

    也许正因为《讲话》触到了我的痛处，其实也是触到了一般文艺知识分子的痛处，在全部毛选中，这篇文章是我反复阅读因而读得最多的。现在我当然已经明白，当 年我在读《讲话》时发生的内心斗争，实际上是我的被压抑的精神本能寻求突围的曲折表现。我在2004年出版的《岁月与性情》中如此反思：“在中国当时的政 治语境中，知识分子是有原罪的，真正被判为原罪的正是这种精神本能，而所谓思想改造就是与之进行斗争的漫长过程，改造的成效则体现在能否成功地将它削弱乃 至扼杀。回头想一想，多少人把一生中最好的时光耗费在与自己的精神本能作斗争上了，而他们本来是应该让它结出创造的果实的。”毫无疑问，这里说的“多少 人”首先包括我自己。

    如此看来，在纪念《讲话》时，我纪念的是自己的一段心路历程。那么，通过参与手抄活动能否表达我的纪念呢？显然不能，反而是把它遮蔽和扭曲了。这就是我的糊涂之处。所以，我觉得我必须向人们说明，此纪念非彼纪念，现在我对《讲话》的认识以我的反思为准。

 

                                                        周国平

                                                        2012年5月23日